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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作为大剧院2007年12月正式运营后的第一个演出季即推出的项目，至今年4月份刚刚闭幕的以“中国交响乐记忆”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五届。据笔者粗略统计，五届以来有来自全国不同省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的50支交响乐团（或管弦乐队），还有一些欧美乐团，以该项目为契机，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了近百场交响音乐会，全国34个直辖市、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中，目前仅三省、二自治区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即江西、河南、海南、广西、宁夏、澳门）尚未参与，而如深圳交响乐团则已三度进京参演，更有像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这样一届不落的“铁杆儿”乐团。因此可以说，“中国交响乐之春”今天不仅已成为国家大剧院的品牌项目，也是展示全国各地乐团实力、推动全国范围内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创作与演奏、历练青年音乐家及吸引更多人走进音乐厅欣赏音乐的一个国家级音乐平台。观察这项活动，不禁令笔者联想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国文艺会演或“全国音乐周”。
20世纪50年代的各种会演，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在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经过逐层选拔，将全国各地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和新创作品汇聚京城集中展示的国家级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政府对各地城乡民间音乐和民间艺术家的挖掘，推动和繁荣了音乐创作、表演及音乐生活，加强了各地文化部门、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术家的交流，形成了新中国初期的一股社会凝聚力，体现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文艺景象。这些活动中，尤其在1956年的全国音乐周上，北京和上海的交响乐团推出了《山林之歌>（马思聪）、《春节组曲》（李焕之）和《嘎达梅林》（辛沪光）、《黄鹤的故事》（施詠康）等优秀管弦乐新作。5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性会演资金耗费巨大，国家财政难于继续承担，因此过渡到地方主办，如今的“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即是60年代出现的会演后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文艺院团体制的改革，50年代全国性的文艺会演彻底走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比赛和音乐节。不曾想，国家大剧院的“中国交响乐之春”似乎又有了当年会演的某些意味，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交响乐团不分高低，“切磋技艺，提高水平，繁荣创作，展示成果，团结奋进”的共同机会。不同的是，大剧院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等相关部门的合作下，依靠良好的运作，承担了这个浩大的项目，并且整个过程不像会演那样繁杂，来自各地的参演乐团类型也比较多样，仅从今年参演的12支乐团来看，就有国家级的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有属于地方省级或市级政府部门的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有如西安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这样依托某个演出场所的驻厅或驻院乐团，更有如贵阳交响乐团、沈阳交响乐团、上海国际青年管弦乐团和台湾长荣交响乐团这样的以个人或民营企业基金资助的乐团，而即使那些官方院团与以往完全国家提供经费的体制也有了不同，体现了院团改革的“阵痛”后当今中国交响乐事业和市场所蕴含的活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交响乐之春”自2008年首届开始，即以推动中国本土作品的创作和演奏为旨趣，本届借中国管弦乐创作百年之历史机遇，大胆地集中在对历史作品的挖掘上，确定了“中国交响乐记忆”的主题，并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拿出了一份推荐曲目供各团选择，发挥了主办方的主导作用。同时，各团在同一主题和必演推荐曲目之下，又可灵活选择中外作品，整体呈现了多样的音乐会形式，如4月8日开幕式陈佐湟指挥的贵阳交响乐团整场演奏1949年之前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这样具有历史感的音乐会，有4月9日和13日国家交响乐团和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类似作曲家鲍元恺、莫凡个人作品专场形式的音乐会，还有谭利华带领的北京交响乐团整场荟萃不同时期国人管弦乐作品经典的集锦式音乐会，多数乐团则采用中西“混搭”形式，在音乐会曲目中加入了西方管弦乐作品。
