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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的生活时，提到了欧文与埃莉诺·拉铁摩尔夫妇，尤其强调埃莉诺“打理欧文的日常生活，非常热情可爱，具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朋友遍天下”。费正清的回忆代表了拉铁摩尔夫妇朋友圈的一个共识：欧文的事业成就离不开埃莉诺的支持。这对伉俪的携手之旅始于极有个性的蜜月：以历史上的西域为目的地，欧文跟随传统的骆驼商队穿越戈壁沙漠，埃莉诺则通过现代化的铁路穿越西伯利亚，最终他们在名叫塔城的边境小城汇合。从这次丝绸之路故地的旅行开始，他们就是彼此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旅伴。
在四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中，与其说埃莉诺是欧文的助手，不如说是其重要的合作者，她一直协助编辑丈夫的著作，提供灵感来源，只不过更多时候站在了丈夫的身后。《丝绸、香料与帝国：亚洲的“发现”》（Silks， Spices and Empire： Asia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以下简称《丝绸》），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署名著作之一，既是他们探索和认知亚洲的总结，也是人生旅程的见证，不乏可读之处。
《丝绸》的创作缘起要追溯到美国人类学家、探险家维尔希米奥尔·斯蒂芬森及其妻子、作家埃夫琳。他们与拉铁摩尔夫妇是数十年的莫逆之交，尤其在麦卡锡风波中选择了坚守友谊。在他们策划下，美国德拉寇特出版社（Delacorte）推出“伟大探险者”（Great explorer）丛书。《丝绸》的创作出于他们的邀约，被收录于该丛书，于一九六八年首次出版，并于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另外两个版本。
《丝绸》共六章，内容是选编以探索亚洲为主题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上自中国汉朝和古希腊罗马，下到二十世纪初，一共有三十种，其中二十六种是西方文献，四种来自中国。除第二章收录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外，其余基本上都是游记。在编写方式上，埃莉诺负责选摘具体文献，欧文负责撰写第一章概论和每一章的导读。根据贡布扎布·杭锦和乌如贡格·鄂嫩编纂的拉铁摩尔年谱，《丝绸》是从《亚洲》和《欧洲人的亚洲“发现者”》两书内容中选编而成的。这两本书并未公开出版，甚至可能只创作了初稿，但是书名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丝绸》的写作思路和结构。从最终出版的文本推测，第一章“最初的探险家”可能脱胎于《亚洲》，后面五章基于《欧洲人的亚洲“发现者”》，并增加了“亚洲的本地探索者”一章。
如何对数量繁多的历史文献进行选择和编目，体现出编纂者的水平和知识结构。在拉铁摩尔夫妇之前，选编中西文献的写作早已有之，其中名著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通史性质的方豪《中西交通史》、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夏德《大秦国全录》等。《丝绸》与这些先驱相似，也具有中西交通研究的意味，并且跟张星烺一样都重点参考了《东域纪程录丛》。不过，相比之下依然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便是以旅行和探索的眼光，相对通俗地选编以游记为主的文献。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伟大探险者”丛书面向大众读者的风格，游记显然更加贴近阅读者的趣味，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拉铁摩尔夫妇的个体经验—他们本身就是探索亚洲的实践者。欧文的人生标签缺不了“旅行”，尚是婴儿的他，就被父母携带着远渡重洋，而埃莉诺是一位富有勇气的女性，在一战期间曾前往欧洲参与战地服務。他们的婚姻始于旅行，他们的学术生涯也始终贯穿着旅行。他们虽来自亚洲之外，但坚持通过实地旅行和阅读游记来深入亚洲、了解亚洲。长年的旅行史和阅读史，为《丝绸》提供了直接的内容来源，相当于他们从几十年积累的阅读量中选择出最重视、印象最深刻的品种，重新分类再介绍给读者。
