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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亚太研究论丛》（也可说成《亚太研究论坛》），这项研究得到辽宁省专门史重点学科及大连市人民政府、大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刘秉虎、朴健一、吕秀一等十六位专家学者组成研究组织。就目前国际形势及严重的朝鲜半岛形势，对已形成的文字认识论不同，我刊发表了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张晓刚的文章，以求国人的各抒己见，再修订出版图书发行。
一、近代中日韩开港研究述论
中日韩同处东北亚地区，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宗藩体制和朝贡贸易构成区域内国际体系的两大支柱。在欧美殖民主义国家的武力冲击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开港势在必行。一方面，沿海港口的对外开放和开发，分别成为中日韩早期现代化的滩头据点，由此辐射内地，带动了全局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国家体制、对外观念、官僚素质等内部因素，也影响或制约了沿海开放港城的发展进步。另外，在开港过程中日本由被冲击者嬗变为冲击者，对其自身发展和中日韩关系均产生深远影响。
（一）国内外学者对中日韩开港的研究
从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有关近代中日韩三国在外来冲击下结束闭关锁国，渐次开国 与开港，走向早期现代化是学术界长期热衷探讨的课题；研究长盛不衰，成果累累。总体上看，最初侧重于开港时期的政治背景、军事行动、外交谈判等与时局紧密相关的问题；而后开始注重对经济、文化生活等实证性考察研究；二战结束后则从全球化（区域化）的视角探讨近代东北亚的政治经济转型及现代化发展状况。
1、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中日韩三国开港问题的研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成果，但专门对三国开港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一、对中国开港问题的研究。由于鸦片战争于近代中国之影响过于深远，有关“西力东渐”背景下的外来冲击与应对，战败后与列强交涉签约及开港通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等问题也长期为学界所瞩目。有的学者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战败，被迫签约开放通商的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等。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对中国开港通商的全过程进行了研究；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一书则对中国自开口岸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编的《中国水运史丛书》论述了近代中国诸多港口的发展史。《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中国海关史》（赵淑敏，台湾）等学术专著也值得关注。另外，鸦片战争的亲历者、政治活动和对外交涉的参与者留下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日记等材料，如：《林则徐集》、《海国图志》、《郭嵩焘奏议》、《郭嵩焘日记》、《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不一而足。二、对日本开港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多从现代化或中日关系史等角度关注和考察日本的开港问题，专门研究日本开港问题的论著相对较少。《日中近代化的比较》（马家骏、汤重南）、《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王晓秋）、《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米庆余）、《日本现代化研究》（刘天纯）、《明治维新史》（伊文成、马家骏）、《新编日本近代史》（宋成有）等均是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和《日本近代史》（万峰）是有关日本开港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学术著作；这两部专著研究水平及参考价值很高，堪称双璧。《上海与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 则是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近代沿海城市开放的成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冯天瑜）是中国学者阅读和研究日本“千岁丸”号轮船乘员上海纪行文选之后的问题思考和反观。三、对韩国开港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对韩国开港研究的专门论著并不多见，只是在一些论著中涉及开港问题。较为代表性的论著有：曹中屏《朝鲜近代史》、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朝鲜近代史研究》（延边大学编撰）等，均涉及到韩国开港问题，但尚未开展专门研究。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大连大学韩国学研究院等单位有关学者的研究课题涉及到韩国开化派运动、近代日韩交涉史等与韩国开港有关的
问题。
2、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东北亚开港问题涉猎较多，尤其是对日本开港问题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对中日韩三国开港横向比较研究尚属不足。早期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幕末时期国内政治斗争和对外交涉等领域。代表性的成果有：福地源一郎《幕末政治家》、大隈重信《开国大势史》、《开国五十年史》、小林庄次郎《幕末史》、田边太一《幕末外交谈》、根岸橘三郎的《幕末开国新观》、岛田三郎《开国始末》、横滨商业会议所编《横滨开港五十年史》等。这些论著主要介绍了德川幕府末期在欧美列强冲击下，“尊王倒幕”势力纷纷崛起，幕府统治产生动摇，陷于开国抑或攘夷的窘境，直至走向开港；对培理舰队两次来日、“神奈川条约”和“安政条约”的签署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二战结束后，较为活跃的日本开国(开港)史研究者当首推石井孝，其研究领域广泛，著述颇丰，代表著作有：《幕末贸易史研究》、《增订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日本开国史》等，他把日本开国与开港做了界定：“开国的真正历史意义是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国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真正的开国是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的1859年的开港。所以，1854年的开国，是走向真正开国的第一阶段。” 信夫清三郎主编的：《日本政治史》和《日本外交史》，对开港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他提出“大君外交秩序”论这一日本近代国际关系概念，认为中国和日本对待西方列强冲击的态度和举措之所以不同，是在于 “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秩序”的不同。大山梓的《旧条约下的开市开港研究》，以幕末以来日本与欧美列强签订的条约为素材，对开港问题条分缕析地作了考察与论述，很有参考价值。加藤祐三则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分析东亚国家早期现代化问题，代表作有：《东亚的近代》、《日本开国小史》、《幕末交与开国》等。其主要观点有：日中两个国家开国的方式不同，一个为战败签约国，一个是交涉签约国，从而导致日中两国现代化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他还对近代国家的类型作了潜心研究，提出颇有影响的“四种类型说”，颇有新意。依田家长期关注中国近现代问题，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背景、历程、结果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是其代表性的成果。西里喜行教授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虽然专门论述琉球“归属”问题，但对近代中日韩开港与外交问题均有涉及。宫田道昭《中国开港与沿海市场》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半殖民地化倾向作了考察。古川昭《群山开港史》则是对韩国开港史研究的成果。
3、韩国及欧美学者的研究
韩国学界有关韩国开港研究成果亦不在少数，二战后尤为显著。姜万吉《韩国近代史》、李光麟《韩国开化史研究》已被译成中文。《韩国开化史研究》一书将开化、开国、开港等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所谓开化，在1870年代，意谓“开国、开港”，在1880年代，意思变成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富国强兵，到了1890年代，又增加了倡导国权和民权的含义。其他代表性著作有：金容旭《韩国开港史》、仁川直辖市编《仁川开港100年史》、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长期以来韩国史学界主要立足于外国列强对韩国的侵略政策研究，直到韩国开港100周年之际才开始对早期开港港口进行系统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起，部分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就开港对韩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进行探析。但韩中日开港比较研究成果也告阙如。
另外，欧美学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东北亚开港及对外关系问题始终保持浓厚兴趣，有F许多研究成果先后面世。许多外交家、军事人员、商人、学者、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有在华和在日生活经历，又是开港的亲历者，留下许多文件、信函、日记、回忆录和传记等资料对开港研究可资借鉴。代表性的有：《中国时局，1830—1860年的战争与外交》（格瑞汉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费正清）、《大君之都》（阿礼国）、《一名外交官所看到的明治维新》(萨托)、《哈里斯传——他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卡尔•克劳）等。美国学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泰勒•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研究》等介绍了近代东北亚开港的过程，代表了各自的研究水平和观点。
综上所述，中日韩开港研究的总体状况是：国别开港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两国开港比较研究成果不多；三国开港横向比较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2005年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共同编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介绍了开港问题，这是有益的尝试，但成果毕竟仅是
中学历史教科书。故此尚须努力推出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专项研究著作或者类似《上海与横滨》那样的横向研究课题。国际交流形式的共同研究固然可行，本国的相关问题学者的合作研究亦很重要。当然，有专门研究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也可就某个专题对三国开港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分析。比如，对欧美诸国在中日韩通商口岸条约权利的比较研究等。
（二）近代中日韩开港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意义
1、开港研究的内容与重点
综观近代东亚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沿海城市，尤其是首批开港城市均扮演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批尝试者的重要角色。在中国，有广州、上海，在日本以横滨、神户为代表，在韩国则以釜山、仁川的发展令世人瞩目。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成为将世界联成一片的通道，全球航线是将全球连为一体的主要交通网络。在上述通道和网络中，沿海城市是沟通各国航运的联络点。因此，沿海城市既最早遭受西力东渐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的侵蚀，也能最早成为接受欧美文明的窗口。纪晓岚先生将人类生存空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概况为：部落——小村——村庄——镇——城市——大城市——城市群。显然，城市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然而，上海开埠以后以高速度发展打破了这种渐进发展的模式，很快成为东亚中心城市；横滨和仁川市形成的初期则跨越了早期城镇（elopes）这一发展阶，自开港以来在很短的时期内从渔村码头发展为初步繁荣的近代都市，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因此，开港研究某种意义上需要重点研究沿海城市发展史。
1.从开港研究的内容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中日韩开港的国际契机：探讨鸦片战争前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背景、对外贸易状况、英法美俄荷等国对该地区的冲击以及中日韩三国面临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挑战与机遇。2．中日韩开港的艰难历程：考察在外来压力下中日韩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开港过程与方式，比较各国所签条约对开港内容规定之异同。3．中日韩通商口岸制度：比较中日韩通商口岸制度的异同，侧重探析这种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历史影响。4．中日韩开港与现代化建设：考察开港给中日韩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的变化，研究开港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状况。5．中日韩开港的结果与影响：探讨中日韩在开港过程中的得失成败，分析开港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对各国前途命运的深远影响。
研究的重点应该是：1．分析东北亚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后环节的历史、国情、对外方针、地理环境等因素。2．考察列强对华与对日方针的联系和区别；思考英美两国分别打开中国和日本国门，而日本打开朝鲜国门的历史原因。3．探析中日韩不同的开港模式以及开港城市高速发展的动力因素。4．研究开港在中日韩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开港后发展道路的殊途与交错5．评价有关理论与观点，梳理和辨析历史名词概念（如：开国、开港、开化、近代化、现代化等）。
2、开港研究的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让史料说话，将宏观与微观方法结合起来考察三国开港历史，是探讨东北亚近代发展历程，并尽量避免抽象化、程式化的办法之一。首先，应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实证史学为基本研究方法，对中日韩开港问题加以考察、分析。第一，实证史学强调以史实为依据的学理，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第二，实证史学主张对事实进行验证和确认，有利于探究历史的真相；第三，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实证史学。
“论从史出”，应该成为中国实证史学的基本学术表述方式。其次，近代中日韩开港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可以考虑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近代东北亚开港与现代化问题进行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和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上的横向比较，探讨中日韩三国在面临列强冲击时所采取的不同对外政策和国门打开后走向各自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另外，城市化是现代化全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征候。换言之，城市化若不将其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展中，追溯其历史沿革的话，就难以理解其全部表象与内涵。近代上海、横滨、仁川等城市的开港过程是东北亚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一个缩影，也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舞台。因此，还可以结合城市学、社会学、现代化等理论，以及马克思有关“殖民主义两重性” 的学说来展开论述，以使研究内容更为充实，结论更有说服力，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3、开港研究的意义
在近代东北亚地区，并非只有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为与西洋文明相遇而产生的锁国还包含日本和韩国。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纷纷开港，但是，开港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最早，日本次之，韩国最后；从方式看，三国均是在外来冲击和压力下被动地打开国门，结束锁国时代。而从冲击对象来看，中国与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发生军事冲突战败后率先开埠，日本则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冲击下开港，韩国却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从结果看，中国虽然最先开国，却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上徘徊；日本通过维新变革后来居上，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韩国则被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并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
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地区有代表性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相互交往的密切关系。首先，三国同处东北亚地区，文化背景相似，为了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均实行过海禁（锁国）政策，对此课题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次，考察三国近代开港城市发展的历史契机、社会背景、曲折历程可以管窥东北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端倪，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通过纵向的历时性研究，能够廓清三国在外来冲击下的对外交涉方针和手段、内外矛盾的演进、开港进程以及对近代东北亚的历史影响等实际状况。另外，通过开港研究来把握中日韩现代化启动期的诸种社会实况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脉络，能够达到将转型时期的近代东北亚历史进程具体化、实证化的目的。质言之，中日韩三国面对外来挑战时采取何种应对方式（开港方式），外来冲击的力度与对象有何差异，开港有哪些经验教训，开港后的发展道路为何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开港研究或可能为上述问题找到些许答案和提供有益的参考。开港研究在东北亚地区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亦可为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
总之，有关中日韩开港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近年来在注重对经济、文化生活等实证性考察的同时；也开始从全球化（区域化）的视角探讨近代东北亚的政治经济转型及现代化发展状况。因此，对中日韩开港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日本幕末开国对策探析
德川时代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保持了200多年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后期，当人们意识到幕府采取的锁国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便主张适度调整这一消极政策。1853年美国“黑船”的出现成了日本国内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于是，地处东北亚一隅，长期锁国的日本面临着打开国门或者继续闭关自守的抉择。
（一）欧洲国家对日冲击及幕府的对应
16世纪以来，西欧殖民国家纷纷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并开始北上东北亚活动。在开展贸易、传教、伺机占领土地的同时，对中日韩等国发起“西力东渐”的冲击。到了18世纪，欧美列强冲击日本的行动越来越活跃。从1794年到1823年的30年间，欧美列强的舰队来日本活动有19次，其中俄国8次，英国8次，美国3次。而从1824年到1854年间增加到30次之多。其中英国11次，美国10次，俄国6次，法国2次。 “自1640年起到1853年潘理海军准将来临时止，就对外交通而言，日本一直是酣睡未醒。”服部之总将培理率“黑船”来日之前的日本外交问题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18世纪70年代以后的北方问题，它开始于17世纪以来的俄国对远东殖民地的经营；第二个时期指1825年幕府颁布“外国船驱逐令”开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三个时期指从鸦片战争后到培理舰队访日。
俄国早在18世纪初期就对日本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沙皇俄国因为染指日本北方领土而成为列强中最早冲击日本的国家，充当了向锁国日本叩关的急先锋。”沙皇彼得一世于1681年继位后，极力推行领土扩张和寻求出海口的东进计划。1699年，俄国人在堪察加当地居民的一个部落里发现了一位大阪出生的商人，名叫传兵卫。1702年，彼得一世在彼得堡亲自召见传兵卫，让他教授俄国人日语，以培养对日翻译人员。1778年，俄国来到北海道要求与虾夷族通商。1792年，俄国官方首次派遣拉克斯曼使节团前来日本。舍利科夫则计划向千岛群岛移民，并于1794年首先开拓得抚岛。 1804年，俄国使节列扎诺夫来到长崎，还随船带来了4个日本漂流民。幕府虽然接受了俄方送来的漂流民，却粗暴地将俄国人赶走，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对本国漂流民受到照顾表示感谢的那种国民性的连带感。”
1853年7月，俄国海军司令普提雅廷率领的4艘军舰抵达长崎，要求日本划定国界以及开国通商。
幕府答应2、3年后解决，而普提雅廷因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而匆匆离去。随后，战争爆发，俄国遂放松对日冲击。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试图借战胜中国的余威，对日施加压力。“鸦片战争带来中国开港，（英国）与日本接触的机会增多，加大了对日本的关心。”1845年，英国军舰“萨马兰号”驶抵长崎执行海洋测量任务。1849年，英国测量船“海员号”访问了浦贺和下田两地，进行测量。英国驻清朝首席贸易官德庇时爵士打算制订对日通商计划，并获得本国外交大臣授权，然而没有成功。当时，日本市场不具备堪与中国市场相匹敌的吸引力，因而英国并不急欲动用武力来迫使日本开国。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面临国际事务中的多事之秋。1853～1856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都令英国手忙脚乱，无暇顾及日本。
法国人到日本活动相对较晚，大致始于服部之总所说的第二个时期。1844年3月和1846年5月，法国军舰先后两次驶抵琉球王国的那霸港，使命是要求与琉球之间缔结商约，并保护到琉球传教的传教士。琉球当地官员拒绝了法国的要求。法国舰队随后又驶抵长崎港，要求对遭遇海难的法国船员给予良好待遇。幕府在法国海军的威逼下，采纳萨摩藩的建议，接受了法国的要求。
在长达近200年的锁国时期，幕府允许荷兰在长崎进行“出岛”贸易，长崎成为日本了解海外情况的窗口。荷兰政府于1844年派特使到日本，向幕府将军递交威廉二世的国书，劝告日本开国。国书详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彻底战败而媾和的情况，指出：“我们对于日本的将来，不禁忧心忡忡。”然而，幕府以“祖法乃历世之法”不可更改为由加以回绝。
1852年，荷兰政府向日本派遣新的商馆长。商馆长向长崎奉行提出了“日荷通商条约方案”。这个方案是临时性质的，提出开港地仅限于长崎一港，进行“会所”贸易，规定外国官员进驻长崎。然而幕府决定不考虑荷兰的条约草案。