在展演的中国作品中，即有中国管弦乐的开山之作《哀悼进行曲》（萧友梅），也有已被听众广为熟知的《晚会》（贺绿汀）、《森吉德玛》（贺绿汀）、《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春节序曲》（李焕之）、《嘎达梅林》（辛沪光）、《炎黄风情》（鲍元恺），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陈钢、何占豪），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许斐星改编）等作品以及尚未被当今听众广泛知晓的《怀旧》（黄自）、《台湾舞曲》（江文也）、《思乡曲>（马思聪）、《塞外舞曲》（马思聪）、《花月正春风》（周文中）、《山林之歌》（马思聪）、《十面埋伏》（王树）、《第四交响乐》（王西麟）、《逝去的时光>（陈其钢）等优秀作品，更有《海、帆、港》（林声翕）这样的自作曲家创作完成即静静地待在抽屉里或书架上几十年，本次被挖掘出来，首次以它原本的管弦乐音响呈现予听众的作品。最终12场音乐会共演奏中国管弦乐作品35部（根据节目单统计），占12场总数50部管弦乐作品的70‰
从创作手法上看，虽然作品成熟度不一，但已经看出中国作曲家对管弦乐、交响乐的浓厚情趣以及多样的表达。贵阳交响乐团已是二度参加“交响乐之春”的演出，此番在指挥家陈佐湟的带领下，以作品的历史价值为取向，音乐会上演奏的第一首作品《哀悼进行曲》，既是“中国交响乐记忆”开幕的亮相作品，也是中国管弦乐诞生的标志性作品，由中国的第一位音乐学博士萧友梅先生创作于1916年的德国。该作借对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中葬礼进行曲写作风格的模仿，表达了萧先生对黄兴、蔡锷两位将军去世的悼念之情。之外，还演奏了黄自创作于美国，将所学之欧洲早期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与个人情感细腻表达相结合的管弦乐序曲《怀旧》。有马思聪创作于抗战初期，根据小提琴独奏改编的借思乡和塞外舞曲抒发爱国情怀的《思乡曲》《塞外舞曲》，有贺绿汀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和风格清新的管弦乐小品《晚会》和《森吉德玛》，还有大剧院委托今人重新整理，首次亮相的林声翕的交响诗三首《海、帆、港》。在《哀悼进行曲》《怀旧》这两部中国管弦乐早期代表性作品中，作曲家在创作手法上尚未顾及中国音乐元素的加入，但却以管弦乐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个人内心感受。而《思乡曲》之后的作品，创作于抗战爆发后，其中《思乡曲》《塞外舞曲》以中国元素体现出民族气节，表达了爱国情怀，《晚会》和《森吉德玛》则民俗风味浓郁，因此使中国听众增加了对管弦乐这一外来形式的亲近感。同时作曲家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体现。整场音乐会贵阳交响乐团在陈佐湟的带领下显示出了不错的水平。虽然在节目单和对作品的解说上存在个别疏漏，《塞外舞曲》不知何故木管演奏中出现错音，但整体上是一场颇具历史和学术价值的音乐会。以往这样的音乐会多半是在内部小范围进行，此次则在大剧院音乐厅公开演奏，古典音乐频道直播，听众基本满座，令人真正感受到大剧院的开拓与实干精神，同时也欣喜地看到国人文化品味的变化与提高。 汤沐海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灿烂中华”音乐会，除一首《瑶族舞曲>，整场全部交给了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由24首各地民歌为主题创作的交响组曲《炎黄风情》。整套组曲沿用民歌标题，保留民歌完整旋律，围绕着原民歌风格进行和声、织体以及配器的创作，有些乐曲中加入了板胡、三弦、唢呐和锣鼓等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国乐器，可谓管弦乐队版的中国民俗画卷。尽管如此，将24首完整地呈现也需要勇气，一是时间长，二是曲目多，另外前半部分弦乐偏重，借“中国交响乐记忆”主题，完整呈现倒是一次好机会。汤沐海用他准确传神的手势与肢体语言，带动着乐队演奏家和现场听众们的情绪，可谓整场音乐会的“灵魂”人物，也由此再一次证明，某种程度上卓越的指挥家对一个乐队、一部作品的成功演奏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国交”音乐会情况近似，山东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中，除一部施万春先生的《节日序曲》，也成了作曲家莫凡的专场音乐会，共演奏了莫凡创作的三部作品：交响诗《松·竹·梅》、琵琶协奏曲《长恨歌》和管弦乐组曲《灿烂中华》，乐团在杨又青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整场音乐会，琵琶协奏曲《长恨歌》也给笔者留下了好的印象。
