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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为文本,运用成长小说相关理论,通过分析这三部作品中女主人公认识自我,寻找和建构个人身份的历程,解读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并进一步分析了莫里森对美国黑人女性成长所作的探讨。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 自我身份 黑人女性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0)05-0081-04
成长是美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成长主题和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迭出,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上也方兴未艾。随着20世纪黑人文学和黑人文化运动的兴起,美国黑人文学也开始发展壮大,其间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成长小说,其普遍主题就是关注黑人青少年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透视他们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下认识和建构自我文化身份。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每个黑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关系到整个黑人民族的发展和未来。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她的作品一直以表现和探索美国黑人的历史和命运而享誉文坛,致力于展现,充满困惑的人物在扭曲和阻止其探寻自我的社会中寻求和发现自我与文化财富”。在她迄今创作的八部作品中,女性人物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莫里森正是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黑人视野关注到了文学史上曾一度被男性作家所忽视或冷漠的主题——美国黑人女性的成长,并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考察美国黑人女性的独特遭遇,揭示了她们在异质文化环境下认识自我,寻找和确立个人身份的心路历程。从《最蓝的眼睛》(1970)里的佩科拉到《秀拉》(1973)中的秀拉,再到《所罗门之歌》(1977)中的派拉特,莫里森向读者完整地展现了黑人女性从“迷失自我”到“彰显自我”的成长之路。
一、迷失自我的佩科拉
《最蓝的眼睛》是托妮·莫里森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标志着莫里森笔下黑人女性成长的起点。该小说史无前例地以黑人未成年人为故事的主角,讲述了黑人女孩佩科拉因嫌弃自己相貌丑陋而迷恋上“蓝眼睛”,最终走向精神疯狂的悲剧故事。表面上小说是关于“眼睛”的故事,实际上却涉及到“自我”这一深层次主题,∞莫里森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审视了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女性的迷失、分裂与自我否定。
佩科拉生活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白人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她周围的黑人包括她的母亲已经被“漂白”,他们逐渐漠视本民族文化传统,转而崇尚白人文化所宣扬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他们对浅肤色的女孩子喜爱有加,却鄙视厌恶深肤色的女孩子。因此拥有较深肤色的佩科拉经常受到邻居的歧视、同学的奚落甚至母亲的冷落。当个体进入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明显增强,她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品质高度关注,对于他人给予的评价也非常敏感和关注,并通过分析这些评价来认识自己,从而促使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因此,即使是一句随意的评价,也会引起她们内心极大的情绪波动和应激反应,甚至对自我评价发生动摇。12岁的佩科拉从众人的厌恶冷漠中隐约感觉到了自己相貌的丑陋,对自我产生了怀疑。她顾镜自盼,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镜子在文学创作里通常被当作反映社会和生活的工具,“人都需要自我的确认来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而在社会的镜子里看不到自我便意味着自我无所归属”。佩科拉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否定的影像,这一否定源于白人强势文化的浸染以及她自身黑人文化意识的残缺。
她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自己丑陋的秘密。“她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邻居们眼里所流露出的厌恶的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她而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而来的……如果她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也就是说美丽的话,她自己就会不一样了”。佩科拉将自己的丑陋归咎于自己的皮肤和眼睛,渴望能拥有和白人一样的白皮肤和蓝眼睛。在美国社会,白人依靠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把白人女性的外貌特征如“白皮肤”和“蓝眼睛”等定义为所有女性美的象征,而佩科拉又盲目将此种审美观内化,这种内化将佩科拉置于身份认同的困境。对于黑人青少年来说,肤色是他们文化身份或者种族身份的一个显著外在标志,对黑皮肤的厌恶,实际上就是对自身黑人身份的鄙视和抛弃;蓝眼睛实际上代表着佩科拉渴望拥有的身份,选择了蓝眼睛就意味着她彻底接受了白人的文化意识,以白人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其结果必然导致主体性的丧失,陷入更深的认同危机。
生活在白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佩科拉完全依赖于白人的审美标准以及外界环境来确定自我身份,实现自我价值,完全忽略和淡漠了自身的特质和美感,这不仅加深了她对自我的否定,使她无法树立起黑人女性应有的自信和自尊,而最终陷入自我迷失的深渊。