1825年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发布“异国船驱逐令”，要求沿海诸藩将驶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舰船赶走。然而，中国清朝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消息，很快传到长崎奉行那里，并立即报告给幕府当局。这场战争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动。但是，“日本对邻国的这种不幸并未给予任何声援，而只是做出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姿态。” 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1974年，第6页。鸦片战争这一前车之鉴，促使德川幕府必须调整固有的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向锁国日本频频发出的强烈警报，引起了巨大反响，促使日本国民从闭关自守的迷梦中苏醒过来。” 沈仁安：《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于是，幕府于1842年8月下令撤销“异国船驱逐令”，改为向外国船只提供燃料、饮水、粮食后令其离开的“薪水给与令”，允许对遇难的外国船只给予救助。巧合的是“薪水给予令”与《南京条约》的签署几乎同时进行。换言之，尽管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锁国政策，但是，比起清政府来说，蓄意避战的日本幕府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二）美日交涉与培理初次访日
一般认为最早访日的美国人是培理及其“黑船”舰队随员。其实，此前已有许多官方或非官方的美国人造访过日本。最初航行到日本的是两艘商船，即“华盛顿夫人号”和“天恩号”，都是于1791年漂流到纪伊国（今和歌山县）南端的一个大岛上。此后，第一艘真正进入日本的美国船是波士顿的“富兰克林号”。因为当时幕府厉行禁止天主教的方针，该船在接近日本沿海时得到一项指示：“人民和官员的一切书籍，特别是宗教书，在临近日本的时候，必须装箱钉死；岸上来的官员会在箱上加贴他们的封条，起运上岸，待船舶离埠时，再原封搬运到船上。”1803年，美国第一次要求与日本直接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33年，洛比兹从巴达维亚向美国政府呈报说：“我对于得自此间具有头等信誉的商人方面的消息，深信不疑，据说如果调度得益，日本各主要口岸必会对美国贸易全部开放。美国人是唯一可以办到这一点的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依照帝国法律永远被排斥在外……。”洛比兹回国后，于1834年向美国国务院建议：拟议的沟通日本之举，应该由一艘国家船舶来进行，目的地最好是靠近政府所在地。
虽然全面贸易会被拒绝，但是作为一个开端看来大概是可能的。洛比兹对时局的分析很到位，其看法亦很有前瞻性，比如他认为美国是唯一可以使日本开港通商的国家。而美国政府后来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驶抵江户湾要求与日本通商。然而，幕府命令该船驶离日本，继而各炮台便对美国船进行炮击。为打开和幕府当局的来往，该船在鹿儿岛又作了第二次努力。但是，祸不单行，该船再次遭到炮击。1845年，美国国会议员普拉特向政府建议敦促日本开国。1846年，美国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准将毕德尔赴日要求建交通商。毕德尔率同“哥伦布号”和“冯森兹号”军舰于该年7月驶入江户湾，询问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开放它的口岸对美国人通商。日方对此加以回绝。1849年，美国又派海军准将格林去日本交涉，但是均未成功。美国学者丹涅特认为：“美国人往往在日本遭受虐待的原因，乃是由于日本当局或许鉴于在日本出现的美国人数越来越多，以致疑心美国方面心怀叵测，正派遣间谍进入帝国。”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在日本开国进程中扮演主角的却是美国。美国在1846—1847年的墨西哥战争中将加利福尼亚纳入版图，成为横跨两洋的国家；广阔的西部土地吸引大量的移民，1800年到1850年，美国人口从530万增至2300万以上。 随着金矿的发现及由此而产生的“淘金热”使美国人将视线投向西部，因为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个崭新的市场——中国。种种原因促使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开国。当时的蒸汽轮船是低压的单气筒式，续航能力不强，如果保证这条航线畅通无阻，则需要在中途补给煤炭和淡水。另外，当时很多美国捕鲸船在北太平洋和日本近海捕鲸。因而，美国一直想建立捕鲸船队的供应补给基地。1851年11月，美国代理国务卿康拉德发布训令给海军准将培理，其中提到：日美两国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且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限量的；对于这个民族所作的一切说理或劝解之词，除非助以武力的宣扬，是绝对不会有用的；美国总统甚愿和皇帝和平友好相处，但是，除非日本改变它视美国人民为仇敌的政策，则两国之间自无友谊可言。 当然，培理也受到告诫，要避免一切挑衅行为。除非人身受到威胁而做出自卫行动外，不得诉诸武力。
1853年7月8日，培理率领4只“黑船”组成的舰队驶抵日本，停泊地点在江户湾入口处的浦贺鸭居冲。 “日本人……这桩事虽已先有所闻，但并未预作任何攻守的准备，以致潘理率同所部黑船一到，日本朝野一致惊慌失措。”王室立即敕令巫祝僧侣祈祷外国人退去，幕府也马上下令在品川一带构筑炮台，命令诸藩严整武备。幕府向培理传达在长崎进行交涉的意见，而培理极力主张在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交涉。美舰开始测量江户湾，并驶向金泽的小柴冲，打算确认一下“在江户湾深处航行大型军舰的可能性。”
幕府奉行指出，这种测量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培理狡辩道：“我只是按照美国法律行事，就如阁下遵从日本法律一样，美国人有遵守美国法律的义务。”幕府拒绝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培理则威逼：如果不接受国书，而且不给予任何答复的话，这被认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侮辱，因此对于其产生的后果美方人员不负任何责任。幕府虽然命令各藩加强沿岸警备，然而考虑到作战于己不利，遂屈服于培理的压力，在浦贺久里滨海岸的“应接所”受理了美国总统的国书。然而，“第一次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毋宁说是接受外国人的说教。而要与之对抗，军事上没有获胜的实力，辩论上也无胜算的可能。如若承诺其要求，又恐怕激起国内人民的愤怒。” 这充分暴露了幕府对外政策首鼠两端的特征。三天以后，培理舰队起锚驶离江户湾。
（三）《美日和亲条约》的签署与日本开国
1854年2月13日，培理率领由七只军舰组成的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停泊在金泽的小柴冲。幕府立即命令近海诸藩加强江户湾沿岸的警备，同时决定把浦贺或者镰仓作为与美方交涉的地点。但是培理主张在江户谈判，并以浦贺不适于停泊大船为由，下令测量江户湾，进而派小船奔赴本牧一带。最后幕府只好让步，提议将舰队停泊地附近的横滨村作为会谈场所。培理予以接受。
2月25日，阿达姆斯参谋长率30名美军士兵首先登陆。在神奈川奉行的陪同下，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将横滨村北端临近海岸的驹形定为接待地点。 于是，来了许多当差的人建造“应接所”，在极短的时间内建了五栋房子作谈判接待处。美国人将其称之为“条约馆（Treaty House）”。 3月7日，幕府任命的“应接挂”林大学头、町奉行井户觉弘等日方全权代表乘船从神奈川宿赶赴横滨“应接所”，迎接培理一行的到来。当天正午培理与30余名随员在军乐队的先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与此同时，舰上发射了17响礼炮，轰鸣的炮声在沿海的居民中造成不小的骚动。
该日双方在应接所开始举行第一次交涉谈判。幕府官员向培理递交了转送美国总统的书信，内称：第12代将军家庆病死，家定新近继任将军一职，尚无暇顾及其它事项，因此希望给予5年准备的时间。这显然是幕府的权宜之计。培理提出有船员病死在船上，要求埋葬在金泽的夏岛。幕府接待官员当时指定到浦贺灯明台，可是培理以距离太远为由表示为难，最后决定葬在横滨。在死者墓碑上写着：“船员罗伯托•威廉姆斯，1854年3月6日于日本江户湾（内海）之合众国蒸汽船密西西比号中逝世，终年24岁。”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幕府表示愿意开放长崎口岸，五年届满后再开放第二个口岸。培理要求日方至少立即开放三处口岸，并于短期内另开两处。培理提出将《美中友好通商条约》加以若干修正的“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草案”，这是由25项条款构成的极为片面的不平等条约草案。3月25日，日方回复说不同意与清朝同样的通商条件，同时提出包括7项条款的“日美修好条约草案”。双方的草案互相对立，会谈陷入僵局。培理威胁说，“如果开战，他还有50只军舰在近海待机，另在加利福尼亚的50只军舰亦将在20天内到达。”“对日本政府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是提督（培理）的指导方针。” 结果，1854年3月31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由12项条款构成的《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条，日本与美国及其人民间缔结永世不朽之和睦；第二条，伊豆之下田、松前之箱馆两港，日本政府准许美国船停泊，以便补给柴薪、饮水、食料、煤炭以及其他需用物品。第三条，美国船舶漂流至日本海滨时，当由日本船舶予以救助；第九条，日本政府若将此次对于美国未曾准许之事予其他外国时，当亦对美国予以相同之准许……。
其中的第九条，即所谓的最惠国条款。因为条约中有补给煤、水的内容，所以该条约亦被称为“薪水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并没有强烈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罗兹曼指出：“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系属中国势力范围之外的第二位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它是通往中国的途中之国，谁也没有指望从日本的开放当中捞到财政和贸易上的巨大好处。”服部之总认为之所以能缔结“和亲”条约而拒绝“贸易”，盖因为美国主导的（抛开英国的）对日交涉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横渡太平洋直达中国的航线，而在途中首先需要日本作为暂时停泊地。但是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这样，就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打下了伏笔。交涉期间，日美双方互赠了各种礼物。美国的礼物着实让日本人吃惊不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信机和火车模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赠品。比如，献给幕府将军的礼单上有：“铜保命小艇一艘（头尾有气箱，不能沉水）、小手枪20管、千里镜连架一箱……。”献给阿部伊势守的有：“三鞭酒一箱、大时辰钟一个、大鸟枪一管……。” 作为还礼，日方向美方赠送了大米等物品，还从江户招来5名相扑力士。力士们把装满大米的袋子轻松地提到海岸，并做出各种表演动作，使美国人佩服不已。
培理迫使日本签署了亲善条约，只完成了促使日本开国的任务，至于敦促日本开放通商的使命则有待于后来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来承担。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第11条规定，美国可于18个月后派出领事或代表驻扎下田。于是，培理和参议员威廉•西华德联名推荐哈里斯出任下田总领事。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兼外交代表哈里斯被派遣到达日本下田港，其目的是缔结通商条约，为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做准备。此是后话。
（四）结束语
一般认为，《日美和亲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加藤祐三教授认为以往日本各界有关“a无能的幕府，b屈服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c签署了极端不平等条约。”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换言之，他对“幕府无能无策说”、“极端不平等条约说”是持反对意见的。 他认为当时世界上存在四种不同体制的国家：（1）资本主义宗主国——英、法、美、俄、荷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2）殖民地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3）战败条约国——中国；（4）交涉条约国——日本、泰国等。“由于条约起源于交涉，也就因为交涉而能够得到修改。”揭示了幕末日本与欧美交涉与签约的独特性。因为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经过交涉签订条约的国家虽然条约中伴有不平等的款项，但是没有惩罚性的割地和赔款。笔者窃以为，尽管近代日本并未遭遇中国那种割地赔款的命运，但并不能说《日美和亲条约》是平等的。由于条约的某些规定以及后来外国人居留地的设立和英法军队进驻横滨，都使日本具有了半殖民地的特征。
然而应该看到，开国给日本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开港，既意味着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也意味着弃旧图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例如，“开国前，幕府和各藩一样，均认为所谓国家乃是私有的机构而非其他。国家对武士而言即是藩。纳入幕藩体制的只有武士，人民仅仅是被统治者，没有任何权利。……但是，当外部世界的强大势力出现在眼前，并强行提出一种要求时，遂使人们渐渐感悟到一种超越幕府、藩，也包含人民的所谓国家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必须存在。” 不能否认，幕府上层以阿部正弘、堀田正睦等为代表的避战开国派在对外交涉中并非一筹莫展，而是“有所作为”的，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毕竟只是对风雨飘摇的“幕藩体制”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真正挽救日本于危亡的还有赖于维新志士们。石井孝认为：“日本的开国构成世界资本主义远东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环。” 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三、横滨开港缘起考
1858年7月29日，德川幕府当局与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T.Harris）缔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藉此开港，但在条约中写明的开港地点却是神奈川。对此，国内相关史学文献中有各种不同表述。例如，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中为：日本开神奈川（后改为横滨）、长崎、兵库、新泻、函馆五港通商；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为：开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新泻、函馆五港，江户、大阪二市通商；《中国大百科全书》则为：除已开放的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外，增开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泻、兵库（今神户）4 港及江户、大阪两市。另外，刘新成等主编的《世界史》中作如下表述：“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问题的焦点在于幕末时期神奈川和横滨是否为同一个地方。如果是，为何条约中记载的是神奈川而不是横滨；如果不是，为何起初条约规定开放神奈川，后来却改为开横滨。本文拟对幕末的日美交涉及横滨开港的来龙去脉作一实证性考察,进而厘清国内史学界在神奈川与横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一)横滨开港的背景与日美交涉经过
德川幕府末期，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文政十年（1827）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 “安政6年临开港之前，横滨村及新田的户数仅101户，人口大概有5、6百人。” 这里关于开港前横滨村的户数与人口，相关资料有不同的记载，反映了横滨村的一些基本状况。但是，资料及统计数字显示，开港前的横滨村发展缓慢，变化甚微，人口亦没有多大增加。150年前的横滨村位于今天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范围内，即所谓的“关内”一带。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 日文中的“滨”写作“浜”：（1）指湖、海边的平展的沙地、港口；（2）狭义指横滨。 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今天的吉田町、伊势佐木町过去都曾淹没在海水中。海水一直延伸到野毛山下，位于沙嘴上的横滨村呈南北狭长状扼守着湾口，湾的名字叫“洲干”或者“秀闲”。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1854年搭乘培理舰队的军舰来到日本的中国广东人罗森，在滞留日本期间所写的《日本日记》反映了横滨当时的一些情况：“是日，予游横滨，见郊外只有龙神古庙，以木为之，内悬镜像，俨若兴云致雨之意。有店烧瓦，其瓦坚实，灰色而厚，不同中国之式。再行二三里，则有人居屋，抑或灰或草结盖屋，外多以纸符贴于门上。女畏见外方之人，予横滨只见一妇人而已。” 其中的“抑或灰或草结盖屋”及“女畏见外方之人”均说明了开港前的横滨尚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
然而，横滨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却因为美国“黑船舰队”的到来而被打破。1854年2月13日（安政元年1月16日），培理（M.Perry）准将率领由七只军舰组成的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停泊在金泽的小柴冲。2月25日， 30名美军士兵首先登陆，这或许是外国人第一次踏上横滨村的土地。在神奈川奉行的陪同下，他们进行实地勘察，将横滨村北部临近海岸的驹形确定为接待地点。幕府当局派来许多当差和工匠，在极短的时间内建起五栋房子作为谈判“应接所”。美国人将其称之为“条约馆（Treaty House）”。 3月7日，幕府任命的“应接挂”林大学头、町奉行井户觉弘等日方全权代表乘船从神奈川赶赴横滨，迎接培理一行的到来。当天正午培理与30余名随员在军乐队的先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与此同时，舰上发射了17响礼炮，轰鸣的炮声在沿海的居民中造成不小的骚动。 3月31日，日美双方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由12项条款构成的《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该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从而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横滨亦由此登上日本近代历史舞台。
1856 年 8 月，纽约商人出身的美国总领事兼外交代表哈里斯到达日本下田港，其目的是缔结通商条约，为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做准备。当时美、英船只分别驶入日本近海进行测量活动，引起幕府戒心，遂遣下田奉行井上清直一行前去与哈里斯商议。“这一责任落在我们肩上，即使赌上身家性命，也必须对此加以阻止。如果测量工作继续进行，我们免不了要切腹而死。”面对日方劝阻，谙熟东亚外交之道的哈里斯解释说，美国测量日本沿海地形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并使尽浑身解数劝说日本缔结通商条约。
1857 年 11 月，哈里斯获准来到江户。数日之后，哈里斯便与首席老中崛田会见，其间施展口才，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强调：“各国竞相向日本派遣强大的舰队，是为要求其开国。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外国强大舰队来日的威胁。……我向日方说明，对于和平的外交使节加以拒绝，从而导致对舰队的屈服与让步，这在日本全体国民面前会丧失政府的威信，实际上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当时中国正遭受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哈里斯乘机威逼利诱幕府当局：英法获胜后，必将来日，与其被英法打败，不如及早与美国签订商约。如果英法提出过高条件，美国可出面调停。哈里斯老辣的外交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2）进一步开放其它港口；（3）对进口商品课税；（4）禁止进口鸦片；（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求下可以修改。
德富苏峰曾经指出，“哈里斯本来就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当时几乎看破了日本官吏的心思。当然，其中也会有些例外，但是日本人当中许多人容易接受此人的意见。一旦他提高嗓门，改变脸色的话，本来气势汹汹的人，此时也会变得低眉顺眼的。这几乎被认为是日本外交的本质。”
这反映了在强大武力作后盾的美国面前，幕府官员的一种无奈。堀田任命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为幕府进行日美交涉的全权委员。谈判从1858年1月 16 日开始，直至4月18日达成协议，这期间共进行了15次交涉。通商条约的核心部分是订立自由贸易条款，在哈里斯提出的条约草案中，作为开港及开市的候选地，列举了箱馆、大阪、长崎、平户、京都、江户、品行、本州西海岸的两个港口和九州煤矿的一个港口，开放江户府及品川半年以后关闭下田港。
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决定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箱馆等5个港口，江户和大阪开市。允许外国人居住在开港地，并设立外国人居留地。
由于日本国内的政治纷争，条约迟迟不能签字。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为此上京向朝廷请求签约敕许，然而京都朝廷不予同意。井伊遂自作主张，派井上清直、岩濑忠震两位全权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第三条规定：“除下田、箱馆二港外，下列各港各市镇，当于下列之规定日期开放之：神奈川港1859年7月4日开放。长崎港1859年7月4日开放。新泻港 1860年1月1日开放。兵库1863年1月1日开放。……神奈川开埠六个月后，下田港即行关闭……。”该条约由14条组成，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港的条约，其中包含着对日本相当不利的条件。而幕府当局正是以此条约为契机，促成了横滨开港。
(二)开港地从神奈川到横滨的变更
在《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开港地中，以横滨开港最富有戏剧性。最初在哈里斯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并没有横滨的名字。横滨后来成为日本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之一，与被称为“乡土伟人”的幕臣岩濑忠震有着直接的关系。岩濑1854年成为海防挂的一员与水野忠德、小栗忠顺统称“幕末三俊”。 福地源一郎在评论岩漱时强调说：“在当时幕吏中自始即丝毫不带锁国攘夷之臭气者，唯岩漱一人耳。”岩漱得知幕府提议关闭下田港，同时在江户近海另辟一港作为替补时，向幕府提出建议，希望将新开港地的首选目标定为横滨。岩濑认为，一、以兴建横滨港为契机，可以掌握全国的经济主导大权；二、横滨靠近江户，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可以及时获悉，并采取应对措施；三、收取加强海陆防备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之效。 另外，“夷狄”远离天皇，尊王攘夷派采取行动理由大为减弱，横滨开港既有利缓和幕府与朝廷的矛盾，也可减少诸藩的反对。一石三鸟，岩濑可谓用心良苦。
1859年7月，幕府按照《安政五国条约》规定，开放神奈川、长崎、箱馆三港与处国人进行贸易。虽说是开放三港，但仍是以神奈川为中心。因为神奈川靠近将军所在地的江户，又是东海道的主要驿站。从美国领事馆设在本觉寺开始，各国的领事馆纷纷设于神奈川。幕府亦设置外国奉行、着手开港的准备工作。巧合的是，神奈川港建设的调查工作是由岩濑忠震负责。岩濑在神奈川宿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把神奈川作为开港地并非最佳选择，如果在此开港，市街面积、人口很快都要增加到现在的两倍乃至三倍。而神奈川地形过于狭窄，加之自古以来就是东海道的“宿场町” ，因而交通也很繁忙。另外，各种行当的人都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对外国人构成威胁的攘夷浪士们最令人担心。而远离繁华街道的横滨方向则没有这种危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出“把横滨村替代神奈川指定为开港地如何”这一建议时，与岩濑的意见不谋而合，并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
开港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千载一遇的机会。岩濑最关心的问题是：通过开放横滨，将其与江户连接在一起，幕府就掌握了把全国货物通过江户输出国外，并把外国输入商品以江户为中心配给到全国的流通主导权，一举把江户建成全国的商品流动中心，从而推进中兴幕府的大业。“岩濑接受外国开港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使幕府中兴的机会，确实可以称为幕府内部独树一帜的积极精神。”
幕府决定在横滨村实施开港地整备计划是在1859年4月，离约定的开港日仅差三个月。为了在横滨建港，幕府让横滨村的村民全部迁移到堀川以东，而把腾出来的地方指定为开港地。
于是，开始在横滨大兴土木，转眼之间就盖好了“运上所”和“官舍”，码头和货物装卸场也建设起来。以运上所为界，把东部定为外国人居留地，西部定为日本人街道。在户部村宫崎设置了神奈川奉行所用以管辖横滨村。横滨与大阪、京都、江户等“三都”不同，并无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是在开港后短时期内靠“人为”建起来的城市。但是随着横滨基础建设不断得以改善和加强，外国人对开港地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到1859年7月1日开港时，来横滨租地的外国人逐步增多。幕府以西南太田屋新田及沼地为界，将东部从横滨本村的北端，西部到“运上所”东端的田地及农民的居住地借让给外国人，此租借地面积为33277坪，为此，民家迁徙费为7210余两。各项迁徙费用皆由租借土地的外国人支付。外国公使们得知幕府在横滨大搞开港基础建设的消息，深感吃惊。缔约时选定神奈川开港，是因为此处便于与来往于东海道上参觐交代的诸藩大名和商人进行贸易。然而，未经协商，神奈川就变成了横滨。对于这种突然的变更，美国公使哈里斯、英国公使阿礼国以违反条约规定为由，照会幕府官员并提出强烈抗议。双方在交涉中纠缠不休。但“外国商人们把两者对比以后，认为横滨在地形上更适合作为港湾，预期将来更有发展前景，遂纷纷到横滨定居”。 较之注重政治需求的外交官，贸易商更看中横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入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 表面上，日本几乎是在违反条约的情况下建设起横滨租借地的，实际上，仍然是欧美国家的贸易利益确定了横滨开港的抉择。