此外，还有以诸位不同中国作曲家作品组成的专场，如沈阳交响乐团的“北国之声”，在郑小瑛的指挥下演奏了《嘎达梅林>交响诗《二小放牛郎》（秦詠诚）及《雪里梅园》（徐振民）等作品。郑小瑛应是本届“交响乐之春”参演最年长的音乐家，几十年来，在推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和走向听众上做了大量工作，此次音乐会的热情解说，仍吸引了不少听众。而北京交响乐团的“山林之歌”音乐会，由于其选择的三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都极具代表性，因此将另有专家专门评论。笔者本人认为，在演奏上，除《山林之歌》略嫌排练不足，其他两部作品大提琴与管弦乐队《逝去的时光>及《第四交响乐》的演出效果，在本届“会演”中确属可圈可点。
在“中西混搭”的七场音乐会里，因笔者未临杭州爱乐乐团的“梁祝”、上海国际青年管弦乐团“乐享经典”的现场，在此不妄作评论，其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有指挥家张艺带领下的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十面埋伏》。在中国作曲家的交响音乐创作中，就共性而言，在对中国风格的追求上不少作曲家采用以中国民歌为主题进行创作的手法，前述马思聪、鲍元恺的作品均属此类。还有一种则通过改编传统器乐曲，特别是琵琶、古琴的长大套曲来实现。这些作品，通常采用从原曲中提炼出“主导主题”，对原曲结构精简压缩的手法，使整体结构更为紧凑完整。由已故原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王树教授改编的《十面埋伏》就是这样的作品。除结构上改编的特点，该作品在配器上多选用各件乐器的中音区，同时有意识地运用各组乐器的不同演奏法，在指挥的准确诠释下，乐队的演奏成功地营造了松弛悦耳、干净而显得有节制的整体音响效果。另一场，在西安交响乐团的“黄河”音乐会上，除开场曲江定仙先生的《烟波江上》外，当属钢琴协奏曲《黄河》最具吸引力，听着现场的演奏，虽然给人以“廉颇老矣”的感慨，但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先生和这部作品已成为一种符号而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就连殷承宗先生的返场加演钢琴伴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等，也都赢得了观众们热情的掌声。
整体上“中国交响乐记忆”对作品的选择是好的，选择一些以往鲜少上演，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品的初衷，也可以被认同，其中包括早期国人创作的电影音乐。早期中国管弦乐的确有上世纪30年代通过电影传播的历史，但多数是西方作品，国人自己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代表性管弦乐当属黄自为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创作的片头曲《都市风光幻想曲》，因此以笔者个人浅见，此次选择贺绿汀的两首电影音乐，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从艺术价值上讲，都不如选择黄自的电影音乐创作。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值得以后继续开掘演奏，如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1923）、唐学詠的《忆母》（1929），蔡继琨的管弦乐组曲《浔江渔火》（1936）、郑志声的歌剧《郑成功》（1940）的“场面音乐”《朝拜》《早晨>《小引》、萧淑娴的管弦乐组曲《怀念祖国》（1941）和张肖虎《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1945）。江文也和马思聪是1949年前中国作曲家中管弦乐创作成就最突出的两位，本次活动中演奏的江文也的《台湾舞曲》，马思聪的《思乡》和《塞外舞曲》均属较小型的作品，他们还有更具分量的《孔庙大晟乐章》《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值得演奏。另外，一些驻华外籍音乐家的创作也被认为是中国管弦乐的一部分，如三四十年代俄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值得演奏。
