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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和道学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始基，对于中国文学起着深远厚重的影响。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赋》，是古代文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全文细致描述了创作过程涉及的种种问题。文章从《文赋》的文本入手，着眼于陆机具体的文论观点，对于《文赋》中的儒道文学观的思想淵源进行分析，以此感悟儒道两家的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文赋；儒家；道家；文学观；影响
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的最早的文学创作论专著，以赋体这一文学形式，阐述了关于文学构思、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体文用以及作家论等各方面的内容，属于文学批评史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合流，且两家势力此消彼长，共同对世人尤其是文人墨客的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样，作为文学自觉时期的文学批评观，也都带有着极强的哲学思辨色彩，渗透着儒道两家的文学批评观，曹丕的《典论·论文》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如此，钟嵘的《诗品》亦是如此，同样作为文学理论巨著的《文赋》也受到了儒道两种不同文学观的影响，并对他们加以了批判地吸收和综合。
一、儒家文学观对《文赋》的影响
1.“缘情观”对“言志观”的扩展
“诗缘情而绮靡”这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观，“缘”的意思是“因为、由于”，所以陆机认为诗歌的起源应该是“情”。这和《毛诗序》中所说“情动于中而形语言”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前代的研究著作中，多数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陆机的“缘情观”和诗大序所提到的“言志观”的比较，但是前代学者多是把两个观点给割裂了开来，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如果再通过进一步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诗言志”其实是说的诗歌的功能，而对于诗歌的起源，我们看的应该是后面那句话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就是说，作为表达志向的诗，其产生的根源应该是人的内心感情的波動。“言志观”的侧重点是在诗歌的功能上，“缘情观”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诗歌的产生根源上，可以说是对前者的一种扩展。《毛诗序》还说诗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这样对于诗歌的感情又有了限制，而到了陆机，这种限制就消失了，陆机所说的“情”，是包含世间万物的大情、真情，是对“言志说”中情的突破和发展。
2.“应和悲雅艳”的审美标准
陆机通过揭示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弊端，运用音乐的理论，探讨了五种文病，通过对这五种文病的批评，提出了他的文学审美标准即“应和悲雅艳”。其中“应”与“和”是对儒家“中和”的文学观进一步的发挥，讲的是文章整体的和谐之美，要求文章是前后呼应、各部协调配合的。“悲”是陆机论文的一大要诀，他认为文若不悲则不具备感人心弦的功能，也就称不上是好的文章，这种文学“悲观论”虽是陆机独创，但多少也能看到儒家文论的一些关于情的观点。“雅”即是要求文学作品要雅正，不能太过轻浮，这也是受到了儒家“雅正”文学观的极大影响。“艳”则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文采丰富华美，不能太过质朴，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对儒家文质关系的进一步发挥。总体看来，陆机关于文学作品审美标准的五项要求，都和儒家的文学观息息相关，受其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3.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文赋》的最后一段，着重论述了陆机对于文章的社会功用等方面的看法。“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指文章所起到的深远作用，可使空间穿越万里而没有阻隔，可以似时间流经亿载，仍然得以沟通古今。在此，陆机表明，文学创作不仅是一己感情之抒发，一时心境的表现，他更为看重的是，文学应该成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伟之作，有着超越时空的广阔视野与独特价值。《论语·子张篇》载：“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因此，文学必须服从于外在社会的约束，实现其应当具有的“济文武，宣风声”的政治作用与社会作用，以诗教来使它不致消亡，《论语·子张》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正是这一思想之起源。
二、道家文学观对《文赋》的影响
1.对言意关系的探讨
“言”与“意”的关系最早见于道家经典《周易》当中。《周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庄子·天道》中也说：“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也就是说，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传“意”，但那些视而可见的形色、听而可闻的名声等事物表象并非“意之所随者”，意所依随的是“不可以言传”的“道”。这种“言不尽意”的思想观点在《文赋》中也很是常见，比如小序之中所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能精。”陆机称自己为文之时常以发言而成之文不能尽现己意为患，而且指出，自己所作的《文赋》会因“变”的存在而不能全尽作文利害之所由。他在对作文之术进行论述时，言各人构思不同，表现方法互异，同时运用之妙因与才情有关，故其中的法则很难用言语说明。后一句，陆机把庄子中的轮扁之事引入文中作为前提，从而得出“亦非美言所能说尽”的结论。可见“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观点是来源于道家的。