这一时期，哈里斯依然住在神奈川而拒绝入住横滨。文官出身的哈里斯不熟悉航海及建港事务。相反，外国船长和海员们对此很清楚，因为沿着水道进入横滨比进入神奈川更便利，于是外国船只纷纷奔横滨的东码头而来。横滨有了大型贸易船只的泊锚，并日呈繁盛之势。在开港两个月后，荷兰领事馆首先搬到横滨，以此为开端，其他各国领事馆也开始向横滨搬迁。英国公使阿礼国尽管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迁居横滨。 然而，哈里斯一直住在神奈川，拒绝迁往横滨。“惟有当时的条约签署者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反对此举，一直到他归国时都不曾踏足横滨之地。”
(三)对学界相关研究的分析
如前所述，谈判中哈里斯所列举的开港地中专门记录了神奈川，而没有提到横滨。这种方式后来一直沿用，通商条约中也正式记载为神奈川，那么，为何记载神奈川而“漏掉”横滨，这的确是不应忽略的问题。
《横滨市史》中指出：从一般常识来看，正如当初日方谈判代表与哈里斯之间所理解的那样，把包括横滨在内的神奈川湾一带的地方作为开港地时，打算避免使用“神奈川、横滨”这种复杂的表现形式作为两地的代表名称，应取处于一个海湾中的最大之处，故而选择了神奈川。 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今天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40多年前毕竟只是一个小渔村，在当时作为一处开港地确实有些勉为其难。而《横滨市史稿政治篇》中提到：井伊大老似乎担心开放神奈川，因为其地处东海道要冲，车马往来频繁，易与外国人发生纠纷，因而希望另外再找一处开港地取而代之。而军舰操练所兰书翻译挂左藤政养向胜麟太郎进言横滨港较为合适，胜又向大老提议，并呈阁议讨论，终被采纳。
福地源一郎曾经回忆道：“毋庸讳言，神奈川是神奈川，横滨是横滨，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且神奈川土地狭隘，海岸远浅，故不便于外国船只贸易；横滨则土地恢郭，海岸深阔……。” 石井孝援引《日美亲善条约》的例子加以说明：“条约本来是培里在横滨交涉缔结的，后来却冠以神奈川的名字。如此看来，主张横滨也是神奈川一部分之见解未必有牵强附会的成份。条约中只记载神奈川可以看作指包含横滨在内的神奈川一带的地区，进而深入考虑的话，哈里斯也许把神奈川作为港市而把横滨作为停泊地看待。” 这反映了石井氏的一家之见。大山梓也指出：“幕府主张横滨是神奈川的小名，不顾签约诸国的反对，在横滨村东南地区抓紧时间修建居留地设施工程，以图招徕外国人居住。……结果，外国商民大量涌入横滨，终于连外国领事馆也从神奈川迁到横滨，……神奈川被完全闭锁，（开港地）名与实都变成了横滨。” 加藤祐三则认为幕府全权代表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
尽管众说纷纭，但上述几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哈里斯并不反对横滨开港，问题的焦点在于幕府的目的是想以横滨开港换取神奈川锁港。这应该看成是幕府的一种谈判策略，而且幕府后来达到了横滨开港而神奈川锁港的目的。因为在与美方交涉中，如果只提出开放横滨而不提开放神奈川，恐怕难以获得哈里斯的首肯。条约签订后，幕府则只顾建设横滨，刻意回避开放神奈川，从而招致哈里斯的不满。于是，在后来的交涉中出现了“横滨是神奈川的小名”等一系列托词。这也反映出幕府当局，尤其是谈判代表们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谈判技巧。在此想补充两点意见：其一：通商谈判前后进行15次，其间有关开港地的规定亦有变化，对其表述自然有出入，因而造成许多文献对横滨开港有着不同的表述，《幕末外国关系文书》的记载亦有前后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在《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中确实写明开放神奈川；其二，毋庸置疑，横滨和神奈川不是一个地方，横滨作为地名出现在正保年间（1644—48），原本是一个叫做石川村之横滨的小村。而神奈川在中世文永三年（1266）为武藏国神奈河乡，后来称橘树郡神奈川町，以东海道宿驿发展而来。因此，“尽管今天的地方厅现在设置在横滨，而称其为神奈川县厅是由于根据条约文中写着神奈川，因而主张把横滨划在神奈川之内而造成的。” 虽然通商条约中记载为神奈川，而在后来开港地建设中，横滨却唱了主角；当然，这与幕府当局对横滨的“关爱有加”不无关系。
总之，周编《世界通史》中所说的先开神奈川后改横滨，显然是指两者并非同一个地方。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指的神奈川为今横滨，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箱馆为今函馆，则是没有疑义的，因为今天的函馆是从当初的箱馆发展而来的。而神奈川和横滨在开港前却是两个地方，“横滨位于神奈川东部一带，翻山越岭需要走7公里的路程。”当然，经过开港后的长期发展建设，横滨市区也不断扩大，甚至连过去的神奈川一带也成为横滨市的一个区。换言之，今天的横滨市是在当年横滨村的基础上建成的。由此看来，周编《世界通史》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如实反映了当时情况。吴编《日本史》的表述可谓一种折衷方案，似乎怎样理解都说得通，遂成为一种惯常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也容易使人产生横滨即神奈川的错觉。刘编《世界史》中指出日美双方“于1854年3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样令人不能苟同。因为条约是在“寒村”横滨，而非繁华的“神奈川宿”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之所以又名“神奈川条约”，是因为横滨仅是神奈川辖下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渔农村庄，遂以较为有名的神奈川来命名的。
值得一提的是，1889年开港3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在横滨实行了市制制度。这时的横滨“已从开港前约100户人家的渔农村庄的状况取得飞跃式的增长——从而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城市。” 横滨开港资料馆：《20世纪初叶的横滨》，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1997年，第3页。 考察近代日本开港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中求得发展进步，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惟有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四、日本幕末横滨开港与锁港之争
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领“黑船”舰队两次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和亲条约》，日本由此开国； 1855 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受命出任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他则从培理缔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与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友好通商条约》，日本据此开港。
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然而，日本从幕末开国大约10年左右，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尊王攘夷之风愈演愈烈；对外政策则处于开国抑或攘夷的摇摆中，横滨锁港与否遂成为内政外交的焦点。直至1865年朝廷批准条约，最终使开港不可逆转。
(一)美日交涉与横滨开港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黑船”舰队再次来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美日和亲条约》。该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而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埋下伏笔。
当时幕府再次任命堀田正睦为老中，与阿部正弘共同主政，而外交工作专门由堀田担任。阿部23岁时即破例就任老中，并以其杰出的才识应付时局，在人才任用方面也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开明性。堀田是被称为有兰僻的喜爱西洋文物的开国论者，1841年晋为老中，参与天保改革，后来辞职。他再度出山后，“擢用了具有外交才能的岩濑忠震、水野忠德等年轻俊才，为来日的对外交涉作了准备工作。”1855年，美国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被派往日本担当首任驻日总领事。与培里相比，他对日本幕府采取相对温和、协调的态度，但是，“哈里斯的对日交涉说到底还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的炮舰外交。” 起初，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吏对哈里斯的招待略显怠慢，直到下田奉行井上清直造访后才改变了这一状况。“以前尽买来一些奇怪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代用品，而这次却带来了真正的鹿肉和野猪肉。……与以前的待遇相比，他的餐桌上现在摆满了一年四季的应时水果。”日方开始满足哈里斯生活上的要求。但对日交涉则异常艰辛。“他只是靠了乐观的坚韧精神、坦率和机警，才慢慢地、好不容易地达成了他奉使的两项目标：在江户呈递国书，和商谈一项广泛的商约。”
哈里斯到任的第二年阿部病故，此后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堀田内阁。1857 年11 月，哈里斯终于获准到江户谒见第 13 代将军德川家定，向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信函。在晋见将军时，幕府官吏都匍匐在将军面前，惟有哈里斯一人站着，行鞠躬礼。“哈里斯所受的礼遇正是日本政府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以及这位纽约商人外交手腕比较高明的标志。” 数日之后，哈里斯与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会见，其间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向日方解释，美国在努力帮助日本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以使其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 他进而表白：“美国与欧洲各国不同，从不奢望得到东方领土，美国亦未曾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擢取别国领土，因此，日本应该与奉行‘友好、和平’政策的美国代表缔结条约，方为贤明之策。”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与英法等国有所不同，但哈里斯侈谈美国的“和平、友好”显然违背事实。1846—48年，美国挑起侵墨战争，夺得包括现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洲的辽阔领土。不过，哈里斯的“著名演说”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幕府开始考虑缔结商约问题。当然，“哈里斯主张依靠自由贸易原则，适当课以关税，从而实现富国强兵，与主张推动幕府开国外交的大小目付看法一致，值得关注。而且，这种意见亦是堀田所支持的。”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2）进一步开放其它港口；（3）对进口商品课税；（4）禁止进口鸦片；（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求下可以修改。
鉴于幕府中许多官员不赞同开港以及日方的拖延战术，哈里斯声称： “各国竞相向日本派遣强大的舰队，是为要求其开国。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外国强大舰队来日的威胁。” 于是，堀田与哈里斯商议，任命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为幕府对美谈判的全权代表。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深知日本无论如何抵御不了美国的攻势，因而必须缔结条约并开港通商，于是上京向朝廷陈述利害，以求批准签约。然而朝廷方面顽固地不予同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井伊自作主张，派井上与岩濑两位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随后，英法俄荷诸国接踵而至，纷纷签订类似商约，是为“安政五国条约”。近代日本由此走向开港。
条约生效的第二年，即1859年7月1日 ，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横滨、长崎、箱馆三港正式开埠。这三港之中，长崎在锁国时期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箱馆也已经在“和亲条约”中与下田同时作为补给港或者避难港登场亮相，只有横滨港完全是新面孔。横滨由培理第二次访日的“应接所”而最初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认为开港是横滨“近世的终止符与近代的始发站。”开港前，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
1827年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横滨村的位置处于现在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一带，即所谓“关内”。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起初幕府打算把神奈川设为开港地，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那并非最佳选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议把横滨村设为开港地，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在决定横滨开港的过程中，幕府全权代表岩濑忠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岩濑最关心的问题是：“通过开放横滨，将其与江户连接在一起，幕府就掌握了把全国货物通过江户输出国外，并把外国输入商品以江户为中心配送到全国的流通主导权，一举把江户建成全国的商品流动中心，以此为基础，推进中兴幕府的大业。” 石井孝先生评价道：“岩濑接受外国开港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使幕府中兴的机会，确实可以称为幕府内部独树一帜的积极精神。” 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幕府代表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于是，幕府在横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入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或者说多种原因促成了横滨开港，其中包括幕府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外商的态度。于是，在幕末开港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现象，就是人口稀少、条件最差的横滨开港后，城市建设、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将其他开港场远远甩在后面，可谓创造了“横滨速度”。在横滨建港的过程中，有许多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外国贸易商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移居到横滨，大批中国人也随同而至。由于幕府当局实行奖励政策，日本国内人口也开始向横滨迁徙，横滨人口激增，并作为新兴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太平洋西岸。
(二)横滨锁港问题的提起
日本开港后，幕府当局在距离江户较近的横滨，辟地供外国人居住，从而形成日本最大的“外国人居留地”。这里虽然避开了东海道，但是因为距离江户很近，所以从开港之初就与外国人不断发生各种问题。“洋夷”入住江户、横滨，极大地刺激了尊王攘夷派下级武士，于是在横滨与江户两地经常发生袭击外国人的暴力事件。
当时许多日本志士吟咏着：“宝刀难染洋夷血”，“此心偏欲扫戎夷”的诗句；有的还声称：“而今不议论尊攘者是为国家的奸贼，夷狄的丑奴”。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在上呈给将军家庆的意见书中陈述到夷狄广泛传播邪宗门（基督教），迷惑了神国日本的人心，依靠贸易骗取神国财富，使人民疲弊，最后以兵力夺取国家。代表了攘夷论者强硬的排外思想。“事实上，1866年在关东西部爆发的五州大一揆中，参加者合计约10万名，数百户房屋被捣毁。而卷入其中的人们大都对横滨（商人）厌恶不已，视之如同仇敌。而且，他们也考虑到横滨开港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发起以横滨为目标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其中包含着浪士们的攘夷行动和农民反对横滨贸易商人的'一揆'等双重关系。”
横滨对外关系史研究会、这些行动客观反映了幕末时期横滨周边地区居民生活的贫困化和对时局感到不安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幕府对地方的统治已经陷入混乱。此一时期，流传着浪人武士将要侵入横滨居留地，焚烧运上所，杀害居留民的消息。横滨居留地的日本人街市的批发商以及周边村民的过半都逃到较远的地方去避难。而且，远在江户的市街地也有很多人转让了家财而退避到乡下。虽然最终没有发生冲击居留地的行动，但是给横滨的外国人造成很大混乱。
日本朝野针对开国还是攘夷的议题早已进行了不休的论争。然而，幕府中的意见始终难以统一，又顾忌到京都朝廷的存在，对外政策始终难下决断。这充分暴露了幕府当局首鼠两端的性格。在京都朝廷的压力下，幕府面临着横滨开港或锁港的抉择。列强认为攘夷有两重目的，其一，使天皇回归往昔的地位，同时使大君（幕府将军）退居到诸大名行列；其二，将“夷狄”从神圣的日本国土上驱逐出去。而幕府方面则希望使出一切手段镇压国内的敌人，并利用武士浪人要袭击神奈川的传闻，意欲把横滨的外国人像以往住在长崎的荷兰人一样集中起来，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居住与活动。然而，当时幕府已经难以控制时局的发展，朝廷方面的势力则呈现上升趋势。愈演愈烈的攘夷论在开港后一变而为废约攘夷论和锁港论，再变而为部分锁港论，即横滨锁港论。这是因为攘夷论者将横滨视为日本的门户，以锁港作为攘夷的手段。
1863年6月，幕府命令松代藩主真田幸教、岸和田藩主冈部长宽、佐仓藩主堀田正伦对神奈川实施警备；以老中小笠原长行的名义通告横滨、长崎、箱馆三港锁港，并让驻留外国人撤离。 翌日，朝廷规定的“攘夷日”如期到来，攘夷派的急先锋长州藩对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施以炮击。英国舰队开始在横滨集结，英国公使以船上人员健康问题为由，向幕府施压以借用陆上驻军用地。幕府在列强炮舰政策的逼迫之下，无法回绝这一过分要求，只好把横滨山手英国领事馆附近一带作为临时驻军地点。英、法两国军队由此进驻横滨。
1864年8月，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开始攻击长州藩。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战役以长州藩惨败而告结束。
于是，以谈判解决外交问题又提上幕府议事日程。
1862年，以竹内保德为首的遣欧使节团与各国达成延期五年开放两港（兵库、新泻）两市（江户、大阪）的协议。日方对各国也做出许多让步。比如：伦敦备忘录中写明减免英国的毛织品、棉织品等对日出口税额；巴黎备忘录则约定减免法国酒类、化妆品等对日出口税额。
1864年2月，幕府专门为横滨锁港谈判派出了第三次谴欧使节团。在正式出使前，幕府与列强于1863年10月在军舰操练所进行了横滨锁港谈判。日方代表首先与曾经有旧交的荷兰公使和美国公使进行谈判。日方提出，“横滨辟为开港地后，贸易持续发展乃至国事日非，贸易亦因此而产生障碍，国家之交往遭到破坏。国交是为基石，贸易不过是国交的附属品……，如欲长期保持国交，唯关闭横滨而别无良策。” 日方除了陈述这些理由外，还列举日本人避讳外国人是由于物价暴涨，人民日益穷困等原因。日方代表所言都是事实，自横滨开港以来，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发生许多“一揆骚动”抗争事件，造成社会动乱。 但是，指望列强为了维持邦交而牺牲商业利益，中断开港贸易，则无疑是与虎谋皮。前来协商的美、荷两国公使婉言回绝了日方请求，甚至不给日方再次发言的机会，匆匆离开会场。
使节团临行前，英国代理公使尼尔也在与幕府委员的会谈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日方陈述道：“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厌恶感皆因开港而生，幕府无力加以制止，因而欲关闭横滨而仅以长崎和箱馆为开港地；培里所签条约非永久之约，乃一时试验之约，经试验而效果不佳，日方则打算再次将其关闭……江户一带暗杀外国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横滨并非外国人的安全之地，本国人心逐日动摇，几近爆发动乱，若要稳定，惟有锁港之一途；日本政府打算向各国派遣特使，说明内地的情况。英方表示对日方意见一件也不能予以满足，此种谈判毫无意义；如果贸易被停止，大君政府有不当行为，英方将不等本国训令到达与否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英国政
府反对横滨锁港态度之坚决由此可见一斑。
(三)幕府使节访法与锁港交涉
幕末时期，法国与幕府当局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法国公使见幕府代表遭到美、荷等国冷遇，遂建议幕府派遣特使出访法国。当时发生了法国士官在横滨郊外遭暗杀和法舰在下关海峡遭炮击事件。幕府担心政局失控，最后决定任命筑后守池田长发为横滨锁港使的正使，副使为伊豆守佑邦，监察为相模守河田，另有组头田边太一、西成度、益田孝、矢野二郎、盐田三郎、尺振八、三宅秀等共计34人。 1864年2月6日，池田一行离开横滨，前往欧洲。
使节团出发不久，将军家茂也奉朝廷之命前往京都。这一前一后的出行，可谓意味深长。原大老井伊直弼时代的幕府，居江户而向京都发号施令，行使政治大权，而自井伊内阁垮台后，主客易位，江户转而听从京都号令以保存德川幕府风雨飘摇的政权。幕府此次派遣使节团出使欧洲，只是做出遵从朝廷旨意的姿态，并将其作为将军上京时向朝廷敬献的见面礼。然而，幕府只有心存侥幸。“万一谈判顺利，锁港成功，当然可以证实幕府尊王之诚心以及奉旨攘夷并付诸行动。即便最终无功而返，（使节）历访诸国交涉谈判亦需三、四年光景，这期间（国内）人心亦将趋于安定。”这便是幕府的如意算盘。
这种“权宜之计”对法国来说，为受害的法国人而派遣谢罪使，可以博取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对京都而言，做出派遣锁港使节的姿态，能够取悦京都（朝廷）与尊王攘夷派。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对内对外皆失去威信，且由此走向自取灭亡之途。”
幕府以此种方式作为应付京都方面不断督促锁港攘夷的“防御策”。 “表面上使节团是举行横滨锁港谈判，借以平息国内气势汹汹的尊王攘夷风潮，而实际上此行的目的是对杀害法国士官的谢罪和缔结日法同盟，从而依靠法国的援助，维护幕府统治。”
池田使节团一行到了上海，遇到再次赴日的英国公使阿礼国。阿礼国见此情景大为吃惊，告诫日本使节：你们如与英国政府展开这种谈判，英国必定认为是以此来挑战，这不是永久保持两国和亲的正当途径。……日本和支那一样，是民智未开之国，政府乃人民的领导者，国内如有不服从者，可以刑罚加以弹压。然而，如今出现几个“异论者”就立即改变政策，这样一旦关闭已经开埠之港，反对者便会日益嚣张，乃至最后难以控制。我现在将去日本协助政府“镇抚”不逞之徒。 池田等虽然进行一些分辨，但是无法招架气势汹汹的英国公使。
另外，池田一行滞留上海期间，“在看到此开港地方的繁荣景象后，自感再去谈论闭关自守等方面实难以启齿，似乎感到完成使命已是困难重重。”
幕府使节一行到了巴黎，觐见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然后向外务大臣路易斯陈述了杀害法国士官的谢罪词，并赔偿被害人家属12万法郎的抚恤金。双方在谈到万一幕府讨伐萨长两藩时，商定由法国供给军舰、武器、弹药等，根据情况也提供兵力支援。在谈到横滨锁港问题时，路易斯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建议莫如把横滨等三港开放为自由港，谈判陷入僵局。 当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亦有向远东扩张势力范围之意，因而很想结交并扶助德川幕府。与阿礼国不同，他接待池田一行并没有采用胁迫手段，而是在谈笑之间就促使日方使节就范。
当时的幕府政治总裁松平大和守是锁港论的坚持者。他取得京都朝廷的信任，成为政治总裁，势力逐渐增大，并于1864年接受“横滨锁港御委任”，负责锁港事宜。消息传到巴黎，池田一行愕然，他们认为松平一定会主张极端的锁港论。幕府使节一行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前面有反对开港延期甚而意欲使开港提前的英法强国，后面有松平大和守，若坚持极端锁港论，使节就将面临万事皆非的处境。……与其这样玷污使节的颜面，当然也将本国政府的丑态暴露于各国之间，莫如尽早回国，将欧洲各国的形势反映给京绅之间，以使有机会向朝廷上奏，从而决定推行开国进取的国策。”
1864年6月，幕府使节与法国政府缔结了《巴黎条约》，内容大抵如下：法国外务执政路易斯与大君使节池田筑后守长发、河津伊豆守佑邦等决定签署如下几条：“第一条：……大君使节回到日本三个月后，决定日本政府向在留江户的法国皇帝的公使交付墨西哥银14万元，作为长州藩炮击法国军舰的补偿。但其中10万元应该由政府自己缴付，其余4万由长州藩交付。第二条：大君使节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应在三个月之内确定解除对欲通过下关海峡的法国船只的阻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派出军队，并与法国海军分队指挥官协调一致，以确保船只通行无阻。第三条：为使法国与日本的贸易交流逐渐扩大，1858年10月9日两国于江户所签条约期限之间，法国商人或树立法国旗帜进口的货物，最后由大君政府批准外国贸易，并应该使用减税表。因此，在严格恪守此条约期间，茶叶、铅蜡、藤，画所用的油蓝、硫酸、煤等等货物理应在运上所免税通过；酒、酒精制品、白砂糖、铁、机器零件、麻织品、钟表、锁、玻璃、药品等物品输入日本时，运上所只收取其价格的5分税；对镜子、陶品、化妆品、肥皂、兵器、书籍、纸张等物品则只应收取6分税。第四条：上述约定可视为1858年10月9日法兰西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之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且应该不需要双方国家元首交换文书原件而直接施行。”
