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硬装斧头柄”，这句苏州话的意思是不讲道理，蛮横无理，还要自以为是。那张飞与“硬装斧头柄”有什么关系？张飞他又为什么要“硬装斧头柄”？这都能从唐耿良先生苏州评话“斩蔡阳”这回书找到答案。
二
基于“三国”故事衍生的优秀文艺作品众多，其中精彩桥段也为数不少。但就对“古城相会”“斩蔡阳”等一些故事的阐释来看，电视剧和小说似乎都略逊于评话。原因无他，只在于评话能在细致处见真功夫，在形象说表中尽情延展细腻的审美触角，让观众能在咂摸故事情节中产生代入感，合理推衍故事发展。所以虽然当今评话“三国”的受众数量可能不及小说和各种影视作品，但仍能用“用喜剧说理”的独特审美情致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张飞醉了，关公哭了，老蔡阳命不久矣。笔者试着用这15字概述“唐三国”中“斩蔡阳”的精髓。“唐三国”是对苏州评话艺术家唐耿良的传世书目《三国演义》的习惯称呼。其他还有“张（国良）三国”“汪（雄飞）三国”等。可见苏州评话“三国”书曾经繁盛一时。“斩蔡阳”跟“初闯辕门”“三闯辕门”“战樊城”等，堪称100回“唐三国”有关张飞的经典回目。它们都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以“噱”展现了张飞这个人物性情中的天然率直和萌趣心理。而且，“斩蔡阳”作为“古城相会”的“前置文本”，深演了人物性情，圆满了故事逻辑，推动了情节发展，展现出了用喜剧圆熟说理这一唐耿良评话艺术的鲜明特色。
从故事情节来做剖析，“张飞醉了”就是“斩蔡阳”整回书情的喜剧关键词。误会+醉酒=“张飞醉了”，这是唐耿良说书说理、用喜剧说理的首要前提。一般而言，关张之间有了误会，只要彼此冷静处理、耐心解释，就不会成为大问题。但若果真如此，“斩蔡阳”中出彩的喜剧桥段也就没有了。于是，说书家在张飞的“误会”萌发后，加以“醉酒”的双重猛料：一则突出在故人相逢时，孙乾的语焉不详，二来强调在庆贺畅饮间，张飞的性情粗莽，由此，“误会+醉酒”就引发矛盾、激起冲突，“张飞醉了”后的故事情节也便顺着误会的态势、跟着醉酒的情形、由着张飞的性子迈向“关公哭了”。至此，“张飞醉了”与“关公哭了”也就达到了“斩蔡阳”中关张“兄弟情”的艺术高潮。而“老蔡阳命不久矣”则成为这个经典戏码的合理延伸。
所以张飞醉了，一醉多得——得之于“理味趣细奇”，这是当然。因为唐耿良说书艺术的“说噱谈评演、心尽性情灵”，创造了“唐三国”精致的说理、别致的韵味、巧致的情趣、极致的灵细、有致的传奇，后四者已然在前文“剧情梗概”中约略体现，至于真正书目如何精彩，味如何品，趣如何赏，细如何看，奇从何出，这还要听众细细品味方能咂摸出妙处。至于精致的说理，则真需要再加以详细分析。
三
在这回书中，张飞醉到要直取关云长项上首级。这可不是盟兄弟之间闹着玩，张三爷可是动了真格。如此不免让听众错愕：瓦岗一炉香、桃园刘关张、水浒一百单八将，这都是忠可格天、义能捧日的典型，可现如今这张三爷是怎么了？这还有理没理了？
有孙乾的语焉不详，再有张飞的饮酒过量，两者相加，那张飞不信“投降了曹操的人”关公，确然还有一定道理。可现如今张飞就连“没有投降曹操的”两位皇嫂都一概不信了，这就明摆着是不讲理了。二位皇嫂是与关公一起活着来到古城的，若是关公要降曹，把二位皇嫂拿做“投名状”也是极好的，但关公没这么做，而是忠勇护送礼数不缺;而且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说书家就专门交代过“二位皇嫂胆小”，故关公做到了“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一路险阻却是明明白白的。如此看來，二位皇嫂的证词应该是可信的，只要二位皇嫂在，关公降曹就不能成立——正如关公的表白：我如果投降曹操来捉拿三弟，应该是带了曹兵而来，事实上，关公带来的恰恰只有二位皇嫂而已。可张飞就是在这一切有理、近乎“大团圆”的情境下，干出了“硬装斧头柄”的“妙事”。