游记对于人们认识过去、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被诸多学者所强调，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仅是空间的移动，也是历史的迁徙，而且是文化经验的变化……所以旅行记、笔谈记录常常是很好的思想史材料。”拉铁摩尔夫妇就从前人的游记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孕育灵感。在一九二六年开始西域之旅前，欧文阅读了所有能够读到的亚洲游记，随身携带着《马可·波罗游记》、亨廷顿《亚洲的脉搏》、道格拉斯·卡拉瑟斯《鲜为人知的蒙古》、斯坦因《中国沙漠废墟记》、斯文·赫定《外喜马拉雅山》等书籍。这些游记不仅激励了他对古老亚洲大陆的向往，还成为他学术研究路上的重要指引。他强调了旅行和游记对自己的巨大启发作用：“频繁的旅行……帮助我从前人作品中编织出理论”，“旅行是书籍灵感的绝佳集合，通过在旅行中的倾听和学习，通过无数种原始的材料，自己得以进入历史之楼”。他的不少思想源自旅行和阅读游记的启发，比如深厚的大陆情结。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通往西域的沙漠之路》里，欧文写道：“骑着骆驼、骡子，甚至驴子的人，比坐着船的人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活和习俗。”时隔三十七年，他在《丝绸》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尽管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上力量极大影响了亚洲包括中国的近代历史，但从更加古老的历史来看，陆地才是影响中国最大的力量来源。”这也是《丝绸》选摘的文献中，极少数是海上游记，绝大部分来自陆地旅行者的原因。
拉铁摩尔夫妇提出了一个设问：阅读游记能够像实地旅行一样拓展心智吗？游记是写作者思想和所处环境的产物，可能存在失真的问题，阅读者的感受也同样如此。他们的解决之道是保持“重新发现”的态度。以丝绸之路为例，他们批判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比如有人误以为历史上中国对外输出丝绸是出自贸易需求，这样的误解其实源于不熟悉古代文献，因为老普林尼早就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人总是等着贸易机会到门前，而非主动去寻找。”知识会被遗忘，解决办法是避免保守地迷信权威，不断地温故知新，这也是拉铁摩尔夫妇精选前人留下的游记，向读者再次呈现的动力之一。
《丝绸》的第二个特点是采用“发现”亚洲的视角。拉铁摩尔夫妇的思路是：把历史文献视为人类“发现”亚洲的载体。直到《丝绸》成书前不久，苏联和蒙古国的考古学家才在西伯利亚获得远古人类起源的发现，这意味着人类对亚洲的“发现”远远早于文字记载的出现。拉铁摩尔夫妇在开篇提到了蒙古国考古学家色楞-奥贾夫与苏联考古学家A.P.奥克拉德尼科夫，并把远古人类视为亚洲最初的探险家。不过他们仍认为文献有其相对价值，因为口耳相传可能会造成误解或歪曲，而文献具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态，有利于人们追忆。因此，他们从丝绸之路已经存在的汉朝和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对“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文献记述历史进行检视”。 “发现”的前提是对作为对象的“亚洲”本身进行界定。亚洲的范围可能来自政治、文化、地理、民族、语言等方面的人为划分，而在希罗多德、汤因比、丹尼斯·赛诺等智者眼里，同处一个大陆的“亚洲”与“欧洲”，两者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清楚。拉铁摩尔夫妇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隐晦地批评了此前学术界关于亚洲的随意定义，认为“远东”“中东”等名称是预设了立场的概念。他们关注更广阔的整个亚欧大陆，他们眼中的“亚洲”不是想象和建构意义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被实地感知的，是丝绸之路上既源自外部又源自本土的体验。
“发现”亚洲这一视角，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科技传播、外交、贸易等丰富内容都包含在内，并且“发现”的主体同时包括亚洲本土旅行者和西方旅行者。第二章“罗马和亚洲”，收录《自然史》《地理学》《历史》《基督教风土志》等早期西方经典作品，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记述。第三章“亚洲的本地探索者”，象征着亚洲内部的“发现”，《史记》《大唐西域记》《法显传》《长春真人西游记》寓意亚洲本土探索的几种类型，比如张骞背负着外交使命，法显、玄奘、丘处机则志在信仰传播。第四章至第六章是中世纪至近代的西方人游记，拉铁摩尔夫妇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第四章“1500年之前的传教士与贸易者”多发生在统一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时代，如《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等;第五章“海洋发现与帝国创建者”关注大航海时代的传统陆地探险家，如皮埃尔·杜·雅里克神父《阿克巴与耶稣会士》、德西迪利《西藏纪行》等;第六章“当白人成为一种重负”所记录的游历大多发生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西方人通过征服、殖民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如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荣赫鹏《大陆的心脏》、柔克义《喇嘛之乡》、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等。
