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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11月4日。
这本应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但人们一觉醒来后发现，市井交易、银行汇兑的通货不再是流通了数百年之久的银制货币，一种被称为“法币”的纸币成为了市场交易的主角。没有一句告别的话，中国的“白银时代”就此终结了。
祸乱的白银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白银涌向东方的序幕。中国的茶、丝绸和瓷器犹如当今的爱马仕、香奈儿等奢侈品，吸引着在全世界游荡的白银流入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并最终“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就这样，银产量并不丰富的中国却从明代开始建立了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即使金本位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尽管“共和”取代了“皇帝”，国民政府的态度仍是坚持自己银本位国家的身份不动摇，仅在1933年实施了“废两改元”（废用银两，改用银元）的币制改革，在银本位基础上进行了货币微调。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树一帜”并未能维持国内货币市场的稳定。因为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白银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只不过是一般商品。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上的银价变动必然会在中国市场引发波澜。
1929至1933年，大萧条的阴霾笼罩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竞相贬值货币，客观上推高了国际银价。1934年6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颁布《白银收购法案》，规定美国将增加白银储备，直到白银占总货币储量的四分之一。此政策一出，再加上投机客的推波助澜，国际银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飙。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中国的银行家把库里的存银一批一批地装到外国去……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为稳妥便当的买卖……外国大班（外国商人）们看了眼红起来，也照样行事”。一场席卷中国的“白银风潮”呼啸而至。据统计，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法案》后，中国白银外流总数为6.45亿盎司，约占当时中国白银流通量的一半。
国民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干预外汇市场等措施稳定银价，但这些措施反而加剧了恐慌心理，并刺激了白银走私。白银外流，随之而来的是白银挤兑、银根紧缩、出口锐减、经济萧条。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就直言：“因汇兑上落不定，商业大受影响，政府至是乃不得不采取币制上根本之改革。”
为了垄断的改革
在银本位下，纸币是兑换白银的凭证。但北洋时代的政治分裂让纸币的发行权分散到民间。中国的官办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驻华外资银行都拥有发钞权，中华大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纸币展览馆。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虽成立“中央银行”，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家银行”，但并不具备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特殊地位，其他商业银行也具有发钞权，且无须向中央银行存储法定准备金，政府对货币市场的调控能力有限。例如，商股占多数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在纸币发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白银风潮中，蒋介石曾说：“国家社会皆濒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两行所断送。”尽管蒋介石有为自己独裁统治辩护的嫌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无法统一货币市场的不满。
从1935年3月开始，孔祥熙亲自出马，黑白手段并举，成功地收编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实业银行等主要的民营发钞行。据统计，1935年全国官办银行已达1971家，占所有银行机构的77%。我国金融界泰斗、亲历了法币改革的资耀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系列通过攫取纸币发行权的措施，使蒋政权基本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纸币发行权。但是，这时发行的纸币是要兑换银元的，在性质上还是银行券，使蒋政权不能为所欲为地任意发行纸币。因此，一有机会，它必然要推行其梦寐以求的不兑现纸币，即由‘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纸币’。1935年11月所实行的法币，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实行其不兑现纸币政策上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
将改革进行到底
1934年11月，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至4月间，国民政府组建起研拟币制改革草案的班子，在上海秘密筹商，并于6月形成改革方案。参与币制改革方案制定的美国籍顾问阿瑟·杨格曾评论道：“在银货本位制上进行改革，无论是按照银的时价，或按照一种经过贬值的价格水平，都是没有成功机会的。”因此，此次币改方案的核心思想就是白银国有、集中发行，并建立汇兑本位制。
国民政府本想在得到国际贷款后再宣布货币改革，但由于白银走私加剧，有关纸币贬值、停兑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是1935年11月1日发生了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事件，国民政府唯恐引起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被迫于11月3日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宣布实施货币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六点：
1.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
2.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其照常行使。但不得增发，逐渐用中央钞票换回。
3. 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法币准备金以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
4.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5.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
6. 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自由买卖外汇，稳定法币汇率。