幕府使节签署这一条约显得很草率，例如第二条借助法国海军力量一段，实为外交败笔。中国清政府也曾经借助外国军事力量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挽救专制政权的命运，结果只能丧失更多的国家权益。“此条约没有丝毫关于锁港的文字，只有我国向法国给予的条件。我方毫无疑义地在此条约上签字，对此，主张开国论的人也认为是无谋无策更无道理之举，何况那些将锁港攘夷视为日本唯一的治安策略之辈。” 可见，这是一次失败的出使。
1864年8月，使节一行到达横滨。消息报到江户，幕府不及问讯使节突然回国的理由，下令禁止他们上岸，转赴上海、香港或其他地方隐藏踪迹。池田无视这一训令，傲然返回江户。幕府当夜即剥夺其职务，命其隐居。公文如下：外国奉行池田筑后守：其方仪被差遣为赴外国之御使节时，共有不取计之事，不妥之至。据此，其御役（官职）被召放（解除），知行之内600石被召上（收回），隐居被仰付，蛰居可罢。 使节一行回朝的同时，递交了长篇报告书兼意见书，其大意如下：我等希望之处：第一，向欧洲各国差遣公使；第二，不仅与欧洲，对宇内独立之邦国皆应签署和亲条约；第三，海陆二军之方法自不待言，治国经济之道应取西洋之所长，派遣留学生潜心学习；第四，开办与西洋诸国报纸、通信联系，使彼我情报、消息相通；第五，我国民当然可以自由出国经商，且应注重彼方学问事情。 使节们此行并非一无所获，所提意见亦很中肯，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池田出使法国时是个年仅28岁的青年，“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正使，当然是积极主张攘夷论。但是，通过对外交涉接触了西欧诸国的政治实态，在巴黎的生活中不断感受其文明之进步， 逐渐倾向于开国论。及至谈判截止时已经转变为完全的开国论者。”
(四)条约“敕许”与开港的不可逆转
培理访日以来,直接体验到欧美诸国“外压”的幕府深知通商条约的签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京都的朝廷因为不是外交谈判的当事者，所以没能得出这种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孝明天皇是个排外思想极为严重的人，天皇周围的公卿大臣们也都是顽固的攘夷论者。萨摩、长州、水户等诸藩也都公开批评幕府的开国政策。使节归朝之际，锁港派最关心结果如何。然而，他们归国时，长州尊攘派久坂玄瑞引兵进入京都，蛤门之战开启。幕府则忙于征长准备，加之水户浪人异常活跃,于是，反而无暇顾及锁港问题了。最终，横滨锁港以失败而告结束。
1864年10月，美、法、荷各国公使相继劝说幕府向朝廷请求批准条约。因为欧美各国与幕府缔结条约后，已经深深意识到在贸易方面必须要有朝廷对条约的敕许才能充分展开。1865年6月,新任英国公使巴夏礼来日后，加紧推进敕许条约的要求。巴夏礼向法、荷两国公使提出如下提案：放弃三分之二的下关事件赔偿金而代之以下三个条件：1，比议定的日期提前开放大阪和兵库；2，减轻税率；3，敕许条约。 在英法美荷四国使臣会议上，英国提案成为四国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以上三个条件，列强赞同实施巴夏礼的提案，将四国舰队开进濑户内海对朝廷施加压力。
1865年11月，英、法、美、荷四国再次组成联合舰队，从横滨港出发，浩浩荡荡驶入兵库海面。沿岸居民恐慌不已，京都城内也陷入惶恐不安之中。在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幕阁会议根据阿部正外、松前崇广两老中的意见，内定了兵库立即开港。而禁里御守卫一桥庆喜认为兵库未经许可即行开港，乃是步《安政条约》的后尘， 从而推翻了幕阁会议的决定。
由于庆喜的内部工作，朝廷命令幕府罢免阿部、松前二老中的官职，幕府只好照章办事。由朝廷来处分幕府的官员，为前所未有，足见幕府地位日渐衰微。
在大阪城内，幕阁内部的意见分歧逐渐公开化。将军家茂向朝廷提交辞呈，自言“臣以幼弱不才之身，担征夷大任至今……上不能奉宸襟，下不能安万民；加之亦无力富国强兵，扬皇威于海外，以至玷污职守……臣家茂退隐，由庆喜续任。”希望把征夷大将军职务传交给一桥庆喜，同时请求敕许条约和开放兵库港。随后，家茂踏上东归之路。该行动是与庆喜对立的幕阁派策划的，因庆喜前往伏见迎接并谏阻，将军家茂才重新返回京都二条城。1865年11月20日，在小御所的天皇面前，参加朝议的一桥庆喜、松平定敬等幕臣与朝彦亲王、晃亲王以下的廷臣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到次日仍无结果。于是，向在京的十几个藩的藩主进行咨询，但仍然不能做出决定。翌日（11月22日），朝廷终于决定敕许条约，但不允许兵库提前开港。一桥庆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又吓又哄地说完‘现在不敕准条约，国难就要临头’之后，关白以下各位都坚决反对，最后站起来要退席，我愤然作色：‘鄙人虽然不肖，但也有不少人追随。对这样的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竟然退席之事，岂能置之不理！’于是，关白也不得不坐下来。……‘诸公仍不答应，我只有引咎切腹自尽。我的生命不足惜，如我舍了性命，也许我的家庭要对诸位采取某种行动。请诸位有此思想准备，好自为之。’……不久，两个传奏人入座，交来敕准条约的钦命。”
1865年11月24日，老中本庄宗秀在兵库向四国使臣通告：1、条约已获得敕许；2、兵库按规定日期开港，事情或许会比预期提前；3、今年12月支付第三期下关赔款，以后按规定赔付；4、承诺改订税则，立即通知水野忠精、酒井忠毗在江户商议。 谈判结束后，外国军队遂撤离兵库海面。这样，自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以来围绕批准条约展开的攘夷还是开国的政治斗争划上了休止符。 “敕许条约本身就意味着：（1）条约的缔结朝廷具有了最终的批准权；（2）过去要求幕府攘夷的朝廷现在已经公然承认开国方针。第一点在在朝幕关系上确立了朝廷的优势;第二点则表明了开国和锁国之争的终结。”由此观之，横滨真正的开港，应该说是在条约敕许实现以后。因为朝幕意见达成一致，攘夷已成明日黄花，客观上造成横滨开港不可逆转的态势。从1859年7月横滨实验性开港，复经开港与锁港的徘徊，至1865年11月条约得到敕许，6年间，日本朝野在付出诸多代价之后，最终顺应了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潮流，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港政策。开港对横滨的历史发展而言，可谓意义重大。“横滨开港前的现横滨市区之内，除了神奈川、保土谷、户冢等东海道三个驿站外，均为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村……沿海村落也仅有些效益不高的渔业、盐业，除多少受些沿海（东海道）交通影响外，大都显露着落后的农村状态。” 而在开港之后，“横滨逐渐人烟稠密，尺土亦有数金之价，堪称五港之魁。据此商业之地获取巨利，富可敌公侯者不在少数，而此等人中究竟有几人能想起昔日的政治家遭遇几多艰难，其结果才促成今日之繁荣。”
横滨开港对江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使江户作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
总之，日本早期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并不顺利，但难能可贵的是一批有眼光的开明派官僚，尚能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敏锐的判断和认识。尽管这种判断和认识离不开维护幕府封建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在客观上，为近代日本的进步与发展起到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来说，“闭关的最大支柱之一，即勉强维持下来的封建经济以及它的全部上层建筑，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迅速地肢解了。”
由于缔约开港，彻底打破了德川时代200余年的太平之梦，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终于到来。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说，中国和日本缔约开港，意味着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五、近代韩国开港缘起考
16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随即开始北上东北亚地区。在进行传教和贸易活动的同时发起“西力东渐”的冲击。在上述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亦在发育成长。“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到了18-19世纪，欧美国家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朝鲜王朝）三国仍蹒跚而行，成为世界市场的最终建构环节。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放门户；德川幕府1854年与美国缔结《日美修好条约》，标志着日本开国。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半岛上的韩国并非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亦非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而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走向开港暨早期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一)韩国开国的国际契机
19世纪初叶前的数百年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即中国周边邻国统治者对本国统治权必须由中国朝廷的“册封”加以确认的以礼仪往来为主要形式的所谓“朝贡制度”。韩国是推行礼治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也是这个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当时，韩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局限于“事大”、“交邻”，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没有太多认识。韩国被西方视为“隐士之国”（the Hermit Nation),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远离太平洋主航道，西方对它处于有待认识的阶段。然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天津、牛庄，芝罘等地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开港后，韩国西海岸开始进入欧美各国的视野。英国与法国从南部北上，俄国从西伯利亚南下，美国则从东部向耽溺于锁国之梦的韩国进袭而来。
早在1831年，英国商船曾经驶近韩国，停泊于忠清道洪城郡古代岛附近，要求通商。这是西方商船首次要求与朝鲜进行贸易。1846年，法国军舰出现在忠清道的洪州冲；1865年俄国船队来咸镜北道庆兴冲停泊。韩国政府因了解到宗主国中国亦陷入欧美国家侵略的窘境，愈发感到开港的危险性，所以拒绝了列强的开港要求。不仅如此，韩国政府“为了确保锁国，巩固边防，进而对西方的天主教实行了正主王以来的禁教政策，对教徒大肆弹压。1866年处死约3万信徒。”
1866年，法国9名神甫在韩国被斩首，法国舰队曾经短期占领临近京城的江华岛，但一无所获。 同年，美国商船驶入大同江要求通商，但是遭到韩国军民抗击，全体船员被杀。为报复此次事件，1871年美国舰队占领江华岛，但被韩国军队击退。当时韩国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却坚决地拒欧美列强于国门之外。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退兵，“朝鲜更加相信外国人望见它的军队，便不敢不撤退，并且这次远征也被中国人看作是外国人的一次失败。” 事实上，韩国得以在东北亚诸国中最后开港，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日本学
者奥平武彦认为：第一，欧美人对有关朝鲜的知识极为缺乏；第二，法、美两国均在远征江华岛中失败，使欧美各国感到迫使韩国开港颇有难度；第三，受到居留在远东的外国人舆论与欧洲政局动向的牵制。 笔者窃以为，一方面是由于韩国军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则由于列强没有以全力冲击韩国。具体而言，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热衷于经略印度和对中国的侵略；俄国急于开拓西伯利亚和滨海州；法国正在入侵印度支那和中国华南地区；美国则忙于处理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受到对外政策的掣肘。种种原因促使列强无暇投入更大规模的武力逼迫韩国就范。这就给后来日本冲击韩国，迫其开港提供了机遇。
1863年，韩国第二十五代王哲宗逝世后因无子嗣而迎立同为李氏王族的李熙为新国王，是为高宗。因其年少不能亲政，遂封其父为大院君，掌管国事。大院君对内实行所谓“弊政刷新”，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以抵御西方入侵，巩固国防。然而，强化锁国政策虽然享有短时期的安宁，但却丧失了对外开放，富国强兵的良好时机。因为其锁国虽然一时得以成功，却难以永久持续下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邻国的日本自1854年开国后，通过倒幕维新而羽翼渐丰，并采取了与美国强迫日本开国时期如出一辙的手段，迈出了打破韩国锁国政策的第一步。
大院君执政时期，德川幕府试图恢复和韩国的交往，认为“朝鲜是日本的邻国，”“美国是日本的友邦，”故此对美国与韩国的纠纷颇感不安，希望出面斡旋。然而，幕府无法在1867年派出拟议的专使。翌年，萨摩藩派遣一名专使去韩国声明日本王政复古，亦遭到韩国政府拒绝。鉴于韩国同样拒绝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所派的另外两次日本使节，日本国内出现所谓的“征韩论”；因日本当时忙于其他事务，“征韩论”曾经一度中断。日本国内商品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为图发展计，遂开始依靠军事力量从海外输入原料，同时向海外寻求输出商品的市场。1872年。日本征服了琉球群岛，1874年侵略中国的台湾。与此同时，“征韩论”再次抬头，韩国已然成为日本直接侵略的对象。
(二)韩日交涉与韩国开港
1875年4月，日本副理事官广津弘信提议，派遣军舰在对马岛和韩国之间测量海路，进行示威，以此方式声援外交活动。根据这一建议，同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舰只先后侵入韩国海域炫耀武力。9月，再次驶入韩国水域进行武装挑衅。舰长井上良馨以“测量航道”的日舰遭韩国炮火突然袭击为借口，故意挑起事端。是为史上有名的“云扬号事件”。日方对事件是有备而来的，或者说是蓄谋已久的，对韩国而言却是突发事件。“24日三军府启，畿沿留泊之异船，始未知何国何地之人，而犯入内洋已是叵测，冲火放炮尤为可恶，此与年前抢掠之番舶一类也。” 10月15日，参议木户孝允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陈述：“……朝鲜之事国论纷纷，连岁未止。前年既已因此而使政府发生变革，去年春又因此而引起九州之骚扰。而今更使天下之议者必将纷纷竞起，政府非预先筹谋一定之策略，尽其义务，负其责任不可。”表明了欲干预韩国内政的心迹。
日本一方面以此事件为借口给韩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欧美列强和中国展开了“狡诈的外交活动”。明治政府与美、俄等国的驻日大使进行谈判求得了谅解和支持。为消除清朝对它进入韩国的阻碍，日本以韩国与清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为由向清朝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 首先，任命森有礼为驻清朝公使，赴北京谈判，递交了外交“觉书”，提出清政府今后不得参与韩国政务，日本将向韩国派出使节。1876年1月11日，森有礼向清政府指出：云扬舰行驶至江华岛附近，正欲补充淡水之时，突遭来自朝鲜海岸上炮台的炮击。 一方面，要求韩国赔偿“云扬号事件”的损失，另一方面，通告必须缔结通商条约。
日本政府在向清朝派出使节的同时，又任命黑田清隆中将为全权大使，井上馨议官为副使，宫本小一，森山茂外务大丞等为随员出使韩国。黑田清隆全权大使临出发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曾经对他作了基本训令及指示，以便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其训令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一、要求对云扬号遭炮击，国旗受污辱一事做出相应赔偿。二，主要目的在于缔结条约，若彼方与我修好，答应扩大贸易，则以此抵偿云扬舰的赔偿；三，若朝鲜政府不承担云扬舰的责任，没有与我复交的诚意，有损我政府荣威的话，可临机处理。
从上述训令可见，日本是以确认韩国对江华岛事件的责任为前提来提出谈判条件的，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侵略行径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日本外务卿寺岛宗泽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谈判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柏利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安将美国人所著的《柏利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副使，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照此行事，定能成功。”
使节团一行约30人，率6艘军舰，从品川港出发，于1876年1月末到达韩国沿海，在釜山近海抛锚。“1876年1月，日本在釜山作了一次海军示威；在探悉中国必像1871年那样地置身事外以后，日本就强迫那位满心不愿意的朝鲜国王接受一件友好通商条约……。”黑田全权一行于2月4日在江华岛靠岸，2月10日率兵员300余名，从仁川的镇海门登陆，造访了江华府的副师营。
当时，韩国政府恰好发生政变，大院君隐退，闵氏一派执掌政权。闵氏政权为与大院君势力对抗，遂改变锁国政策，筹备开国通商。然而闵氏政权既不是进步的政权，也不具备开国的内部准备，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有学者认为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闵氏政权为了维护它的权威，不得不接受外部势力，特别是日本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第二，日本对朝鲜的门户开放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导致韩国锁国政策发生动摇的原因主要为：第一，以复交为条件，利用日本促成闵妃之子册封为世子；第二，日本的武力威胁；第三，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闵妃政权被迫放弃了强硬的对日外交政策。此举一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方面，以缓和日趋激化的国内矛盾。二可乘机把造成内外交困局面的责任推到大院君身上。三可以此为借口，打击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此，我们不能忽略清政府和李鸿章在韩国开港中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尴尬的角色。李鸿章给韩国政府送来信简，劝告韩国与日本修好，并指出与日本开启战端的不利之处，表明清政府的意向。于是，韩国政府任命申为接见大臣，尹滋承为副官，派到江华府去迎接日本全权大使一行。1876年2月11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会面。开始在江华城内的练武台进行日韩修好谈判。 韩国内部对这次会谈有不同的意见。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反对妥协，许多爱国军民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朴寿，吴庆锡等认为开港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和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立场出发，趋同开国论。
从谈判的日程来看，从1876年2月11日开始到13日，加上2月20日的一天共进行了4个回合的谈判。第一天主要是两国代表互相问候，谈论两国代表的资格和权限问题。第二天的会谈，
日方全权代表对修好条约草案作陈述（即前面提到的训令条件），然后以强硬的态度将13项条约草案递交韩国全权代表。韩国代表感到事态严重，避免即刻回答，将其送交中央政府，等待训令。于是黑田清隆全权大使提出警告：若10日以后还无答复则将导致两国断绝交往。
在翌日的第三次会谈中，日方全权代表发出强硬通告：希望尽快承认13条方案，并予以签字，如若韩国方面不予承认，则派军队在京江下游，仁川，富平地方登陆。会谈在彼此争论中结束。当天，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送达韩国政府，国王召集众臣商议是否接受。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炳学指出：“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衅也。” 韩国政府感到以目前国贫兵弱，实在无法对抗日本。于是接受右议政金炳国的妥协提议，决定等待接见大官的详报，委任接见大官负责修好通商事宜。20日，在练武台举行第4次会谈。韩国政府将本国政府下达的议政府照会案转交日方。日方以此照会案完全省略江华岛事件为由而拒绝接受。为此，谈判陷于破裂状态。于是，黑田清隆从江华府返回军舰，韩国全权代表对此大为震惊，在日方的武力胁迫下终于在1876年2月26日承认了日方所有要求。27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缔结了所谓的《韩日修好条约》 ，由此确定了韩国的开港。
(三)韩国开港的结果与影响
大院君执政时期实行锁国主义，因而对欧洲列强进行了顽强抗击；闵氏上台后实行门户开放
政策，于是被日本轻易地叩开国门。“但是，这只不过是闵氏一派维持权力的手段，决非为
了谋划韩国近代化的政策。” 《韩日修好条约》全文12条。
在第1条中将韩国确认为“自主之邦”，日本从而排除了清朝君临韩国的势力，可以自由进出韩国；第2条中，日本可“随时派使臣到朝鲜国京城”，获得在京城设置公使馆的权力；第4条规定将韩国3个港口开放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准许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第7条规定“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从而为日本进一步侵略韩国作了准备；第8 条规定日方“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到交涉案件时而可以保护其在贸易和开港中的利益；第9 条规定“两国既经修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官吏毫无干预”，从而剥夺了韩国政府对本国贸易的管辖权；第10 条确认了“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各口……如其犯罪皆归日本官审断”。 这一规定不免使人联想到1858年《日英修好通商条约》中的类似规定，日本对英国人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耿耿于怀，却依样画葫芦地强加在韩国身上。这样，“朝鲜增加了对外开放港口，但是却不能处罚在开放港口犯罪的日本人。所以，江华岛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等于允许日本人在朝鲜可以毫无限制地随意进行经济侵略。”
《韩日修好条约》公布后，在韩国全国引起骚动，人们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崔益铉等人竟向国王上卦书，以死抗议。“江华条约是日本凿进亚洲大陆的一个楔子。......总之，条约是片面的，和列强加诸中国和日本的相似。”《韩日修好条约》是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沦朝鲜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的开端。
标榜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
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订约以前，韩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订约以后，韩国主权开始遭受破坏，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竟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客观而言，东北亚近代史是被殖民侵略的历史，同时也是与世界连成一体并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开港也给韩国带来积极的影响。韩国学者李光鳞将开化、开国、开港等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开化思想在旧韩末是进步的思想”；所谓开化，在1870年代，意谓“开国、开港”，在1880年代，意思则变成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富国强兵，到了1890年代，又增加了倡导国权和民权的含义。 朝鲜王朝于1881年派遣一批年轻贵
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时在天津的金允植曾经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写到：“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清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这些知识精英渐渐认识到“朝鲜的锁国政策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的交往，从而产生了一股主张开国的开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以及清廷'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影响下，1882年5月，朝鲜王朝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朝美修好条约》，”近代朝鲜终于从不自觉的被动开国走向自觉的主动开国在国内政争不断而周边列强觊觎的状况下，韩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四)结语
在东北亚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中日韩起步时的处境极为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可谓“同途殊归”。在半个多世纪的冲击与应对过程中，东北亚三国分别采取了迥异的因应策略，日本由被冲击者嬗变为冲击者，扮演了摧毁朝贡贸易体制的角色，对三国关系框架的重新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对所谓日本的“成功”和中韩的“失败”要进行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对日本积极开放，虚心学习欧美国家先进文明的经验应该加以肯定，而对其以扩张侵略，牺牲中韩利益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则应持批判态度。适逢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考察近代东北亚开港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中求得发展进步，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惟有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一、近代中日韩开港研究述论
