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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性别是影响翻译实践的一大重要因素，女性主义更是影响女性译者翻译实践的核心要素。事实上，自女性主义兴起以来，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便成了学界探讨的热点，也产生了不少成果。文章立足于此，从男性、女性译者的具体翻译实践出发，就女性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做了相应的探究，并指出了女性主义对英语词汇翻译、英语对话翻译以及英语语态翻译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英语翻译 女性主义 词汇 对话 语态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性，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有着较大的异质性，翻译则是沟通彼此的重要媒介。当前，关于翻译内涵、特征、意义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简言之，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翻译研究的流派虽然众多，但其发展历程却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作品中心主义和译者中心主义两种。所谓作品中心主义指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作品居于核心地位，翻译者仅仅是将异民族语言的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呈现出来而已，有着较深的工具论的色彩。但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进入，译者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并日益改变了以往派生、从属的地位，具有了独立于作品的主体性，也就是所谓的译者中心主义，而翻译也被视作译者的第二次创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如生活背景、成长环境、知识储备等多种因素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性别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正是基于性别之上的一种翻译理论，它指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性别特征，而翻译实践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理论，文章从此出发，这就女性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了做了相应的研究。
一、女性主义对词汇翻译的影响
词汇翻译是翻译的基础工作，不同译者由于生活环境、阅读偏好、知识结构等因素的不同，在对同一词汇的翻译中往往会选择不同的词语，当然，性别也是影响译者译词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女性译者在词汇翻译中尤为敏感，主要表现在情感色彩以及性别意识两个领域。
1.情感色彩。黄源深（男）、祝庆英（女）都翻译过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著作《简爱》，下面这句的翻译中，两人在同一词汇的汉语对应词的选择上有着较大的不同。
“...and clung instinctively closer to my blind but beloved master”
黄译：……本能地把我亲爱的瞎眼主人搂得更紧了。
祝译：……本能地更紧地搂住我那那失明的、但是亲爱的主人。
众所周知，blind等同于汉语词汇中的瞎。但汉语在形同同一事物时，往往有着不同形容方式，并且不同的形容方式之间还有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就以目盲而言，它既可以形容为瞎，也可以形容为失明、瞽目等，其中瞎最具刺激性，而失明、盲较为平淡。此处书中人物罗切斯特正处于残废失明，心情抑郁的心理状态，祝庆英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和怜悯精神，在blind的翻译中使用了刺激程度程度较轻的失明二字，而黄源深则径直使用了瞎字，未能很好地照顾到读者的情绪。
2.性别意识。其次，就性别意识而言。如前所言，语言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属性，体现到词汇中，便是不同的词汇蕴含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理念，诸如阶级意识、性别意识等。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同一词汇时，往往会从自身性别的角度出发，选择特定的译词，女性译者受女性主义影响，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意识更为强烈：
《爱玛》是英国文学家简·奥斯汀的著作，孙致礼（男）和祝庆英（女）都曾翻译过，然而，他们在具体词汇的翻译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祝译本的词汇选择体现着非常强烈的女性意识痕迹，就以下句为例：
“But then，to be an old maid at last，like Miss Bates”
孙译：可以最后要成为像贝茨小姐那样的老姑娘
祝译：那到头来你会像贝茨小姐那样，成为老处女。
原著中使用old maid主要是为了体现爱玛本人的反抗精神，因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必须要融入到婚姻、家庭之中，不结婚的女性通常会被视作异类。为了更好地突出爱玛对父权社会的不满与控诉，祝庆英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采取了老处女这一更具刺激性的词汇，而不是相对温和的老姑娘。
当然，具体的案例也体现在方平（男）和杨苡（女）对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翻译中，具体如下：
“Cathy，do come.Oh，do—once more！Oh！My heart’s darling！”
方译：凯西，快来吧。啊，你再来这一回吧！啊！我的好心肝儿！
杨译：凯西，来吧！啊，来呀——再来一次！啊！我的心爱的。
对darling一词的翻译是两位译者词句翻译的主要不同点，其实，对于正处于热恋关系的年轻男女而言，无论是心肝儿还是亲爱的都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词汇，内涵上并无多大不同。但心肝儿一词，容易给人轻浮之感，让人觉得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女性的主体性，而心爱的则更为通用，性别色彩较淡，因此，杨苡才会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采用心爱的一词。
二、女性主义对对话翻译的影响
对话交流作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刻画人物所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作家在创作时，通常会根据人物刻画以及情节发展的实际需要给其安排恰如其分的对话内容。不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从自身的性别属性出发，自觉不自觉地调整、阉割乃至曲解对话中的内容，从而使对话内容更符合本人对文本内涵的解读。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在对话翻译中的主动介入更为常见：
1.在交流中的介入。就以方平和杨苡在处理《呼啸山庄》中的一段对话作为代表：
“I shall be glad have a cup，”I answered “Were you asked？”she repeated.
