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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从外部环境、人口、投资、货币、收入和政策六个维度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其中，人口、投资、货币和收入四个维度是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因素，对当期经济走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外部环境和政策这两个维度作为短期因素对当期经济走势影响较大。
第一维度：外生变量
2017年，欧美日经济均处于复苏之中，这对中国借助外需是有利的。其中，美国的情形相对最好，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同比正增长；而欧元区在2011年～2013年曾经历衰退；日本则几经反复，最近的这次持续正增长始于2015年。IMF预测欧元区、日本、美国2017年的GDP增速分别是1.6%、0.8%、2.3%，与去年的1.7%、0.9%、1.6%增速大致相当。
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今年中国的出口不容乐观。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都是负增长，且2016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占比首次出现了下降且降幅高达7.7%，至第四季度降幅收窄至5.2%；加工贸易的降幅继续扩大，2016年降幅达到10.2%（2015年下降9.6%）；而非加工贸易2016年降幅达到6.4%，相对于2015年1.1%的正增长，更需关注。
此外，中国对美出口顺差占到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近50%，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极有可能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这将对中国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新政将是今年难以预期的因素，他到底会从哪些方面和方向上采取何种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会对全球和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关注的焦点。
第二维度：人口因素
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口现象，人口平均年龄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7岁，对应的是极低的经济增速；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岁，对应的是中国GDP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对应的是经济高增长。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是支持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流动性的减少是不可逆的。中国不是一个小国，也不可能有大量移民来改变中国的年龄结构，在欧盟与日本经济都处在不断走向老龄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利因素。
回顾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史不难发现，国别之间经济的盛衰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转移和格局再调整的过程。70年代日本和80年代“四小龙”经济的崛起就是欧美制造业向其进行转移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制造业又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大国。
全球经济的竞争格局很少有“合作共赢”的结果出现，更多是优胜劣汰。中国的崛起伴随着日本的衰落和“四小龙”经济的走弱，连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幸免。2007年之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下行已经显现出来了。
虽然现阶段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相对优势，但是过往20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主要得益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平均水平高达6.3%，而美国资本深化的贡献水平只有1.5%。差异源于中国在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惊人投资。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劳动力素质在过去20多年经济粗放型发展中得到了提升。2000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全国人口的3.6%，2010年该比例上升至9.0%，2015年为12%。
第三维度：经济模式
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经济稳增长如何实现呢？仍然靠投资拉动，资本深化。
2016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80%，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该数值只有20%左右。虽然这样简单的比较有失偏颇，但至少可以说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均为消费驱动型，而中国则为投资驱动型。
从2007年开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往上攀升，但GDP增速却出现了下行，说明经济效率开始下降。同时，地区间经济分化现象也日渐明显。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加地产”发展势头就比较良好。“工业加地产”的本质还是投资拉动。
另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中游崛起，背后也是投资拉动。以钢铁行业为例，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2年之后一直是负增长，产能压缩，产量降低，然而基建投资、汽车消费和房地产销量的高增长，又大幅增加了对钢铁的需求。因此，在中游制造业产能增速下行的同时，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却在高位走稳或低位反弹。
长期来看，投资拉动模式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模式不是以全社会投资回报率提升为前提的，也不以消费增速上升为结果，因为投资持续高增长的背后是全社会杠杆率的大幅上升。
第四维度：货币膨胀
国内长期以来投资增速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货币膨胀。货币膨胀是长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结果，同時，它又是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资产荒的一个原因。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是因为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在货币膨胀的情况下，资产回报率下降成为必然趋势。
货币规模的膨胀，也与“稳增长”的政策有关。如第一轮“稳增长”发生在1997年，那时为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政府在基建投资上发力，使得政府负债水平大幅上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增加。第二轮发生在2009年，当时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推出两年4万亿元投资规划，2009年中国的M2（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规模增加了两万亿美元，一举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此外，货币超发会导致贬值压力的提升。至于人民币合理的汇率水平应该是多少，实际上很难估算。不管是用哪种计算方法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货币超量发行肯定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除非今后几年M2增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另一方面，外汇流出压力依然巨大。虽然我国的外汇管制已经非常严厉了，但研究发现，外汇可以通过贸易流出，比如在人民币升值阶段可以通过高价出、低价进的方式，让更多的外汇流入到国内换为人民币。当人民币有贬值趋势时，会采取低价出、高价进的方式，使得一部分外汇滞留国外。
第五维度：居民收入结构
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更加倚重于投资，投资又带来货币的超发，货币超发的原因又在于越来越依赖低效的投资拉动模式。我们为什么要靠投资拉动呢？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人口红利消减和人口流动性减少。
货币超发会带来诸多问题，如资产荒、经济脱实向虚、贬值压力加大等，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又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考虑到中国迄今仍未征收房产税或资本利得税，故实际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公布的要大。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测算，2015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大约110万亿元。其中，全国20万户高净值家庭（家庭可投资资产600万元以上，占全国家庭户数不足0.5%）财富约占全部可投资资产的41%，即占总人口0.5%的居民拥有全国40%以上可投资资产。
