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弯。在此之前，岳敏君的作品被认为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而这一次他选择用“笑脸泼皮”表达西方文明
　　
　　直到现在，岳敏君只要身在北京，每天都会到工作室去。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上班时间。
　　这座占地数亩的工作室位于宋庄的一条巷子里，有着低调难找的铁门和硕大的花园。与镇子上缺乏荫凉的主路不同，工作室连接的庭院草木葱茏。草坪的尽头有几个人围着桌子聊天。采访岳敏君当天，他有个家庭聚会，岳敏君的助手像管家一样带着客人从走廊穿过。岳敏君夹着雪茄出现在门口。
　　
　　转向西方文明的“算计”
　　
　　工作室的四面墙壁摆满了已完成的作品，地上堆着书和资料，其中有字帖，也有盗版的《恐龙研究》。岳敏君坐在一圈自己的作品中间，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他是这间房子的主人。画面上的人物几乎是他夸张的自画像。他创造的经典的“傻笑人”使劲咧着大嘴露出白牙，炫耀着自己头脑空空的狂喜。如果岳敏君也咧起嘴，那些油画就像哈哈镜一样立在他的对面。
　　这些被赋予“玩世”“泼皮”意义的笑脸已经将近20岁，但是岳敏君仍然计划将他们延续下去。不但如此，他还将大笑的人变成了“神”。在佩斯北京画廊开幕的新展览上，岳敏君用这些“大笑人”呈现了一组他理解中的基督。
　　这个想法缘自，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岳敏君发现身边的朋友中声称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这样的现象感到好奇。“我不是出于信教的目的，是想以一种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一下。”岳敏君回忆这么做的初衷。
　　那之后不久恰是北京奥运会在开幕式表演中，那首传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奥林匹克颂歌》又一次提醒了他。合唱队唱着，“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在这大地穹苍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
　　“当时给我的启示很大。我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不管我们怎样想参与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已经被某一种文化限定到一个区域里了。比如奥运会是在基督教文化里产生的一个东西。我们在积极参与的时候是不是明白这个西方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岳敏君说。
　　奥运会后没过多久，一位朋友送给岳敏君一本《基督的故事》。当时他正巧准备休假，这本书被他当作一半研究一半消遣的读物。
　　在那之后，他决定画一画他理解中的基督一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弯。在此之前，岳敏君的作品被认为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那些“泼皮”和“玩世”的笑脸都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嘲讽或反抗。而这一次他选择用同样的笑脸来表达西方文明。
　　而这样的转折显得刻意、做作甚至无从解释。
　　虽然有人质疑，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了一个聪明且讨巧的办法——把“大笑人”直接放进画面。比如，他让那个人们熟知的浑身粉红、动作滑稽、笑容夸张的“泼皮”顶上一个荆棘冠。这幅画就成了《头戴荆棘冠的基督》。与此同时，他避开了那些诸如“最后的晚餐”之类人们熟知的画面。这样既保持了“岳敏君出品”的标签又成就了一组“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新作。
　　但在岳敏君自己看来，把“大笑人”继续用于新作并非基于如此精心的算计，而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他说，“当你没有下一个主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笑脸是不是该结束了，可是有了新的主题，又会逼着你回来，有一种无法停止的感觉。”
　　
　　命运随波逐流
　　
　　那个既嘲讽又无聊、含义暧昧的笑脸被创造之初，岳敏君没有现在这些顾忌。
　　那时，这个笑脸只是画布上一个无人问津、毫无价值的图案。1990年代初，岳敏君在圆明园创造了这个日后的经典符号。同时，画家方力钧也画出了日后暴得大名的光头。批评家栗宪庭把这两位艺术家以及杨少斌、刘炜共同评价为“玩世现实主义”推向国际舞台。
　　当时尚且年轻的自由艺术家还没有如今这样的国际野心。他们画面上那些无聊、泼皮却深藏心机的头像几乎就是当时画家自己的写照。