2.对于灵感的肯定
陆机对于“灵感”一说是给予肯定的，并且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将它作为文章创作是否酣畅淋漓的重要前提。《文赋》中关于灵感的描述是非常详细的：灵感是“感应之会，通塞之纪”，它的行踪“来不可遏，去不可留”，灵感到来的时候“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灵感走的时候“志往神留，兀若枯木”。灵感的来去是陆机都不能够把握和领会的，因为灵感源于“天机”。根据张少康的《文赋集释》，可以得到些许关于“天机”的描述，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天机”是道家自然观的产物。《庄子》中有这样的描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说：“天机，自然也”，由此可见天机就是道家所说的自然之性。那么此于灵感有何关系呢？首先，创作是“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过程，是用言辞将意象以有形的方式显现为文，但是意象包含有万物保持其本来面貌的规定性，所以创作的灵感源于万物，源于自然本身的规律；其次，从言辞方面来说，要与四时、万物的变化想契合，从这一点来说也是要遵循自然；最后，文章从构思到言辞次序的安排也要符合自然，才能使得文章“文能称意”。
三、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文赋》全篇都深深地印有儒道两家思想的烙印。儒道文学观对于《文赋》的影响绝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深入贯穿与整个文论之中，甚至深植于陆机文学、美学思想中。也就是因为基于此，陆机关于文学创作才会有如此新颖、如此深入的看法，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才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儒道思想不仅对于陆机的《文赋》有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始基，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于整个中国文学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丽萍.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观及其诗歌创作[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2]张恩普.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D].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2004（05）.
[3]李冠华.论陆机《文赋》对于文学功用的认识[J].文教资料，2010（01）.
[4]罗文，李心怡.论《文赋》中的儒玄思想[J].钦州学院学报，2016（6）.
[5]杨晓昕.陆机《文赋》道家思想发微[J].天中学刊，2007（02）.
[6]肖砚凌.浅论道家思想对于陆机《文赋》的影响[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8（06）.
【关键词】：文赋；儒家；道家；文学观；影响
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的最早的文学创作论专著，以赋体这一文学形式，阐述了关于文学构思、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体文用以及作家论等各方面的内容，属于文学批评史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合流，且两家势力此消彼长，共同对世人尤其是文人墨客的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样，作为文学自觉时期的文学批评观，也都带有着极强的哲学思辨色彩，渗透着儒道两家的文学批评观，曹丕的《典论·论文》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如此，钟嵘的《诗品》亦是如此，同样作为文学理论巨著的《文赋》也受到了儒道两种不同文学观的影响，并对他们加以了批判地吸收和综合。
一、儒家文学观对《文赋》的影响
1.“缘情观”对“言志观”的扩展
“诗缘情而绮靡”这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观，“缘”的意思是“因为、由于”，所以陆机认为诗歌的起源应该是“情”。这和《毛诗序》中所说“情动于中而形语言”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前代的研究著作中，多数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陆机的“缘情观”和诗大序所提到的“言志观”的比较，但是前代学者多是把两个观点给割裂了开来，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如果再通过进一步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诗言志”其实是说的诗歌的功能，而对于诗歌的起源，我们看的应该是后面那句话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就是说，作为表达志向的诗，其产生的根源应该是人的内心感情的波動。“言志观”的侧重点是在诗歌的功能上，“缘情观”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诗歌的产生根源上，可以说是对前者的一种扩展。《毛诗序》还说诗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这样对于诗歌的感情又有了限制，而到了陆机，这种限制就消失了，陆机所说的“情”，是包含世间万物的大情、真情，是对“言志说”中情的突破和发展。
2.“应和悲雅艳”的审美标准
