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对人生的拟写。《逃离》拟写了一位出生在大西南群山中而被封闭的环境扼杀了青春生命的十六岁少女的不幸人生。这位少女为了反抗母亲带给她的绝望人生而在十六岁这年，亲手杀死了重病中的母亲并自杀，使人世间又多了一桩惨剧。小说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并不符合事理逻辑，因为一个已经结束了生命的人的不可能讲述她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但是，只要故事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它就可以在小说世界里成立。小说的权力就是虚构，当叙述完成了一个自足的文本世界，它就有可能超越它所仿写的生活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彰显出现实生活与人的存在被习惯或观念所掩盖的本质，而文学揭示生活本质的优势，来自语言能够还原无论遭遇何种生存困境的人的内在心理过程。《逃离》的主人公名字叫言词，言为心声，这个故事要讲述的就是悲剧主人公灵魂的挣扎和内心的痛苦。当读者已经看到这个十六岁的少女整个成长过程都被母亲这个来自血缘的权力所桎梏，最后又是母亲亲手彻底毁掉了她的未来，对悲剧结局的发生就几乎不感到意外。女儿的弑母，让人找不出理由来加以谴责，女儿的自杀倒令人痛心和惋惜。正因为如此，《逃离》的结尾不怎么让人感到震撼，但它引起人思索，或许值得回答的，都是一些“中国问题”，比如，血缘亲情为什么会成为人生的拖累和囚牢？在这个故事里，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仅仅是血缘亲情吗？
　　少女言词是不幸的，“生下来就住在高原深深的褶皱里”，西部、并且是山区，注定了她不会有好的运途。高原和大山造成封闭，封闭自然落后，落后导致贫困，而言词这个家庭的极度贫困，还来自于母亲的长年患病。“母亲总是生病。她总是不停地病倒，然后被父亲和好心的邻居们送到医院。总是一去十天，二十天，甚至半年，甚至更久。然后她又皮包骨头地带着医生的死亡判决书，颤巍巍、慢悠悠地走回来，或者被父亲背回来。”这样的病人，对于一个家庭，对于孩子，如同梦魇。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不可能有幸福的童年，性格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我渐渐开始喜怒不形于色地度过童年漫长而又悠远无助的四季”，童年感受的是无助，进入少年期，对时间和世界的感受更异乎常人，时间仿佛停止，而这个世界让她能够习惯的只有黑暗。更为糟糕的是，在祖母和父亲死了后，言词的正常教育完全缺失，她不但不能像同龄人那样“在山外的学校里，穿着整齐的校服，扎着高高的马尾，骄傲地迈开大步踏入惟属于他们的青春”，她也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教育，母亲这个唯一的亲人，不仅给不了她呵护和温情，反而把她“视为无望的病根”，她从十岁起，就在母亲的哭骂中长大，所以她才说“我早早地被长大，不再像个孩子一样能够撒娇”。贫困的家庭，不称职的家长，就这样不经意地删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正常的童年和少年，造成看不见的人生缺失，使多少人的人生变得畸形，性格受到扭曲。这才是乡村真正需要关注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
　　封闭、落后与贫困，使部分乡村至今停滞在前现代社会，困难人口的贫病是可以看得见伤痕，还有看不见的则是在农业社会里延续的宗法制观念。言词最大的不幸，来自于她的母亲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女儿是个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自由意志和人生梦想的独立的人，而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颟顸而固执地一切为女儿做主。“我养你这么大，现在你翅膀硬了，可以飞了……”，“别以为你是一枝花儿，你能选个什么样的……”从母亲这样的哭骂里，可以看出一个乡村农妇，压根儿就不懂得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已开始萌生了生命意识和人的意识，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自我的幸福。母亲完全不知道女儿的人生不属于她，故而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擅自在女儿十六岁的年纪里，要求她嫁给邻村三十岁的养猪能手。在封建社会里常见的包办婚姻的重演，完全违背了女儿的生活意愿，使她对“即将和一个整天粘着猪屎味的大龄男人于黑灯瞎火间以婚姻的圣名苟且，然后我生儿育女，做一个渐渐发福的养猪妇女”的人生前景感到恐惧。她想象那个未曾谋面的可能的“丈夫”是那样丑陋，“像一头基因不太好但努力发育的公猪”，而母亲无异于把她当成了一头小母猪。母亲反对女儿自己挑选对象，不停地对她进行“说教”，进行无休止地精神摧残，还用自己的病痛给女儿带来身体的疲倦，母女俩多年来就这样一直陷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亲情早已名存实亡，“母亲”只是个“没有温度的概念”，母女关系变成了长辈对晚辈的不容分说的专制与包办代替，这样的血缘亲情对人生的桎梏看不见尽头。言词所要逃离的就是这种绝望的人生。
　　“哥哥”的出现给在艰难中对人生失去了热情的言词带来了希望。“与他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就决定毁掉母亲替我应允的婚约。”青春期的生命本能很容易就击垮了宗法制亲情的监狱，一见钟情是因为俩人的生命中有着一致得不能再一致的需要与渴求。言词不假思索地决定跟着“哥哥”逃离家庭，逃出高原和大山，去往海水湛蓝、四季如歌的南方沿海城市，服从的是时代的呼喚。但是，言词用逃离来反抗绝望和孤独，最终并未成功。在隐约的星光下，她和哥哥手拉手走在村庄通往集镇的小路上，被养猪能手带人截下，“哥哥”不仅被打伤了身体，还重伤了灵魂的软肋，这个年青人一样很中国，满脑子的贞操观念，养猪能手的略施离间计，他就相信了言词已被别的男人占有的诳语，恶狠狠地看着她，说“你都是别人睡了的女人，还跟我装什么可怜？”抛下冷月般的目光扭身离去，使言词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陷入无边无际的枯井般的绝望，养猪能手当场强暴了她。这都是她母亲作的孽。外表冷静而内心炽热的言词，向往的是辽阔的世界，但她终究走不出远远高于命运的群山，是母亲用一个称谓将她的一生捆绑，双方都得不到解脱。要想从母女的抗衡和战争中解放出来，唯有死。言词趁母亲熟睡用绳子结束了她的生命，随后在老梨树下用刀片割开了自己手腕。言词对母亲并不是没有爱，四岁那年，她第一次见到头顶着藏青色的叠为两三层的床单的阿拉伯人装扮的母亲，她有些害羞地跑过去，摊开小小的手掌，露出刚刚从地里摘回来的葵花籽问“母亲，要吃吗？”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爱，小说里这一留在记忆深处的表达爱意的场景一次次重现，说明亲情是生命的密码，然而贫困的生活与陈旧的观念，还是抹杀了这样的血肉之情，酿出母女同归于尽的悲剧。《逃离》用诗性的笔法来叙述一个伦理悲剧，突出了自由精神在人生追求与审美创造中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