“中国交响乐记忆”确定以“文人气质”为选择前提，也许是想追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中国交响音乐寻找更深的文化之根基。但毕竟20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追求独立自强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如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中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一样，在中国，这样的作品不在少数，如冼星海的管弦乐、交响乐作品，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交响乐”创作。以笔者拙见，这些作品也是值得继续上演的。只有更全面地展示以往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所走过的历程，才能如国家大剧院陈平院长在“致辞”中所写到的，通过“寻根溯源，梳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历史脉络，探寻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足迹，唤醒一份历久弥坚的中国交响记忆”，也才能达到“建立尽可能准确详尽，可以与后人共享的中国交响音乐资料库”的理想。
笔者相信，“音乐的耳朵”是绝大多数正常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只囿于环境和受教育的不同，带来人们对音乐感悟的不同。中国交响乐文化的建立有赖于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厅这样的平台，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略，即听众的广泛接受。据国家大剧院官方微信平台发布的信息，本届交响乐之春音乐会观众的上座率达九成。依笔者观察，这个数字是可信的。由于有“北京市惠民政策”的支持，低价位票价的设立，使整个活动不仅吸引了京城普通百姓，甚至距离较远的郊区听众或远道而来的游客也走进了剧院，体现了剧院在“人民性”维度上数年来投入精力所获得的回报，也是国家大剧院运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成果。 通过观察，笔者试图对该项目的听众进行分析，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相关从业者，如剧院团领导、指挥家、作曲家、学者和媒体人。这个群体关心事业的发展，具有自己的鉴赏力和评判标准，但数量有限。第二个群体，当属音乐爱好者。这个群体的人喜欢音乐，但鉴赏力不一，有的有很好的听觉和品味，也有些鉴赏力中等的观众。前者是剧院最好的听众资源，对后者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名人效应，他们相信名人大家奏出的音乐就是好的，虽有附庸风雅之嫌，但追求自我提高也无不可。第三个群体，当属京城普通听众和旅游者。这些听众虽然可能在乐章之间鼓掌、用手机拍照、说话，甚至睡觉打鼾，但能走入音乐厅，依然是件好事情。至少这些观众开始欣赏音乐。只要走进音乐厅，坐下来听听作品，感受一下氛围，以后可以再来。听众良好习惯的养成非一蹴而就，相信音乐厅的氛围能够感染大家，使更多人逐渐地静下心，从音乐中倾听个人生命中的律动和美好，也不枉国家大剧院为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改变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浮躁的社会风气而奉献的一份力量。
最后，谈谈本人对表演问题的一些想法。作品是作曲家创作出来的，然而其生命力更在于持续地演奏和不断地诠释，如此才能深入人心并积淀为一种文化。近几十年来，由于作品的缺乏，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如“文革”后，指挥家们曾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创作中国作品，强调其在一个国家音乐文化水平中的重要性，因此1981年第一届全国音乐作品评奖即设定为交响音乐作品评奖，而这次活动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如本次音乐会上演奏的《十面埋伏》《雪里梅园>即是当年的获奖作品，其他获奖作品如《云南音诗》（王西麟）《交响幻想曲》（关峡）等也都在继续被演奏着。这之后的多次比赛以及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委约创作，为我们积累了尚可谓丰富的曲目。可以说，创作已经走在了国家整个交响音乐事业的前面并开拓出一片国际性的空间。目前，就笔者浅见，演奏应该引起各方重视。只有很好的诠释才能吸引听众们“音乐的耳朵”。只有不断地演奏才能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需要名家大师的参与，如同本次指挥家之外，演奏家殷承宗、吕思清、谢楠等人的加入使音乐会取得了良好效果。另外，在独奏舞台上我们不能只等嗟来之食，扶持年轻演奏家是不断赋予事业生命力和吸引听众的一项冒险但又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这次功成名就的指挥家、作曲家大胆扶持年轻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提供展示舞台已经做出了表率，值得引起各方重视。