《丝绸》试图采用第三方视角，平等地看待东西方对亚洲的探索过程。早在一九三四年的一篇书评中，欧文带有批判性地把西方流行的游记分为两类，一种是作者大部分时间在谈论自己，另一种是基本上谈论“土著人”及其肮脏、无知、对白人统治的普遍需求。在《丝绸》里，欧文并不局限于十九世紀以来西方人占据话语霸权的历史，而是把选编游记的时间上溯到远古时代，这种做法延续了他早年的批判。这一做法不同于持“华夷”观念的中国传统史学，也不同于把亚洲视为“他者”的西方中心观念，对于今天我们思考丝绸之路及其文明互动作用依旧具有意义。不过在实际操作上，《丝绸》所选编游记的发生空间，主要限于丝绸之路沿线，尤其偏重中国及周边地区，题目与实际内容有所脱节;在选编的文献比例上，中西方文献并不均衡，亚洲文献只有四种，这些都暴露出《丝绸》整合两部旧稿而写成的仓促之处与些许遗憾。
阅读作品，总是离不开阅读作品背后的人，《丝绸》成书的背景，是拉铁摩尔夫妇携手相伴的“四十五年蜜月”。他们携手走过在亚洲、欧洲、美国之间的旅程，不时经历艰险，但仍一直前行。亚洲内陆的雪山草原，没有难倒这对人生伴侣，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风波，给人到中年的他们带来了严峻考验。当欧文正率领联合国使团访问阿富汗时，麦卡锡提出对欧文的指控，是埃莉诺站了出来，聘请律师，帮助丈夫撰写《诽谤的煎熬》，一起度过煎熬的岁月。麦卡锡风波是欧文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尽管逐渐平息，但他在美国的学术事业已经难以继续。
他们选择了继续前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英国。一九六二年，利兹大学筹备中国研究系，向欧文发出邀请。从一九六三年六月到一九七○年三月，拉铁摩尔夫妇在利兹度过了“生命里最好的时光”。他们将新住所命名为“老玫瑰别墅”，尽管埃莉诺不太满意这个名字，但欧文依然坚持，反映出他对新环境的适应。在英国，欧文忙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阵地，埋下亚洲研究的种子，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在他的主持下颇具规模，演变为今天的谢菲尔德大学白玫瑰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助手乌如贡格·鄂嫩和学生卡罗琳·汉弗莱在一九八六年创办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今天在利兹大学官方主页上，仍然铭记着欧文这位开创者的贡献。埃莉诺一如既往地帮助欧文处理在英国的诸多事务，他们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已经有很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丝绸》的创作大约就在这一时期，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的文字作品。书中的回顾、反思意味，也大体与此时此景相符。大约在《丝绸》出版的同时，欧文与埃莉诺开始规划退休后的生活。欧文更乐意继续留在英国，而埃莉诺则更加想念美国的家，她的意见占了上风。一九六九年，他们安排了一次前往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蒙古国等地的旅行。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他们飞往华盛顿，计划照看为安置退休生活而在弗吉尼亚准备的住所，之后再回利兹正式搬迁和举行告别宴。
不幸的是，飞机到达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机场后，埃莉诺突发致命的中风，溘然辞世，结束了他们的相伴之旅。朋友们为她编纂了一本纪念册，深情地悼念她的才华、气质与品德。最深刻的莫过于欧文的回忆：埃莉诺是最好的旅伴，因为她总是善于打包行李和精细地安排行程，“她在没有知觉的情形下离世，没有疼痛、恐惧和预感，朋友所称的‘四十五年蜜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埃莉诺与生俱来的爱与友善、对生活的热情，使得我们在一起的整个人生都是蜜月”。告别妻子后，欧文回到欧洲继续从事学术活动，他一直人在旅途，直到一九八五年回到美国，一九八九年辞世。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回到中国故地重游，陪伴在身边的有孙子、孙女，但最好的旅伴埃莉诺已不在。
拉铁摩尔夫妇这本《丝绸》受到的关注不多。其实无论是所收录文献的价值、拉铁摩尔夫妇的学术思想，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史，重拾此书仍有多方面意义。但一个可能更打动人的方面在于，《丝绸》与拉铁摩尔夫妇人生经历的点滴呼应。这是一对从走在丝路到书写丝路，与亚洲、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旅伴，基于他们的学识及经历创作的作品。但愿有心人在阅读时，不仅能回想起丝绸之路上向帕米尔前进的汉朝使团，前往印度寻求佛经的中国僧侣，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与商人，还能想起那对在塔城相拥的年轻人。