二、放逐自我的秀拉
莫里森第二部作品《秀拉》在一定程度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它不仅描写了黑人女性的童年,而且将之延伸到她们的成年。小说的女主角秀拉,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佩科拉的无知困惑,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不再盲目接受白人价值观,不再靠外界的认同来确定自我身份,但她过于追求个性独立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彻底背叛摒弃黑人传统,甘心过着与整个黑人社区相对立的自我放逐的生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秀拉就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努力去寻找黑人女性真实的自我。她对自我身份的寻找是通过她与社区、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这些人从正面或者反面影响着秀拉的性格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外婆的独立和坚强,使她在童年时期就养形成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意识,使得她在面对白人男孩子的欺辱时,没有躲避,而是选择了削破手指来震慑。在好朋友奈儿身上秀拉找到了认同,在与她一起“注意社区的漂亮黑人小伙子,一起挖掘‘男人’这个新话题”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她还意识到作为黑人,作为女性,靠外界的认同来确认自身的价值的困难性,因为她和奈儿发现“她们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儿,她们只能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东西”;她们还一起完成了象征摆脱女性传统身份的结盟仪式。
这一时期的两次“顿悟”还对秀拉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秀拉选择自我放逐式生活也起因于这两次“顿悟”。顿悟是一种突发的精神现象;通过顿悟,主人公对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和事物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知。秀拉的第二次“顿悟”是她偷听到母亲和邻居们的交谈“我爱秀拉,但我根本不喜欢她”。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秀拉开始意识到她最可依赖的母亲也是不可靠的,她割裂她们的母女之情。黑人母亲是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割裂了同母亲的关系就隐喻着对剪断了黑人传统文 化的脐带,她于是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孤儿。秀拉的第一次“顿悟”是她意外将邻居男孩甩进河里淹死,这使她发现到自己也是靠不住的。经过这两次顿悟,秀拉明白了“不能依靠任何人,甚至不能依靠自己,她变得没有了中心,没有了生长点,她要过一种试验性的生活”。
在外漂泊10年仍未实现自我,秀拉重返家乡,开始了她的“试验性”生活。她蔑视传统,不守习俗,对社区的任何法规都不信奉,并选择把“自由的性爱”作为寻找自我和个性的手段。她不愿结婚生子,因为她“不愿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要创造自己”,“不想成为掩盖男人混乱不堪的衣服上的镶边,裙子的褶层”;“她尽可能频繁地与男人们上床,这是她发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的唯一去处”,在滥交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她迎接自己,她和她自己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传统的黑人美学,常用自然的繁殖功能来定义女性,并把女性看作是男性的性目标和被动的性工具,这实际上是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类型化建构。秀拉选择了颠覆这种类型化建构,努力摆脱性别主义规定下的性别角色,不让它们成为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的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这反映了她不肯陷入囿于家庭、泯灭自我的传统模式,而是试图打破性别的藩篱,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之外寻找和挖掘自我。从这一角度上讲,秀拉的自我建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她这种靠泛滥性关系来寻找个性独立和自我认同的“非道德”方式,使她得不到任何精神主体的成长,无法形成明确的自我主体意识。
秀拉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自我,但她采取的是一种摒弃一切、过于激进的方式,这使她背离了黑人文化传统,脱离了黑人社区之家,而抛开了黑人社区,就抛开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莫里森在《根:赖以生存的祖先》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不和我们的祖先保持联系,我们实际上就会迷失方向。当你杀了祖先就等于杀了你自己”。因此,脱离黑人文化传统去寻找自我,秀拉也就同时切断了她精神成长的养育性力量,无法建构起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自我,她的文化身份也会逐渐被消解和抹杀,最终只能在孤独和众叛亲离中枯萎死去。
三、彰显自我的派拉特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的第三部作品,这部作品被公认是一部关于黑人男性成长的小说,但莫里森也成功塑造了一位成熟黑人女性形象——派拉特,叙述了她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和秀拉一样,派拉特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她克服了秀拉身上的所有缺点,她始终珍视并守护着黑人文化传统,而且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善良博爱,这些使她能够找到、保持完整的自我,并且展现出独立、自信的自我。
