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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之一,那么什么是“小康”呢?
“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全诗意为人民也太辛劳了啊,该让他们稍稍休养了;爱护京城的老百姓吧,以此安抚边境四方。《礼记·礼运》篇指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之统治时代,“是谓小康”。《左传·召公十八年》及《孔子家语》也记载了同样一件史实,并且运用孔子对此史实的评价认为,所谓“小康”,就是为政的“宽猛相济”。
远古时代人们对“小康”的追求虽然比较执著,但对它的具体认识还颇为模糊、泛化。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对“小康”的概念及要求才逐步明朗化、具体化。贾谊《新书·忧民》曰:“有天下而欲其安者,岂不在于陛下者哉!上弗自忧,将以谁偷?五岁为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万之众聚,天下将何以馈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沟壑,剽盗攻击者,兴继而起,中国失救,外敌必骇,一曰而及,此之必然。”这里虽未直接提出小康的正面指标,但却从反面让我们间接解读了衡量非小康的两项重要标志,即一是旱灾,二是兵灾,以及因“兵旱相承”而导致的盗贼蜂起、边乱不息。
到了唐代,人们对小康的认识就更明确、更全面,要求也更高一些。《旧唐书·牛僧儒列传》:“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与此乎?’僧儒奏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言;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所及。’”牛宰相心中的小康社会,就是外无边患之祸,内无动荡之忧;官吏清正廉洁;民间贫富均衡无豪强,朝中畅所欲言有直臣。总之,上下一心,内外安定,国强民富,人民安居乐业。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
清末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
说到此处,我们似乎可以对小康来一个小结,它的主要指标大致有以下几点:丰衣、足食、住房、交通,一句话,衣食住行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此外,和平的环境、安定的社会、清廉的官吏,以及言论的畅达、心情的愉悦等等,也是小康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小康指标不是单项的,而是多项的,它是一种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指标。正因为这样,小康社会始终是人民所向往、所追求的。
“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全诗意为人民也太辛劳了啊,该让他们稍稍休养了;爱护京城的老百姓吧,以此安抚边境四方。《礼记·礼运》篇指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之统治时代,“是谓小康”。《左传·召公十八年》及《孔子家语》也记载了同样一件史实,并且运用孔子对此史实的评价认为,所谓“小康”,就是为政的“宽猛相济”。
远古时代人们对“小康”的追求虽然比较执著,但对它的具体认识还颇为模糊、泛化。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对“小康”的概念及要求才逐步明朗化、具体化。贾谊《新书·忧民》曰:“有天下而欲其安者,岂不在于陛下者哉!上弗自忧,将以谁偷?五岁为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万之众聚,天下将何以馈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沟壑,剽盗攻击者,兴继而起,中国失救,外敌必骇,一曰而及,此之必然。”这里虽未直接提出小康的正面指标,但却从反面让我们间接解读了衡量非小康的两项重要标志,即一是旱灾,二是兵灾,以及因“兵旱相承”而导致的盗贼蜂起、边乱不息。
到了唐代,人们对小康的认识就更明确、更全面,要求也更高一些。《旧唐书·牛僧儒列传》:“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与此乎?’僧儒奏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言;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所及。’”牛宰相心中的小康社会,就是外无边患之祸,内无动荡之忧;官吏清正廉洁;民间贫富均衡无豪强,朝中畅所欲言有直臣。总之,上下一心,内外安定,国强民富,人民安居乐业。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
清末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
说到此处,我们似乎可以对小康来一个小结,它的主要指标大致有以下几点:丰衣、足食、住房、交通,一句话,衣食住行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此外,和平的环境、安定的社会、清廉的官吏,以及言论的畅达、心情的愉悦等等,也是小康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小康指标不是单项的,而是多项的,它是一种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指标。正因为这样,小康社会始终是人民所向往、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