回顾整个项目，从前期准备到整体运作，从持续的信息发布到音乐会后的跟进宣传都完成得非常成功。但客观地讲，我们的交响乐团或管弦乐队的演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仅本次活动对一些好作品的演绎就有不能令人满足之处。因此可以说，在推动创作、吸引观众的同时，当下更是提高演奏艺术质量的时刻。在此，笔者大胆断言，未来在继续为创作提供机会的同时，中国交响音乐文化的发展将更是演绎的时代。只有通过不断地演奏，夯实中国的交响音乐文化，才能对内，如同蒲方教授在节目册中写到的：使“中国交响乐作品走向祖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对外，为演绎中国交响音乐作品提供高质量的范本，以跟上当今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其他不同国家和民族关注的新动向，为国际间交响音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中国音乐家们的贡献。
（责任编辑 荣英涛）
20世纪50年代的各种会演，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在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经过逐层选拔，将全国各地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和新创作品汇聚京城集中展示的国家级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政府对各地城乡民间音乐和民间艺术家的挖掘，推动和繁荣了音乐创作、表演及音乐生活，加强了各地文化部门、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术家的交流，形成了新中国初期的一股社会凝聚力，体现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文艺景象。这些活动中，尤其在1956年的全国音乐周上，北京和上海的交响乐团推出了《山林之歌>（马思聪）、《春节组曲》（李焕之）和《嘎达梅林》（辛沪光）、《黄鹤的故事》（施詠康）等优秀管弦乐新作。5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性会演资金耗费巨大，国家财政难于继续承担，因此过渡到地方主办，如今的“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即是60年代出现的会演后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文艺院团体制的改革，50年代全国性的文艺会演彻底走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比赛和音乐节。不曾想，国家大剧院的“中国交响乐之春”似乎又有了当年会演的某些意味，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交响乐团不分高低，“切磋技艺，提高水平，繁荣创作，展示成果，团结奋进”的共同机会。不同的是，大剧院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等相关部门的合作下，依靠良好的运作，承担了这个浩大的项目，并且整个过程不像会演那样繁杂，来自各地的参演乐团类型也比较多样，仅从今年参演的12支乐团来看，就有国家级的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有属于地方省级或市级政府部门的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有如西安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这样依托某个演出场所的驻厅或驻院乐团，更有如贵阳交响乐团、沈阳交响乐团、上海国际青年管弦乐团和台湾长荣交响乐团这样的以个人或民营企业基金资助的乐团，而即使那些官方院团与以往完全国家提供经费的体制也有了不同，体现了院团改革的“阵痛”后当今中国交响乐事业和市场所蕴含的活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交响乐之春”自2008年首届开始，即以推动中国本土作品的创作和演奏为旨趣，本届借中国管弦乐创作百年之历史机遇，大胆地集中在对历史作品的挖掘上，确定了“中国交响乐记忆”的主题，并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拿出了一份推荐曲目供各团选择，发挥了主办方的主导作用。同时，各团在同一主题和必演推荐曲目之下，又可灵活选择中外作品，整体呈现了多样的音乐会形式，如4月8日开幕式陈佐湟指挥的贵阳交响乐团整场演奏1949年之前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这样具有历史感的音乐会，有4月9日和13日国家交响乐团和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类似作曲家鲍元恺、莫凡个人作品专场形式的音乐会，还有谭利华带领的北京交响乐团整场荟萃不同时期国人管弦乐作品经典的集锦式音乐会，多数乐团则采用中西“混搭”形式，在音乐会曲目中加入了西方管弦乐作品。