“No，”I said，half smiling.“You are the proper person to ask me.”
方译：“喝一杯热茶真是太好了，”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再问一遍。
“不，”我带着一丝笑容说，“你不就是挺合适的请我的人吗？”
杨译：“我很想喝杯热茶，”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我说，勉强笑一笑。“您正好请我喝茶”。
上面这段文章节选字小说中洛克吾去山庄拜访小凯瑟琳的场景，男女两位译者的汉语翻译大同小异，主要的几点区别，集中于“glad”、“half smiling”、“proper person”等的翻译中。相比较而言，方平的翻译无论是语言的使用上还是情感的体验上都更为接近原著。因为，根据常理而言，男性与女性，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性相处时，难免会夸夸其谈，甚至为了讨好女性，而故意迎合，有时会显得油腔滑调，对待这种行为，男女性的情感认知当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方平作为男性译者，无论从忠于原著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出发，都会采取一些特定的词汇或语法来表达书中男性人物的情感状况与内心思想，因此，他选择了“太好了”、“你不就是挺合适的请我的人吗”等语句，颇有夸大其词之感。杨苡作为女性译者，对男性这种表现无疑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因而，她在翻译中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洛克吾的言辞进行相应的冷处理工作，用了“我很想”、“正好”之类的表达方式，读者读起来完全感受不到洛克吾的愉悦神态，甚至会感到略有枯燥。
2.在独白中的介入。又如黄源深、祝庆英在处理《简·爱》中的一段话时，祝庆英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特征以及情感内涵着眼，对特定的词汇做了人为的处理，从而使之更契合当时的语境：
“But his brain？ That is probably rather soft？ He means well，but you shrug your shoulders to hear him talk？”
黄译：“但他的头脑呢？大概比较软弱吧？他本意很好，但听他谈话你会耸耸肩？”
祝译：“可是他的脑子呢？也许比较笨吧？他是一片好意。但是听他说话，你会蔑视地耸耸肩吧？”
就这句话的翻译而言，黄源深无疑更接近原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对应式翻译。祝庆英则不仅径直将“soft”翻译为笨，并且在后面加入了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蔑视”，这似乎并不符合翻译中以“信”为首的基本原理。但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表明，翻译以意思到位为主，考虑到这段话发生的实际场景，罗切斯特经历了烧伤、失明的苦楚，可是简在谈话中却多次提到了表兄圣·约翰，这无疑会激起了罗切斯特的嫉妒心。因此祝庆英以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敏感，从罗切斯特当时的实际情感出发，生动地传达出了罗切斯特的内心状态，以及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这种性别介入不以硬译为手段，而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入手，对于汉语读者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译者性别对语态翻译的影响
语态隶属于句法范畴，有主动语态、被动语态之分。相比于词汇、对话的翻译容易带有感情色彩而言，语态的翻译照理说应该遵循公正、客观的原则。比如讲“Many people speak English”翻译为“许多人使用英语”，而将“English is spoken by many people”翻译为“英语被许多人使用”。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男女性由于性别及其别后的社会属性、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不同，在英语语态的翻译上也有着非常多的不同。很多译者在翻译中会有意无意地调整原文的语态，使之更符合自身的理解。
比如方平、杨苡在对《呼啸山庄》下面一句的翻译中，语态选择上便存在着不同：
“Are you possessed wiht a devil”he pursued，savagely.