由于国内高净值群体的理财需要非常大，巨量可投资资金总是要寻找出路，在外汇流出受阻、海外投资受限的情形下，权益类资产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配置资产，当然，随着港股市场对境内机构投资者开放，港股的估值优势会使得越大越多的资金流向港股市场。
另一方面，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低估，但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居民的消费增速也在下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最终考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速能否上升，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若难以上升，则经济结构扭曲问题就难以解决。
2016年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去产能导致的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般来讲，产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是决定通胀变化最重要的内在机制，而如何判断价格链传导的逻辑是缘于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从产业链上不同行业的涨价幅度、盈利状况，以及向下游进行成本转嫁的能力这三个角度进行观察，发现这一轮价格回升一方面是因为政策主导的基建地产相关领域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为上游行业向下游消费品领域的成本推动，且总体来说仍以成本推动为主。
第六维度：政策
人口、投资、货币和收入是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因素，而国内政策始终是一个新变量。也就是说，其他因素或许已经反映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预期中了，但新增的变量往往容易超预期，预期差会对价格波动带来影响。
今年的政策有什么特点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从经济领域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高度，这是值得关注的。稳中求进作为经济政策的总基调，早在2011年就已经提出，已经连续提了六年。
稳中求进意味着有两条底线一定要守住，一条是稳增长底线，另一条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在经济和金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推进改革。由此对应的是两方面的重要改革，一是国企改革，二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这两大改革比财税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更为迫切。而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应该是最主流的模式，其次是债转股、股权融资等。
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今年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监管的面很广，如把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对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严厉，可能会促使更多的资金南下至香港市场，也有利于释放大量资金集聚内地的风险。
以上从六个维度对2017年中国经济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基本逻辑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型、市场化的超级经济大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受外部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如1997年的東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都是递增的。
故外部环境是分析今年中国经济的第一个维度。而人口、投资、货币和收入结构这四个维度，均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因素，其中，第二维度提及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性下降是不可逆的趋势，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中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演进的核心逻辑。同时，人口流动也进一步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化。
通过对以上六个维度的分析，预计2017年经济增速仍会继续下行，但下行幅度应该不大，总体来看，美欧日经济已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增长率恢复至2005年的水平，而国内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会继续加大，估计全年GDP增速在6.5%左右。
第一维度：外生变量
2017年，欧美日经济均处于复苏之中，这对中国借助外需是有利的。其中，美国的情形相对最好，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同比正增长；而欧元区在2011年～2013年曾经历衰退；日本则几经反复，最近的这次持续正增长始于2015年。IMF预测欧元区、日本、美国2017年的GDP增速分别是1.6%、0.8%、2.3%，与去年的1.7%、0.9%、1.6%增速大致相当。
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今年中国的出口不容乐观。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都是负增长，且2016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占比首次出现了下降且降幅高达7.7%，至第四季度降幅收窄至5.2%；加工贸易的降幅继续扩大，2016年降幅达到10.2%（2015年下降9.6%）；而非加工贸易2016年降幅达到6.4%，相对于2015年1.1%的正增长，更需关注。
此外，中国对美出口顺差占到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近50%，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极有可能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这将对中国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新政将是今年难以预期的因素，他到底会从哪些方面和方向上采取何种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会对全球和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关注的焦点。
第二维度：人口因素
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口现象，人口平均年龄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7岁，对应的是极低的经济增速；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岁，对应的是中国GDP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对应的是经济高增长。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是支持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流动性的减少是不可逆的。中国不是一个小国，也不可能有大量移民来改变中国的年龄结构，在欧盟与日本经济都处在不断走向老龄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利因素。
回顾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史不难发现，国别之间经济的盛衰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转移和格局再调整的过程。70年代日本和80年代“四小龙”经济的崛起就是欧美制造业向其进行转移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制造业又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大国。
全球经济的竞争格局很少有“合作共赢”的结果出现，更多是优胜劣汰。中国的崛起伴随着日本的衰落和“四小龙”经济的走弱，连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幸免。2007年之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下行已经显现出来了。
虽然现阶段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相对优势，但是过往20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主要得益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平均水平高达6.3%，而美国资本深化的贡献水平只有1.5%。差异源于中国在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惊人投资。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劳动力素质在过去20多年经济粗放型发展中得到了提升。2000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全国人口的3.6%，2010年该比例上升至9.0%，2015年为12%。
第三维度：经济模式
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经济稳增长如何实现呢？仍然靠投资拉动，资本深化。