在展演的中国作品中，即有中国管弦乐的开山之作《哀悼进行曲》（萧友梅），也有已被听众广为熟知的《晚会》（贺绿汀）、《森吉德玛》（贺绿汀）、《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春节序曲》（李焕之）、《嘎达梅林》（辛沪光）、《炎黄风情》（鲍元恺），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陈钢、何占豪），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许斐星改编）等作品以及尚未被当今听众广泛知晓的《怀旧》（黄自）、《台湾舞曲》（江文也）、《思乡曲>（马思聪）、《塞外舞曲》（马思聪）、《花月正春风》（周文中）、《山林之歌》（马思聪）、《十面埋伏》（王树）、《第四交响乐》（王西麟）、《逝去的时光>（陈其钢）等优秀作品，更有《海、帆、港》（林声翕）这样的自作曲家创作完成即静静地待在抽屉里或书架上几十年，本次被挖掘出来，首次以它原本的管弦乐音响呈现予听众的作品。最终12场音乐会共演奏中国管弦乐作品35部（根据节目单统计），占12场总数50部管弦乐作品的70‰
从创作手法上看，虽然作品成熟度不一，但已经看出中国作曲家对管弦乐、交响乐的浓厚情趣以及多样的表达。贵阳交响乐团已是二度参加“交响乐之春”的演出，此番在指挥家陈佐湟的带领下，以作品的历史价值为取向，音乐会上演奏的第一首作品《哀悼进行曲》，既是“中国交响乐记忆”开幕的亮相作品，也是中国管弦乐诞生的标志性作品，由中国的第一位音乐学博士萧友梅先生创作于1916年的德国。该作借对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中葬礼进行曲写作风格的模仿，表达了萧先生对黄兴、蔡锷两位将军去世的悼念之情。之外，还演奏了黄自创作于美国，将所学之欧洲早期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与个人情感细腻表达相结合的管弦乐序曲《怀旧》。有马思聪创作于抗战初期，根据小提琴独奏改编的借思乡和塞外舞曲抒发爱国情怀的《思乡曲》《塞外舞曲》，有贺绿汀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和风格清新的管弦乐小品《晚会》和《森吉德玛》，还有大剧院委托今人重新整理，首次亮相的林声翕的交响诗三首《海、帆、港》。在《哀悼进行曲》《怀旧》这两部中国管弦乐早期代表性作品中，作曲家在创作手法上尚未顾及中国音乐元素的加入，但却以管弦乐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个人内心感受。而《思乡曲》之后的作品，创作于抗战爆发后，其中《思乡曲》《塞外舞曲》以中国元素体现出民族气节，表达了爱国情怀，《晚会》和《森吉德玛》则民俗风味浓郁，因此使中国听众增加了对管弦乐这一外来形式的亲近感。同时作曲家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体现。整场音乐会贵阳交响乐团在陈佐湟的带领下显示出了不错的水平。虽然在节目单和对作品的解说上存在个别疏漏，《塞外舞曲》不知何故木管演奏中出现错音，但整体上是一场颇具历史和学术价值的音乐会。以往这样的音乐会多半是在内部小范围进行，此次则在大剧院音乐厅公开演奏，古典音乐频道直播，听众基本满座，令人真正感受到大剧院的开拓与实干精神，同时也欣喜地看到国人文化品味的变化与提高。 汤沐海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灿烂中华”音乐会，除一首《瑶族舞曲>，整场全部交给了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由24首各地民歌为主题创作的交响组曲《炎黄风情》。整套组曲沿用民歌标题，保留民歌完整旋律，围绕着原民歌风格进行和声、织体以及配器的创作，有些乐曲中加入了板胡、三弦、唢呐和锣鼓等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国乐器，可谓管弦乐队版的中国民俗画卷。尽管如此，将24首完整地呈现也需要勇气，一是时间长，二是曲目多，另外前半部分弦乐偏重，借“中国交响乐记忆”主题，完整呈现倒是一次好机会。汤沐海用他准确传神的手势与肢体语言，带动着乐队演奏家和现场听众们的情绪，可谓整场音乐会的“灵魂”人物，也由此再一次证明，某种程度上卓越的指挥家对一个乐队、一部作品的成功演奏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国交”音乐会情况近似，山东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中，除一部施万春先生的《节日序曲》，也成了作曲家莫凡的专场音乐会，共演奏了莫凡创作的三部作品：交响诗《松·竹·梅》、琵琶协奏曲《长恨歌》和管弦乐组曲《灿烂中华》，乐团在杨又青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整场音乐会，琵琶协奏曲《长恨歌》也给笔者留下了好的印象。
此外，还有以诸位不同中国作曲家作品组成的专场，如沈阳交响乐团的“北国之声”，在郑小瑛的指挥下演奏了《嘎达梅林>交响诗《二小放牛郎》（秦詠诚）及《雪里梅园》（徐振民）等作品。郑小瑛应是本届“交响乐之春”参演最年长的音乐家，几十年来，在推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和走向听众上做了大量工作，此次音乐会的热情解说，仍吸引了不少听众。而北京交响乐团的“山林之歌”音乐会，由于其选择的三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都极具代表性，因此将另有专家专门评论。笔者本人认为，在演奏上，除《山林之歌》略嫌排练不足，其他两部作品大提琴与管弦乐队《逝去的时光>及《第四交响乐》的演出效果，在本届“会演”中确属可圈可点。
