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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非早期的小說将历史事件与碎片式的记忆杂糅在一起，他擅长用个人或集体拼凑的记忆挑战宏大的历史话语，在客观冷静地叠加叙述中逐渐暴露事件的矛盾性。“乌托邦三部曲”延续了格非关注历史语境中的个体生命的创作主题，但抛弃了通过个人来解构宏大历史的写作方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图景的书写。《望春风》中，格非不是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评判人物的善恶，而是在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中，努力探寻每个渺小的生命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
【关键词】：历史；生命；乌托邦；故乡
1964年出生的格非在同时代的中国先锋作家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作为学者的身份也较其他作家不同。他深谙小说叙事学理论与东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格非最初以先锋的姿态步入当代文坛，前期的中短篇小说保留了“先锋”的品格，偏重于对记忆与历史的叙事，呈现出浓厚的现代派特征。格非三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展示了一个当作作家的成熟过程。
一、“个人记忆”与“宏大历史”的纠葛
在先锋作家的处女作系列中，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均是以形式的新奇独特博得文坛关注，作品中呈现出的语言的陌生化和疏离感，颠覆了读者熟悉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观念。而格非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取材于人们对“文革”历史的追忆，虽然从取材和形式上都显得不够“先锋”，“但《追忆乌攸先生》的出现，可看作是对‘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的一次历史性梳理，它以历史寓言的方式进行历史提纯，将如泣如诉的‘伤痕’与未经批判的‘反思’引向历史深处的存在质询和思想拷问。”[1]小说主人公乌攸先生作为村中文化人的象征，他不断追求知识和真理，在村民中传播真理和文明的曙光。让他赢得了众人的崇拜和“杏子”仰慕。然而这位救世济人的老好人在黑白颠倒的荒诞时代，未能幸免于难，他爱书却被当众焚书，“头领”的威权统治和村民的麻木冷漠的心态，终于杀死了这位志虑忠纯的文化人。小说是侦探体和追忆体的融合，通过对乌攸先生的碎片式的回忆，来体现对宏大历史的质疑，当“个人记忆”汇集成“民间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对宏大历史的解构和颠覆，暴露出时代杀人的历史本质。
如巴特所说：“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方向的和有意义的时间。”[2] 回忆在格非小说中是一个特殊的力量，它使历史事件与碎片的记忆杂糅在一起。格非在回忆中有叙述历史的冲动，但他的目的不在于叙述历史，而是用个人或集体拼凑的记忆来挑战宏大的历史话语，在客观冷静地叠加叙述中逐渐暴露事件的矛盾性。格非早期作品《风琴》《锦瑟》《迷舟》《大年》《青黄》等都是对历史原型的一次戏仿。成名作《迷舟》就是从既定的“宏大历史”出发，通过“个人记忆”表现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错乱。小说的背景是国民革命时期，北伐军的先头部队攻占了兰江西侧的榆关， 驻守棋山的32旅旅长是萧，他在大战前夕潜回故里侦查敌情并参加父亲的葬礼。在故里萧遇到了昔日心心念念的情人杏，在马三大婶的暗示下，萧与杏秘密幽会了三天。杏的丈夫三顺发现杏的不贞后阉割了杏，并扬言要杀了萧。萧在去榆关的路上遇到了三顺，不知为何三顺又突然决定放过萧。格非关注个人在历史残片中的全部情感和活动的可能性，在历史的断裂出挖掘生命的本真姿态。
二、“乌托邦理想”下的生命状态
90年代以后，“先锋小说”逐渐暴露了主体话语的丧失和人性精神的消隐等问题，先锋作家也面临亟需转型的问题。格非在文坛沉寂了十年之久后，以《蒙娜丽莎的微笑》为先声，2004年发表的《人面桃花》让他告别了先锋的标签，这部作品延续了格非关注历史语境中的个体生命的创作主题，但抛弃了通过个人来解构宏大历史的写作方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图景的书写。在“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2007、《春尽江南》2011）中，格非绘制了一张跨越百年的“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与消亡”的图谱，书写了家族三代人追逐大同世界的梦。三部曲中，三代主任公秀米、谭功达、谭端午均是这历史洪流中带着诗人气质的郁郁寡欢的梦游式人物，有着建立“乌托邦王国”的理想冲动，而这个理想的乌托邦之地——“花家舍”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持续演变。《人面桃花》中，“花家舍”虽是土匪的大本营，但这里桃花嫣然、与世隔绝、桑竹美池应有尽有，人们生活得怡然自乐。《山河入梦》中，这里被郭从年改造成“花家舍人民公社”，有着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表面上物质丰美，是安居乐业的佳选之地，实际上由于恐怖的“匿名信”制度和阴森的间谍机构的存在，人们终日惶惶不安。到《春尽江南》，花家舍最终沦为一个物欲腾升、人心失守的“销金窟”，是供现代人消遣娱乐的场所，这标志着三代人乌托邦精神诉诸实践的失败。
三、故乡背影里的生命积淀
