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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地产界“名嘴”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联合其他18家房地产开发商共同发起了国内首个房地产电子商务联盟，准备将“定价权”交给购房者。面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寒冬”局势，此语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红旗下的蛋”
任志强任职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并且只是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管理下的一家国企，按照级别划分，作为老总的任志强也仅仅是个“处级干部”，相当于中石油的一个小科长，任志强70多万的年薪，甚至比不上京城媒体老总一年的薪水。他在北京有3套房产，其中一套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这样的任志强一度被公众认为是“为富不仁”、“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奸商。
任志强对国企的身份非常在意，因为他也是“红旗下的蛋”。
任志强出生在一个红色高干家庭。他每个周末都会去陪母亲，周日一大家子在母亲家聚会已经成了惯例。任志强曾把母亲叫做“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说她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世界里，到现在仍然坚信。今年母亲节，任志强带着母亲去酒店吃饭，90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身着蓝灰色调的老式外套，胸前别着一只带着党旗的徽章，任志强在微博中写下“惭愧啊”3个字。
1969年春节前夕，17岁的任志强到了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这也是王岐山插队的地方。潘石屹曾在微博中爆料，“领导说，那时任志强小，我带他一起上山下乡去的。”这位领导就是王岐山。任志强却调侃：“毛主席让去的，不是他。不就是个学长吗？升了官还是个副的，在我眼中仍然是个辅导员，这个‘员’可比‘长’更值钱啊！”
下乡8个月之后，任志强在济南军区参军了，同去的都是李先念老部下的孩子们。“你父亲是谁啊？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
从军人到商人
“文革”结束后，恢复生产，邓小平做出了裁军100万的决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公检法系统人员紧缺，吸纳了大批转业军人。任志强却不愿意进入公检法，他说，“我喜欢抗上，容易和上级对着干，所以提出要复员。”
经历过“文革”，老干部们觉得领导的孩子比较可靠，有相当一批高干子弟进入中南海做了领导秘书。任志强认为自己“不适合在那套体系里工作，我从没想过从政”。
因此他回到北京，等待组织解决复员，在此期间也没有闲着。多年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运动几乎使中国的私人企业绝迹，大批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就业成了大问题，为此政府成立了青年服务社。“算是集体企业，我就去那帮忙了”。
1984年年初，政府派出各种工作组，对非国营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任志强决定不干了。“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反感这种‘运动式’的东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志强去了华远做总经理， 这是一个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去就给了个当年完成70万利润的任务，到了年底，我们盈利69万，还差1万完成任务。”公司罚了任志强200元，给3个骨干发了5.9万元的奖金。“当时我们把这钱给分了，后来却把我当贪污犯给抓起来了。”1985年任志强入狱一年，这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能随便侵吞国有资产”。
为华远集团工作了30年，60岁的任志强今年4月辞去了集团总裁的职务，大家都以为世道不好，连任志强都不干地产了，要做逃兵。其实任志强是被解放了，可不再为集团琐事烦扰，安心做着下属公司华远地产的老总，一心一意做房地产，“免职后再也不用受因私出国限制，多了一份自由”。
“抗上”任志强
2002年底，北京工商联合出版社收到一份书稿，作者名叫任志强，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任人评说》。
当时任志强已是业内闻名的“任大炮”，以“敢言”著称，但远未达到如今的“名声”，因此他请来了曾经担任过住建部部长的俞正声为他作序，以壮声势。任志强如此描述他与俞正声的结缘，“首先来自于结怨。1998年的房改政策出台之后，中国房地产协会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知道部长坐在台上，在主题发言中我不断‘攻击’23号文件中经济适用房政策的非市场化，并且提出了推行住房市场化应同时建立保障性住房体制的问题。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啊！”
任志强说他喜欢“抗上”，许小年觉得那是因为他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正义感。2003年，中国政府刚刚完成换届，开始遏止过热的经济态势，“宏观调控”从那时起成为颇为流行的热门词，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企业大举推进，这被视为“政府干预”的肇始。第二年，调控的矛头逐渐指向房地产业，民间普遍认为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引发房价的高涨，因此将房价太高归罪于房地产商。此种言论激起了任志强的斗志，他发誓，“一定要让世人弄清楚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任志强四处奔走，在他的策划下，一家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REICO工作室成立了，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研究。2005年3月，在“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任志强发表了著名的“只为富人盖房子”的言论，这使他一夜成名。
“我的言论之所以经常被误解，只是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不是把同情心放在前面而是把竞争和效率放在前面，在争论中我更加倾向于讨论效率与公平。这原本是统一的问题，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对立的问题？没有效率，哪来的公平？”