为将法币改革进行到底，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首先是巩固法币发行权。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曾直接致电行政院、各地政府，告知改革内容，并要求其协助并保护法币发行银行。国民政府还以宣言的方式强调，要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并拟规定将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负责保管各银行的准备金，计划该银行“于两年后，享有发行专权”。同时，大量回收法币外的其他纸币。据估计，法币改革方案公布时，市面上流通有11家民营银行的2.1889亿元纸币，到1936年11月，回收了其中的2/3。按照邮政储金汇业局（创办于1898年，1935年起成为国民党政权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那个时期一家特殊的官僚资本银行）1936年在各地所做的统计，全国货币流通总额中大约已有80%为法币。 其次是组建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监管存储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准备金。该管理委员会由银行代表和政府人员组成。其中，财政部有5人，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各2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各2人，以及由财政部指定的其他银行代表5人。
再有是以利益诱导的方式推动国内民营银行上交白银。按照1935年11月l5日公布的《兑换法币办法》的规定，凡银钱行号、商店、公私团体及个人持有的银币或银块，从当年11月4日起3个月内兑换成法币。但政府接收民营银行白银时并不支付溢价，而同时期国际银价比国内高出三分之二。为鼓励民营银行上交白银，国民政府决定，在支付纸币时，各银行只需要缴存相当于纸币价值60%的白银，另外40%由银行使用政府公债、股票和公司债券来补偿。由于银行可以继续收取抵押证券的利息，同时可另外得到上交白银后政府所补偿的法币收益，从而促进民营银行上交白银的积极性。同时，当时最重要的民营银行家张嘉璈、陈光甫、胡笔江、李铭等人都是法币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并参与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工作，客观上也有助于银行上交白银。据统计，到1936年年中，国民政府大约从个人和银行集得了价值3亿美元的白银，仅民营银行就贡献了2.25亿元。
谁的法币谁做主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说：“管理通货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证人们可以用法币兑换现金或外汇。”因此，法币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法币政策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法币汇率的稳定。鉴于国民政府在法币改革时只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大国的支持与援助就成为法币改革的关键一环。
英国当时对在中国进行的法币改革持积极态度。在国民政府宣布币改的当日，英国外交部批准了英国驻华大使馆颁布的“国王规章”，禁止在华的英籍公民使用白银，并必须遵照中国的币改法令办事，违者依法惩处。同时，英国还帮助国民政府在伦敦市场上销售白银来筹集外汇。但出于对日本的顾虑，英国政府并未向中国提供大额资金援助。
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日本外务省、驻华大使等相继声明对中国法币改革表示反对。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币制改革后两次会见蒋介石，曾威胁蒋称：中国实行白银国有化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反感与顾虑”。同时，日本驻华银行皆拒绝交出白银，还多次突击套汇，对法币汇率实施攻击。
美国是白银收购大国，也是国民政府“白银换外汇”策略要争取的重要目标。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观点是：东亚存在着一个日元、美元、英镑的“货币战”，这些强国都想使中国货币与它们各自的货币发生连锁关系，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在这一场货币战中赢得优势。因此，在法币改革公布前后的多次购银谈判中，美方提出购银的前提是法币与美元挂钩。但国民政府顾虑到“未被选择作为中国通货基础的那些国家的妒忌和猜疑，会令中国的国际处境更为艰难”，而未予接受。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1935年11月10日，日本正金银行突然大量套购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骤然下降，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面临崩溃。为防止日本势力做大，11月13日，美国政府终于在中方的要求下表示同意收购中国5000万盎司白银，但要求售得的美元必须专用于作为稳定货币的基金并存于纽约的银行，但未提及之前坚持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关于收购中国白银的政策也存在疑虑和分歧。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说：“我国的白银收购政策似乎越来越愚蠢，现在很清楚了，除了收购银矿中新开采的白银以外，我们的政策只是从两个管道把白银从中国吸出去了——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英国。”随后美国一度表示不再支持高企的银价，摩根索提出要了解中国新货币情况。
1936年3月，中方派出以曾是摩根索同学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首的币制代表团赴美，与美财政部就出售白银、稳定世界银价等问题进行磋商。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双方于5月中旬达成《中美白银协定》。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价格根据当时的市场确定，可以以黄金或美元支付；中方的售银所得必须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等。
据参加这场谈判的当事人顾翎群回忆，通过谈判，中美之间还达成一种“默契”，即“中美双方将谋求更多、更好的合作”。在经济方面，中美双方确认将携手把世界银价稳定在每盎司0.45美元上下。摩根索甚至向陈光甫建议，“如果中国愿意在0.47美元的价位封顶，美国方面就承诺以0.42美元的价位托底”。在政治方面，摩根索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的政治立场是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和抗争。
获得了美国的全力支持，中国的法币汇率也就逐渐得以稳定，法币的信用也就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可避免地对美国产生了经济依赖，从某种程度上，法币成为了美国金融集团的一种附庸。
从银本位到有管理的汇兑制是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场重大的经济转变。法币改革后，中国摆脱了世界银价波动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干扰，南京国民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当时中国经济的掌控。日本学者城山智子曾说，这场币制改革的意义远超出经济领域。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也为日后大搞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这本应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但人们一觉醒来后发现，市井交易、银行汇兑的通货不再是流通了数百年之久的银制货币，一种被称为“法币”的纸币成为了市场交易的主角。没有一句告别的话，中国的“白银时代”就此终结了。