方译：“难道你有恶魔附在身上吗？”他蛮横地说下去到。
杨译：“你是不是被鬼缠住了。”它凶暴地追问着。
此时，希斯克利夫的情绪状态正处于蛮横凶暴的状态之中，原文采用的是被动语态，然而，方平在翻译中却主动调整为主动语态，译为“你有恶魔附在身上吗”，这种翻译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希斯克利夫对当时凯瑟琳精神情形的不理解乃至愤懑，它比较客观地传达出了希斯克利夫的精神状态，因此，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翻译。当然，杨苡却亦步亦趋地采用了与原文相同的被动语态，翻译为“被鬼缠住了”，这除了合杨苡尊重原著的精神相关以外，也和女性主义的影响有关，这种翻译更能呈现出凯瑟琳的无助以及被动，甚至还有希斯克利夫无意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丝关切之意，因而，更符合翻译理论中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翻译不仅仅是译者客观地传达出作者原文风貌的过程，事实上，译者也不可能将作者的原文风貌完整地呈现出来，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二次阅读以及再创作的过程，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将自身对人物的理解乃至好恶之情融入其中，从而使翻译带上鲜明的个人印记，而语态的调整则是译者附带自身情感的重要途径。总而言之，翻译过程中看似细微的语态转变，却能够折射出译者对书中人物内心的不同认知以及自身的阅读情感，而这种不同很大一部分就是基于译者性别认知上的差异性。
四、结语
如上所言，翻译的本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目标。在当今世界翻译实践不断深入的基础上，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地突出，性别作为译者主体的核心标志之一，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的影响，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介入，主要是性别意识及其背后所附属的社会文化内涵的介入，影响的内容则包括翻译中词汇的选择、对话的修正以及语态的调整等，这些影响对于翻译而言，利弊俱存，研究者要从着眼于具体的翻译内容，做作切实际的分析与评述。
参考文献：
[1]茅延生，乔俊鹏.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2015 （03）：38-43.
[2]蔡秋文.译者的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从性别视角分析《爱玛》两译本[J].怀化学院学报，2013（07）：83-85.
[3]杨艳.译者性别身份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对《简·爱》二译本的评析[J].考试周刊，2008（21）：204-205.
【关键词】英语翻译 女性主义 词汇 对话 语态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性，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有着较大的异质性，翻译则是沟通彼此的重要媒介。当前，关于翻译内涵、特征、意义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简言之，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翻译研究的流派虽然众多，但其发展历程却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作品中心主义和译者中心主义两种。所谓作品中心主义指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作品居于核心地位，翻译者仅仅是将异民族语言的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呈现出来而已，有着较深的工具论的色彩。但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进入，译者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并日益改变了以往派生、从属的地位，具有了独立于作品的主体性，也就是所谓的译者中心主义，而翻译也被视作译者的第二次创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如生活背景、成长环境、知识储备等多种因素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性别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正是基于性别之上的一种翻译理论，它指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性别特征，而翻译实践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理论，文章从此出发，这就女性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了做了相应的研究。
一、女性主义对词汇翻译的影响
词汇翻译是翻译的基础工作，不同译者由于生活环境、阅读偏好、知识结构等因素的不同，在对同一词汇的翻译中往往会选择不同的词语，当然，性别也是影响译者译词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女性译者在词汇翻译中尤为敏感，主要表现在情感色彩以及性别意识两个领域。
1.情感色彩。黄源深（男）、祝庆英（女）都翻译过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著作《简爱》，下面这句的翻译中，两人在同一词汇的汉语对应词的选择上有着较大的不同。
“...and clung instinctively closer to my blind but beloved master”