在四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中，与其说埃莉诺是欧文的助手，不如说是其重要的合作者，她一直协助编辑丈夫的著作，提供灵感来源，只不过更多时候站在了丈夫的身后。《丝绸、香料与帝国：亚洲的“发现”》（Silks， Spices and Empire： Asia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以下简称《丝绸》），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署名著作之一，既是他们探索和认知亚洲的总结，也是人生旅程的见证，不乏可读之处。
一、在旅行和阅读中重新“发现”
《丝绸》的创作缘起要追溯到美国人类学家、探险家维尔希米奥尔·斯蒂芬森及其妻子、作家埃夫琳。他们与拉铁摩尔夫妇是数十年的莫逆之交，尤其在麦卡锡风波中选择了坚守友谊。在他们策划下，美国德拉寇特出版社（Delacorte）推出“伟大探险者”（Great explorer）丛书。《丝绸》的创作出于他们的邀约，被收录于该丛书，于一九六八年首次出版，并于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另外两个版本。
《丝绸》共六章，内容是选编以探索亚洲为主题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上自中国汉朝和古希腊罗马，下到二十世纪初，一共有三十种，其中二十六种是西方文献，四种来自中国。除第二章收录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外，其余基本上都是游记。在编写方式上，埃莉诺负责选摘具体文献，欧文负责撰写第一章概论和每一章的导读。根据贡布扎布·杭锦和乌如贡格·鄂嫩编纂的拉铁摩尔年谱，《丝绸》是从《亚洲》和《欧洲人的亚洲“发现者”》两书内容中选编而成的。这两本书并未公开出版，甚至可能只创作了初稿，但是书名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丝绸》的写作思路和结构。从最终出版的文本推测，第一章“最初的探险家”可能脱胎于《亚洲》，后面五章基于《欧洲人的亚洲“发现者”》，并增加了“亚洲的本地探索者”一章。
如何对数量繁多的历史文献进行选择和编目，体现出编纂者的水平和知识结构。在拉铁摩尔夫妇之前，选编中西文献的写作早已有之，其中名著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通史性质的方豪《中西交通史》、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夏德《大秦国全录》等。《丝绸》与这些先驱相似，也具有中西交通研究的意味，并且跟张星烺一样都重点参考了《东域纪程录丛》。不过，相比之下依然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便是以旅行和探索的眼光，相对通俗地选编以游记为主的文献。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伟大探险者”丛书面向大众读者的风格，游记显然更加贴近阅读者的趣味，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拉铁摩尔夫妇的个体经验—他们本身就是探索亚洲的实践者。欧文的人生标签缺不了“旅行”，尚是婴儿的他，就被父母携带着远渡重洋，而埃莉诺是一位富有勇气的女性，在一战期间曾前往欧洲参与战地服務。他们的婚姻始于旅行，他们的学术生涯也始终贯穿着旅行。他们虽来自亚洲之外，但坚持通过实地旅行和阅读游记来深入亚洲、了解亚洲。长年的旅行史和阅读史，为《丝绸》提供了直接的内容来源，相当于他们从几十年积累的阅读量中选择出最重视、印象最深刻的品种，重新分类再介绍给读者。
游记对于人们认识过去、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被诸多学者所强调，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仅是空间的移动，也是历史的迁徙，而且是文化经验的变化……所以旅行记、笔谈记录常常是很好的思想史材料。”拉铁摩尔夫妇就从前人的游记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孕育灵感。在一九二六年开始西域之旅前，欧文阅读了所有能够读到的亚洲游记，随身携带着《马可·波罗游记》、亨廷顿《亚洲的脉搏》、道格拉斯·卡拉瑟斯《鲜为人知的蒙古》、斯坦因《中国沙漠废墟记》、斯文·赫定《外喜马拉雅山》等书籍。这些游记不仅激励了他对古老亚洲大陆的向往，还成为他学术研究路上的重要指引。他强调了旅行和游记对自己的巨大启发作用：“频繁的旅行……帮助我从前人作品中编织出理论”，“旅行是书籍灵感的绝佳集合，通过在旅行中的倾听和学习，通过无数种原始的材料，自己得以进入历史之楼”。他的不少思想源自旅行和阅读游记的启发，比如深厚的大陆情结。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通往西域的沙漠之路》里，欧文写道：“骑着骆驼、骡子，甚至驴子的人，比坐着船的人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活和习俗。”时隔三十七年，他在《丝绸》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尽管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上力量极大影响了亚洲包括中国的近代历史，但从更加古老的历史来看，陆地才是影响中国最大的力量来源。”这也是《丝绸》选摘的文献中，极少数是海上游记，绝大部分来自陆地旅行者的原因。