在“中西混搭”的七场音乐会里，因笔者未临杭州爱乐乐团的“梁祝”、上海国际青年管弦乐团“乐享经典”的现场，在此不妄作评论，其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有指挥家张艺带领下的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十面埋伏》。在中国作曲家的交响音乐创作中，就共性而言，在对中国风格的追求上不少作曲家采用以中国民歌为主题进行创作的手法，前述马思聪、鲍元恺的作品均属此类。还有一种则通过改编传统器乐曲，特别是琵琶、古琴的长大套曲来实现。这些作品，通常采用从原曲中提炼出“主导主题”，对原曲结构精简压缩的手法，使整体结构更为紧凑完整。由已故原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王树教授改编的《十面埋伏》就是这样的作品。除结构上改编的特点，该作品在配器上多选用各件乐器的中音区，同时有意识地运用各组乐器的不同演奏法，在指挥的准确诠释下，乐队的演奏成功地营造了松弛悦耳、干净而显得有节制的整体音响效果。另一场，在西安交响乐团的“黄河”音乐会上，除开场曲江定仙先生的《烟波江上》外，当属钢琴协奏曲《黄河》最具吸引力，听着现场的演奏，虽然给人以“廉颇老矣”的感慨，但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先生和这部作品已成为一种符号而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就连殷承宗先生的返场加演钢琴伴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等，也都赢得了观众们热情的掌声。
整体上“中国交响乐记忆”对作品的选择是好的，选择一些以往鲜少上演，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品的初衷，也可以被认同，其中包括早期国人创作的电影音乐。早期中国管弦乐的确有上世纪30年代通过电影传播的历史，但多数是西方作品，国人自己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代表性管弦乐当属黄自为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创作的片头曲《都市风光幻想曲》，因此以笔者个人浅见，此次选择贺绿汀的两首电影音乐，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从艺术价值上讲，都不如选择黄自的电影音乐创作。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值得以后继续开掘演奏，如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1923）、唐学詠的《忆母》（1929），蔡继琨的管弦乐组曲《浔江渔火》（1936）、郑志声的歌剧《郑成功》（1940）的“场面音乐”《朝拜》《早晨>《小引》、萧淑娴的管弦乐组曲《怀念祖国》（1941）和张肖虎《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1945）。江文也和马思聪是1949年前中国作曲家中管弦乐创作成就最突出的两位，本次活动中演奏的江文也的《台湾舞曲》，马思聪的《思乡》和《塞外舞曲》均属较小型的作品，他们还有更具分量的《孔庙大晟乐章》《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值得演奏。另外，一些驻华外籍音乐家的创作也被认为是中国管弦乐的一部分，如三四十年代俄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值得演奏。
“中国交响乐记忆”确定以“文人气质”为选择前提，也许是想追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中国交响音乐寻找更深的文化之根基。但毕竟20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追求独立自强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如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中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一样，在中国，这样的作品不在少数，如冼星海的管弦乐、交响乐作品，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交响乐”创作。以笔者拙见，这些作品也是值得继续上演的。只有更全面地展示以往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所走过的历程，才能如国家大剧院陈平院长在“致辞”中所写到的，通过“寻根溯源，梳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历史脉络，探寻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足迹，唤醒一份历久弥坚的中国交响记忆”，也才能达到“建立尽可能准确详尽，可以与后人共享的中国交响音乐资料库”的理想。