祸乱的白银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白银涌向东方的序幕。中国的茶、丝绸和瓷器犹如当今的爱马仕、香奈儿等奢侈品，吸引着在全世界游荡的白银流入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并最终“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就这样，银产量并不丰富的中国却从明代开始建立了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即使金本位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尽管“共和”取代了“皇帝”，国民政府的态度仍是坚持自己银本位国家的身份不动摇，仅在1933年实施了“废两改元”（废用银两，改用银元）的币制改革，在银本位基础上进行了货币微调。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树一帜”并未能维持国内货币市场的稳定。因为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白银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只不过是一般商品。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上的银价变动必然会在中国市场引发波澜。
1929至1933年，大萧条的阴霾笼罩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竞相贬值货币，客观上推高了国际银价。1934年6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颁布《白银收购法案》，规定美国将增加白银储备，直到白银占总货币储量的四分之一。此政策一出，再加上投机客的推波助澜，国际银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飙。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中国的银行家把库里的存银一批一批地装到外国去……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为稳妥便当的买卖……外国大班（外国商人）们看了眼红起来，也照样行事”。一场席卷中国的“白银风潮”呼啸而至。据统计，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法案》后，中国白银外流总数为6.45亿盎司，约占当时中国白银流通量的一半。
国民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干预外汇市场等措施稳定银价，但这些措施反而加剧了恐慌心理，并刺激了白银走私。白银外流，随之而来的是白银挤兑、银根紧缩、出口锐减、经济萧条。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就直言：“因汇兑上落不定，商业大受影响，政府至是乃不得不采取币制上根本之改革。”
为了垄断的改革
在银本位下，纸币是兑换白银的凭证。但北洋时代的政治分裂让纸币的发行权分散到民间。中国的官办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驻华外资银行都拥有发钞权，中华大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纸币展览馆。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虽成立“中央银行”，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家银行”，但并不具备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特殊地位，其他商业银行也具有发钞权，且无须向中央银行存储法定准备金，政府对货币市场的调控能力有限。例如，商股占多数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在纸币发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白银风潮中，蒋介石曾说：“国家社会皆濒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两行所断送。”尽管蒋介石有为自己独裁统治辩护的嫌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无法统一货币市场的不满。
从1935年3月开始，孔祥熙亲自出马，黑白手段并举，成功地收编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实业银行等主要的民营发钞行。据统计，1935年全国官办银行已达1971家，占所有银行机构的77%。我国金融界泰斗、亲历了法币改革的资耀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系列通过攫取纸币发行权的措施，使蒋政权基本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纸币发行权。但是，这时发行的纸币是要兑换银元的，在性质上还是银行券，使蒋政权不能为所欲为地任意发行纸币。因此，一有机会，它必然要推行其梦寐以求的不兑现纸币，即由‘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纸币’。1935年11月所实行的法币，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实行其不兑现纸币政策上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
将改革进行到底
1934年11月，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至4月间，国民政府组建起研拟币制改革草案的班子，在上海秘密筹商，并于6月形成改革方案。参与币制改革方案制定的美国籍顾问阿瑟·杨格曾评论道：“在银货本位制上进行改革，无论是按照银的时价，或按照一种经过贬值的价格水平，都是没有成功机会的。”因此，此次币改方案的核心思想就是白银国有、集中发行，并建立汇兑本位制。
国民政府本想在得到国际贷款后再宣布货币改革，但由于白银走私加剧，有关纸币贬值、停兑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是1935年11月1日发生了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事件，国民政府唯恐引起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被迫于11月3日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宣布实施货币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六点：
1.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
2.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其照常行使。但不得增发，逐渐用中央钞票换回。
3. 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法币准备金以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
4.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5.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
6. 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自由买卖外汇，稳定法币汇率。