拉铁摩尔夫妇提出了一个设问：阅读游记能够像实地旅行一样拓展心智吗？游记是写作者思想和所处环境的产物，可能存在失真的问题，阅读者的感受也同样如此。他们的解决之道是保持“重新发现”的态度。以丝绸之路为例，他们批判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比如有人误以为历史上中国对外输出丝绸是出自贸易需求，这样的误解其实源于不熟悉古代文献，因为老普林尼早就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人总是等着贸易机会到门前，而非主动去寻找。”知识会被遗忘，解决办法是避免保守地迷信权威，不断地温故知新，这也是拉铁摩尔夫妇精选前人留下的游记，向读者再次呈现的动力之一。
二、从本土和外部“发现”亚洲
《丝绸》的第二个特点是采用“发现”亚洲的视角。拉铁摩尔夫妇的思路是：把历史文献视为人类“发现”亚洲的载体。直到《丝绸》成书前不久，苏联和蒙古国的考古学家才在西伯利亚获得远古人类起源的发现，这意味着人类对亚洲的“发现”远远早于文字记载的出现。拉铁摩尔夫妇在开篇提到了蒙古国考古学家色楞-奥贾夫与苏联考古学家A.P.奥克拉德尼科夫，并把远古人类视为亚洲最初的探险家。不过他们仍认为文献有其相对价值，因为口耳相传可能会造成误解或歪曲，而文献具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态，有利于人们追忆。因此，他们从丝绸之路已经存在的汉朝和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对“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文献记述历史进行检视”。 “发现”的前提是对作为对象的“亚洲”本身进行界定。亚洲的范围可能来自政治、文化、地理、民族、语言等方面的人为划分，而在希罗多德、汤因比、丹尼斯·赛诺等智者眼里，同处一个大陆的“亚洲”与“欧洲”，两者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清楚。拉铁摩尔夫妇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隐晦地批评了此前学术界关于亚洲的随意定义，认为“远东”“中东”等名称是预设了立场的概念。他们关注更广阔的整个亚欧大陆，他们眼中的“亚洲”不是想象和建构意义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被实地感知的，是丝绸之路上既源自外部又源自本土的体验。
“发现”亚洲这一视角，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科技传播、外交、贸易等丰富内容都包含在内，并且“发现”的主体同时包括亚洲本土旅行者和西方旅行者。第二章“罗马和亚洲”，收录《自然史》《地理学》《历史》《基督教风土志》等早期西方经典作品，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记述。第三章“亚洲的本地探索者”，象征着亚洲内部的“发现”，《史记》《大唐西域记》《法显传》《长春真人西游记》寓意亚洲本土探索的几种类型，比如张骞背负着外交使命，法显、玄奘、丘处机则志在信仰传播。第四章至第六章是中世纪至近代的西方人游记，拉铁摩尔夫妇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第四章“1500年之前的传教士与贸易者”多发生在统一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时代，如《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等;第五章“海洋发现与帝国创建者”关注大航海时代的传统陆地探险家，如皮埃尔·杜·雅里克神父《阿克巴与耶稣会士》、德西迪利《西藏纪行》等;第六章“当白人成为一种重负”所记录的游历大多发生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西方人通过征服、殖民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如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荣赫鹏《大陆的心脏》、柔克义《喇嘛之乡》、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等。