笔者相信，“音乐的耳朵”是绝大多数正常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只囿于环境和受教育的不同，带来人们对音乐感悟的不同。中国交响乐文化的建立有赖于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厅这样的平台，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略，即听众的广泛接受。据国家大剧院官方微信平台发布的信息，本届交响乐之春音乐会观众的上座率达九成。依笔者观察，这个数字是可信的。由于有“北京市惠民政策”的支持，低价位票价的设立，使整个活动不仅吸引了京城普通百姓，甚至距离较远的郊区听众或远道而来的游客也走进了剧院，体现了剧院在“人民性”维度上数年来投入精力所获得的回报，也是国家大剧院运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成果。 通过观察，笔者试图对该项目的听众进行分析，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相关从业者，如剧院团领导、指挥家、作曲家、学者和媒体人。这个群体关心事业的发展，具有自己的鉴赏力和评判标准，但数量有限。第二个群体，当属音乐爱好者。这个群体的人喜欢音乐，但鉴赏力不一，有的有很好的听觉和品味，也有些鉴赏力中等的观众。前者是剧院最好的听众资源，对后者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名人效应，他们相信名人大家奏出的音乐就是好的，虽有附庸风雅之嫌，但追求自我提高也无不可。第三个群体，当属京城普通听众和旅游者。这些听众虽然可能在乐章之间鼓掌、用手机拍照、说话，甚至睡觉打鼾，但能走入音乐厅，依然是件好事情。至少这些观众开始欣赏音乐。只要走进音乐厅，坐下来听听作品，感受一下氛围，以后可以再来。听众良好习惯的养成非一蹴而就，相信音乐厅的氛围能够感染大家，使更多人逐渐地静下心，从音乐中倾听个人生命中的律动和美好，也不枉国家大剧院为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改变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浮躁的社会风气而奉献的一份力量。
最后，谈谈本人对表演问题的一些想法。作品是作曲家创作出来的，然而其生命力更在于持续地演奏和不断地诠释，如此才能深入人心并积淀为一种文化。近几十年来，由于作品的缺乏，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如“文革”后，指挥家们曾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创作中国作品，强调其在一个国家音乐文化水平中的重要性，因此1981年第一届全国音乐作品评奖即设定为交响音乐作品评奖，而这次活动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如本次音乐会上演奏的《十面埋伏》《雪里梅园>即是当年的获奖作品，其他获奖作品如《云南音诗》（王西麟）《交响幻想曲》（关峡）等也都在继续被演奏着。这之后的多次比赛以及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委约创作，为我们积累了尚可谓丰富的曲目。可以说，创作已经走在了国家整个交响音乐事业的前面并开拓出一片国际性的空间。目前，就笔者浅见，演奏应该引起各方重视。只有很好的诠释才能吸引听众们“音乐的耳朵”。只有不断地演奏才能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需要名家大师的参与，如同本次指挥家之外，演奏家殷承宗、吕思清、谢楠等人的加入使音乐会取得了良好效果。另外，在独奏舞台上我们不能只等嗟来之食，扶持年轻演奏家是不断赋予事业生命力和吸引听众的一项冒险但又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这次功成名就的指挥家、作曲家大胆扶持年轻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提供展示舞台已经做出了表率，值得引起各方重视。
回顾整个项目，从前期准备到整体运作，从持续的信息发布到音乐会后的跟进宣传都完成得非常成功。但客观地讲，我们的交响乐团或管弦乐队的演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仅本次活动对一些好作品的演绎就有不能令人满足之处。因此可以说，在推动创作、吸引观众的同时，当下更是提高演奏艺术质量的时刻。在此，笔者大胆断言，未来在继续为创作提供机会的同时，中国交响音乐文化的发展将更是演绎的时代。只有通过不断地演奏，夯实中国的交响音乐文化，才能对内，如同蒲方教授在节目册中写到的：使“中国交响乐作品走向祖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对外，为演绎中国交响音乐作品提供高质量的范本，以跟上当今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其他不同国家和民族关注的新动向，为国际间交响音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中国音乐家们的贡献。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