从出生时起,她就有着不同寻常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母亲因难产而死,她自己摸索着钻出母体,身后拖着自己的脐带和胎盘”。12岁那年,父亲被人杀害,她用母亲的鼻烟盒打制了一个耳环,把父亲写下她名字的纸条装在里面,对母亲遗物的珍视和对父亲取名的认可,象征着她对黑人文化遗产的热爱,对家族历史的守护以及对自己黑人身份的认同。随后派拉特开始独自流浪,其间她屡遭挫折和失败。由于她没有肚脐眼,人们把她视为不祥之物,加以排斥,但她没有像《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那样对自我丧失信心,或者否定厌恶自我,而是“索性丢掉她学到的任何一种假象。花力气弄通她为什么要活、什么对她是有价值的问题。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悲伤,区别何在?活下去我需要知道些什么?世上的真实是何物?”认识自我通常是从确定自己的特点开始的,伴随着的是对“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及“我需要做什么?”等问题的思考。在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下,派拉特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但这也促使她去审视自我,进一步强化了她的自我意识,为她以后找到真正的自我铺平了道路。成年后的派拉特依然和童年时一样与父亲死去的灵魂交流,她对黑人歌谣的热爱、同自然的沟通以及神秘的巫术,无不与黑人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就连她嘴里总喜欢咀嚼干草树叶的习惯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阿历克斯哈利笔下的那位神秘特别的非洲老妇人尼奥博托。“文化记忆可以融入个人意识中作为个人身份确认的一种补充”,派拉特从未放弃过对家族和传统的热爱,这种热爱使她能够秉承和领悟博大精深的黑人文化,最终深入传统,成为黑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使她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随心所欲地享受个人自由,在被人排斥时不感到孤单,不心怀仇恨,不被狭隘的自我所困,使她能够找到并且保持完整的自我。
在《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正面引路人的形象在女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上都是缺失的,书中的黑人女性尚未走出自身成长的困境,根本无法胜任引路人的角色。但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成功塑造了派拉特这个正面引路人形象,她不仅找到了自我,还帮助主人公奶娃完成了精神成长,扩展了他自我探索的空间。她是第一个给奶娃讲述家族历史的人,在与她的交往中,奶娃认识到了她的思想高度“甚至无需离地,即可飞翔”,认同了派拉特的价值观,确立了个人意识和责任感,并在她的诱导下最终完成了文化寻根之旅,树立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获得了完整的身份。派拉特不仅引导奶娃回归了家族文化,而且还是黑人社区的守护者。她自己的母爱无限延伸,对人与人的关系常常怀着深切的关注;她为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极富同情心。她用自己的行动向社区其他黑人诠释着种族的博爱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和精神上对他们进行疗伤和救赎,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四、结语
黑人的历史是被忽视的历史,黑人女性的历史更是缺席和扭曲的历史。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通过其作品中再现了美国社会黑人女性的历史、命运,诠释了美国黑人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对自我主体意识的渴求,从而强烈地表现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存在的价值。从佩科拉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迷失自我,到秀拉摒弃黑人文化传统去寻找自我,再到派拉特所展现的独立、自信的自我,黑人女性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日趋成熟,并展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她们不仅找到和认识了自我,而且也让黑人男性更深刻地认识了她们,肯定了她们的力量,并进而了解了整个黑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提升了全体黑人的高,度,从而完成了她们自救与救人的过程。
通过书写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莫里森实现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不断修正与反复定义。她们自我意识的成长说明黑人女性要想获得自我,必须扎根于本民族肥沃的传统文化土壤,重建民族意识。黑人妇女是黑人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她们必须认可、回归自己的黑人文化身份,审视自身的内在要求、审美观和价值观,弘扬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各方面提高和完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最终确定自己在主流社会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80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3]MORRISON TONI,Tlle Bluest Eye[M],New York:WashingtonSquare Press,1970,39-
[4][[6][7][8][9][10][11]MORRISON TONI,sula[M],NewYork:Plume,1973,49,57,118—119,92,83,122,123
[5]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5
[12]MORRISON TONI,Rootedness: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M]∥MARIEVANS,Black women Writers(1950—1980)-A Critical Ex,amination,New York·Anchor Press,1984,339—345
[13][14][16]MORRISON TONI,Song 0f Solomon[M],New York:Knopf,1977,28,149,340