为将法币改革进行到底，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首先是巩固法币发行权。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曾直接致电行政院、各地政府，告知改革内容，并要求其协助并保护法币发行银行。国民政府还以宣言的方式强调，要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并拟规定将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负责保管各银行的准备金，计划该银行“于两年后，享有发行专权”。同时，大量回收法币外的其他纸币。据估计，法币改革方案公布时，市面上流通有11家民营银行的2.1889亿元纸币，到1936年11月，回收了其中的2/3。按照邮政储金汇业局（创办于1898年，1935年起成为国民党政权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那个时期一家特殊的官僚资本银行）1936年在各地所做的统计，全国货币流通总额中大约已有80%为法币。 其次是组建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监管存储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准备金。该管理委员会由银行代表和政府人员组成。其中，财政部有5人，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各2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各2人，以及由财政部指定的其他银行代表5人。
再有是以利益诱导的方式推动国内民营银行上交白银。按照1935年11月l5日公布的《兑换法币办法》的规定，凡银钱行号、商店、公私团体及个人持有的银币或银块，从当年11月4日起3个月内兑换成法币。但政府接收民营银行白银时并不支付溢价，而同时期国际银价比国内高出三分之二。为鼓励民营银行上交白银，国民政府决定，在支付纸币时，各银行只需要缴存相当于纸币价值60%的白银，另外40%由银行使用政府公债、股票和公司债券来补偿。由于银行可以继续收取抵押证券的利息，同时可另外得到上交白银后政府所补偿的法币收益，从而促进民营银行上交白银的积极性。同时，当时最重要的民营银行家张嘉璈、陈光甫、胡笔江、李铭等人都是法币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并参与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工作，客观上也有助于银行上交白银。据统计，到1936年年中，国民政府大约从个人和银行集得了价值3亿美元的白银，仅民营银行就贡献了2.25亿元。
谁的法币谁做主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说：“管理通货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证人们可以用法币兑换现金或外汇。”因此，法币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法币政策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法币汇率的稳定。鉴于国民政府在法币改革时只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大国的支持与援助就成为法币改革的关键一环。
英国当时对在中国进行的法币改革持积极态度。在国民政府宣布币改的当日，英国外交部批准了英国驻华大使馆颁布的“国王规章”，禁止在华的英籍公民使用白银，并必须遵照中国的币改法令办事，违者依法惩处。同时，英国还帮助国民政府在伦敦市场上销售白银来筹集外汇。但出于对日本的顾虑，英国政府并未向中国提供大额资金援助。
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日本外务省、驻华大使等相继声明对中国法币改革表示反对。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币制改革后两次会见蒋介石，曾威胁蒋称：中国实行白银国有化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反感与顾虑”。同时，日本驻华银行皆拒绝交出白银，还多次突击套汇，对法币汇率实施攻击。
美国是白银收购大国，也是国民政府“白银换外汇”策略要争取的重要目标。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观点是：东亚存在着一个日元、美元、英镑的“货币战”，这些强国都想使中国货币与它们各自的货币发生连锁关系，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在这一场货币战中赢得优势。因此，在法币改革公布前后的多次购银谈判中，美方提出购银的前提是法币与美元挂钩。但国民政府顾虑到“未被选择作为中国通货基础的那些国家的妒忌和猜疑，会令中国的国际处境更为艰难”，而未予接受。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1935年11月10日，日本正金银行突然大量套购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骤然下降，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面临崩溃。为防止日本势力做大，11月13日，美国政府终于在中方的要求下表示同意收购中国5000万盎司白银，但要求售得的美元必须专用于作为稳定货币的基金并存于纽约的银行，但未提及之前坚持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关于收购中国白银的政策也存在疑虑和分歧。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说：“我国的白银收购政策似乎越来越愚蠢，现在很清楚了，除了收购银矿中新开采的白银以外，我们的政策只是从两个管道把白银从中国吸出去了——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英国。”随后美国一度表示不再支持高企的银价，摩根索提出要了解中国新货币情况。
1936年3月，中方派出以曾是摩根索同学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首的币制代表团赴美，与美财政部就出售白银、稳定世界银价等问题进行磋商。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双方于5月中旬达成《中美白银协定》。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价格根据当时的市场确定，可以以黄金或美元支付；中方的售银所得必须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等。
据参加这场谈判的当事人顾翎群回忆，通过谈判，中美之间还达成一种“默契”，即“中美双方将谋求更多、更好的合作”。在经济方面，中美双方确认将携手把世界银价稳定在每盎司0.45美元上下。摩根索甚至向陈光甫建议，“如果中国愿意在0.47美元的价位封顶，美国方面就承诺以0.42美元的价位托底”。在政治方面，摩根索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的政治立场是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和抗争。
获得了美国的全力支持，中国的法币汇率也就逐渐得以稳定，法币的信用也就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可避免地对美国产生了经济依赖，从某种程度上，法币成为了美国金融集团的一种附庸。
从银本位到有管理的汇兑制是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场重大的经济转变。法币改革后，中国摆脱了世界银价波动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干扰，南京国民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当时中国经济的掌控。日本学者城山智子曾说，这场币制改革的意义远超出经济领域。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也为日后大搞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