中日韩同处东北亚地区，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宗藩体制和朝贡贸易构成区域内国际体系的两大支柱。在欧美殖民主义国家的武力冲击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开港势在必行。一方面，沿海港口的对外开放和开发，分别成为中日韩早期现代化的滩头据点，由此辐射内地，带动了全局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国家体制、对外观念、官僚素质等内部因素，也影响或制约了沿海开放港城的发展进步。另外，在开港过程中日本由被冲击者嬗变为冲击者，对其自身发展和中日韩关系均产生深远影响。
（一）国内外学者对中日韩开港的研究
从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有关近代中日韩三国在外来冲击下结束闭关锁国，渐次开国 与开港，走向早期现代化是学术界长期热衷探讨的课题；研究长盛不衰，成果累累。总体上看，最初侧重于开港时期的政治背景、军事行动、外交谈判等与时局紧密相关的问题；而后开始注重对经济、文化生活等实证性考察研究；二战结束后则从全球化（区域化）的视角探讨近代东北亚的政治经济转型及现代化发展状况。
1、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中日韩三国开港问题的研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成果，但专门对三国开港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一、对中国开港问题的研究。由于鸦片战争于近代中国之影响过于深远，有关“西力东渐”背景下的外来冲击与应对，战败后与列强交涉签约及开港通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等问题也长期为学界所瞩目。有的学者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战败，被迫签约开放通商的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等。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对中国开港通商的全过程进行了研究；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一书则对中国自开口岸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编的《中国水运史丛书》论述了近代中国诸多港口的发展史。《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中国海关史》（赵淑敏，台湾）等学术专著也值得关注。另外，鸦片战争的亲历者、政治活动和对外交涉的参与者留下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日记等材料，如：《林则徐集》、《海国图志》、《郭嵩焘奏议》、《郭嵩焘日记》、《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不一而足。二、对日本开港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多从现代化或中日关系史等角度关注和考察日本的开港问题，专门研究日本开港问题的论著相对较少。《日中近代化的比较》（马家骏、汤重南）、《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王晓秋）、《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米庆余）、《日本现代化研究》（刘天纯）、《明治维新史》（伊文成、马家骏）、《新编日本近代史》（宋成有）等均是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和《日本近代史》（万峰）是有关日本开港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学术著作；这两部专著研究水平及参考价值很高，堪称双璧。《上海与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 则是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近代沿海城市开放的成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冯天瑜）是中国学者阅读和研究日本“千岁丸”号轮船乘员上海纪行文选之后的问题思考和反观。三、对韩国开港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对韩国开港研究的专门论著并不多见，只是在一些论著中涉及开港问题。较为代表性的论著有：曹中屏《朝鲜近代史》、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朝鲜近代史研究》（延边大学编撰）等，均涉及到韩国开港问题，但尚未开展专门研究。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大连大学韩国学研究院等单位有关学者的研究课题涉及到韩国开化派运动、近代日韩交涉史等与韩国开港有关的
问题。
2、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东北亚开港问题涉猎较多，尤其是对日本开港问题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对中日韩三国开港横向比较研究尚属不足。早期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幕末时期国内政治斗争和对外交涉等领域。代表性的成果有：福地源一郎《幕末政治家》、大隈重信《开国大势史》、《开国五十年史》、小林庄次郎《幕末史》、田边太一《幕末外交谈》、根岸橘三郎的《幕末开国新观》、岛田三郎《开国始末》、横滨商业会议所编《横滨开港五十年史》等。这些论著主要介绍了德川幕府末期在欧美列强冲击下，“尊王倒幕”势力纷纷崛起，幕府统治产生动摇，陷于开国抑或攘夷的窘境，直至走向开港；对培理舰队两次来日、“神奈川条约”和“安政条约”的签署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二战结束后，较为活跃的日本开国(开港)史研究者当首推石井孝，其研究领域广泛，著述颇丰，代表著作有：《幕末贸易史研究》、《增订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日本开国史》等，他把日本开国与开港做了界定：“开国的真正历史意义是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国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真正的开国是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的1859年的开港。所以，1854年的开国，是走向真正开国的第一阶段。” 信夫清三郎主编的：《日本政治史》和《日本外交史》，对开港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他提出“大君外交秩序”论这一日本近代国际关系概念，认为中国和日本对待西方列强冲击的态度和举措之所以不同，是在于 “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秩序”的不同。大山梓的《旧条约下的开市开港研究》，以幕末以来日本与欧美列强签订的条约为素材，对开港问题条分缕析地作了考察与论述，很有参考价值。加藤祐三则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分析东亚国家早期现代化问题，代表作有：《东亚的近代》、《日本开国小史》、《幕末交与开国》等。其主要观点有：日中两个国家开国的方式不同，一个为战败签约国，一个是交涉签约国，从而导致日中两国现代化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他还对近代国家的类型作了潜心研究，提出颇有影响的“四种类型说”，颇有新意。依田家长期关注中国近现代问题，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背景、历程、结果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是其代表性的成果。西里喜行教授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虽然专门论述琉球“归属”问题，但对近代中日韩开港与外交问题均有涉及。宫田道昭《中国开港与沿海市场》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半殖民地化倾向作了考察。古川昭《群山开港史》则是对韩国开港史研究的成果。
3、韩国及欧美学者的研究
韩国学界有关韩国开港研究成果亦不在少数，二战后尤为显著。姜万吉《韩国近代史》、李光麟《韩国开化史研究》已被译成中文。《韩国开化史研究》一书将开化、开国、开港等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所谓开化，在1870年代，意谓“开国、开港”，在1880年代，意思变成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富国强兵，到了1890年代，又增加了倡导国权和民权的含义。其他代表性著作有：金容旭《韩国开港史》、仁川直辖市编《仁川开港100年史》、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长期以来韩国史学界主要立足于外国列强对韩国的侵略政策研究，直到韩国开港100周年之际才开始对早期开港港口进行系统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起，部分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就开港对韩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进行探析。但韩中日开港比较研究成果也告阙如。
另外，欧美学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东北亚开港及对外关系问题始终保持浓厚兴趣，有F许多研究成果先后面世。许多外交家、军事人员、商人、学者、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有在华和在日生活经历，又是开港的亲历者，留下许多文件、信函、日记、回忆录和传记等资料对开港研究可资借鉴。代表性的有：《中国时局，1830—1860年的战争与外交》（格瑞汉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费正清）、《大君之都》（阿礼国）、《一名外交官所看到的明治维新》(萨托)、《哈里斯传——他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卡尔•克劳）等。美国学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泰勒•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研究》等介绍了近代东北亚开港的过程，代表了各自的研究水平和观点。
综上所述，中日韩开港研究的总体状况是：国别开港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两国开港比较研究成果不多；三国开港横向比较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2005年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共同编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介绍了开港问题，这是有益的尝试，但成果毕竟仅是
中学历史教科书。故此尚须努力推出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专项研究著作或者类似《上海与横滨》那样的横向研究课题。国际交流形式的共同研究固然可行，本国的相关问题学者的合作研究亦很重要。当然，有专门研究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也可就某个专题对三国开港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分析。比如，对欧美诸国在中日韩通商口岸条约权利的比较研究等。
（二）近代中日韩开港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意义
1、开港研究的内容与重点
综观近代东亚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沿海城市，尤其是首批开港城市均扮演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批尝试者的重要角色。在中国，有广州、上海，在日本以横滨、神户为代表，在韩国则以釜山、仁川的发展令世人瞩目。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成为将世界联成一片的通道，全球航线是将全球连为一体的主要交通网络。在上述通道和网络中，沿海城市是沟通各国航运的联络点。因此，沿海城市既最早遭受西力东渐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的侵蚀，也能最早成为接受欧美文明的窗口。纪晓岚先生将人类生存空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概况为：部落——小村——村庄——镇——城市——大城市——城市群。显然，城市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然而，上海开埠以后以高速度发展打破了这种渐进发展的模式，很快成为东亚中心城市；横滨和仁川市形成的初期则跨越了早期城镇（elopes）这一发展阶，自开港以来在很短的时期内从渔村码头发展为初步繁荣的近代都市，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因此，开港研究某种意义上需要重点研究沿海城市发展史。
1.从开港研究的内容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中日韩开港的国际契机：探讨鸦片战争前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背景、对外贸易状况、英法美俄荷等国对该地区的冲击以及中日韩三国面临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挑战与机遇。2．中日韩开港的艰难历程：考察在外来压力下中日韩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开港过程与方式，比较各国所签条约对开港内容规定之异同。3．中日韩通商口岸制度：比较中日韩通商口岸制度的异同，侧重探析这种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历史影响。4．中日韩开港与现代化建设：考察开港给中日韩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的变化，研究开港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状况。5．中日韩开港的结果与影响：探讨中日韩在开港过程中的得失成败，分析开港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对各国前途命运的深远影响。
研究的重点应该是：1．分析东北亚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后环节的历史、国情、对外方针、地理环境等因素。2．考察列强对华与对日方针的联系和区别；思考英美两国分别打开中国和日本国门，而日本打开朝鲜国门的历史原因。3．探析中日韩不同的开港模式以及开港城市高速发展的动力因素。4．研究开港在中日韩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开港后发展道路的殊途与交错5．评价有关理论与观点，梳理和辨析历史名词概念（如：开国、开港、开化、近代化、现代化等）。
2、开港研究的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让史料说话，将宏观与微观方法结合起来考察三国开港历史，是探讨东北亚近代发展历程，并尽量避免抽象化、程式化的办法之一。首先，应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实证史学为基本研究方法，对中日韩开港问题加以考察、分析。第一，实证史学强调以史实为依据的学理，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第二，实证史学主张对事实进行验证和确认，有利于探究历史的真相；第三，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实证史学。
“论从史出”，应该成为中国实证史学的基本学术表述方式。其次，近代中日韩开港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可以考虑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近代东北亚开港与现代化问题进行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和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上的横向比较，探讨中日韩三国在面临列强冲击时所采取的不同对外政策和国门打开后走向各自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另外，城市化是现代化全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征候。换言之，城市化若不将其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展中，追溯其历史沿革的话，就难以理解其全部表象与内涵。近代上海、横滨、仁川等城市的开港过程是东北亚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一个缩影，也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舞台。因此，还可以结合城市学、社会学、现代化等理论，以及马克思有关“殖民主义两重性” 的学说来展开论述，以使研究内容更为充实，结论更有说服力，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3、开港研究的意义
在近代东北亚地区，并非只有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为与西洋文明相遇而产生的锁国还包含日本和韩国。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纷纷开港，但是，开港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最早，日本次之，韩国最后；从方式看，三国均是在外来冲击和压力下被动地打开国门，结束锁国时代。而从冲击对象来看，中国与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发生军事冲突战败后率先开埠，日本则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冲击下开港，韩国却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从结果看，中国虽然最先开国，却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上徘徊；日本通过维新变革后来居上，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韩国则被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并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
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地区有代表性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相互交往的密切关系。首先，三国同处东北亚地区，文化背景相似，为了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均实行过海禁（锁国）政策，对此课题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次，考察三国近代开港城市发展的历史契机、社会背景、曲折历程可以管窥东北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端倪，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通过纵向的历时性研究，能够廓清三国在外来冲击下的对外交涉方针和手段、内外矛盾的演进、开港进程以及对近代东北亚的历史影响等实际状况。另外，通过开港研究来把握中日韩现代化启动期的诸种社会实况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脉络，能够达到将转型时期的近代东北亚历史进程具体化、实证化的目的。质言之，中日韩三国面对外来挑战时采取何种应对方式（开港方式），外来冲击的力度与对象有何差异，开港有哪些经验教训，开港后的发展道路为何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开港研究或可能为上述问题找到些许答案和提供有益的参考。开港研究在东北亚地区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亦可为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
总之，有关中日韩开港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近年来在注重对经济、文化生活等实证性考察的同时；也开始从全球化（区域化）的视角探讨近代东北亚的政治经济转型及现代化发展状况。因此，对中日韩开港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日本幕末开国对策探析
德川时代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保持了200多年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后期，当人们意识到幕府采取的锁国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便主张适度调整这一消极政策。1853年美国“黑船”的出现成了日本国内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于是，地处东北亚一隅，长期锁国的日本面临着打开国门或者继续闭关自守的抉择。
（一）欧洲国家对日冲击及幕府的对应
16世纪以来，西欧殖民国家纷纷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并开始北上东北亚活动。在开展贸易、传教、伺机占领土地的同时，对中日韩等国发起“西力东渐”的冲击。到了18世纪，欧美列强冲击日本的行动越来越活跃。从1794年到1823年的30年间，欧美列强的舰队来日本活动有19次，其中俄国8次，英国8次，美国3次。而从1824年到1854年间增加到30次之多。其中英国11次，美国10次，俄国6次，法国2次。 “自1640年起到1853年潘理海军准将来临时止，就对外交通而言，日本一直是酣睡未醒。”服部之总将培理率“黑船”来日之前的日本外交问题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18世纪70年代以后的北方问题，它开始于17世纪以来的俄国对远东殖民地的经营；第二个时期指1825年幕府颁布“外国船驱逐令”开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三个时期指从鸦片战争后到培理舰队访日。
俄国早在18世纪初期就对日本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沙皇俄国因为染指日本北方领土而成为列强中最早冲击日本的国家，充当了向锁国日本叩关的急先锋。”沙皇彼得一世于1681年继位后，极力推行领土扩张和寻求出海口的东进计划。1699年，俄国人在堪察加当地居民的一个部落里发现了一位大阪出生的商人，名叫传兵卫。1702年，彼得一世在彼得堡亲自召见传兵卫，让他教授俄国人日语，以培养对日翻译人员。1778年，俄国来到北海道要求与虾夷族通商。1792年，俄国官方首次派遣拉克斯曼使节团前来日本。舍利科夫则计划向千岛群岛移民，并于1794年首先开拓得抚岛。 1804年，俄国使节列扎诺夫来到长崎，还随船带来了4个日本漂流民。幕府虽然接受了俄方送来的漂流民，却粗暴地将俄国人赶走，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对本国漂流民受到照顾表示感谢的那种国民性的连带感。”
1853年7月，俄国海军司令普提雅廷率领的4艘军舰抵达长崎，要求日本划定国界以及开国通商。
幕府答应2、3年后解决，而普提雅廷因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而匆匆离去。随后，战争爆发，俄国遂放松对日冲击。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试图借战胜中国的余威，对日施加压力。“鸦片战争带来中国开港，（英国）与日本接触的机会增多，加大了对日本的关心。”1845年，英国军舰“萨马兰号”驶抵长崎执行海洋测量任务。1849年，英国测量船“海员号”访问了浦贺和下田两地，进行测量。英国驻清朝首席贸易官德庇时爵士打算制订对日通商计划，并获得本国外交大臣授权，然而没有成功。当时，日本市场不具备堪与中国市场相匹敌的吸引力，因而英国并不急欲动用武力来迫使日本开国。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面临国际事务中的多事之秋。1853～1856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都令英国手忙脚乱，无暇顾及日本。
法国人到日本活动相对较晚，大致始于服部之总所说的第二个时期。1844年3月和1846年5月，法国军舰先后两次驶抵琉球王国的那霸港，使命是要求与琉球之间缔结商约，并保护到琉球传教的传教士。琉球当地官员拒绝了法国的要求。法国舰队随后又驶抵长崎港，要求对遭遇海难的法国船员给予良好待遇。幕府在法国海军的威逼下，采纳萨摩藩的建议，接受了法国的要求。
在长达近200年的锁国时期，幕府允许荷兰在长崎进行“出岛”贸易，长崎成为日本了解海外情况的窗口。荷兰政府于1844年派特使到日本，向幕府将军递交威廉二世的国书，劝告日本开国。国书详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彻底战败而媾和的情况，指出：“我们对于日本的将来，不禁忧心忡忡。”然而，幕府以“祖法乃历世之法”不可更改为由加以回绝。
1852年，荷兰政府向日本派遣新的商馆长。商馆长向长崎奉行提出了“日荷通商条约方案”。这个方案是临时性质的，提出开港地仅限于长崎一港，进行“会所”贸易，规定外国官员进驻长崎。然而幕府决定不考虑荷兰的条约草案。
1825年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发布“异国船驱逐令”，要求沿海诸藩将驶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舰船赶走。然而，中国清朝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消息，很快传到长崎奉行那里，并立即报告给幕府当局。这场战争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动。但是，“日本对邻国的这种不幸并未给予任何声援，而只是做出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姿态。” 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1974年，第6页。鸦片战争这一前车之鉴，促使德川幕府必须调整固有的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向锁国日本频频发出的强烈警报，引起了巨大反响，促使日本国民从闭关自守的迷梦中苏醒过来。” 沈仁安：《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于是，幕府于1842年8月下令撤销“异国船驱逐令”，改为向外国船只提供燃料、饮水、粮食后令其离开的“薪水给与令”，允许对遇难的外国船只给予救助。巧合的是“薪水给予令”与《南京条约》的签署几乎同时进行。换言之，尽管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锁国政策，但是，比起清政府来说，蓄意避战的日本幕府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二）美日交涉与培理初次访日