这种情节铺陈，正好是张飞本人性情急躁、脾气火爆、遇事一根筋等种种性格的真实反应。这种人认理时是机械的，用理时是模糊的，不讲理时就是犯规的。所以张三爷会“硬装斧头柄”，并且在大家都认为他行事无理时一再强化自己的“有理”。于是张飞“有理有据”与关公“无理无凭”相映成趣，让观众能充分品味“揪心”的趣味。
以之延展，其实在很多文艺作品中都能找到张飞式的“硬装斧头柄”的例子。
譬如东吴那位大都督周瑜，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被贴上了气量狭小的标签，突出表现为：不管好人坏人、只要异己就是歹人，最佳例证是因为孔明稍露才华，就认为必成东吴心腹大患，变着花样用各种近乎匪夷所思的计谋要置之于死地，虽有为国之心，但细细品味，岂不是也一定要证明自己“有理”。再如红色样板戏《杜鹃山》里的雷刚同志，他抓住了为地主干活的苦工，就硬是要把“他推车、你抬轿，同怀一腔恨”的苦工田大江，与“坐轿子的土豪劣绅‘毒蛇胆’”画上等号——这当然不是喜剧，但说来话去，却有多么辛酸的“笑料”在里面。其实雷刚同志之所以会做出苦、乐，抬、坐不分的“误判”，其根由就是“误判”在了那一个“轿”字，一顶“轿子”就被雷刚同志“硬装上了‘好人、穷人碰了轿子就是坏人、富人’的斧头柄”。
由是观之，包括曲艺家在内的众多文艺工作者是在巨大的反差中营造喜剧，讲的就是辩证法;而喜剧中的人物呢，偏偏挑着捡着专门不讲辩证法，如：张飞战关公，张飞的心理认知就不存在辩证法，或者说，他的辩证法就是“硬装斧头柄”：既然曹操奸贼最最可恨，那么二哥跟曹操有一手注定可杀，误会，巧合，蛮不讲理，这林林总总，恰恰就是“张飞醉了”最生动的喜剧心理。
如此看来，唐耿良说书说理并非全部就是说科学分析的理，说学问书本的理，而主要是用喜剧的方式，幽默地阐释现实的理。
喜剧是矛盾事件的综合体，事件发酵过程中的所有“小动作”和因之而产生的笑料都是为最后的纠结或者解脱服务的。回看“斩蔡阳”，孙乾的语焉不详、唠唠叨叨，关公的一味忍让、黏黏糊糊，恰恰都是在给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加重砝码。以至于关公最后干脆全部“放弃了”，苏州人说法“横竖横，拆牛棚”（山穷水尽，只好“耍大牌”）了，关公掼下了青龙刀、挺起了胸膛、豁出了一切，也罢！要杀要剐，就随三弟吧！但是，关公如此伤心，都没有办法彻底阻止张飞的“有理”——错把亲人当仇人。因为张飞醉了，张飞急了，张飞失去理智了，张飞胡搅蛮缠了，人性的情理有时候正是这样的，小小的心理惯性，就会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特错。好在喜剧终于都要“大团圆”的，那么张飞醉了也就值了。总之，说书家只有“狠狠地”将错就错、推车上壁，才能把“喜剧的误会”做得像真实一样，甚至比真实还要真。苏州评话喜剧中的说理，一般都不外乎“斩蔡阳”这种路子的人性情理，所以，张飞醉了，醉在了用喜剧说理，便也言之成理、确乎其实的了。 所以张飞“硬装斧头柄”是“无理”的，但唐耿良的艺术架构却是“有理”的，反过来，关公是“有理”的，他的心里正确却是“亏理”的。如此喜剧成了这回书目“理”之有无的分水岭。难道说书家不懂什么才是“有理”“无理”“亏理”吗？当然不是。说书家为了营造特定的喜剧氛围，他是比谁都懂得“硬装斧头柄”在实际生活中就像掩耳盗铃、刻舟求剑那么可笑、滑稽，同时，他又十二分地相信，说书说理，就得“硬装斧头柄”，用喜剧说理。我说书先生今天给张飞战关公“硬装斧头柄”，明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受众来听书、捧场，欣赏我说书高妙、独造的喜剧艺术。只要我的“硬装斧头柄”能够“自圆其说”，服从于书情的喜剧道理，能够在今天两个小时的说书说理中说服听众，引得听众们哈哈大笑、心满意足，我说书先生就自然而然会得到说书说理的审美成就感。