陆机通过揭示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弊端，运用音乐的理论，探讨了五种文病，通过对这五种文病的批评，提出了他的文学审美标准即“应和悲雅艳”。其中“应”与“和”是对儒家“中和”的文学观进一步的发挥，讲的是文章整体的和谐之美，要求文章是前后呼应、各部协调配合的。“悲”是陆机论文的一大要诀，他认为文若不悲则不具备感人心弦的功能，也就称不上是好的文章，这种文学“悲观论”虽是陆机独创，但多少也能看到儒家文论的一些关于情的观点。“雅”即是要求文学作品要雅正，不能太过轻浮，这也是受到了儒家“雅正”文学观的极大影响。“艳”则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文采丰富华美，不能太过质朴，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对儒家文质关系的进一步发挥。总体看来，陆机关于文学作品审美标准的五项要求，都和儒家的文学观息息相关，受其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3.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文赋》的最后一段，着重论述了陆机对于文章的社会功用等方面的看法。“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指文章所起到的深远作用，可使空间穿越万里而没有阻隔，可以似时间流经亿载，仍然得以沟通古今。在此，陆机表明，文学创作不仅是一己感情之抒发，一时心境的表现，他更为看重的是，文学应该成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伟之作，有着超越时空的广阔视野与独特价值。《论语·子张篇》载：“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因此，文学必须服从于外在社会的约束，实现其应当具有的“济文武，宣风声”的政治作用与社会作用，以诗教来使它不致消亡，《论语·子张》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正是这一思想之起源。
二、道家文学观对《文赋》的影响
1.对言意关系的探讨
“言”与“意”的关系最早见于道家经典《周易》当中。《周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庄子·天道》中也说：“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也就是说，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传“意”，但那些视而可见的形色、听而可闻的名声等事物表象并非“意之所随者”，意所依随的是“不可以言传”的“道”。这种“言不尽意”的思想观点在《文赋》中也很是常见，比如小序之中所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能精。”陆机称自己为文之时常以发言而成之文不能尽现己意为患，而且指出，自己所作的《文赋》会因“变”的存在而不能全尽作文利害之所由。他在对作文之术进行论述时，言各人构思不同，表现方法互异，同时运用之妙因与才情有关，故其中的法则很难用言语说明。后一句，陆机把庄子中的轮扁之事引入文中作为前提，从而得出“亦非美言所能说尽”的结论。可见“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观点是来源于道家的。
2.对于灵感的肯定
陆机对于“灵感”一说是给予肯定的，并且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将它作为文章创作是否酣畅淋漓的重要前提。《文赋》中关于灵感的描述是非常详细的：灵感是“感应之会，通塞之纪”，它的行踪“来不可遏，去不可留”，灵感到来的时候“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灵感走的时候“志往神留，兀若枯木”。灵感的来去是陆机都不能够把握和领会的，因为灵感源于“天机”。根据张少康的《文赋集释》，可以得到些许关于“天机”的描述，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天机”是道家自然观的产物。《庄子》中有这样的描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说：“天机，自然也”，由此可见天机就是道家所说的自然之性。那么此于灵感有何关系呢？首先，创作是“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过程，是用言辞将意象以有形的方式显现为文，但是意象包含有万物保持其本来面貌的规定性，所以创作的灵感源于万物，源于自然本身的规律；其次，从言辞方面来说，要与四时、万物的变化想契合，从这一点来说也是要遵循自然；最后，文章从构思到言辞次序的安排也要符合自然，才能使得文章“文能称意”。
三、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文赋》全篇都深深地印有儒道两家思想的烙印。儒道文学观对于《文赋》的影响绝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深入贯穿与整个文论之中，甚至深植于陆机文学、美学思想中。也就是因为基于此，陆机关于文学创作才会有如此新颖、如此深入的看法，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才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儒道思想不仅对于陆机的《文赋》有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始基，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于整个中国文学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丽萍.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观及其诗歌创作[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2]张恩普.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D].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2004（05）.
[3]李冠华.论陆机《文赋》对于文学功用的认识[J].文教资料，2010（01）.
[4]罗文，李心怡.论《文赋》中的儒玄思想[J].钦州学院学报，2016（6）.
[5]杨晓昕.陆机《文赋》道家思想发微[J].天中学刊，2007（02）.
[6]肖砚凌.浅论道家思想对于陆机《文赋》的影响[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