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之后，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是格非的又一成熟之作。在这部小说中，格非表达了对于“故乡”的深切情感。与当代文学乡土小说的创作谱系相比，《望春风》微缩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形态，与“故乡”系列小说有着“同质异构”性，可以看作是关于渐渐远逝的故乡的挽歌。一方面他用诗意的笔将触故乡的温情娓娓道来，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传统伦理和淳朴民风的溃败。在谈到创作动机时，格非说：“我决心要写一部小说，就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如果不写，用不了多少年，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长江腹地曾经有过这些村子，有过这些人，这些人和这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种关系。” [4]格非虚构了“我”（赵伯渝）生活的故乡——儒里赵村，这里一直民风淳朴、井然有序，文革结束后，随着乡镇企业加速发展，昔日风景如画的村庄难逃被拆迁的命运，被时代风云裹挟的洪流冲得分崩离析，最终秀丽的村庄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故乡于“我”而言是精神原乡，是生命中美好和温情的开端。当故乡的河流不再清澈，此刻的故乡不再是精神原乡，而是没有生机的荒原，格非没有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加以评判，他刻意淡化了人物的善恶区分，在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中，努力探寻每个渺小的生命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
小说的结尾写到：“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5]尽管这是“我”为了安慰春琴所作的畅想，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故乡的温情正渐渐回缓，人对于爱和生长的渴望从未停止。
不论是早期的先锋实验还是后来的创作转型，格非都从未放弃对历史的文化解码，他在变化中坚守了对于个体生命状态的探索。格非小说中人的“生存”是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他在创作中逐渐确立了“个体的精神存在如何实现”的主题，即一个与乌托邦理想有关的问题。“人类永远需要高蹈的乌托邦精神。始终在路上， 是乌托邦精神的内在核心。它永不驻足， 永不坐实， 永远向各种可能性开放。”[6]格非通过乌托邦精神探寻人的“存在”意义，也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蔡志诚.身体、历史与记忆的侦探——《追忆乌攸先生》的文本分析与文学史意义[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00-105.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84.
[3]格非.人面桃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4]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做一次告别[N].中华读书报，2016 -06 -29.
[5]格非.望春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41.
[6]陈斯拉.桃花源：抵达存在的路径--论格非小说的精神内核[J].小说评论，2008（2）：69-76.
【关键词】：历史；生命；乌托邦；故乡
1964年出生的格非在同时代的中国先锋作家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作为学者的身份也较其他作家不同。他深谙小说叙事学理论与东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格非最初以先锋的姿态步入当代文坛，前期的中短篇小说保留了“先锋”的品格，偏重于对记忆与历史的叙事，呈现出浓厚的现代派特征。格非三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展示了一个当作作家的成熟过程。
一、“个人记忆”与“宏大历史”的纠葛
在先锋作家的处女作系列中，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均是以形式的新奇独特博得文坛关注，作品中呈现出的语言的陌生化和疏离感，颠覆了读者熟悉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观念。而格非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取材于人们对“文革”历史的追忆，虽然从取材和形式上都显得不够“先锋”，“但《追忆乌攸先生》的出现，可看作是对‘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的一次历史性梳理，它以历史寓言的方式进行历史提纯，将如泣如诉的‘伤痕’与未经批判的‘反思’引向历史深处的存在质询和思想拷问。”[1]小说主人公乌攸先生作为村中文化人的象征，他不断追求知识和真理，在村民中传播真理和文明的曙光。让他赢得了众人的崇拜和“杏子”仰慕。然而这位救世济人的老好人在黑白颠倒的荒诞时代，未能幸免于难，他爱书却被当众焚书，“头领”的威权统治和村民的麻木冷漠的心态，终于杀死了这位志虑忠纯的文化人。小说是侦探体和追忆体的融合，通过对乌攸先生的碎片式的回忆，来体现对宏大历史的质疑，当“个人记忆”汇集成“民间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对宏大历史的解构和颠覆，暴露出时代杀人的历史本质。
如巴特所说：“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方向的和有意义的时间。”[2] 回忆在格非小说中是一个特殊的力量，它使历史事件与碎片的记忆杂糅在一起。格非在回忆中有叙述历史的冲动，但他的目的不在于叙述历史，而是用个人或集体拼凑的记忆来挑战宏大的历史话语，在客观冷静地叠加叙述中逐渐暴露事件的矛盾性。格非早期作品《风琴》《锦瑟》《迷舟》《大年》《青黄》等都是对历史原型的一次戏仿。成名作《迷舟》就是从既定的“宏大历史”出发，通过“个人记忆”表现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错乱。小说的背景是国民革命时期，北伐军的先头部队攻占了兰江西侧的榆关， 驻守棋山的32旅旅长是萧，他在大战前夕潜回故里侦查敌情并参加父亲的葬礼。在故里萧遇到了昔日心心念念的情人杏，在马三大婶的暗示下，萧与杏秘密幽会了三天。杏的丈夫三顺发现杏的不贞后阉割了杏，并扬言要杀了萧。萧在去榆关的路上遇到了三顺，不知为何三顺又突然决定放过萧。格非关注个人在历史残片中的全部情感和活动的可能性，在历史的断裂出挖掘生命的本真姿态。