《丝绸》试图采用第三方视角，平等地看待东西方对亚洲的探索过程。早在一九三四年的一篇书评中，欧文带有批判性地把西方流行的游记分为两类，一种是作者大部分时间在谈论自己，另一种是基本上谈论“土著人”及其肮脏、无知、对白人统治的普遍需求。在《丝绸》里，欧文并不局限于十九世紀以来西方人占据话语霸权的历史，而是把选编游记的时间上溯到远古时代，这种做法延续了他早年的批判。这一做法不同于持“华夷”观念的中国传统史学，也不同于把亚洲视为“他者”的西方中心观念，对于今天我们思考丝绸之路及其文明互动作用依旧具有意义。不过在实际操作上，《丝绸》所选编游记的发生空间，主要限于丝绸之路沿线，尤其偏重中国及周边地区，题目与实际内容有所脱节;在选编的文献比例上，中西方文献并不均衡，亚洲文献只有四种，这些都暴露出《丝绸》整合两部旧稿而写成的仓促之处与些许遗憾。
三、《丝绸》背后的“四十五年蜜月”
阅读作品，总是离不开阅读作品背后的人，《丝绸》成书的背景，是拉铁摩尔夫妇携手相伴的“四十五年蜜月”。他们携手走过在亚洲、欧洲、美国之间的旅程，不时经历艰险，但仍一直前行。亚洲内陆的雪山草原，没有难倒这对人生伴侣，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风波，给人到中年的他们带来了严峻考验。当欧文正率领联合国使团访问阿富汗时，麦卡锡提出对欧文的指控，是埃莉诺站了出来，聘请律师，帮助丈夫撰写《诽谤的煎熬》，一起度过煎熬的岁月。麦卡锡风波是欧文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尽管逐渐平息，但他在美国的学术事业已经难以继续。
他们选择了继续前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英国。一九六二年，利兹大学筹备中国研究系，向欧文发出邀请。从一九六三年六月到一九七○年三月，拉铁摩尔夫妇在利兹度过了“生命里最好的时光”。他们将新住所命名为“老玫瑰别墅”，尽管埃莉诺不太满意这个名字，但欧文依然坚持，反映出他对新环境的适应。在英国，欧文忙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阵地，埋下亚洲研究的种子，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在他的主持下颇具规模，演变为今天的谢菲尔德大学白玫瑰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助手乌如贡格·鄂嫩和学生卡罗琳·汉弗莱在一九八六年创办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今天在利兹大学官方主页上，仍然铭记着欧文这位开创者的贡献。埃莉诺一如既往地帮助欧文处理在英国的诸多事务，他们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已经有很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丝绸》的创作大约就在这一时期，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的文字作品。书中的回顾、反思意味，也大体与此时此景相符。大约在《丝绸》出版的同时，欧文与埃莉诺开始规划退休后的生活。欧文更乐意继续留在英国，而埃莉诺则更加想念美国的家，她的意见占了上风。一九六九年，他们安排了一次前往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蒙古国等地的旅行。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他们飞往华盛顿，计划照看为安置退休生活而在弗吉尼亚准备的住所，之后再回利兹正式搬迁和举行告别宴。
不幸的是，飞机到达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机场后，埃莉诺突发致命的中风，溘然辞世，结束了他们的相伴之旅。朋友们为她编纂了一本纪念册，深情地悼念她的才华、气质与品德。最深刻的莫过于欧文的回忆：埃莉诺是最好的旅伴，因为她总是善于打包行李和精细地安排行程，“她在没有知觉的情形下离世，没有疼痛、恐惧和预感，朋友所称的‘四十五年蜜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埃莉诺与生俱来的爱与友善、对生活的热情，使得我们在一起的整个人生都是蜜月”。告别妻子后，欧文回到欧洲继续从事学术活动，他一直人在旅途，直到一九八五年回到美国，一九八九年辞世。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回到中国故地重游，陪伴在身边的有孙子、孙女，但最好的旅伴埃莉诺已不在。
拉铁摩尔夫妇这本《丝绸》受到的关注不多。其实无论是所收录文献的价值、拉铁摩尔夫妇的学术思想，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史，重拾此书仍有多方面意义。但一个可能更打动人的方面在于，《丝绸》与拉铁摩尔夫妇人生经历的点滴呼应。这是一对从走在丝路到书写丝路，与亚洲、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旅伴，基于他们的学识及经历创作的作品。但愿有心人在阅读时，不仅能回想起丝绸之路上向帕米尔前进的汉朝使团，前往印度寻求佛经的中国僧侣，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与商人，还能想起那对在塔城相拥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