黄译：……本能地把我亲爱的瞎眼主人搂得更紧了。
祝译：……本能地更紧地搂住我那那失明的、但是亲爱的主人。
众所周知，blind等同于汉语词汇中的瞎。但汉语在形同同一事物时，往往有着不同形容方式，并且不同的形容方式之间还有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就以目盲而言，它既可以形容为瞎，也可以形容为失明、瞽目等，其中瞎最具刺激性，而失明、盲较为平淡。此处书中人物罗切斯特正处于残废失明，心情抑郁的心理状态，祝庆英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和怜悯精神，在blind的翻译中使用了刺激程度程度较轻的失明二字，而黄源深则径直使用了瞎字，未能很好地照顾到读者的情绪。
2.性别意识。其次，就性别意识而言。如前所言，语言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属性，体现到词汇中，便是不同的词汇蕴含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理念，诸如阶级意识、性别意识等。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同一词汇时，往往会从自身性别的角度出发，选择特定的译词，女性译者受女性主义影响，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意识更为强烈：
《爱玛》是英国文学家简·奥斯汀的著作，孙致礼（男）和祝庆英（女）都曾翻译过，然而，他们在具体词汇的翻译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祝译本的词汇选择体现着非常强烈的女性意识痕迹，就以下句为例：
“But then，to be an old maid at last，like Miss Bates”
孙译：可以最后要成为像贝茨小姐那样的老姑娘
祝译：那到头来你会像贝茨小姐那样，成为老处女。
原著中使用old maid主要是为了体现爱玛本人的反抗精神，因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必须要融入到婚姻、家庭之中，不结婚的女性通常会被视作异类。为了更好地突出爱玛对父权社会的不满与控诉，祝庆英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采取了老处女这一更具刺激性的词汇，而不是相对温和的老姑娘。
当然，具体的案例也体现在方平（男）和杨苡（女）对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翻译中，具体如下：
“Cathy，do come.Oh，do—once more！Oh！My heart’s darling！”
方译：凯西，快来吧。啊，你再来这一回吧！啊！我的好心肝儿！
杨译：凯西，来吧！啊，来呀——再来一次！啊！我的心爱的。
对darling一词的翻译是两位译者词句翻译的主要不同点，其实，对于正处于热恋关系的年轻男女而言，无论是心肝儿还是亲爱的都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词汇，内涵上并无多大不同。但心肝儿一词，容易给人轻浮之感，让人觉得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女性的主体性，而心爱的则更为通用，性别色彩较淡，因此，杨苡才会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采用心爱的一词。
二、女性主义对对话翻译的影响
对话交流作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刻画人物所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作家在创作时，通常会根据人物刻画以及情节发展的实际需要给其安排恰如其分的对话内容。不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从自身的性别属性出发，自觉不自觉地调整、阉割乃至曲解对话中的内容，从而使对话内容更符合本人对文本内涵的解读。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在对话翻译中的主动介入更为常见：
1.在交流中的介入。就以方平和杨苡在处理《呼啸山庄》中的一段对话作为代表：
“I shall be glad have a cup，”I answered “Were you asked？”she repeated.
“No，”I said，half smiling.“You are the proper person to ask me.”
方译：“喝一杯热茶真是太好了，”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再问一遍。
“不，”我带着一丝笑容说，“你不就是挺合适的请我的人吗？”
杨译：“我很想喝杯热茶，”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我说，勉强笑一笑。“您正好请我喝茶”。
上面这段文章节选字小说中洛克吾去山庄拜访小凯瑟琳的场景，男女两位译者的汉语翻译大同小异，主要的几点区别，集中于“glad”、“half smiling”、“proper person”等的翻译中。相比较而言，方平的翻译无论是语言的使用上还是情感的体验上都更为接近原著。因为，根据常理而言，男性与女性，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性相处时，难免会夸夸其谈，甚至为了讨好女性，而故意迎合，有时会显得油腔滑调，对待这种行为，男女性的情感认知当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方平作为男性译者，无论从忠于原著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出发，都会采取一些特定的词汇或语法来表达书中男性人物的情感状况与内心思想，因此，他选择了“太好了”、“你不就是挺合适的请我的人吗”等语句，颇有夸大其词之感。杨苡作为女性译者，对男性这种表现无疑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因而，她在翻译中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洛克吾的言辞进行相应的冷处理工作，用了“我很想”、“正好”之类的表达方式，读者读起来完全感受不到洛克吾的愉悦神态，甚至会感到略有枯燥。