一般认为最早访日的美国人是培理及其“黑船”舰队随员。其实，此前已有许多官方或非官方的美国人造访过日本。最初航行到日本的是两艘商船，即“华盛顿夫人号”和“天恩号”，都是于1791年漂流到纪伊国（今和歌山县）南端的一个大岛上。此后，第一艘真正进入日本的美国船是波士顿的“富兰克林号”。因为当时幕府厉行禁止天主教的方针，该船在接近日本沿海时得到一项指示：“人民和官员的一切书籍，特别是宗教书，在临近日本的时候，必须装箱钉死；岸上来的官员会在箱上加贴他们的封条，起运上岸，待船舶离埠时，再原封搬运到船上。”1803年，美国第一次要求与日本直接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33年，洛比兹从巴达维亚向美国政府呈报说：“我对于得自此间具有头等信誉的商人方面的消息，深信不疑，据说如果调度得益，日本各主要口岸必会对美国贸易全部开放。美国人是唯一可以办到这一点的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依照帝国法律永远被排斥在外……。”洛比兹回国后，于1834年向美国国务院建议：拟议的沟通日本之举，应该由一艘国家船舶来进行，目的地最好是靠近政府所在地。
虽然全面贸易会被拒绝，但是作为一个开端看来大概是可能的。洛比兹对时局的分析很到位，其看法亦很有前瞻性，比如他认为美国是唯一可以使日本开港通商的国家。而美国政府后来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驶抵江户湾要求与日本通商。然而，幕府命令该船驶离日本，继而各炮台便对美国船进行炮击。为打开和幕府当局的来往，该船在鹿儿岛又作了第二次努力。但是，祸不单行，该船再次遭到炮击。1845年，美国国会议员普拉特向政府建议敦促日本开国。1846年，美国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准将毕德尔赴日要求建交通商。毕德尔率同“哥伦布号”和“冯森兹号”军舰于该年7月驶入江户湾，询问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开放它的口岸对美国人通商。日方对此加以回绝。1849年，美国又派海军准将格林去日本交涉，但是均未成功。美国学者丹涅特认为：“美国人往往在日本遭受虐待的原因，乃是由于日本当局或许鉴于在日本出现的美国人数越来越多，以致疑心美国方面心怀叵测，正派遣间谍进入帝国。”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在日本开国进程中扮演主角的却是美国。美国在1846—1847年的墨西哥战争中将加利福尼亚纳入版图，成为横跨两洋的国家；广阔的西部土地吸引大量的移民，1800年到1850年，美国人口从530万增至2300万以上。 随着金矿的发现及由此而产生的“淘金热”使美国人将视线投向西部，因为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个崭新的市场——中国。种种原因促使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开国。当时的蒸汽轮船是低压的单气筒式，续航能力不强，如果保证这条航线畅通无阻，则需要在中途补给煤炭和淡水。另外，当时很多美国捕鲸船在北太平洋和日本近海捕鲸。因而，美国一直想建立捕鲸船队的供应补给基地。1851年11月，美国代理国务卿康拉德发布训令给海军准将培理，其中提到：日美两国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且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限量的；对于这个民族所作的一切说理或劝解之词，除非助以武力的宣扬，是绝对不会有用的；美国总统甚愿和皇帝和平友好相处，但是，除非日本改变它视美国人民为仇敌的政策，则两国之间自无友谊可言。 当然，培理也受到告诫，要避免一切挑衅行为。除非人身受到威胁而做出自卫行动外，不得诉诸武力。
1853年7月8日，培理率领4只“黑船”组成的舰队驶抵日本，停泊地点在江户湾入口处的浦贺鸭居冲。 “日本人……这桩事虽已先有所闻，但并未预作任何攻守的准备，以致潘理率同所部黑船一到，日本朝野一致惊慌失措。”王室立即敕令巫祝僧侣祈祷外国人退去，幕府也马上下令在品川一带构筑炮台，命令诸藩严整武备。幕府向培理传达在长崎进行交涉的意见，而培理极力主张在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交涉。美舰开始测量江户湾，并驶向金泽的小柴冲，打算确认一下“在江户湾深处航行大型军舰的可能性。”
幕府奉行指出，这种测量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培理狡辩道：“我只是按照美国法律行事，就如阁下遵从日本法律一样，美国人有遵守美国法律的义务。”幕府拒绝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培理则威逼：如果不接受国书，而且不给予任何答复的话，这被认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侮辱，因此对于其产生的后果美方人员不负任何责任。幕府虽然命令各藩加强沿岸警备，然而考虑到作战于己不利，遂屈服于培理的压力，在浦贺久里滨海岸的“应接所”受理了美国总统的国书。然而，“第一次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毋宁说是接受外国人的说教。而要与之对抗，军事上没有获胜的实力，辩论上也无胜算的可能。如若承诺其要求，又恐怕激起国内人民的愤怒。” 这充分暴露了幕府对外政策首鼠两端的特征。三天以后，培理舰队起锚驶离江户湾。
（三）《美日和亲条约》的签署与日本开国
1854年2月13日，培理率领由七只军舰组成的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停泊在金泽的小柴冲。幕府立即命令近海诸藩加强江户湾沿岸的警备，同时决定把浦贺或者镰仓作为与美方交涉的地点。但是培理主张在江户谈判，并以浦贺不适于停泊大船为由，下令测量江户湾，进而派小船奔赴本牧一带。最后幕府只好让步，提议将舰队停泊地附近的横滨村作为会谈场所。培理予以接受。
2月25日，阿达姆斯参谋长率30名美军士兵首先登陆。在神奈川奉行的陪同下，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将横滨村北端临近海岸的驹形定为接待地点。 于是，来了许多当差的人建造“应接所”，在极短的时间内建了五栋房子作谈判接待处。美国人将其称之为“条约馆（Treaty House）”。 3月7日，幕府任命的“应接挂”林大学头、町奉行井户觉弘等日方全权代表乘船从神奈川宿赶赴横滨“应接所”，迎接培理一行的到来。当天正午培理与30余名随员在军乐队的先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与此同时，舰上发射了17响礼炮，轰鸣的炮声在沿海的居民中造成不小的骚动。
该日双方在应接所开始举行第一次交涉谈判。幕府官员向培理递交了转送美国总统的书信，内称：第12代将军家庆病死，家定新近继任将军一职，尚无暇顾及其它事项，因此希望给予5年准备的时间。这显然是幕府的权宜之计。培理提出有船员病死在船上，要求埋葬在金泽的夏岛。幕府接待官员当时指定到浦贺灯明台，可是培理以距离太远为由表示为难，最后决定葬在横滨。在死者墓碑上写着：“船员罗伯托•威廉姆斯，1854年3月6日于日本江户湾（内海）之合众国蒸汽船密西西比号中逝世，终年24岁。”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幕府表示愿意开放长崎口岸，五年届满后再开放第二个口岸。培理要求日方至少立即开放三处口岸，并于短期内另开两处。培理提出将《美中友好通商条约》加以若干修正的“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草案”，这是由25项条款构成的极为片面的不平等条约草案。3月25日，日方回复说不同意与清朝同样的通商条件，同时提出包括7项条款的“日美修好条约草案”。双方的草案互相对立，会谈陷入僵局。培理威胁说，“如果开战，他还有50只军舰在近海待机，另在加利福尼亚的50只军舰亦将在20天内到达。”“对日本政府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是提督（培理）的指导方针。” 结果，1854年3月31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由12项条款构成的《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条，日本与美国及其人民间缔结永世不朽之和睦；第二条，伊豆之下田、松前之箱馆两港，日本政府准许美国船停泊，以便补给柴薪、饮水、食料、煤炭以及其他需用物品。第三条，美国船舶漂流至日本海滨时，当由日本船舶予以救助；第九条，日本政府若将此次对于美国未曾准许之事予其他外国时，当亦对美国予以相同之准许……。
其中的第九条，即所谓的最惠国条款。因为条约中有补给煤、水的内容，所以该条约亦被称为“薪水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并没有强烈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罗兹曼指出：“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系属中国势力范围之外的第二位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它是通往中国的途中之国，谁也没有指望从日本的开放当中捞到财政和贸易上的巨大好处。”服部之总认为之所以能缔结“和亲”条约而拒绝“贸易”，盖因为美国主导的（抛开英国的）对日交涉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横渡太平洋直达中国的航线，而在途中首先需要日本作为暂时停泊地。但是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这样，就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打下了伏笔。交涉期间，日美双方互赠了各种礼物。美国的礼物着实让日本人吃惊不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信机和火车模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赠品。比如，献给幕府将军的礼单上有：“铜保命小艇一艘（头尾有气箱，不能沉水）、小手枪20管、千里镜连架一箱……。”献给阿部伊势守的有：“三鞭酒一箱、大时辰钟一个、大鸟枪一管……。” 作为还礼，日方向美方赠送了大米等物品，还从江户招来5名相扑力士。力士们把装满大米的袋子轻松地提到海岸，并做出各种表演动作，使美国人佩服不已。
培理迫使日本签署了亲善条约，只完成了促使日本开国的任务，至于敦促日本开放通商的使命则有待于后来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来承担。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第11条规定，美国可于18个月后派出领事或代表驻扎下田。于是，培理和参议员威廉•西华德联名推荐哈里斯出任下田总领事。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兼外交代表哈里斯被派遣到达日本下田港，其目的是缔结通商条约，为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做准备。此是后话。
（四）结束语
一般认为，《日美和亲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加藤祐三教授认为以往日本各界有关“a无能的幕府，b屈服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c签署了极端不平等条约。”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换言之，他对“幕府无能无策说”、“极端不平等条约说”是持反对意见的。 他认为当时世界上存在四种不同体制的国家：（1）资本主义宗主国——英、法、美、俄、荷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2）殖民地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3）战败条约国——中国；（4）交涉条约国——日本、泰国等。“由于条约起源于交涉，也就因为交涉而能够得到修改。”揭示了幕末日本与欧美交涉与签约的独特性。因为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经过交涉签订条约的国家虽然条约中伴有不平等的款项，但是没有惩罚性的割地和赔款。笔者窃以为，尽管近代日本并未遭遇中国那种割地赔款的命运，但并不能说《日美和亲条约》是平等的。由于条约的某些规定以及后来外国人居留地的设立和英法军队进驻横滨，都使日本具有了半殖民地的特征。
然而应该看到，开国给日本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开港，既意味着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也意味着弃旧图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例如，“开国前，幕府和各藩一样，均认为所谓国家乃是私有的机构而非其他。国家对武士而言即是藩。纳入幕藩体制的只有武士，人民仅仅是被统治者，没有任何权利。……但是，当外部世界的强大势力出现在眼前，并强行提出一种要求时，遂使人们渐渐感悟到一种超越幕府、藩，也包含人民的所谓国家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必须存在。” 不能否认，幕府上层以阿部正弘、堀田正睦等为代表的避战开国派在对外交涉中并非一筹莫展，而是“有所作为”的，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毕竟只是对风雨飘摇的“幕藩体制”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真正挽救日本于危亡的还有赖于维新志士们。石井孝认为：“日本的开国构成世界资本主义远东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环。” 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三、横滨开港缘起考
1858年7月29日，德川幕府当局与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T.Harris）缔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藉此开港，但在条约中写明的开港地点却是神奈川。对此，国内相关史学文献中有各种不同表述。例如，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中为：日本开神奈川（后改为横滨）、长崎、兵库、新泻、函馆五港通商；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为：开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新泻、函馆五港，江户、大阪二市通商；《中国大百科全书》则为：除已开放的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外，增开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泻、兵库（今神户）4 港及江户、大阪两市。另外，刘新成等主编的《世界史》中作如下表述：“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问题的焦点在于幕末时期神奈川和横滨是否为同一个地方。如果是，为何条约中记载的是神奈川而不是横滨；如果不是，为何起初条约规定开放神奈川，后来却改为开横滨。本文拟对幕末的日美交涉及横滨开港的来龙去脉作一实证性考察,进而厘清国内史学界在神奈川与横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一)横滨开港的背景与日美交涉经过
德川幕府末期，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文政十年（1827）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 “安政6年临开港之前，横滨村及新田的户数仅101户，人口大概有5、6百人。” 这里关于开港前横滨村的户数与人口，相关资料有不同的记载，反映了横滨村的一些基本状况。但是，资料及统计数字显示，开港前的横滨村发展缓慢，变化甚微，人口亦没有多大增加。150年前的横滨村位于今天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范围内，即所谓的“关内”一带。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 日文中的“滨”写作“浜”：（1）指湖、海边的平展的沙地、港口；（2）狭义指横滨。 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今天的吉田町、伊势佐木町过去都曾淹没在海水中。海水一直延伸到野毛山下，位于沙嘴上的横滨村呈南北狭长状扼守着湾口，湾的名字叫“洲干”或者“秀闲”。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1854年搭乘培理舰队的军舰来到日本的中国广东人罗森，在滞留日本期间所写的《日本日记》反映了横滨当时的一些情况：“是日，予游横滨，见郊外只有龙神古庙，以木为之，内悬镜像，俨若兴云致雨之意。有店烧瓦，其瓦坚实，灰色而厚，不同中国之式。再行二三里，则有人居屋，抑或灰或草结盖屋，外多以纸符贴于门上。女畏见外方之人，予横滨只见一妇人而已。” 其中的“抑或灰或草结盖屋”及“女畏见外方之人”均说明了开港前的横滨尚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
然而，横滨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却因为美国“黑船舰队”的到来而被打破。1854年2月13日（安政元年1月16日），培理（M.Perry）准将率领由七只军舰组成的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停泊在金泽的小柴冲。2月25日， 30名美军士兵首先登陆，这或许是外国人第一次踏上横滨村的土地。在神奈川奉行的陪同下，他们进行实地勘察，将横滨村北部临近海岸的驹形确定为接待地点。幕府当局派来许多当差和工匠，在极短的时间内建起五栋房子作为谈判“应接所”。美国人将其称之为“条约馆（Treaty House）”。 3月7日，幕府任命的“应接挂”林大学头、町奉行井户觉弘等日方全权代表乘船从神奈川赶赴横滨，迎接培理一行的到来。当天正午培理与30余名随员在军乐队的先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与此同时，舰上发射了17响礼炮，轰鸣的炮声在沿海的居民中造成不小的骚动。 3月31日，日美双方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由12项条款构成的《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该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从而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横滨亦由此登上日本近代历史舞台。
1856 年 8 月，纽约商人出身的美国总领事兼外交代表哈里斯到达日本下田港，其目的是缔结通商条约，为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做准备。当时美、英船只分别驶入日本近海进行测量活动，引起幕府戒心，遂遣下田奉行井上清直一行前去与哈里斯商议。“这一责任落在我们肩上，即使赌上身家性命，也必须对此加以阻止。如果测量工作继续进行，我们免不了要切腹而死。”面对日方劝阻，谙熟东亚外交之道的哈里斯解释说，美国测量日本沿海地形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并使尽浑身解数劝说日本缔结通商条约。
1857 年 11 月，哈里斯获准来到江户。数日之后，哈里斯便与首席老中崛田会见，其间施展口才，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强调：“各国竞相向日本派遣强大的舰队，是为要求其开国。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外国强大舰队来日的威胁。……我向日方说明，对于和平的外交使节加以拒绝，从而导致对舰队的屈服与让步，这在日本全体国民面前会丧失政府的威信，实际上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当时中国正遭受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哈里斯乘机威逼利诱幕府当局：英法获胜后，必将来日，与其被英法打败，不如及早与美国签订商约。如果英法提出过高条件，美国可出面调停。哈里斯老辣的外交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2）进一步开放其它港口；（3）对进口商品课税；（4）禁止进口鸦片；（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求下可以修改。
德富苏峰曾经指出，“哈里斯本来就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当时几乎看破了日本官吏的心思。当然，其中也会有些例外，但是日本人当中许多人容易接受此人的意见。一旦他提高嗓门，改变脸色的话，本来气势汹汹的人，此时也会变得低眉顺眼的。这几乎被认为是日本外交的本质。”
这反映了在强大武力作后盾的美国面前，幕府官员的一种无奈。堀田任命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为幕府进行日美交涉的全权委员。谈判从1858年1月 16 日开始，直至4月18日达成协议，这期间共进行了15次交涉。通商条约的核心部分是订立自由贸易条款，在哈里斯提出的条约草案中，作为开港及开市的候选地，列举了箱馆、大阪、长崎、平户、京都、江户、品行、本州西海岸的两个港口和九州煤矿的一个港口，开放江户府及品川半年以后关闭下田港。
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决定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箱馆等5个港口，江户和大阪开市。允许外国人居住在开港地，并设立外国人居留地。
由于日本国内的政治纷争，条约迟迟不能签字。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为此上京向朝廷请求签约敕许，然而京都朝廷不予同意。井伊遂自作主张，派井上清直、岩濑忠震两位全权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第三条规定：“除下田、箱馆二港外，下列各港各市镇，当于下列之规定日期开放之：神奈川港1859年7月4日开放。长崎港1859年7月4日开放。新泻港 1860年1月1日开放。兵库1863年1月1日开放。……神奈川开埠六个月后，下田港即行关闭……。”该条约由14条组成，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港的条约，其中包含着对日本相当不利的条件。而幕府当局正是以此条约为契机，促成了横滨开港。
(二)开港地从神奈川到横滨的变更
在《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开港地中，以横滨开港最富有戏剧性。最初在哈里斯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并没有横滨的名字。横滨后来成为日本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之一，与被称为“乡土伟人”的幕臣岩濑忠震有着直接的关系。岩濑1854年成为海防挂的一员与水野忠德、小栗忠顺统称“幕末三俊”。 福地源一郎在评论岩漱时强调说：“在当时幕吏中自始即丝毫不带锁国攘夷之臭气者，唯岩漱一人耳。”岩漱得知幕府提议关闭下田港，同时在江户近海另辟一港作为替补时，向幕府提出建议，希望将新开港地的首选目标定为横滨。岩濑认为，一、以兴建横滨港为契机，可以掌握全国的经济主导大权；二、横滨靠近江户，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可以及时获悉，并采取应对措施；三、收取加强海陆防备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之效。 另外，“夷狄”远离天皇，尊王攘夷派采取行动理由大为减弱，横滨开港既有利缓和幕府与朝廷的矛盾，也可减少诸藩的反对。一石三鸟，岩濑可谓用心良苦。
1859年7月，幕府按照《安政五国条约》规定，开放神奈川、长崎、箱馆三港与处国人进行贸易。虽说是开放三港，但仍是以神奈川为中心。因为神奈川靠近将军所在地的江户，又是东海道的主要驿站。从美国领事馆设在本觉寺开始，各国的领事馆纷纷设于神奈川。幕府亦设置外国奉行、着手开港的准备工作。巧合的是，神奈川港建设的调查工作是由岩濑忠震负责。岩濑在神奈川宿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把神奈川作为开港地并非最佳选择，如果在此开港，市街面积、人口很快都要增加到现在的两倍乃至三倍。而神奈川地形过于狭窄，加之自古以来就是东海道的“宿场町” ，因而交通也很繁忙。另外，各种行当的人都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对外国人构成威胁的攘夷浪士们最令人担心。而远离繁华街道的横滨方向则没有这种危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出“把横滨村替代神奈川指定为开港地如何”这一建议时，与岩濑的意见不谋而合，并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
开港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千载一遇的机会。岩濑最关心的问题是：通过开放横滨，将其与江户连接在一起，幕府就掌握了把全国货物通过江户输出国外，并把外国输入商品以江户为中心配给到全国的流通主导权，一举把江户建成全国的商品流动中心，从而推进中兴幕府的大业。“岩濑接受外国开港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使幕府中兴的机会，确实可以称为幕府内部独树一帜的积极精神。”
幕府决定在横滨村实施开港地整备计划是在1859年4月，离约定的开港日仅差三个月。为了在横滨建港，幕府让横滨村的村民全部迁移到堀川以东，而把腾出来的地方指定为开港地。
于是，开始在横滨大兴土木，转眼之间就盖好了“运上所”和“官舍”，码头和货物装卸场也建设起来。以运上所为界，把东部定为外国人居留地，西部定为日本人街道。在户部村宫崎设置了神奈川奉行所用以管辖横滨村。横滨与大阪、京都、江户等“三都”不同，并无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是在开港后短时期内靠“人为”建起来的城市。但是随着横滨基础建设不断得以改善和加强，外国人对开港地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到1859年7月1日开港时，来横滨租地的外国人逐步增多。幕府以西南太田屋新田及沼地为界，将东部从横滨本村的北端，西部到“运上所”东端的田地及农民的居住地借让给外国人，此租借地面积为33277坪，为此，民家迁徙费为7210余两。各项迁徙费用皆由租借土地的外国人支付。外国公使们得知幕府在横滨大搞开港基础建设的消息，深感吃惊。缔约时选定神奈川开港，是因为此处便于与来往于东海道上参觐交代的诸藩大名和商人进行贸易。然而，未经协商，神奈川就变成了横滨。对于这种突然的变更，美国公使哈里斯、英国公使阿礼国以违反条约规定为由，照会幕府官员并提出强烈抗议。双方在交涉中纠缠不休。但“外国商人们把两者对比以后，认为横滨在地形上更适合作为港湾，预期将来更有发展前景，遂纷纷到横滨定居”。 较之注重政治需求的外交官，贸易商更看中横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入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 表面上，日本几乎是在违反条约的情况下建设起横滨租借地的，实际上，仍然是欧美国家的贸易利益确定了横滨开港的抉择。