任志强曾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我没有能力推动变革，只能管好自己的乌托邦。但我希望能影响更多人推动改革，也许会失败，但至少不让自己因为什么都没努力而后悔。”
“红旗下的蛋”
任志强任职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并且只是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管理下的一家国企，按照级别划分，作为老总的任志强也仅仅是个“处级干部”，相当于中石油的一个小科长，任志强70多万的年薪，甚至比不上京城媒体老总一年的薪水。他在北京有3套房产，其中一套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这样的任志强一度被公众认为是“为富不仁”、“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奸商。
任志强对国企的身份非常在意，因为他也是“红旗下的蛋”。
任志强出生在一个红色高干家庭。他每个周末都会去陪母亲，周日一大家子在母亲家聚会已经成了惯例。任志强曾把母亲叫做“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说她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世界里，到现在仍然坚信。今年母亲节，任志强带着母亲去酒店吃饭，90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身着蓝灰色调的老式外套，胸前别着一只带着党旗的徽章，任志强在微博中写下“惭愧啊”3个字。
1969年春节前夕，17岁的任志强到了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这也是王岐山插队的地方。潘石屹曾在微博中爆料，“领导说，那时任志强小，我带他一起上山下乡去的。”这位领导就是王岐山。任志强却调侃：“毛主席让去的，不是他。不就是个学长吗？升了官还是个副的，在我眼中仍然是个辅导员，这个‘员’可比‘长’更值钱啊！”
下乡8个月之后，任志强在济南军区参军了，同去的都是李先念老部下的孩子们。“你父亲是谁啊？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
从军人到商人
“文革”结束后，恢复生产，邓小平做出了裁军100万的决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公检法系统人员紧缺，吸纳了大批转业军人。任志强却不愿意进入公检法，他说，“我喜欢抗上，容易和上级对着干，所以提出要复员。”
经历过“文革”，老干部们觉得领导的孩子比较可靠，有相当一批高干子弟进入中南海做了领导秘书。任志强认为自己“不适合在那套体系里工作，我从没想过从政”。
因此他回到北京，等待组织解决复员，在此期间也没有闲着。多年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运动几乎使中国的私人企业绝迹，大批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就业成了大问题，为此政府成立了青年服务社。“算是集体企业，我就去那帮忙了”。
1984年年初，政府派出各种工作组，对非国营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任志强决定不干了。“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反感这种‘运动式’的东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志强去了华远做总经理， 这是一个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去就给了个当年完成70万利润的任务，到了年底，我们盈利69万，还差1万完成任务。”公司罚了任志强200元，给3个骨干发了5.9万元的奖金。“当时我们把这钱给分了，后来却把我当贪污犯给抓起来了。”1985年任志强入狱一年，这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能随便侵吞国有资产”。
为华远集团工作了30年，60岁的任志强今年4月辞去了集团总裁的职务，大家都以为世道不好，连任志强都不干地产了，要做逃兵。其实任志强是被解放了，可不再为集团琐事烦扰，安心做着下属公司华远地产的老总，一心一意做房地产，“免职后再也不用受因私出国限制，多了一份自由”。
“抗上”任志强
2002年底，北京工商联合出版社收到一份书稿，作者名叫任志强，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任人评说》。
当时任志强已是业内闻名的“任大炮”，以“敢言”著称，但远未达到如今的“名声”，因此他请来了曾经担任过住建部部长的俞正声为他作序，以壮声势。任志强如此描述他与俞正声的结缘，“首先来自于结怨。1998年的房改政策出台之后，中国房地产协会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知道部长坐在台上，在主题发言中我不断‘攻击’23号文件中经济适用房政策的非市场化，并且提出了推行住房市场化应同时建立保障性住房体制的问题。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啊！”
任志强说他喜欢“抗上”，许小年觉得那是因为他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正义感。2003年，中国政府刚刚完成换届，开始遏止过热的经济态势，“宏观调控”从那时起成为颇为流行的热门词，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企业大举推进，这被视为“政府干预”的肇始。第二年，调控的矛头逐渐指向房地产业，民间普遍认为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引发房价的高涨，因此将房价太高归罪于房地产商。此种言论激起了任志强的斗志，他发誓，“一定要让世人弄清楚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任志强四处奔走，在他的策划下，一家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REICO工作室成立了，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研究。2005年3月，在“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任志强发表了著名的“只为富人盖房子”的言论，这使他一夜成名。
“我的言论之所以经常被误解，只是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不是把同情心放在前面而是把竞争和效率放在前面，在争论中我更加倾向于讨论效率与公平。这原本是统一的问题，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对立的问题？没有效率，哪来的公平？”
任志强曾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我没有能力推动变革，只能管好自己的乌托邦。但我希望能影响更多人推动改革，也许会失败，但至少不让自己因为什么都没努力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