古人说：诗有别才别趣，不涉理路、不关言荃。这样的审美认识是实事求是、比较高端的，也同样适用于苏州评话的喜剧艺术。如果说书说理全部用的是“理性观念”，都是在“用道理说理”，那么，说书艺术的别才别趣、感性意味就会黯然失色，“理味趣细奇”所应当内蕴的“气韵生动”也必将大打折扣。陈云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人家进书场听书是来文化娱乐的，不是来听你作政治报告的。
四
如此看来，唐耿良是真正做到了用喜剧圆熟说理。但谈性既起，不妨再说些额外的话。
与“张飞醉了”后扬言对关公“吾必杀之”、关公被动陪着张飞“玩喜剧”不同，“草船借箭”中的周瑜一心要杀掉诸葛亮，诸葛亮玩的“躲猫猫”反而是主动在跟周瑜“玩喜剧”。不过明面上更加隐蔽罢了。
以科学道理来看，“草船借箭”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这个神话倒完全可以理解为诸葛亮在“装配斧头柄”并故意授周瑜以“柄”。虽然军师游刃有余得多，不像张飞那般使出打夯的憨劲来“硬装斧头柄”，但在表演“说书是喜剧”方面，诸葛亮“装配斧头柄”跟张飞“硬装斧头柄”却是殊途同归的。于诸葛亮而言，“草船借箭”以智慧神话破掉了周瑜的“吾必杀之”;于说书家，“草船借箭”的出乎意料使得周瑜一而再、再而三的阴暗企图变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笑话。神话与笑话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这恰恰又是说书家圆熟地“用喜剧说理”，以周瑜因心胸狭隘所引来的“性格笑话”，衬托出了诸葛亮的天才。这样周瑜、诸葛亮在人格、性情上的相距渊壤却又互相衬托，不但给“草船借箭”的神话赋予了外在形式上的“有理”，而且，还极其鲜明地营造出了一种由神话与笑话碰撞而生的内在化合的喜剧审美感觉。
用喜剧说理，还不止“斩蔡阳”“草船借箭”等书目。其他如“火烧博望”“白河决水”书情也有这样的影子。细心的听众会问：同样是“桃园三结义”的两位大将，张飞一直被诸葛亮似乎不近人情的“铁面无私”所紧紧围绕，那么，关公对张辽、许褚、夏侯惇放水，诸葛亮为什么没见追究呢？莫非是说书家安排不慎，导致了情节漏洞的出现？不是这回事。很清楚，“白河决水”是“唐三国”中比较典型的喜剧“搞笑”书目，唐耿良老师通过关公与张辽超乎“敌对阵营”的珍贵友谊，设造了“关公放水合理、说书持之有故”的情境。所以，唐耿良是“用喜剧说理”来传达张辽的笃笃定定，描绘夏侯惇的慌慌张张，表现许褚的哧哧哼哼，而这些恰恰都是由出于、建构在关公“不怕且不知犯错误”的坦坦然然之上，同时，又正是关公放水的这种坦坦然然，作为这段书情喜剧桥段之“理”，才富有节奏感地把“白河决水”一折推向了曹营三将的喜剧滑稽，关公言行的有所悖理，而使得书情转折有致、喜剧满溢。
最后，笔者还得提上一笔。“华容道”亦有“用喜剧说理”的影子。书中曹操的先倨后恭、极尽丑态，既是人物性情的演绎，也是喜剧情理的展现。曹操有丞相的身份，所以他依旧不看场合、颐指气使，曹操在落难、逃生，因此他不得不求告关公、低三下四。同时，因為关公此刻是曹操命运的掌握者，又是彼时曹操厚恩的得益者，于此，说书家“用喜剧说理”，更好地表现了曹操的老奸巨猾、关公的知恩报答。因为各为其主之理，让关公无法放曹，因为有军令状之理，使关公不得放曹，因为曹操雄辩之理，叫关公为难放曹，因为有恩必报之理，而关公倾向放曹，这里，唐耿良老师既以“用道理说理”说明白了其中的人情世故、真假对错，更加“用喜剧说理”讲清楚了关公的为德之道、势必放曹。
