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沙漠蝗在东非和南亚肆虐，各国的农业专家与昆虫学家积极参与防治工作，在乌云蔽日般的蝗群中，收集信息、拟定最佳对策。
　　蝗灾自古就有，但现代生物学界开始研究沙漠蝗，要从18世纪的瑞典生物学家福斯科尔说起。虽然福斯科尔在中东的科学调研之旅中牺牲了生命，但他为生物学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沙漠蝗”就是由他命名的。

前往中东的生物学“使徒”

　　福斯科尔出生在遥远北国的芬兰，当时芬兰还是瑞典的领土。福斯科尔的父亲是教区牧师，所以他的成长深深浸淫在基督教的气氛中。但后来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念的既有神学又有生物学，这就很有趣了。
　　在乌普萨拉大学，福斯科尔有两位老师—东方学家奥瑞维利乌斯、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宗师林奈。两人经常讨论《圣经》里的动植物，并推荐福斯科尔前往汉诺威公国的哥廷根大学，向“东方学权威”米夏埃利斯学习。
　　东方学的重点，是运用中东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知识，来帮助考证与修订人们对《圣经》的理解。米夏埃利斯擅长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究《圣经》，是“自然神学”学科的先驱。
　　福斯科尔的视野，既连接了旧宗教与新科学，又受到不同国家的多元影响，在那个时代十分新颖突出。毕业回到瑞典以后，他出版了提倡言论自由的册子，被称为“最早提议向公民开放政府文件”的人。
　　虽然不久后他所写的小册子就遭禁了，被指定负责收回、销毁的还是乌普萨拉大学校长林奈本人，但林奈对于这名“坏学生”的才能还是很肯定的。当福斯科尔在瑞典受到打击时，正好汉诺威的米夏埃利斯从丹麦政府拉到赞助经费，组织了一支前往埃及等阿拉伯地区的科学探险队，林奈遂支持福斯科尔也加入这支队伍。
　　于是在1761年，福斯科尔加入了这历史上第一次由欧洲国家组织的前往中东的科研队。

悲惨的旅程与丰富的成果

　　福斯科尔乘上了“格陵兰”号，这支队伍共有6名队员：丹麦籍的冯哈芬是负责收集古老手稿的语言学家，德籍的尼布尔擅长观察星象、导航与制作地图，同样是德籍的包恩芬德是负责记录一切的画家，另外还有一名丹麦医生和一名瑞典仆役。
　　米夏埃利斯找齐这组多国籍的阵容并不容易，当他确定福斯科尔加入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认为，福斯科尔的缺点是怀疑精神太强烈，但也可能因为这种特质更适合这次任务。

　　福斯科尔的视野，既连接了旧宗教与新科学，又受到不同国家的多元影响。

　　不幸的是，队员朝夕相处很快就发生了摩擦。有一次，丹麦人冯哈芬对瑞典政治人物出言不逊后，福斯科尔直言反驳，两人的对立很快浮上台面。但也因为福斯科尔才能优秀，连阿拉伯语的能力也超过了冯哈芬这个语言专家，冯哈芬实在颜面无光，找不到存在感，只有同样丹麦籍的医生还愿意和他站在一边。双方裂痕日益加深。后来队员们还发现，冯哈芬私下买了大量砒霜。
　　在这种情况下，冯哈芬只要不扯后腿就是万幸。这支科研队伍可以说是由福斯科尔的热情带动前进的。一路上他不停观察和搜集动植物，由画家包恩芬德画下图像。1761年12月23日，福斯科尔就在埃及开罗看到了大群的沙漠蝗在城里飞行，显然当时的埃及，就像现在的东非一样也正有蝗灾发生。
　　前面说到福斯科尔是有宗教背景的，林奈特别期待他能找到《旧约圣经》中提到的珍贵的乳香树（Balm of Gilead），福斯科尔在也门找到了样本并寄回给林奈;他在开罗，还对现代阿拉伯医药史作了不小贡献—他搜集了500多种药材，详细描述和分类了各种药材。

　　福斯科尔在整趟旅程中，收集了1800種以上的植物。

命名大量鱼类的植物学家

　　福斯科尔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最多的是植物学，很多传记也称他为植物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搜集了大量鱼类。众所周知，处于热带的红海，是世界上鱼类品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最早由福斯科尔采集命名的就有151种鱼类。
　　这些鱼类中，最有名的有虱目鱼、浪人鲹、花身？。前两种是华南与台湾地区常见的海鲜鱼类。体型巨大的浪人鲹，还是海钓者的梦想，在BBC的记录片中可以见到它们飞出水面捕食鸟类的惊人画面。这些鱼的拉丁文学名都是福斯科尔取的。虽然那个年代的鱼类学还在起步阶段，分类也有错误，但他所取的名字还是延续了下来。
　　红海扳机鲀、人字蝶、半月神仙这些色彩鲜艳的品种，是潜水爱好者或海水鱼饲养者所熟悉的，它们也都是由福斯科尔命名的。
　　在植物方面，除了《圣经》中的乳香树，最有名的是？菜和恰特草。？菜是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常见的蔬菜，但在非洲与阿拉伯半岛也能找到。植物学家对？菜的演化起源地还有争议。恰特草则是埃塞俄比亚、东非与阿拉伯半岛南端大量种植的可成瘾作物，在国内属于管制毒品。
　　福斯科尔在整趟旅程中，收集了1800种以上的植物，还制作了一箱又一箱的动物、鱼类、鸟类、昆虫标本，但大部分都在运送回丹麦的过程中，不幸损坏和遗失了。

差点被遗忘的故事

　　福斯科尔的旅程充满艰辛，6个人在埃及停留了最久，然后沿着红海沿岸前往也门，这是考察队认为最能实地接触到阿拉伯半岛早期原生文化的地方。但是面对难以适应的天气、阿拉伯人的猜疑，加上水土不服和疾病折磨，他们的路走得越来越艰难。
　　最吃不了苦的语言专家冯哈芬首先倒下，死在也门的摩卡港—也就是摩卡咖啡的起源地;一个月后福斯科尔也被疟疾击倒，胆结石又剧烈发作，队友们只能让他横趴在骆驼背上，他最终死于耶里姆（Yarim），年仅31岁;剩下的队员也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只有德籍地图学家尼布尔承受住了疟疾的折磨，花了4年时间，经过印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地辗转返回欧洲。
　　唯一的幸存者尼布尔回到丹麦后，娶妻生子，一直活到了1815年，享年82岁。这趟旅程最后得到学术界相当的肯定，但尼布尔还是得用自费的方式才能把成果出版—因为赞助此行的丹麦国王在1766年就换人了。尼布尔花了10年功夫自费出版了6卷科考报告，还有福斯科尔的动植物记录。
　　这些作品中，除了福斯科尔对生物学研究等方面的成绩，还有对中东史地研究的贡献—尼布尔记录的楔形文字，对解读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有着开创性的功劳。
　　直到19世纪，学术界对这些成就都还记忆犹新。但到了20世纪，如果不是丹麦小说家托尔基·汉森把这趟旅程的故事写成书，它几乎已经被后人遗忘。
　　林奈为了纪念福斯科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趟旅程送回来的石谷麻—一种坚韧顽强的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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