[15]DURRANT SAM,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J,M,Coetzee,Wilson Harris,and Toni Morrison[M],Albany: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14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 自我身份 黑人女性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0)05-0081-04
成长是美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成长主题和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迭出,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上也方兴未艾。随着20世纪黑人文学和黑人文化运动的兴起,美国黑人文学也开始发展壮大,其间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成长小说,其普遍主题就是关注黑人青少年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透视他们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下认识和建构自我文化身份。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每个黑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关系到整个黑人民族的发展和未来。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她的作品一直以表现和探索美国黑人的历史和命运而享誉文坛,致力于展现,充满困惑的人物在扭曲和阻止其探寻自我的社会中寻求和发现自我与文化财富”。在她迄今创作的八部作品中,女性人物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莫里森正是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黑人视野关注到了文学史上曾一度被男性作家所忽视或冷漠的主题——美国黑人女性的成长,并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考察美国黑人女性的独特遭遇,揭示了她们在异质文化环境下认识自我,寻找和确立个人身份的心路历程。从《最蓝的眼睛》(1970)里的佩科拉到《秀拉》(1973)中的秀拉,再到《所罗门之歌》(1977)中的派拉特,莫里森向读者完整地展现了黑人女性从“迷失自我”到“彰显自我”的成长之路。
一、迷失自我的佩科拉
《最蓝的眼睛》是托妮·莫里森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标志着莫里森笔下黑人女性成长的起点。该小说史无前例地以黑人未成年人为故事的主角,讲述了黑人女孩佩科拉因嫌弃自己相貌丑陋而迷恋上“蓝眼睛”,最终走向精神疯狂的悲剧故事。表面上小说是关于“眼睛”的故事,实际上却涉及到“自我”这一深层次主题,∞莫里森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审视了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女性的迷失、分裂与自我否定。
佩科拉生活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白人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她周围的黑人包括她的母亲已经被“漂白”,他们逐渐漠视本民族文化传统,转而崇尚白人文化所宣扬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他们对浅肤色的女孩子喜爱有加,却鄙视厌恶深肤色的女孩子。因此拥有较深肤色的佩科拉经常受到邻居的歧视、同学的奚落甚至母亲的冷落。当个体进入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明显增强,她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品质高度关注,对于他人给予的评价也非常敏感和关注,并通过分析这些评价来认识自己,从而促使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因此,即使是一句随意的评价,也会引起她们内心极大的情绪波动和应激反应,甚至对自我评价发生动摇。12岁的佩科拉从众人的厌恶冷漠中隐约感觉到了自己相貌的丑陋,对自我产生了怀疑。她顾镜自盼,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镜子在文学创作里通常被当作反映社会和生活的工具,“人都需要自我的确认来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而在社会的镜子里看不到自我便意味着自我无所归属”。佩科拉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否定的影像,这一否定源于白人强势文化的浸染以及她自身黑人文化意识的残缺。
她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自己丑陋的秘密。“她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邻居们眼里所流露出的厌恶的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她而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而来的……如果她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也就是说美丽的话,她自己就会不一样了”。佩科拉将自己的丑陋归咎于自己的皮肤和眼睛,渴望能拥有和白人一样的白皮肤和蓝眼睛。在美国社会,白人依靠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把白人女性的外貌特征如“白皮肤”和“蓝眼睛”等定义为所有女性美的象征,而佩科拉又盲目将此种审美观内化,这种内化将佩科拉置于身份认同的困境。对于黑人青少年来说,肤色是他们文化身份或者种族身份的一个显著外在标志,对黑皮肤的厌恶,实际上就是对自身黑人身份的鄙视和抛弃;蓝眼睛实际上代表着佩科拉渴望拥有的身份,选择了蓝眼睛就意味着她彻底接受了白人的文化意识,以白人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其结果必然导致主体性的丧失,陷入更深的认同危机。
生活在白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佩科拉完全依赖于白人的审美标准以及外界环境来确定自我身份,实现自我价值,完全忽略和淡漠了自身的特质和美感,这不仅加深了她对自我的否定,使她无法树立起黑人女性应有的自信和自尊,而最终陷入自我迷失的深渊。
二、放逐自我的秀拉