（责任编辑/马瑜）
“硬装斧头柄”，这句苏州话的意思是不讲道理，蛮横无理，还要自以为是。那张飞与“硬装斧头柄”有什么关系？张飞他又为什么要“硬装斧头柄”？这都能从唐耿良先生苏州评话“斩蔡阳”这回书找到答案。
二
基于“三国”故事衍生的优秀文艺作品众多，其中精彩桥段也为数不少。但就对“古城相会”“斩蔡阳”等一些故事的阐释来看，电视剧和小说似乎都略逊于评话。原因无他，只在于评话能在细致处见真功夫，在形象说表中尽情延展细腻的审美触角，让观众能在咂摸故事情节中产生代入感，合理推衍故事发展。所以虽然当今评话“三国”的受众数量可能不及小说和各种影视作品，但仍能用“用喜剧说理”的独特审美情致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张飞醉了，关公哭了，老蔡阳命不久矣。笔者试着用这15字概述“唐三国”中“斩蔡阳”的精髓。“唐三国”是对苏州评话艺术家唐耿良的传世书目《三国演义》的习惯称呼。其他还有“张（国良）三国”“汪（雄飞）三国”等。可见苏州评话“三国”书曾经繁盛一时。“斩蔡阳”跟“初闯辕门”“三闯辕门”“战樊城”等，堪称100回“唐三国”有关张飞的经典回目。它们都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以“噱”展现了张飞这个人物性情中的天然率直和萌趣心理。而且，“斩蔡阳”作为“古城相会”的“前置文本”，深演了人物性情，圆满了故事逻辑，推动了情节发展，展现出了用喜剧圆熟说理这一唐耿良评话艺术的鲜明特色。
从故事情节来做剖析，“张飞醉了”就是“斩蔡阳”整回书情的喜剧关键词。误会+醉酒=“张飞醉了”，这是唐耿良说书说理、用喜剧说理的首要前提。一般而言，关张之间有了误会，只要彼此冷静处理、耐心解释，就不会成为大问题。但若果真如此，“斩蔡阳”中出彩的喜剧桥段也就没有了。于是，说书家在张飞的“误会”萌发后，加以“醉酒”的双重猛料：一则突出在故人相逢时，孙乾的语焉不详，二来强调在庆贺畅饮间，张飞的性情粗莽，由此，“误会+醉酒”就引发矛盾、激起冲突，“张飞醉了”后的故事情节也便顺着误会的态势、跟着醉酒的情形、由着张飞的性子迈向“关公哭了”。至此，“张飞醉了”与“关公哭了”也就达到了“斩蔡阳”中关张“兄弟情”的艺术高潮。而“老蔡阳命不久矣”则成为这个经典戏码的合理延伸。
所以张飞醉了，一醉多得——得之于“理味趣细奇”，这是当然。因为唐耿良说书艺术的“说噱谈评演、心尽性情灵”，创造了“唐三国”精致的说理、别致的韵味、巧致的情趣、极致的灵细、有致的传奇，后四者已然在前文“剧情梗概”中约略体现，至于真正书目如何精彩，味如何品，趣如何赏，细如何看，奇从何出，这还要听众细细品味方能咂摸出妙处。至于精致的说理，则真需要再加以详细分析。
三
在这回书中，张飞醉到要直取关云长项上首级。这可不是盟兄弟之间闹着玩，张三爷可是动了真格。如此不免让听众错愕：瓦岗一炉香、桃园刘关张、水浒一百单八将，这都是忠可格天、义能捧日的典型，可现如今这张三爷是怎么了？这还有理没理了？
有孙乾的语焉不详，再有张飞的饮酒过量，两者相加，那张飞不信“投降了曹操的人”关公，确然还有一定道理。可现如今张飞就连“没有投降曹操的”两位皇嫂都一概不信了，这就明摆着是不讲理了。二位皇嫂是与关公一起活着来到古城的，若是关公要降曹，把二位皇嫂拿做“投名状”也是极好的，但关公没这么做，而是忠勇护送礼数不缺;而且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说书家就专门交代过“二位皇嫂胆小”，故关公做到了“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一路险阻却是明明白白的。如此看來，二位皇嫂的证词应该是可信的，只要二位皇嫂在，关公降曹就不能成立——正如关公的表白：我如果投降曹操来捉拿三弟，应该是带了曹兵而来，事实上，关公带来的恰恰只有二位皇嫂而已。可张飞就是在这一切有理、近乎“大团圆”的情境下，干出了“硬装斧头柄”的“妙事”。