这一时期，哈里斯依然住在神奈川而拒绝入住横滨。文官出身的哈里斯不熟悉航海及建港事务。相反，外国船长和海员们对此很清楚，因为沿着水道进入横滨比进入神奈川更便利，于是外国船只纷纷奔横滨的东码头而来。横滨有了大型贸易船只的泊锚，并日呈繁盛之势。在开港两个月后，荷兰领事馆首先搬到横滨，以此为开端，其他各国领事馆也开始向横滨搬迁。英国公使阿礼国尽管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迁居横滨。 然而，哈里斯一直住在神奈川，拒绝迁往横滨。“惟有当时的条约签署者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反对此举，一直到他归国时都不曾踏足横滨之地。”
(三)对学界相关研究的分析
如前所述，谈判中哈里斯所列举的开港地中专门记录了神奈川，而没有提到横滨。这种方式后来一直沿用，通商条约中也正式记载为神奈川，那么，为何记载神奈川而“漏掉”横滨，这的确是不应忽略的问题。
《横滨市史》中指出：从一般常识来看，正如当初日方谈判代表与哈里斯之间所理解的那样，把包括横滨在内的神奈川湾一带的地方作为开港地时，打算避免使用“神奈川、横滨”这种复杂的表现形式作为两地的代表名称，应取处于一个海湾中的最大之处，故而选择了神奈川。 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今天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40多年前毕竟只是一个小渔村，在当时作为一处开港地确实有些勉为其难。而《横滨市史稿政治篇》中提到：井伊大老似乎担心开放神奈川，因为其地处东海道要冲，车马往来频繁，易与外国人发生纠纷，因而希望另外再找一处开港地取而代之。而军舰操练所兰书翻译挂左藤政养向胜麟太郎进言横滨港较为合适，胜又向大老提议，并呈阁议讨论，终被采纳。
福地源一郎曾经回忆道：“毋庸讳言，神奈川是神奈川，横滨是横滨，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且神奈川土地狭隘，海岸远浅，故不便于外国船只贸易；横滨则土地恢郭，海岸深阔……。” 石井孝援引《日美亲善条约》的例子加以说明：“条约本来是培里在横滨交涉缔结的，后来却冠以神奈川的名字。如此看来，主张横滨也是神奈川一部分之见解未必有牵强附会的成份。条约中只记载神奈川可以看作指包含横滨在内的神奈川一带的地区，进而深入考虑的话，哈里斯也许把神奈川作为港市而把横滨作为停泊地看待。” 这反映了石井氏的一家之见。大山梓也指出：“幕府主张横滨是神奈川的小名，不顾签约诸国的反对，在横滨村东南地区抓紧时间修建居留地设施工程，以图招徕外国人居住。……结果，外国商民大量涌入横滨，终于连外国领事馆也从神奈川迁到横滨，……神奈川被完全闭锁，（开港地）名与实都变成了横滨。” 加藤祐三则认为幕府全权代表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
尽管众说纷纭，但上述几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哈里斯并不反对横滨开港，问题的焦点在于幕府的目的是想以横滨开港换取神奈川锁港。这应该看成是幕府的一种谈判策略，而且幕府后来达到了横滨开港而神奈川锁港的目的。因为在与美方交涉中，如果只提出开放横滨而不提开放神奈川，恐怕难以获得哈里斯的首肯。条约签订后，幕府则只顾建设横滨，刻意回避开放神奈川，从而招致哈里斯的不满。于是，在后来的交涉中出现了“横滨是神奈川的小名”等一系列托词。这也反映出幕府当局，尤其是谈判代表们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谈判技巧。在此想补充两点意见：其一：通商谈判前后进行15次，其间有关开港地的规定亦有变化，对其表述自然有出入，因而造成许多文献对横滨开港有着不同的表述，《幕末外国关系文书》的记载亦有前后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在《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中确实写明开放神奈川；其二，毋庸置疑，横滨和神奈川不是一个地方，横滨作为地名出现在正保年间（1644—48），原本是一个叫做石川村之横滨的小村。而神奈川在中世文永三年（1266）为武藏国神奈河乡，后来称橘树郡神奈川町，以东海道宿驿发展而来。因此，“尽管今天的地方厅现在设置在横滨，而称其为神奈川县厅是由于根据条约文中写着神奈川，因而主张把横滨划在神奈川之内而造成的。” 虽然通商条约中记载为神奈川，而在后来开港地建设中，横滨却唱了主角；当然，这与幕府当局对横滨的“关爱有加”不无关系。
总之，周编《世界通史》中所说的先开神奈川后改横滨，显然是指两者并非同一个地方。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指的神奈川为今横滨，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箱馆为今函馆，则是没有疑义的，因为今天的函馆是从当初的箱馆发展而来的。而神奈川和横滨在开港前却是两个地方，“横滨位于神奈川东部一带，翻山越岭需要走7公里的路程。”当然，经过开港后的长期发展建设，横滨市区也不断扩大，甚至连过去的神奈川一带也成为横滨市的一个区。换言之，今天的横滨市是在当年横滨村的基础上建成的。由此看来，周编《世界通史》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如实反映了当时情况。吴编《日本史》的表述可谓一种折衷方案，似乎怎样理解都说得通，遂成为一种惯常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也容易使人产生横滨即神奈川的错觉。刘编《世界史》中指出日美双方“于1854年3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样令人不能苟同。因为条约是在“寒村”横滨，而非繁华的“神奈川宿”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之所以又名“神奈川条约”，是因为横滨仅是神奈川辖下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渔农村庄，遂以较为有名的神奈川来命名的。
值得一提的是，1889年开港3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在横滨实行了市制制度。这时的横滨“已从开港前约100户人家的渔农村庄的状况取得飞跃式的增长——从而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城市。” 横滨开港资料馆：《20世纪初叶的横滨》，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1997年，第3页。 考察近代日本开港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中求得发展进步，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惟有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四、日本幕末横滨开港与锁港之争
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领“黑船”舰队两次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和亲条约》，日本由此开国； 1855 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受命出任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他则从培理缔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与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友好通商条约》，日本据此开港。
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然而，日本从幕末开国大约10年左右，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尊王攘夷之风愈演愈烈；对外政策则处于开国抑或攘夷的摇摆中，横滨锁港与否遂成为内政外交的焦点。直至1865年朝廷批准条约，最终使开港不可逆转。
(一)美日交涉与横滨开港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黑船”舰队再次来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美日和亲条约》。该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而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埋下伏笔。
当时幕府再次任命堀田正睦为老中，与阿部正弘共同主政，而外交工作专门由堀田担任。阿部23岁时即破例就任老中，并以其杰出的才识应付时局，在人才任用方面也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开明性。堀田是被称为有兰僻的喜爱西洋文物的开国论者，1841年晋为老中，参与天保改革，后来辞职。他再度出山后，“擢用了具有外交才能的岩濑忠震、水野忠德等年轻俊才，为来日的对外交涉作了准备工作。”1855年，美国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被派往日本担当首任驻日总领事。与培里相比，他对日本幕府采取相对温和、协调的态度，但是，“哈里斯的对日交涉说到底还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的炮舰外交。” 起初，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吏对哈里斯的招待略显怠慢，直到下田奉行井上清直造访后才改变了这一状况。“以前尽买来一些奇怪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代用品，而这次却带来了真正的鹿肉和野猪肉。……与以前的待遇相比，他的餐桌上现在摆满了一年四季的应时水果。”日方开始满足哈里斯生活上的要求。但对日交涉则异常艰辛。“他只是靠了乐观的坚韧精神、坦率和机警，才慢慢地、好不容易地达成了他奉使的两项目标：在江户呈递国书，和商谈一项广泛的商约。”
哈里斯到任的第二年阿部病故，此后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堀田内阁。1857 年11 月，哈里斯终于获准到江户谒见第 13 代将军德川家定，向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信函。在晋见将军时，幕府官吏都匍匐在将军面前，惟有哈里斯一人站着，行鞠躬礼。“哈里斯所受的礼遇正是日本政府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以及这位纽约商人外交手腕比较高明的标志。” 数日之后，哈里斯与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会见，其间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向日方解释，美国在努力帮助日本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以使其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 他进而表白：“美国与欧洲各国不同，从不奢望得到东方领土，美国亦未曾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擢取别国领土，因此，日本应该与奉行‘友好、和平’政策的美国代表缔结条约，方为贤明之策。”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与英法等国有所不同，但哈里斯侈谈美国的“和平、友好”显然违背事实。1846—48年，美国挑起侵墨战争，夺得包括现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洲的辽阔领土。不过，哈里斯的“著名演说”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幕府开始考虑缔结商约问题。当然，“哈里斯主张依靠自由贸易原则，适当课以关税，从而实现富国强兵，与主张推动幕府开国外交的大小目付看法一致，值得关注。而且，这种意见亦是堀田所支持的。”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2）进一步开放其它港口；（3）对进口商品课税；（4）禁止进口鸦片；（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求下可以修改。
鉴于幕府中许多官员不赞同开港以及日方的拖延战术，哈里斯声称： “各国竞相向日本派遣强大的舰队，是为要求其开国。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外国强大舰队来日的威胁。” 于是，堀田与哈里斯商议，任命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为幕府对美谈判的全权代表。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深知日本无论如何抵御不了美国的攻势，因而必须缔结条约并开港通商，于是上京向朝廷陈述利害，以求批准签约。然而朝廷方面顽固地不予同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井伊自作主张，派井上与岩濑两位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随后，英法俄荷诸国接踵而至，纷纷签订类似商约，是为“安政五国条约”。近代日本由此走向开港。
条约生效的第二年，即1859年7月1日 ，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横滨、长崎、箱馆三港正式开埠。这三港之中，长崎在锁国时期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箱馆也已经在“和亲条约”中与下田同时作为补给港或者避难港登场亮相，只有横滨港完全是新面孔。横滨由培理第二次访日的“应接所”而最初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认为开港是横滨“近世的终止符与近代的始发站。”开港前，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
1827年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横滨村的位置处于现在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一带，即所谓“关内”。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起初幕府打算把神奈川设为开港地，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那并非最佳选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议把横滨村设为开港地，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在决定横滨开港的过程中，幕府全权代表岩濑忠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岩濑最关心的问题是：“通过开放横滨，将其与江户连接在一起，幕府就掌握了把全国货物通过江户输出国外，并把外国输入商品以江户为中心配送到全国的流通主导权，一举把江户建成全国的商品流动中心，以此为基础，推进中兴幕府的大业。” 石井孝先生评价道：“岩濑接受外国开港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使幕府中兴的机会，确实可以称为幕府内部独树一帜的积极精神。” 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幕府代表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于是，幕府在横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入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或者说多种原因促成了横滨开港，其中包括幕府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外商的态度。于是，在幕末开港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现象，就是人口稀少、条件最差的横滨开港后，城市建设、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将其他开港场远远甩在后面，可谓创造了“横滨速度”。在横滨建港的过程中，有许多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外国贸易商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移居到横滨，大批中国人也随同而至。由于幕府当局实行奖励政策，日本国内人口也开始向横滨迁徙，横滨人口激增，并作为新兴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太平洋西岸。
(二)横滨锁港问题的提起
日本开港后，幕府当局在距离江户较近的横滨，辟地供外国人居住，从而形成日本最大的“外国人居留地”。这里虽然避开了东海道，但是因为距离江户很近，所以从开港之初就与外国人不断发生各种问题。“洋夷”入住江户、横滨，极大地刺激了尊王攘夷派下级武士，于是在横滨与江户两地经常发生袭击外国人的暴力事件。
当时许多日本志士吟咏着：“宝刀难染洋夷血”，“此心偏欲扫戎夷”的诗句；有的还声称：“而今不议论尊攘者是为国家的奸贼，夷狄的丑奴”。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在上呈给将军家庆的意见书中陈述到夷狄广泛传播邪宗门（基督教），迷惑了神国日本的人心，依靠贸易骗取神国财富，使人民疲弊，最后以兵力夺取国家。代表了攘夷论者强硬的排外思想。“事实上，1866年在关东西部爆发的五州大一揆中，参加者合计约10万名，数百户房屋被捣毁。而卷入其中的人们大都对横滨（商人）厌恶不已，视之如同仇敌。而且，他们也考虑到横滨开港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发起以横滨为目标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其中包含着浪士们的攘夷行动和农民反对横滨贸易商人的'一揆'等双重关系。”
横滨对外关系史研究会、这些行动客观反映了幕末时期横滨周边地区居民生活的贫困化和对时局感到不安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幕府对地方的统治已经陷入混乱。此一时期，流传着浪人武士将要侵入横滨居留地，焚烧运上所，杀害居留民的消息。横滨居留地的日本人街市的批发商以及周边村民的过半都逃到较远的地方去避难。而且，远在江户的市街地也有很多人转让了家财而退避到乡下。虽然最终没有发生冲击居留地的行动，但是给横滨的外国人造成很大混乱。
日本朝野针对开国还是攘夷的议题早已进行了不休的论争。然而，幕府中的意见始终难以统一，又顾忌到京都朝廷的存在，对外政策始终难下决断。这充分暴露了幕府当局首鼠两端的性格。在京都朝廷的压力下，幕府面临着横滨开港或锁港的抉择。列强认为攘夷有两重目的，其一，使天皇回归往昔的地位，同时使大君（幕府将军）退居到诸大名行列；其二，将“夷狄”从神圣的日本国土上驱逐出去。而幕府方面则希望使出一切手段镇压国内的敌人，并利用武士浪人要袭击神奈川的传闻，意欲把横滨的外国人像以往住在长崎的荷兰人一样集中起来，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居住与活动。然而，当时幕府已经难以控制时局的发展，朝廷方面的势力则呈现上升趋势。愈演愈烈的攘夷论在开港后一变而为废约攘夷论和锁港论，再变而为部分锁港论，即横滨锁港论。这是因为攘夷论者将横滨视为日本的门户，以锁港作为攘夷的手段。
1863年6月，幕府命令松代藩主真田幸教、岸和田藩主冈部长宽、佐仓藩主堀田正伦对神奈川实施警备；以老中小笠原长行的名义通告横滨、长崎、箱馆三港锁港，并让驻留外国人撤离。 翌日，朝廷规定的“攘夷日”如期到来，攘夷派的急先锋长州藩对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施以炮击。英国舰队开始在横滨集结，英国公使以船上人员健康问题为由，向幕府施压以借用陆上驻军用地。幕府在列强炮舰政策的逼迫之下，无法回绝这一过分要求，只好把横滨山手英国领事馆附近一带作为临时驻军地点。英、法两国军队由此进驻横滨。
1864年8月，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开始攻击长州藩。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战役以长州藩惨败而告结束。
于是，以谈判解决外交问题又提上幕府议事日程。
1862年，以竹内保德为首的遣欧使节团与各国达成延期五年开放两港（兵库、新泻）两市（江户、大阪）的协议。日方对各国也做出许多让步。比如：伦敦备忘录中写明减免英国的毛织品、棉织品等对日出口税额；巴黎备忘录则约定减免法国酒类、化妆品等对日出口税额。
1864年2月，幕府专门为横滨锁港谈判派出了第三次谴欧使节团。在正式出使前，幕府与列强于1863年10月在军舰操练所进行了横滨锁港谈判。日方代表首先与曾经有旧交的荷兰公使和美国公使进行谈判。日方提出，“横滨辟为开港地后，贸易持续发展乃至国事日非，贸易亦因此而产生障碍，国家之交往遭到破坏。国交是为基石，贸易不过是国交的附属品……，如欲长期保持国交，唯关闭横滨而别无良策。” 日方除了陈述这些理由外，还列举日本人避讳外国人是由于物价暴涨，人民日益穷困等原因。日方代表所言都是事实，自横滨开港以来，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发生许多“一揆骚动”抗争事件，造成社会动乱。 但是，指望列强为了维持邦交而牺牲商业利益，中断开港贸易，则无疑是与虎谋皮。前来协商的美、荷两国公使婉言回绝了日方请求，甚至不给日方再次发言的机会，匆匆离开会场。
使节团临行前，英国代理公使尼尔也在与幕府委员的会谈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日方陈述道：“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厌恶感皆因开港而生，幕府无力加以制止，因而欲关闭横滨而仅以长崎和箱馆为开港地；培里所签条约非永久之约，乃一时试验之约，经试验而效果不佳，日方则打算再次将其关闭……江户一带暗杀外国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横滨并非外国人的安全之地，本国人心逐日动摇，几近爆发动乱，若要稳定，惟有锁港之一途；日本政府打算向各国派遣特使，说明内地的情况。英方表示对日方意见一件也不能予以满足，此种谈判毫无意义；如果贸易被停止，大君政府有不当行为，英方将不等本国训令到达与否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英国政
府反对横滨锁港态度之坚决由此可见一斑。
(三)幕府使节访法与锁港交涉
幕末时期，法国与幕府当局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法国公使见幕府代表遭到美、荷等国冷遇，遂建议幕府派遣特使出访法国。当时发生了法国士官在横滨郊外遭暗杀和法舰在下关海峡遭炮击事件。幕府担心政局失控，最后决定任命筑后守池田长发为横滨锁港使的正使，副使为伊豆守佑邦，监察为相模守河田，另有组头田边太一、西成度、益田孝、矢野二郎、盐田三郎、尺振八、三宅秀等共计34人。 1864年2月6日，池田一行离开横滨，前往欧洲。
使节团出发不久，将军家茂也奉朝廷之命前往京都。这一前一后的出行，可谓意味深长。原大老井伊直弼时代的幕府，居江户而向京都发号施令，行使政治大权，而自井伊内阁垮台后，主客易位，江户转而听从京都号令以保存德川幕府风雨飘摇的政权。幕府此次派遣使节团出使欧洲，只是做出遵从朝廷旨意的姿态，并将其作为将军上京时向朝廷敬献的见面礼。然而，幕府只有心存侥幸。“万一谈判顺利，锁港成功，当然可以证实幕府尊王之诚心以及奉旨攘夷并付诸行动。即便最终无功而返，（使节）历访诸国交涉谈判亦需三、四年光景，这期间（国内）人心亦将趋于安定。”这便是幕府的如意算盘。
这种“权宜之计”对法国来说，为受害的法国人而派遣谢罪使，可以博取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对京都而言，做出派遣锁港使节的姿态，能够取悦京都（朝廷）与尊王攘夷派。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对内对外皆失去威信，且由此走向自取灭亡之途。”
幕府以此种方式作为应付京都方面不断督促锁港攘夷的“防御策”。 “表面上使节团是举行横滨锁港谈判，借以平息国内气势汹汹的尊王攘夷风潮，而实际上此行的目的是对杀害法国士官的谢罪和缔结日法同盟，从而依靠法国的援助，维护幕府统治。”
池田使节团一行到了上海，遇到再次赴日的英国公使阿礼国。阿礼国见此情景大为吃惊，告诫日本使节：你们如与英国政府展开这种谈判，英国必定认为是以此来挑战，这不是永久保持两国和亲的正当途径。……日本和支那一样，是民智未开之国，政府乃人民的领导者，国内如有不服从者，可以刑罚加以弹压。然而，如今出现几个“异论者”就立即改变政策，这样一旦关闭已经开埠之港，反对者便会日益嚣张，乃至最后难以控制。我现在将去日本协助政府“镇抚”不逞之徒。 池田等虽然进行一些分辨，但是无法招架气势汹汹的英国公使。
另外，池田一行滞留上海期间，“在看到此开港地方的繁荣景象后，自感再去谈论闭关自守等方面实难以启齿，似乎感到完成使命已是困难重重。”
幕府使节一行到了巴黎，觐见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然后向外务大臣路易斯陈述了杀害法国士官的谢罪词，并赔偿被害人家属12万法郎的抚恤金。双方在谈到万一幕府讨伐萨长两藩时，商定由法国供给军舰、武器、弹药等，根据情况也提供兵力支援。在谈到横滨锁港问题时，路易斯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建议莫如把横滨等三港开放为自由港，谈判陷入僵局。 当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亦有向远东扩张势力范围之意，因而很想结交并扶助德川幕府。与阿礼国不同，他接待池田一行并没有采用胁迫手段，而是在谈笑之间就促使日方使节就范。
当时的幕府政治总裁松平大和守是锁港论的坚持者。他取得京都朝廷的信任，成为政治总裁，势力逐渐增大，并于1864年接受“横滨锁港御委任”，负责锁港事宜。消息传到巴黎，池田一行愕然，他们认为松平一定会主张极端的锁港论。幕府使节一行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前面有反对开港延期甚而意欲使开港提前的英法强国，后面有松平大和守，若坚持极端锁港论，使节就将面临万事皆非的处境。……与其这样玷污使节的颜面，当然也将本国政府的丑态暴露于各国之间，莫如尽早回国，将欧洲各国的形势反映给京绅之间，以使有机会向朝廷上奏，从而决定推行开国进取的国策。”
1864年6月，幕府使节与法国政府缔结了《巴黎条约》，内容大抵如下：法国外务执政路易斯与大君使节池田筑后守长发、河津伊豆守佑邦等决定签署如下几条：“第一条：……大君使节回到日本三个月后，决定日本政府向在留江户的法国皇帝的公使交付墨西哥银14万元，作为长州藩炮击法国军舰的补偿。但其中10万元应该由政府自己缴付，其余4万由长州藩交付。第二条：大君使节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应在三个月之内确定解除对欲通过下关海峡的法国船只的阻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派出军队，并与法国海军分队指挥官协调一致，以确保船只通行无阻。第三条：为使法国与日本的贸易交流逐渐扩大，1858年10月9日两国于江户所签条约期限之间，法国商人或树立法国旗帜进口的货物，最后由大君政府批准外国贸易，并应该使用减税表。因此，在严格恪守此条约期间，茶叶、铅蜡、藤，画所用的油蓝、硫酸、煤等等货物理应在运上所免税通过；酒、酒精制品、白砂糖、铁、机器零件、麻织品、钟表、锁、玻璃、药品等物品输入日本时，运上所只收取其价格的5分税；对镜子、陶品、化妆品、肥皂、兵器、书籍、纸张等物品则只应收取6分税。第四条：上述约定可视为1858年10月9日法兰西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之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且应该不需要双方国家元首交换文书原件而直接施行。”
幕府使节签署这一条约显得很草率，例如第二条借助法国海军力量一段，实为外交败笔。中国清政府也曾经借助外国军事力量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挽救专制政权的命运，结果只能丧失更多的国家权益。“此条约没有丝毫关于锁港的文字，只有我国向法国给予的条件。我方毫无疑义地在此条约上签字，对此，主张开国论的人也认为是无谋无策更无道理之举，何况那些将锁港攘夷视为日本唯一的治安策略之辈。” 可见，这是一次失败的出使。