　　与方力钧一心离开体制、甘做“野狗”寻求自由的状态有些不同，岳敏君成为自由艺术家更多有随波逐流的无奈。十岁时，他随调动工作的父母由大庆搬到北京，像大多数北京孩子一样安稳地上学。18岁时，靠着家人在油田系统的关系被华北石油设计研究院聘为电工。因为有些写写画画的技能，被抽调到局工会工作半年。但是这样的调动惹怒了原单位的领导，将他发配做采油工人。对采油一窍不通的岳敏君开始觉得必须从这里逃离。
　　他复习一年，报考大学。浙江美院和北京电影学院都是他的心仪目标。但是热门学校的录取信寄到偏僻的炼油厂总会稍晚一些。在这些学校的通知书到达之前，河北师大的信先到了。急于摆脱现状又对自己缺乏自信的岳敏君接受了这所名气不大的学校。好在他可以带着每月50元的工资重做学生。
　　时值“八五美术新潮”最热闹的年份，学校保守的教学和外界前卫求变的潮流格格不入，岳敏君在两股势力中间寻求适应。大学生活乏善可陈。但是作为1989年的毕业生，工作注定不太好找，他再次顺从命运到天津教书。呆板重复的生活和特殊年份不断学习文件的要求让岳敏君彻底厌倦。1991年春节，岳敏君到圆明园附近的医院探望病人，偶然发现居住在圆明园的自由画家。从那之后他辞去工作搬到这里。“那时候我也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思考，觉得画画肯定要与自己心理的感觉相吻合，当务之急就是要画一些我所感受到的社会给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多年之后，他这样回忆。
　　1990年代初，所有硬对抗都转化以嘲讽的形式出现，玩世不恭和泼皮的笑脸确实成为那个年代最直接最通俗的写照。1992年底，收藏家张颂仁以每张1500元美金的价格买走岳敏君两幅作品。在海外展览中，西方媒体和评论界开始从这些画面中揣度中国社会变迁和政治风景，“大笑人”开始走向国际。
　　
　　“我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对笑脸系列肯定怀疑过，考虑是不是该停了。很多人也说我在重复，而且时代变了，那些玩世泼皮的笑脸不再有效果了。”岳敏君认为，“但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只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表面变化，根儿上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
　　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身价暴涨之后，批评质疑岳敏君重复自我的声音越发响亮，但是他仍然在继续。当然，聪明的岳敏君在保持笑脸系列的同时也在开发着“新产品”。
　　早在1996年，岳敏君就开始尝试《场景》系列。他将《开国大典》《飞夺泸定桥》《攻占总统府》等经典革命绘画中的人物清空，只留下原作的背景。空空如也的天安门城楼依然喜气扬扬、破损的泸定桥也仍旧硝烟弥漫，但全都不见主角的踪影。荒诞的气质被巧妙地衬托出来。曾经的教化和英雄主义的主角此时都像临时缺席的群众演员。
　　如果说，这个系列仍能找到与中国现实、历史的联系，那么他同时期实验的《迷宫》系列似乎更加难以归类。岳敏君用圆形迷宫作为背景，把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元素点缀其中、将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场景植入迷宫的形式、甚至在迷宫中埋伏进童稚化的恐怖分子形象。这些名为《寻找中国艺术》或《寻找恐怖分子》的作品成为了一个个无法阐释具体意义的谜题。批评家黄笃认为，“迷宫系列正好是傻笑人系列的大脑结构。”
　　岳敏君笑笑说，“批评家说得也很对。其实我的初衷是，儿童的迷宫是大人给孩子们设计玩的。那么是不是神和更高智慧的人也有权利给我们的生活进行设计，才让现代人有一种找不到出口的精神状态？”
　　有时候，岳敏君特意把笑脸和其他系列的作品并置在自己庞大的工作室里。“我也想弄清楚自己这几条不同的线索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呢？”
　　一直没有搁置的“笑脸”和日后生发出的其他系列的实验，让岳敏君在二者之间得以平衡。一边是功成名就和商业利益，另一边是“不断探求新语言”的圈内好评。似乎，岳敏君并不像他画中的那个傻笑人一样大脑空空如也。他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岳敏君的好友、批评家杨卫曾评价说，“其他人还每天都在喝酒、玩的状态，岳敏君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制定自己艺术创作的过程，而且每天工作好多个小时。这样他就捷足先登，比我们更有条件和可能性。”
　　对于这些评价，岳敏君却像一个“标准”的艺术家一样笑笑说，“他们说我有计划每天都工作，实际上是因为我必须有点孤独感才会有感觉。我想，我创作不同系列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精神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