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1945年2月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盟军参谋部会议上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由于中国政府的“虚弱和不可靠”，美国决定放弃把中国作为对日作战基地的设想，也不再期待和推助中国成为“大国”，罗斯福言语之间流露出主导战后东亚秩序的新帝国气象。
　　“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这是被杜鲁门总统免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1951年4月19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对日本人能否维护占领改革成果提问的回答。
　　当时，日本社会本来对他统帅占领日本期间的“慈爱”和民主化改革充满感激之情，但被“孩子说”激起了难以言喻的耻辱感——一位日本学者指出：这种赤裸裸的轻蔑使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曾经如何蜷缩偎依在征服者的膝下。
　　近代以前的东亚是以中华帝国为文明中心的礼治主义朝贡秩序；西方世界经过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化的共同体转型，具备了国民战争动员的政治能力和机械化军事技术，东亚古典帝国遂陷落于欧美殖民统治之下。
　　面对威胁，日本经维新改革而列强化，再通过战争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并承认朝鲜“独立”，极欲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的军事殖民秩序。但由于与欧美列强的利益冲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被以美国为主的高技术战争力量解除武装，日本帝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就终结了。
　　有留学日本经验的中国学者李大钊曾经预见东亚的战争灾难和被统治结局。
　　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连续撰文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排除列强在中国之均势的“大日本主义”。日本若有理想觉悟，当与中国相扶助，维护世界道义。若假此主义以“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嫁祸于全亚之同胞”。
　　日本帝国主义“召白人之忌”的祸害远超过先贤的想象：从原子弹“终战”到“和平原子能”泄漏，从中国内战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现实的中日领土争端、历史无和解仍然刺激着疑似“战争边缘”的军事威慑和大众化无政府暴力。
　　如何理解战后东亚的“美帝国秩序”，是思考中日关系实现有尊严的和平、和解而避免“中东化”的知识前提。

日本“从属”于美国

　　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主持接受日本投降仪式。
　　受降仪式充满历史符号和现实感触交织的象征意味。
　　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决定：要在从日本首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受降；为了给日本人以深刻的战败印象，所以选择美国舰队中最强大的军舰。而“密苏里”号上悬挂的美国国旗，一面是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时白宫顶上的，另一面是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时旗舰上使用的。它们等到了见证日本侵华战争主要战犯梅津美治郎将军和被朝鲜反抗殖民统治勇士炸掉一条腿的外务大臣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刻。
　　但美国政治家没有沉湎于象征秩序的游戏。
　　杜鲁门总统在受降仪式结束后就发表“对日战争胜利”广播讲话表示：今天是要记住的“报复日”，就像我们记住珍珠港遭受袭击那天一样。我们迎来了安全的日子，但日本军阀所犯的罪恶决不会无所抵偿而被忘记！
　　9月22日，美国发表了《对投降后初期日本的政策》，规定：“日本天皇和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拥有全部权力的最高司令官。”而拥有这种绝对权力的麦克阿瑟还公开表示：日本已经降到“四等国家”的地位，惩罚是对其战争罪孽的报应。
　　日本的国家组织被美国的军事机器征服，民族精神也在对侵略战争犯罪的道义声讨面前虚脱。由此，日本成为美国的“从属”国家，接受占领体制下的战犯审判、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
　　但随着美苏在中国、朝鲜冷战利益冲突的激化，美国开始扶植日本作为在东亚对抗中苏结盟的战略据点。这种扶植既有技术、经济方面的援助和释放战犯的恩惠，更有使日本对美国可持续“从属”的国际政治结构设计。
　　美国通过拖延对日议和捕捉到朝鲜战争爆发的良好时机并操纵排斥中国、苏联的《旧金山和约》。朝鲜热战以及片面议和造成的领土问题、台湾问题决定了美国继续驻军日本、占领冲绳的“合理性”以及日本与苏联、中国的冷战敌对关系。
　　因此，“旧金山体制”就是使日本可持续“从属”于美国的国际政治机制，在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上则使战后和解“烂尾化”。
　　杜鲁门总统所言“日本军阀所犯的罪恶决不会无所抵偿而被忘记”是不是无效了呢？没有。把日本作为工具对抗苏联、分裂中国，本身就是“抵偿”。而且，朝鲜停战后美国倡导“和平利用原子能”，推动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预算案”，实现了核电站技术设备输出。美国获得了巨额核利润，但被日本反核电知识分子警告的“定时炸弹”在2011年3月11日爆破了，东日本陷落于核恐怖之下。