1864年8月，使节一行到达横滨。消息报到江户，幕府不及问讯使节突然回国的理由，下令禁止他们上岸，转赴上海、香港或其他地方隐藏踪迹。池田无视这一训令，傲然返回江户。幕府当夜即剥夺其职务，命其隐居。公文如下：外国奉行池田筑后守：其方仪被差遣为赴外国之御使节时，共有不取计之事，不妥之至。据此，其御役（官职）被召放（解除），知行之内600石被召上（收回），隐居被仰付，蛰居可罢。 使节一行回朝的同时，递交了长篇报告书兼意见书，其大意如下：我等希望之处：第一，向欧洲各国差遣公使；第二，不仅与欧洲，对宇内独立之邦国皆应签署和亲条约；第三，海陆二军之方法自不待言，治国经济之道应取西洋之所长，派遣留学生潜心学习；第四，开办与西洋诸国报纸、通信联系，使彼我情报、消息相通；第五，我国民当然可以自由出国经商，且应注重彼方学问事情。 使节们此行并非一无所获，所提意见亦很中肯，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池田出使法国时是个年仅28岁的青年，“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正使，当然是积极主张攘夷论。但是，通过对外交涉接触了西欧诸国的政治实态，在巴黎的生活中不断感受其文明之进步， 逐渐倾向于开国论。及至谈判截止时已经转变为完全的开国论者。”
(四)条约“敕许”与开港的不可逆转
培理访日以来,直接体验到欧美诸国“外压”的幕府深知通商条约的签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京都的朝廷因为不是外交谈判的当事者，所以没能得出这种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孝明天皇是个排外思想极为严重的人，天皇周围的公卿大臣们也都是顽固的攘夷论者。萨摩、长州、水户等诸藩也都公开批评幕府的开国政策。使节归朝之际，锁港派最关心结果如何。然而，他们归国时，长州尊攘派久坂玄瑞引兵进入京都，蛤门之战开启。幕府则忙于征长准备，加之水户浪人异常活跃,于是，反而无暇顾及锁港问题了。最终，横滨锁港以失败而告结束。
1864年10月，美、法、荷各国公使相继劝说幕府向朝廷请求批准条约。因为欧美各国与幕府缔结条约后，已经深深意识到在贸易方面必须要有朝廷对条约的敕许才能充分展开。1865年6月,新任英国公使巴夏礼来日后，加紧推进敕许条约的要求。巴夏礼向法、荷两国公使提出如下提案：放弃三分之二的下关事件赔偿金而代之以下三个条件：1，比议定的日期提前开放大阪和兵库；2，减轻税率；3，敕许条约。 在英法美荷四国使臣会议上，英国提案成为四国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以上三个条件，列强赞同实施巴夏礼的提案，将四国舰队开进濑户内海对朝廷施加压力。
1865年11月，英、法、美、荷四国再次组成联合舰队，从横滨港出发，浩浩荡荡驶入兵库海面。沿岸居民恐慌不已，京都城内也陷入惶恐不安之中。在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幕阁会议根据阿部正外、松前崇广两老中的意见，内定了兵库立即开港。而禁里御守卫一桥庆喜认为兵库未经许可即行开港，乃是步《安政条约》的后尘， 从而推翻了幕阁会议的决定。
由于庆喜的内部工作，朝廷命令幕府罢免阿部、松前二老中的官职，幕府只好照章办事。由朝廷来处分幕府的官员，为前所未有，足见幕府地位日渐衰微。
在大阪城内，幕阁内部的意见分歧逐渐公开化。将军家茂向朝廷提交辞呈，自言“臣以幼弱不才之身，担征夷大任至今……上不能奉宸襟，下不能安万民；加之亦无力富国强兵，扬皇威于海外，以至玷污职守……臣家茂退隐，由庆喜续任。”希望把征夷大将军职务传交给一桥庆喜，同时请求敕许条约和开放兵库港。随后，家茂踏上东归之路。该行动是与庆喜对立的幕阁派策划的，因庆喜前往伏见迎接并谏阻，将军家茂才重新返回京都二条城。1865年11月20日，在小御所的天皇面前，参加朝议的一桥庆喜、松平定敬等幕臣与朝彦亲王、晃亲王以下的廷臣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到次日仍无结果。于是，向在京的十几个藩的藩主进行咨询，但仍然不能做出决定。翌日（11月22日），朝廷终于决定敕许条约，但不允许兵库提前开港。一桥庆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又吓又哄地说完‘现在不敕准条约，国难就要临头’之后，关白以下各位都坚决反对，最后站起来要退席，我愤然作色：‘鄙人虽然不肖，但也有不少人追随。对这样的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竟然退席之事，岂能置之不理！’于是，关白也不得不坐下来。……‘诸公仍不答应，我只有引咎切腹自尽。我的生命不足惜，如我舍了性命，也许我的家庭要对诸位采取某种行动。请诸位有此思想准备，好自为之。’……不久，两个传奏人入座，交来敕准条约的钦命。”
1865年11月24日，老中本庄宗秀在兵库向四国使臣通告：1、条约已获得敕许；2、兵库按规定日期开港，事情或许会比预期提前；3、今年12月支付第三期下关赔款，以后按规定赔付；4、承诺改订税则，立即通知水野忠精、酒井忠毗在江户商议。 谈判结束后，外国军队遂撤离兵库海面。这样，自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以来围绕批准条约展开的攘夷还是开国的政治斗争划上了休止符。 “敕许条约本身就意味着：（1）条约的缔结朝廷具有了最终的批准权；（2）过去要求幕府攘夷的朝廷现在已经公然承认开国方针。第一点在在朝幕关系上确立了朝廷的优势;第二点则表明了开国和锁国之争的终结。”由此观之，横滨真正的开港，应该说是在条约敕许实现以后。因为朝幕意见达成一致，攘夷已成明日黄花，客观上造成横滨开港不可逆转的态势。从1859年7月横滨实验性开港，复经开港与锁港的徘徊，至1865年11月条约得到敕许，6年间，日本朝野在付出诸多代价之后，最终顺应了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潮流，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港政策。开港对横滨的历史发展而言，可谓意义重大。“横滨开港前的现横滨市区之内，除了神奈川、保土谷、户冢等东海道三个驿站外，均为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村……沿海村落也仅有些效益不高的渔业、盐业，除多少受些沿海（东海道）交通影响外，大都显露着落后的农村状态。” 而在开港之后，“横滨逐渐人烟稠密，尺土亦有数金之价，堪称五港之魁。据此商业之地获取巨利，富可敌公侯者不在少数，而此等人中究竟有几人能想起昔日的政治家遭遇几多艰难，其结果才促成今日之繁荣。”
横滨开港对江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使江户作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
总之，日本早期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并不顺利，但难能可贵的是一批有眼光的开明派官僚，尚能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敏锐的判断和认识。尽管这种判断和认识离不开维护幕府封建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在客观上，为近代日本的进步与发展起到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来说，“闭关的最大支柱之一，即勉强维持下来的封建经济以及它的全部上层建筑，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迅速地肢解了。”
由于缔约开港，彻底打破了德川时代200余年的太平之梦，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终于到来。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说，中国和日本缔约开港，意味着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五、近代韩国开港缘起考
16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随即开始北上东北亚地区。在进行传教和贸易活动的同时发起“西力东渐”的冲击。在上述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亦在发育成长。“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到了18-19世纪，欧美国家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朝鲜王朝）三国仍蹒跚而行，成为世界市场的最终建构环节。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放门户；德川幕府1854年与美国缔结《日美修好条约》，标志着日本开国。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半岛上的韩国并非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亦非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而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走向开港暨早期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一)韩国开国的国际契机
19世纪初叶前的数百年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即中国周边邻国统治者对本国统治权必须由中国朝廷的“册封”加以确认的以礼仪往来为主要形式的所谓“朝贡制度”。韩国是推行礼治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也是这个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当时，韩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局限于“事大”、“交邻”，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没有太多认识。韩国被西方视为“隐士之国”（the Hermit Nation),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远离太平洋主航道，西方对它处于有待认识的阶段。然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天津、牛庄，芝罘等地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开港后，韩国西海岸开始进入欧美各国的视野。英国与法国从南部北上，俄国从西伯利亚南下，美国则从东部向耽溺于锁国之梦的韩国进袭而来。
早在1831年，英国商船曾经驶近韩国，停泊于忠清道洪城郡古代岛附近，要求通商。这是西方商船首次要求与朝鲜进行贸易。1846年，法国军舰出现在忠清道的洪州冲；1865年俄国船队来咸镜北道庆兴冲停泊。韩国政府因了解到宗主国中国亦陷入欧美国家侵略的窘境，愈发感到开港的危险性，所以拒绝了列强的开港要求。不仅如此，韩国政府“为了确保锁国，巩固边防，进而对西方的天主教实行了正主王以来的禁教政策，对教徒大肆弹压。1866年处死约3万信徒。”
1866年，法国9名神甫在韩国被斩首，法国舰队曾经短期占领临近京城的江华岛，但一无所获。 同年，美国商船驶入大同江要求通商，但是遭到韩国军民抗击，全体船员被杀。为报复此次事件，1871年美国舰队占领江华岛，但被韩国军队击退。当时韩国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却坚决地拒欧美列强于国门之外。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退兵，“朝鲜更加相信外国人望见它的军队，便不敢不撤退，并且这次远征也被中国人看作是外国人的一次失败。” 事实上，韩国得以在东北亚诸国中最后开港，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日本学
者奥平武彦认为：第一，欧美人对有关朝鲜的知识极为缺乏；第二，法、美两国均在远征江华岛中失败，使欧美各国感到迫使韩国开港颇有难度；第三，受到居留在远东的外国人舆论与欧洲政局动向的牵制。 笔者窃以为，一方面是由于韩国军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则由于列强没有以全力冲击韩国。具体而言，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热衷于经略印度和对中国的侵略；俄国急于开拓西伯利亚和滨海州；法国正在入侵印度支那和中国华南地区；美国则忙于处理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受到对外政策的掣肘。种种原因促使列强无暇投入更大规模的武力逼迫韩国就范。这就给后来日本冲击韩国，迫其开港提供了机遇。
1863年，韩国第二十五代王哲宗逝世后因无子嗣而迎立同为李氏王族的李熙为新国王，是为高宗。因其年少不能亲政，遂封其父为大院君，掌管国事。大院君对内实行所谓“弊政刷新”，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以抵御西方入侵，巩固国防。然而，强化锁国政策虽然享有短时期的安宁，但却丧失了对外开放，富国强兵的良好时机。因为其锁国虽然一时得以成功，却难以永久持续下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邻国的日本自1854年开国后，通过倒幕维新而羽翼渐丰，并采取了与美国强迫日本开国时期如出一辙的手段，迈出了打破韩国锁国政策的第一步。
大院君执政时期，德川幕府试图恢复和韩国的交往，认为“朝鲜是日本的邻国，”“美国是日本的友邦，”故此对美国与韩国的纠纷颇感不安，希望出面斡旋。然而，幕府无法在1867年派出拟议的专使。翌年，萨摩藩派遣一名专使去韩国声明日本王政复古，亦遭到韩国政府拒绝。鉴于韩国同样拒绝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所派的另外两次日本使节，日本国内出现所谓的“征韩论”；因日本当时忙于其他事务，“征韩论”曾经一度中断。日本国内商品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为图发展计，遂开始依靠军事力量从海外输入原料，同时向海外寻求输出商品的市场。1872年。日本征服了琉球群岛，1874年侵略中国的台湾。与此同时，“征韩论”再次抬头，韩国已然成为日本直接侵略的对象。
(二)韩日交涉与韩国开港
1875年4月，日本副理事官广津弘信提议，派遣军舰在对马岛和韩国之间测量海路，进行示威，以此方式声援外交活动。根据这一建议，同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舰只先后侵入韩国海域炫耀武力。9月，再次驶入韩国水域进行武装挑衅。舰长井上良馨以“测量航道”的日舰遭韩国炮火突然袭击为借口，故意挑起事端。是为史上有名的“云扬号事件”。日方对事件是有备而来的，或者说是蓄谋已久的，对韩国而言却是突发事件。“24日三军府启，畿沿留泊之异船，始未知何国何地之人，而犯入内洋已是叵测，冲火放炮尤为可恶，此与年前抢掠之番舶一类也。” 10月15日，参议木户孝允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陈述：“……朝鲜之事国论纷纷，连岁未止。前年既已因此而使政府发生变革，去年春又因此而引起九州之骚扰。而今更使天下之议者必将纷纷竞起，政府非预先筹谋一定之策略，尽其义务，负其责任不可。”表明了欲干预韩国内政的心迹。
日本一方面以此事件为借口给韩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欧美列强和中国展开了“狡诈的外交活动”。明治政府与美、俄等国的驻日大使进行谈判求得了谅解和支持。为消除清朝对它进入韩国的阻碍，日本以韩国与清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为由向清朝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 首先，任命森有礼为驻清朝公使，赴北京谈判，递交了外交“觉书”，提出清政府今后不得参与韩国政务，日本将向韩国派出使节。1876年1月11日，森有礼向清政府指出：云扬舰行驶至江华岛附近，正欲补充淡水之时，突遭来自朝鲜海岸上炮台的炮击。 一方面，要求韩国赔偿“云扬号事件”的损失，另一方面，通告必须缔结通商条约。
日本政府在向清朝派出使节的同时，又任命黑田清隆中将为全权大使，井上馨议官为副使，宫本小一，森山茂外务大丞等为随员出使韩国。黑田清隆全权大使临出发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曾经对他作了基本训令及指示，以便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其训令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一、要求对云扬号遭炮击，国旗受污辱一事做出相应赔偿。二，主要目的在于缔结条约，若彼方与我修好，答应扩大贸易，则以此抵偿云扬舰的赔偿；三，若朝鲜政府不承担云扬舰的责任，没有与我复交的诚意，有损我政府荣威的话，可临机处理。
从上述训令可见，日本是以确认韩国对江华岛事件的责任为前提来提出谈判条件的，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侵略行径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日本外务卿寺岛宗泽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谈判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柏利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安将美国人所著的《柏利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副使，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照此行事，定能成功。”
使节团一行约30人，率6艘军舰，从品川港出发，于1876年1月末到达韩国沿海，在釜山近海抛锚。“1876年1月，日本在釜山作了一次海军示威；在探悉中国必像1871年那样地置身事外以后，日本就强迫那位满心不愿意的朝鲜国王接受一件友好通商条约……。”黑田全权一行于2月4日在江华岛靠岸，2月10日率兵员300余名，从仁川的镇海门登陆，造访了江华府的副师营。
当时，韩国政府恰好发生政变，大院君隐退，闵氏一派执掌政权。闵氏政权为与大院君势力对抗，遂改变锁国政策，筹备开国通商。然而闵氏政权既不是进步的政权，也不具备开国的内部准备，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有学者认为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闵氏政权为了维护它的权威，不得不接受外部势力，特别是日本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第二，日本对朝鲜的门户开放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导致韩国锁国政策发生动摇的原因主要为：第一，以复交为条件，利用日本促成闵妃之子册封为世子；第二，日本的武力威胁；第三，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闵妃政权被迫放弃了强硬的对日外交政策。此举一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方面，以缓和日趋激化的国内矛盾。二可乘机把造成内外交困局面的责任推到大院君身上。三可以此为借口，打击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此，我们不能忽略清政府和李鸿章在韩国开港中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尴尬的角色。李鸿章给韩国政府送来信简，劝告韩国与日本修好，并指出与日本开启战端的不利之处，表明清政府的意向。于是，韩国政府任命申为接见大臣，尹滋承为副官，派到江华府去迎接日本全权大使一行。1876年2月11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会面。开始在江华城内的练武台进行日韩修好谈判。 韩国内部对这次会谈有不同的意见。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反对妥协，许多爱国军民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朴寿，吴庆锡等认为开港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和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立场出发，趋同开国论。
从谈判的日程来看，从1876年2月11日开始到13日，加上2月20日的一天共进行了4个回合的谈判。第一天主要是两国代表互相问候，谈论两国代表的资格和权限问题。第二天的会谈，
日方全权代表对修好条约草案作陈述（即前面提到的训令条件），然后以强硬的态度将13项条约草案递交韩国全权代表。韩国代表感到事态严重，避免即刻回答，将其送交中央政府，等待训令。于是黑田清隆全权大使提出警告：若10日以后还无答复则将导致两国断绝交往。
在翌日的第三次会谈中，日方全权代表发出强硬通告：希望尽快承认13条方案，并予以签字，如若韩国方面不予承认，则派军队在京江下游，仁川，富平地方登陆。会谈在彼此争论中结束。当天，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送达韩国政府，国王召集众臣商议是否接受。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炳学指出：“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衅也。” 韩国政府感到以目前国贫兵弱，实在无法对抗日本。于是接受右议政金炳国的妥协提议，决定等待接见大官的详报，委任接见大官负责修好通商事宜。20日，在练武台举行第4次会谈。韩国政府将本国政府下达的议政府照会案转交日方。日方以此照会案完全省略江华岛事件为由而拒绝接受。为此，谈判陷于破裂状态。于是，黑田清隆从江华府返回军舰，韩国全权代表对此大为震惊，在日方的武力胁迫下终于在1876年2月26日承认了日方所有要求。27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缔结了所谓的《韩日修好条约》 ，由此确定了韩国的开港。
(三)韩国开港的结果与影响
大院君执政时期实行锁国主义，因而对欧洲列强进行了顽强抗击；闵氏上台后实行门户开放
政策，于是被日本轻易地叩开国门。“但是，这只不过是闵氏一派维持权力的手段，决非为
了谋划韩国近代化的政策。” 《韩日修好条约》全文12条。
在第1条中将韩国确认为“自主之邦”，日本从而排除了清朝君临韩国的势力，可以自由进出韩国；第2条中，日本可“随时派使臣到朝鲜国京城”，获得在京城设置公使馆的权力；第4条规定将韩国3个港口开放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准许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第7条规定“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从而为日本进一步侵略韩国作了准备；第8 条规定日方“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到交涉案件时而可以保护其在贸易和开港中的利益；第9 条规定“两国既经修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官吏毫无干预”，从而剥夺了韩国政府对本国贸易的管辖权；第10 条确认了“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各口……如其犯罪皆归日本官审断”。 这一规定不免使人联想到1858年《日英修好通商条约》中的类似规定，日本对英国人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耿耿于怀，却依样画葫芦地强加在韩国身上。这样，“朝鲜增加了对外开放港口，但是却不能处罚在开放港口犯罪的日本人。所以，江华岛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等于允许日本人在朝鲜可以毫无限制地随意进行经济侵略。”
《韩日修好条约》公布后，在韩国全国引起骚动，人们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崔益铉等人竟向国王上卦书，以死抗议。“江华条约是日本凿进亚洲大陆的一个楔子。......总之，条约是片面的，和列强加诸中国和日本的相似。”《韩日修好条约》是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沦朝鲜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的开端。
标榜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
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订约以前，韩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订约以后，韩国主权开始遭受破坏，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竟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客观而言，东北亚近代史是被殖民侵略的历史，同时也是与世界连成一体并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开港也给韩国带来积极的影响。韩国学者李光鳞将开化、开国、开港等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开化思想在旧韩末是进步的思想”；所谓开化，在1870年代，意谓“开国、开港”，在1880年代，意思则变成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富国强兵，到了1890年代，又增加了倡导国权和民权的含义。 朝鲜王朝于1881年派遣一批年轻贵
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时在天津的金允植曾经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写到：“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清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这些知识精英渐渐认识到“朝鲜的锁国政策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的交往，从而产生了一股主张开国的开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以及清廷'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影响下，1882年5月，朝鲜王朝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朝美修好条约》，”近代朝鲜终于从不自觉的被动开国走向自觉的主动开国在国内政争不断而周边列强觊觎的状况下，韩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四)结语
在东北亚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中日韩起步时的处境极为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可谓“同途殊归”。在半个多世纪的冲击与应对过程中，东北亚三国分别采取了迥异的因应策略，日本由被冲击者嬗变为冲击者，扮演了摧毁朝贡贸易体制的角色，对三国关系框架的重新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对所谓日本的“成功”和中韩的“失败”要进行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对日本积极开放，虚心学习欧美国家先进文明的经验应该加以肯定，而对其以扩张侵略，牺牲中韩利益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则应持批判态度。适逢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考察近代东北亚开港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中求得发展进步，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惟有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