二、“乌托邦理想”下的生命状态
90年代以后，“先锋小说”逐渐暴露了主体话语的丧失和人性精神的消隐等问题，先锋作家也面临亟需转型的问题。格非在文坛沉寂了十年之久后，以《蒙娜丽莎的微笑》为先声，2004年发表的《人面桃花》让他告别了先锋的标签，这部作品延续了格非关注历史语境中的个体生命的创作主题，但抛弃了通过个人来解构宏大历史的写作方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图景的书写。在“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2007、《春尽江南》2011）中，格非绘制了一张跨越百年的“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与消亡”的图谱，书写了家族三代人追逐大同世界的梦。三部曲中，三代主任公秀米、谭功达、谭端午均是这历史洪流中带着诗人气质的郁郁寡欢的梦游式人物，有着建立“乌托邦王国”的理想冲动，而这个理想的乌托邦之地——“花家舍”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持续演变。《人面桃花》中，“花家舍”虽是土匪的大本营，但这里桃花嫣然、与世隔绝、桑竹美池应有尽有，人们生活得怡然自乐。《山河入梦》中，这里被郭从年改造成“花家舍人民公社”，有着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表面上物质丰美，是安居乐业的佳选之地，实际上由于恐怖的“匿名信”制度和阴森的间谍机构的存在，人们终日惶惶不安。到《春尽江南》，花家舍最终沦为一个物欲腾升、人心失守的“销金窟”，是供现代人消遣娱乐的场所，这标志着三代人乌托邦精神诉诸实践的失败。
三、故乡背影里的生命积淀
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之后，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是格非的又一成熟之作。在这部小说中，格非表达了对于“故乡”的深切情感。与当代文学乡土小说的创作谱系相比，《望春风》微缩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形态，与“故乡”系列小说有着“同质异构”性，可以看作是关于渐渐远逝的故乡的挽歌。一方面他用诗意的笔将触故乡的温情娓娓道来，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传统伦理和淳朴民风的溃败。在谈到创作动机时，格非说：“我决心要写一部小说，就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如果不写，用不了多少年，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长江腹地曾经有过这些村子，有过这些人，这些人和这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种关系。” [4]格非虚构了“我”（赵伯渝）生活的故乡——儒里赵村，这里一直民风淳朴、井然有序，文革结束后，随着乡镇企业加速发展，昔日风景如画的村庄难逃被拆迁的命运，被时代风云裹挟的洪流冲得分崩离析，最终秀丽的村庄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故乡于“我”而言是精神原乡，是生命中美好和温情的开端。当故乡的河流不再清澈，此刻的故乡不再是精神原乡，而是没有生机的荒原，格非没有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加以评判，他刻意淡化了人物的善恶区分，在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中，努力探寻每个渺小的生命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
小说的结尾写到：“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5]尽管这是“我”为了安慰春琴所作的畅想，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故乡的温情正渐渐回缓，人对于爱和生长的渴望从未停止。
不论是早期的先锋实验还是后来的创作转型，格非都从未放弃对历史的文化解码，他在变化中坚守了对于个体生命状态的探索。格非小说中人的“生存”是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他在创作中逐渐确立了“个体的精神存在如何实现”的主题，即一个与乌托邦理想有关的问题。“人类永远需要高蹈的乌托邦精神。始终在路上， 是乌托邦精神的内在核心。它永不驻足， 永不坐实， 永远向各种可能性开放。”[6]格非通过乌托邦精神探寻人的“存在”意义，也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蔡志诚.身体、历史与记忆的侦探——《追忆乌攸先生》的文本分析与文学史意义[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00-105.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84.
[3]格非.人面桃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4]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做一次告别[N].中华读书报，2016 -06 -29.
[5]格非.望春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41.
[6]陈斯拉.桃花源：抵达存在的路径--论格非小说的精神内核[J].小说评论，2008（2）：6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