被“基辛格矛盾论”催眠的中国

　　但对华外交是另一番景象，“12岁”的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对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中国展开了蔑视、羞辱意味的冷战。
　　美国把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巨大并坚持八年抗日战争的中国排斥于对日议和过程之外，尚可理解为剥夺权利目的之蔑视；而由“战败国”日本选择“中华民国”缔结和约，对“新中国”则更是羞辱。
　　“我可以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1951年12月24日，吉田茂首相在为承诺与“中华民国”缔结和约致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的信中作出了反向“保证”，他列出的理由是：中共政权是受联合国谴责的“侵略者”，与苏联缔结了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而且支持日本共产党企图以暴力推翻日本的宪法制度和现政权。 　　这封信是杜勒斯起草、吉田茂署名的。
　　美国分裂中国，却把日本推到国际政治斗争前线，而日本则不仅以此要挟“中华民国”放弃赔偿要求，还找到了谴责新中国的道义根据。“日台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说：美国操纵的“日台和约”，“把它所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妄想借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外交声明至于臭骂，足见伤害非同寻常。
　　中苏反目成仇是美国在东亚扩大“帝国”权力的机会。但如何“合理”地延续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让中国忘记在杜勒斯“走狗外交”时代遭受的伤痛，成为尼克松总统“新和平战略”的对华关系要害命题。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展开所谓“波罗行动”——以为会像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那样充满风险。
　　岂料，这位哈佛大学前教授的“均势理论”传播大获成功。基辛格在北京只停留48小时，就与周恩来化解敌意，达成了让中国邀请美国总统访华的目的。周恩来的问题意识集中于台湾地位和美国威胁，要求美国从台湾、越南、南朝鲜撤军，并谈到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基辛格注重说明：如果日本的军队在朝鲜，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比美军在朝鲜更不能安心？
　　他表示：实际上，驻日美军创造了一种“似非而是的矛盾”，日美防卫关系使得日本不追求侵略政策。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社会基础，如果美国放弃日本，日本追求自己的军事组织甚至制造核武器，中国的担心就会真的成为现实。从我在大学教授的理论来看，我们从日本撤军，就是允许日本重建武装，在太平洋对岸让日本和中国摧毁“力量均衡”，日本就会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因此，关于日本，贵国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很相似的。”
　　结果，倒是周恩来请求基辛格：“必须保证在美军撤退之前不使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台湾。”
　　如此，中国在东亚安全战略上对美国产生了一种半信半疑、欲推还就的消极依赖——台湾问题可以等“100年”，更不交涉“美日私相授受”的钓鱼岛问题。

“安保是日本战败的伤痂”

　　“日美安保”到底是复活了“日本军国主义”，还是抑制了日本可能的重新扩张？
　　从传统帝国主义论演绎的“反安保主义”意识形态和想定美国防止日本军事大国化的“瓶盖论”都不符合事实：美国没有“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但日本的确向美国买通了军事大国化的道路。
　　尤其由于“琉球归属”设置了中日领土争端，“钓鱼岛危机”的过程成了日本自卫队转型“建军备战”的过程。
　　如何维护东亚的和平？1960年10月，卸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不久的高达之助访华，为中日贸易作政治开拓。当时“中日两国人民”的“反日美安保斗争”风潮刚过，周恩来特别向日本反安保人士致敬。
　　岂料，高不以为然地说：“那样考虑就错了，日本人谁也没想什么拿《日美安保条约》进攻中国。与美国战争失败，安保条约就是战败伤口的结痂。伤痂是自然发生之物，可以阻止细菌，本人康复了会自己脱落。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拿掉它，就会流血！”在这里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的“反日美安保主义”是行不通的。
　　但现实的“钓鱼岛危机”也证明了中国依赖美国控制日本的空想性。日本为了维护逃避对华战争责任的不道德利益而积极依赖美国，中国则由于无能对抗日本的蔑视、敌视而消极依赖美国，东亚国际关系陷入“美国中介化”。
　　这种依附式的和平造成了东亚国家的军事基地化、分裂化和地区政治的周期性恶化以及与美国的不平等经济关系。
　　日本有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这一秩序的不合理性，最激烈的尝试是2009年执政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提出“东亚共同体”外交战略，倡导“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与“正视历史”的东亚和解，但随后由于美国介入的朝鲜半岛危机和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而销声匿迹。
　　这表明，东亚战后处理遗留的“历史问题”是美国维持“中介化”枢机地位的要害。
　　日美安保的道义旗帜是“和平”，中日两国在不触动日美“伤痂”的和平前提下争取自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创造有平等尊严的东亚地区政治。
　　应正视“伪议和”之“历史问题”所造成“政治断交”闹剧的事实，谈判载明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和平条约——现代国际法文明学习的确是东亚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