这种情节铺陈，正好是张飞本人性情急躁、脾气火爆、遇事一根筋等种种性格的真实反应。这种人认理时是机械的，用理时是模糊的，不讲理时就是犯规的。所以张三爷会“硬装斧头柄”，并且在大家都认为他行事无理时一再强化自己的“有理”。于是张飞“有理有据”与关公“无理无凭”相映成趣，让观众能充分品味“揪心”的趣味。
以之延展，其实在很多文艺作品中都能找到张飞式的“硬装斧头柄”的例子。
譬如东吴那位大都督周瑜，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被贴上了气量狭小的标签，突出表现为：不管好人坏人、只要异己就是歹人，最佳例证是因为孔明稍露才华，就认为必成东吴心腹大患，变着花样用各种近乎匪夷所思的计谋要置之于死地，虽有为国之心，但细细品味，岂不是也一定要证明自己“有理”。再如红色样板戏《杜鹃山》里的雷刚同志，他抓住了为地主干活的苦工，就硬是要把“他推车、你抬轿，同怀一腔恨”的苦工田大江，与“坐轿子的土豪劣绅‘毒蛇胆’”画上等号——这当然不是喜剧，但说来话去，却有多么辛酸的“笑料”在里面。其实雷刚同志之所以会做出苦、乐，抬、坐不分的“误判”，其根由就是“误判”在了那一个“轿”字，一顶“轿子”就被雷刚同志“硬装上了‘好人、穷人碰了轿子就是坏人、富人’的斧头柄”。
由是观之，包括曲艺家在内的众多文艺工作者是在巨大的反差中营造喜剧，讲的就是辩证法;而喜剧中的人物呢，偏偏挑着捡着专门不讲辩证法，如：张飞战关公，张飞的心理认知就不存在辩证法，或者说，他的辩证法就是“硬装斧头柄”：既然曹操奸贼最最可恨，那么二哥跟曹操有一手注定可杀，误会，巧合，蛮不讲理，这林林总总，恰恰就是“张飞醉了”最生动的喜剧心理。
如此看来，唐耿良说书说理并非全部就是说科学分析的理，说学问书本的理，而主要是用喜剧的方式，幽默地阐释现实的理。
喜剧是矛盾事件的综合体，事件发酵过程中的所有“小动作”和因之而产生的笑料都是为最后的纠结或者解脱服务的。回看“斩蔡阳”，孙乾的语焉不详、唠唠叨叨，关公的一味忍让、黏黏糊糊，恰恰都是在给张飞的“硬装斧头柄”加重砝码。以至于关公最后干脆全部“放弃了”，苏州人说法“横竖横，拆牛棚”（山穷水尽，只好“耍大牌”）了，关公掼下了青龙刀、挺起了胸膛、豁出了一切，也罢！要杀要剐，就随三弟吧！但是，关公如此伤心，都没有办法彻底阻止张飞的“有理”——错把亲人当仇人。因为张飞醉了，张飞急了，张飞失去理智了，张飞胡搅蛮缠了，人性的情理有时候正是这样的，小小的心理惯性，就会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特错。好在喜剧终于都要“大团圆”的，那么张飞醉了也就值了。总之，说书家只有“狠狠地”将错就错、推车上壁，才能把“喜剧的误会”做得像真实一样，甚至比真实还要真。苏州评话喜剧中的说理，一般都不外乎“斩蔡阳”这种路子的人性情理，所以，张飞醉了，醉在了用喜剧说理，便也言之成理、确乎其实的了。 所以张飞“硬装斧头柄”是“无理”的，但唐耿良的艺术架构却是“有理”的，反过来，关公是“有理”的，他的心里正确却是“亏理”的。如此喜剧成了这回书目“理”之有无的分水岭。难道说书家不懂什么才是“有理”“无理”“亏理”吗？当然不是。说书家为了营造特定的喜剧氛围，他是比谁都懂得“硬装斧头柄”在实际生活中就像掩耳盗铃、刻舟求剑那么可笑、滑稽，同时，他又十二分地相信，说书说理，就得“硬装斧头柄”，用喜剧说理。我说书先生今天给张飞战关公“硬装斧头柄”，明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受众来听书、捧场，欣赏我说书高妙、独造的喜剧艺术。只要我的“硬装斧头柄”能够“自圆其说”，服从于书情的喜剧道理，能够在今天两个小时的说书说理中说服听众，引得听众们哈哈大笑、心满意足，我说书先生就自然而然会得到说书说理的审美成就感。