莫里森第二部作品《秀拉》在一定程度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它不仅描写了黑人女性的童年,而且将之延伸到她们的成年。小说的女主角秀拉,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佩科拉的无知困惑,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不再盲目接受白人价值观,不再靠外界的认同来确定自我身份,但她过于追求个性独立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彻底背叛摒弃黑人传统,甘心过着与整个黑人社区相对立的自我放逐的生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秀拉就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努力去寻找黑人女性真实的自我。她对自我身份的寻找是通过她与社区、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这些人从正面或者反面影响着秀拉的性格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外婆的独立和坚强,使她在童年时期就养形成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意识,使得她在面对白人男孩子的欺辱时,没有躲避,而是选择了削破手指来震慑。在好朋友奈儿身上秀拉找到了认同,在与她一起“注意社区的漂亮黑人小伙子,一起挖掘‘男人’这个新话题”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她还意识到作为黑人,作为女性,靠外界的认同来确认自身的价值的困难性,因为她和奈儿发现“她们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儿,她们只能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东西”;她们还一起完成了象征摆脱女性传统身份的结盟仪式。
这一时期的两次“顿悟”还对秀拉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秀拉选择自我放逐式生活也起因于这两次“顿悟”。顿悟是一种突发的精神现象;通过顿悟,主人公对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和事物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知。秀拉的第二次“顿悟”是她偷听到母亲和邻居们的交谈“我爱秀拉,但我根本不喜欢她”。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秀拉开始意识到她最可依赖的母亲也是不可靠的,她割裂她们的母女之情。黑人母亲是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割裂了同母亲的关系就隐喻着对剪断了黑人传统文 化的脐带,她于是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孤儿。秀拉的第一次“顿悟”是她意外将邻居男孩甩进河里淹死,这使她发现到自己也是靠不住的。经过这两次顿悟,秀拉明白了“不能依靠任何人,甚至不能依靠自己,她变得没有了中心,没有了生长点,她要过一种试验性的生活”。
在外漂泊10年仍未实现自我,秀拉重返家乡,开始了她的“试验性”生活。她蔑视传统,不守习俗,对社区的任何法规都不信奉,并选择把“自由的性爱”作为寻找自我和个性的手段。她不愿结婚生子,因为她“不愿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要创造自己”,“不想成为掩盖男人混乱不堪的衣服上的镶边,裙子的褶层”;“她尽可能频繁地与男人们上床,这是她发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的唯一去处”,在滥交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她迎接自己,她和她自己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传统的黑人美学,常用自然的繁殖功能来定义女性,并把女性看作是男性的性目标和被动的性工具,这实际上是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类型化建构。秀拉选择了颠覆这种类型化建构,努力摆脱性别主义规定下的性别角色,不让它们成为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的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这反映了她不肯陷入囿于家庭、泯灭自我的传统模式,而是试图打破性别的藩篱,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之外寻找和挖掘自我。从这一角度上讲,秀拉的自我建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她这种靠泛滥性关系来寻找个性独立和自我认同的“非道德”方式,使她得不到任何精神主体的成长,无法形成明确的自我主体意识。
秀拉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自我,但她采取的是一种摒弃一切、过于激进的方式,这使她背离了黑人文化传统,脱离了黑人社区之家,而抛开了黑人社区,就抛开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莫里森在《根:赖以生存的祖先》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不和我们的祖先保持联系,我们实际上就会迷失方向。当你杀了祖先就等于杀了你自己”。因此,脱离黑人文化传统去寻找自我,秀拉也就同时切断了她精神成长的养育性力量,无法建构起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自我,她的文化身份也会逐渐被消解和抹杀,最终只能在孤独和众叛亲离中枯萎死去。
三、彰显自我的派拉特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的第三部作品,这部作品被公认是一部关于黑人男性成长的小说,但莫里森也成功塑造了一位成熟黑人女性形象——派拉特,叙述了她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和秀拉一样,派拉特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她克服了秀拉身上的所有缺点,她始终珍视并守护着黑人文化传统,而且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善良博爱,这些使她能够找到、保持完整的自我,并且展现出独立、自信的自我。