2.在独白中的介入。又如黄源深、祝庆英在处理《简·爱》中的一段话时，祝庆英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特征以及情感内涵着眼，对特定的词汇做了人为的处理，从而使之更契合当时的语境：
“But his brain？ That is probably rather soft？ He means well，but you shrug your shoulders to hear him talk？”
黄译：“但他的头脑呢？大概比较软弱吧？他本意很好，但听他谈话你会耸耸肩？”
祝译：“可是他的脑子呢？也许比较笨吧？他是一片好意。但是听他说话，你会蔑视地耸耸肩吧？”
就这句话的翻译而言，黄源深无疑更接近原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对应式翻译。祝庆英则不仅径直将“soft”翻译为笨，并且在后面加入了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蔑视”，这似乎并不符合翻译中以“信”为首的基本原理。但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表明，翻译以意思到位为主，考虑到这段话发生的实际场景，罗切斯特经历了烧伤、失明的苦楚，可是简在谈话中却多次提到了表兄圣·约翰，这无疑会激起了罗切斯特的嫉妒心。因此祝庆英以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敏感，从罗切斯特当时的实际情感出发，生动地传达出了罗切斯特的内心状态，以及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这种性别介入不以硬译为手段，而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入手，对于汉语读者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译者性别对语态翻译的影响
语态隶属于句法范畴，有主动语态、被动语态之分。相比于词汇、对话的翻译容易带有感情色彩而言，语态的翻译照理说应该遵循公正、客观的原则。比如讲“Many people speak English”翻译为“许多人使用英语”，而将“English is spoken by many people”翻译为“英语被许多人使用”。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男女性由于性别及其别后的社会属性、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不同，在英语语态的翻译上也有着非常多的不同。很多译者在翻译中会有意无意地调整原文的语态，使之更符合自身的理解。
比如方平、杨苡在对《呼啸山庄》下面一句的翻译中，语态选择上便存在着不同：
“Are you possessed wiht a devil”he pursued，savagely.
方译：“难道你有恶魔附在身上吗？”他蛮横地说下去到。
杨译：“你是不是被鬼缠住了。”它凶暴地追问着。
此时，希斯克利夫的情绪状态正处于蛮横凶暴的状态之中，原文采用的是被动语态，然而，方平在翻译中却主动调整为主动语态，译为“你有恶魔附在身上吗”，这种翻译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希斯克利夫对当时凯瑟琳精神情形的不理解乃至愤懑，它比较客观地传达出了希斯克利夫的精神状态，因此，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翻译。当然，杨苡却亦步亦趋地采用了与原文相同的被动语态，翻译为“被鬼缠住了”，这除了合杨苡尊重原著的精神相关以外，也和女性主义的影响有关，这种翻译更能呈现出凯瑟琳的无助以及被动，甚至还有希斯克利夫无意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丝关切之意，因而，更符合翻译理论中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翻译不仅仅是译者客观地传达出作者原文风貌的过程，事实上，译者也不可能将作者的原文风貌完整地呈现出来，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二次阅读以及再创作的过程，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将自身对人物的理解乃至好恶之情融入其中，从而使翻译带上鲜明的个人印记，而语态的调整则是译者附带自身情感的重要途径。总而言之，翻译过程中看似细微的语态转变，却能够折射出译者对书中人物内心的不同认知以及自身的阅读情感，而这种不同很大一部分就是基于译者性别认知上的差异性。
四、结语
如上所言，翻译的本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目标。在当今世界翻译实践不断深入的基础上，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地突出，性别作为译者主体的核心标志之一，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的影响，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介入，主要是性别意识及其背后所附属的社会文化内涵的介入，影响的内容则包括翻译中词汇的选择、对话的修正以及语态的调整等，这些影响对于翻译而言，利弊俱存，研究者要从着眼于具体的翻译内容，做作切实际的分析与评述。
参考文献：
[1]茅延生，乔俊鹏.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2015 （03）：38-43.
[2]蔡秋文.译者的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从性别视角分析《爱玛》两译本[J].怀化学院学报，2013（07）：83-85.
[3]杨艳.译者性别身份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对《简·爱》二译本的评析[J].考试周刊，2008（21）：2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