古人说：诗有别才别趣，不涉理路、不关言荃。这样的审美认识是实事求是、比较高端的，也同样适用于苏州评话的喜剧艺术。如果说书说理全部用的是“理性观念”，都是在“用道理说理”，那么，说书艺术的别才别趣、感性意味就会黯然失色，“理味趣细奇”所应当内蕴的“气韵生动”也必将大打折扣。陈云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人家进书场听书是来文化娱乐的，不是来听你作政治报告的。
四
如此看来，唐耿良是真正做到了用喜剧圆熟说理。但谈性既起，不妨再说些额外的话。
与“张飞醉了”后扬言对关公“吾必杀之”、关公被动陪着张飞“玩喜剧”不同，“草船借箭”中的周瑜一心要杀掉诸葛亮，诸葛亮玩的“躲猫猫”反而是主动在跟周瑜“玩喜剧”。不过明面上更加隐蔽罢了。
以科学道理来看，“草船借箭”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这个神话倒完全可以理解为诸葛亮在“装配斧头柄”并故意授周瑜以“柄”。虽然军师游刃有余得多，不像张飞那般使出打夯的憨劲来“硬装斧头柄”，但在表演“说书是喜剧”方面，诸葛亮“装配斧头柄”跟张飞“硬装斧头柄”却是殊途同归的。于诸葛亮而言，“草船借箭”以智慧神话破掉了周瑜的“吾必杀之”;于说书家，“草船借箭”的出乎意料使得周瑜一而再、再而三的阴暗企图变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笑话。神话与笑话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这恰恰又是说书家圆熟地“用喜剧说理”，以周瑜因心胸狭隘所引来的“性格笑话”，衬托出了诸葛亮的天才。这样周瑜、诸葛亮在人格、性情上的相距渊壤却又互相衬托，不但给“草船借箭”的神话赋予了外在形式上的“有理”，而且，还极其鲜明地营造出了一种由神话与笑话碰撞而生的内在化合的喜剧审美感觉。
用喜剧说理，还不止“斩蔡阳”“草船借箭”等书目。其他如“火烧博望”“白河决水”书情也有这样的影子。细心的听众会问：同样是“桃园三结义”的两位大将，张飞一直被诸葛亮似乎不近人情的“铁面无私”所紧紧围绕，那么，关公对张辽、许褚、夏侯惇放水，诸葛亮为什么没见追究呢？莫非是说书家安排不慎，导致了情节漏洞的出现？不是这回事。很清楚，“白河决水”是“唐三国”中比较典型的喜剧“搞笑”书目，唐耿良老师通过关公与张辽超乎“敌对阵营”的珍贵友谊，设造了“关公放水合理、说书持之有故”的情境。所以，唐耿良是“用喜剧说理”来传达张辽的笃笃定定，描绘夏侯惇的慌慌张张，表现许褚的哧哧哼哼，而这些恰恰都是由出于、建构在关公“不怕且不知犯错误”的坦坦然然之上，同时，又正是关公放水的这种坦坦然然，作为这段书情喜剧桥段之“理”，才富有节奏感地把“白河决水”一折推向了曹营三将的喜剧滑稽，关公言行的有所悖理，而使得书情转折有致、喜剧满溢。
最后，笔者还得提上一笔。“华容道”亦有“用喜剧说理”的影子。书中曹操的先倨后恭、极尽丑态，既是人物性情的演绎，也是喜剧情理的展现。曹操有丞相的身份，所以他依旧不看场合、颐指气使，曹操在落难、逃生，因此他不得不求告关公、低三下四。同时，因為关公此刻是曹操命运的掌握者，又是彼时曹操厚恩的得益者，于此，说书家“用喜剧说理”，更好地表现了曹操的老奸巨猾、关公的知恩报答。因为各为其主之理，让关公无法放曹，因为有军令状之理，使关公不得放曹，因为曹操雄辩之理，叫关公为难放曹，因为有恩必报之理，而关公倾向放曹，这里，唐耿良老师既以“用道理说理”说明白了其中的人情世故、真假对错，更加“用喜剧说理”讲清楚了关公的为德之道、势必放曹。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