从出生时起,她就有着不同寻常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母亲因难产而死,她自己摸索着钻出母体,身后拖着自己的脐带和胎盘”。12岁那年,父亲被人杀害,她用母亲的鼻烟盒打制了一个耳环,把父亲写下她名字的纸条装在里面,对母亲遗物的珍视和对父亲取名的认可,象征着她对黑人文化遗产的热爱,对家族历史的守护以及对自己黑人身份的认同。随后派拉特开始独自流浪,其间她屡遭挫折和失败。由于她没有肚脐眼,人们把她视为不祥之物,加以排斥,但她没有像《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那样对自我丧失信心,或者否定厌恶自我,而是“索性丢掉她学到的任何一种假象。花力气弄通她为什么要活、什么对她是有价值的问题。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悲伤,区别何在?活下去我需要知道些什么?世上的真实是何物?”认识自我通常是从确定自己的特点开始的,伴随着的是对“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及“我需要做什么?”等问题的思考。在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下,派拉特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但这也促使她去审视自我,进一步强化了她的自我意识,为她以后找到真正的自我铺平了道路。成年后的派拉特依然和童年时一样与父亲死去的灵魂交流,她对黑人歌谣的热爱、同自然的沟通以及神秘的巫术,无不与黑人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就连她嘴里总喜欢咀嚼干草树叶的习惯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阿历克斯哈利笔下的那位神秘特别的非洲老妇人尼奥博托。“文化记忆可以融入个人意识中作为个人身份确认的一种补充”,派拉特从未放弃过对家族和传统的热爱,这种热爱使她能够秉承和领悟博大精深的黑人文化,最终深入传统,成为黑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使她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随心所欲地享受个人自由,在被人排斥时不感到孤单,不心怀仇恨,不被狭隘的自我所困,使她能够找到并且保持完整的自我。
在《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正面引路人的形象在女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上都是缺失的,书中的黑人女性尚未走出自身成长的困境,根本无法胜任引路人的角色。但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成功塑造了派拉特这个正面引路人形象,她不仅找到了自我,还帮助主人公奶娃完成了精神成长,扩展了他自我探索的空间。她是第一个给奶娃讲述家族历史的人,在与她的交往中,奶娃认识到了她的思想高度“甚至无需离地,即可飞翔”,认同了派拉特的价值观,确立了个人意识和责任感,并在她的诱导下最终完成了文化寻根之旅,树立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获得了完整的身份。派拉特不仅引导奶娃回归了家族文化,而且还是黑人社区的守护者。她自己的母爱无限延伸,对人与人的关系常常怀着深切的关注;她为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极富同情心。她用自己的行动向社区其他黑人诠释着种族的博爱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和精神上对他们进行疗伤和救赎,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四、结语
黑人的历史是被忽视的历史,黑人女性的历史更是缺席和扭曲的历史。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通过其作品中再现了美国社会黑人女性的历史、命运,诠释了美国黑人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对自我主体意识的渴求,从而强烈地表现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存在的价值。从佩科拉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迷失自我,到秀拉摒弃黑人文化传统去寻找自我,再到派拉特所展现的独立、自信的自我,黑人女性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日趋成熟,并展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她们不仅找到和认识了自我,而且也让黑人男性更深刻地认识了她们,肯定了她们的力量,并进而了解了整个黑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提升了全体黑人的高,度,从而完成了她们自救与救人的过程。
通过书写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莫里森实现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不断修正与反复定义。她们自我意识的成长说明黑人女性要想获得自我,必须扎根于本民族肥沃的传统文化土壤,重建民族意识。黑人妇女是黑人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她们必须认可、回归自己的黑人文化身份,审视自身的内在要求、审美观和价值观,弘扬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各方面提高和完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最终确定自己在主流社会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80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3]MORRISON TONI,Tlle Bluest Eye[M],New York:WashingtonSquare Press,19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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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ORRISON TONI,Rootedness: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M]∥MARIEVANS,Black women Writers(1950—1980)-A Critical Ex,amination,New York·Anchor Press,1984,339—345
[13][14][16]MORRISON TONI,Song 0f Solomon[M],New York:Knopf,1977,28,149,340
[15]DURRANT SAM,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J,M,Coetzee,Wilson Harris,and Toni Morrison[M],Albany: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