2016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80%，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该数值只有20%左右。虽然这样简单的比较有失偏颇，但至少可以说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均为消费驱动型，而中国则为投资驱动型。
从2007年开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往上攀升，但GDP增速却出现了下行，说明经济效率开始下降。同时，地区间经济分化现象也日渐明显。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加地产”发展势头就比较良好。“工业加地产”的本质还是投资拉动。
另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中游崛起，背后也是投资拉动。以钢铁行业为例，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2年之后一直是负增长，产能压缩，产量降低，然而基建投资、汽车消费和房地产销量的高增长，又大幅增加了对钢铁的需求。因此，在中游制造业产能增速下行的同时，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却在高位走稳或低位反弹。
长期来看，投资拉动模式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模式不是以全社会投资回报率提升为前提的，也不以消费增速上升为结果，因为投资持续高增长的背后是全社会杠杆率的大幅上升。
第四维度：货币膨胀
国内长期以来投资增速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货币膨胀。货币膨胀是长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结果，同時，它又是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资产荒的一个原因。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是因为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在货币膨胀的情况下，资产回报率下降成为必然趋势。
货币规模的膨胀，也与“稳增长”的政策有关。如第一轮“稳增长”发生在1997年，那时为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政府在基建投资上发力，使得政府负债水平大幅上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增加。第二轮发生在2009年，当时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推出两年4万亿元投资规划，2009年中国的M2（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规模增加了两万亿美元，一举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此外，货币超发会导致贬值压力的提升。至于人民币合理的汇率水平应该是多少，实际上很难估算。不管是用哪种计算方法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货币超量发行肯定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除非今后几年M2增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另一方面，外汇流出压力依然巨大。虽然我国的外汇管制已经非常严厉了，但研究发现，外汇可以通过贸易流出，比如在人民币升值阶段可以通过高价出、低价进的方式，让更多的外汇流入到国内换为人民币。当人民币有贬值趋势时，会采取低价出、高价进的方式，使得一部分外汇滞留国外。
第五维度：居民收入结构
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更加倚重于投资，投资又带来货币的超发，货币超发的原因又在于越来越依赖低效的投资拉动模式。我们为什么要靠投资拉动呢？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人口红利消减和人口流动性减少。
货币超发会带来诸多问题，如资产荒、经济脱实向虚、贬值压力加大等，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又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考虑到中国迄今仍未征收房产税或资本利得税，故实际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公布的要大。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测算，2015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大约110万亿元。其中，全国20万户高净值家庭（家庭可投资资产600万元以上，占全国家庭户数不足0.5%）财富约占全部可投资资产的41%，即占总人口0.5%的居民拥有全国40%以上可投资资产。
由于国内高净值群体的理财需要非常大，巨量可投资资金总是要寻找出路，在外汇流出受阻、海外投资受限的情形下，权益类资产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配置资产，当然，随着港股市场对境内机构投资者开放，港股的估值优势会使得越大越多的资金流向港股市场。
另一方面，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低估，但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居民的消费增速也在下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最终考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速能否上升，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若难以上升，则经济结构扭曲问题就难以解决。
2016年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去产能导致的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般来讲，产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是决定通胀变化最重要的内在机制，而如何判断价格链传导的逻辑是缘于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从产业链上不同行业的涨价幅度、盈利状况，以及向下游进行成本转嫁的能力这三个角度进行观察，发现这一轮价格回升一方面是因为政策主导的基建地产相关领域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为上游行业向下游消费品领域的成本推动，且总体来说仍以成本推动为主。
第六维度：政策
人口、投资、货币和收入是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因素，而国内政策始终是一个新变量。也就是说，其他因素或许已经反映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预期中了，但新增的变量往往容易超预期，预期差会对价格波动带来影响。
今年的政策有什么特点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从经济领域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高度，这是值得关注的。稳中求进作为经济政策的总基调，早在2011年就已经提出，已经连续提了六年。
稳中求进意味着有两条底线一定要守住，一条是稳增长底线，另一条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在经济和金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推进改革。由此对应的是两方面的重要改革，一是国企改革，二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这两大改革比财税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更为迫切。而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应该是最主流的模式，其次是债转股、股权融资等。
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今年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监管的面很广，如把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对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严厉，可能会促使更多的资金南下至香港市场，也有利于释放大量资金集聚内地的风险。
以上从六个维度对2017年中国经济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基本逻辑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型、市场化的超级经济大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受外部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如1997年的東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都是递增的。
故外部环境是分析今年中国经济的第一个维度。而人口、投资、货币和收入结构这四个维度，均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因素，其中，第二维度提及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性下降是不可逆的趋势，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中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演进的核心逻辑。同时，人口流动也进一步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化。
通过对以上六个维度的分析，预计2017年经济增速仍会继续下行，但下行幅度应该不大，总体来看，美欧日经济已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增长率恢复至2005年的水平，而国内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会继续加大，估计全年GDP增速在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