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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叙事是傅修延先生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曾经在多篇文章和多部论著中讨论生态叙事和生态文化的相关问题。他的生态叙事研究贯穿其中国叙事理论构建全过程，并且有比较鲜明的特征：一是始终将山水自然作为生态叙事的元结构，并认为讲好生态故事就需要从讲好山水故事开始;二是重视生态“故事”和“人物”的分析以及生态形象的构建，尤其是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三是重视知行合一，将人生看作是一场“生态修行”。
[关键词]傅修延;生态叙事;生态江西
生态叙事是傅修延先生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曾经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生态叙事和生态文化的相关问题。傅先生在《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一文中认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是现代生态叙事的滥觞。在《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一文中，他认为许逊传说的实质是生态叙事讲述，故事中的“孽龙”与“铁柱”物象是水患与植物的暗喻。许逊传说相关的谶语中具有生态寓意的事物如“龙沙”“铁树”等，凸显了它们与地域命运休戚相关。这两篇文章也被收入傅先生的著作《中国叙事学》中。由此可以看出，在他的“中国叙事学”理论构架中，生态叙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近出版的《生态江西读本》，让我们再次看到傅先生在生态叙事和生态文化研究上的不懈努力。此书虽冠名“读本”，看似非理论性的普及读物，实则蕴藏着生态大智慧，并与其生态叙事研究在内在学理上是一致的。作者透过大量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事实，勾勒出“生态江西”的具体形态和典型特征。总的来看，傅先生的生态叙事研究贯穿其中国叙事理论的构建之中，其重视自然山水的生态蕴含，重视生态故事和生态形象的构建，同时重视生态实践以达知行合一的境界，成为其生态叙事研究的独特之处。
一、山水自然作为生态叙事的元结构
山水自然是构成生态文明的元语言、元叙述，也是生态文明的基石。傅先生研究生态叙事是从研究山水自然开始的，这就如同他研究人类叙事的起源是从研究太阳神话开始一样。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论的起源，而生态叙事的起源则在于山水自然。傅先生曾分析太阳从白天“出自汤谷，次于蒙汜”的半圆，到夜晚“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的半圆，再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而复始的全过程。在对太阳运行的全过程分析中，我们对于元叙事的理解才得到合理的阐释。“元叙事与太阳神话的关系及分析太阳神话中的元叙事印痕，探讨叙事的初始形态、深层结构、基本冲突及其形成原因，以期增进对叙事起源与演进规律的理解。”①如果说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从叙事的起源开始，那么要讲好生态故事也就需要从讲好山水故事开始。以研究事件起家的叙事学，在研究生态叙事时需要深刻把握山水自然这一构成生态叙事的元结构。
要深刻理解江西的生态文化逻辑，需要深刻理解江西山水自然在地域文化生成中的作用，也同样需要体悟江西山水自然内在意蕴。在《生态江西读本》的第一章，作者以“物华天宝与人杰地灵”为标题，宏观地勾勒出一幅江西山水人文的天然画卷。所有生态事件、生态故事发生的载体都是山水自然，故而生态叙事也当从山水自然出发。江西的山水自然得天独厚且江西人民没有辜负上天恩赐的这份厚礼。赣鄱先民在没有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并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在这里，人类与自然山水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自然山水在人类面前展现出它温情的、诗意的一面。傅先生在早期就注意到了江西的山水自然中生发出的生态故事，羽衣仙女的传说就是其中的经典。在《羽衣仙女与赣文化》一文中，作者认为羽衣仙女故事起源于江西，鹤衣女传说最初就发生在豫章一带，而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江西优良的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远优于现在的年代，江西孕育了羽衣仙女的传说，并随着区域文化的传播、融汇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然，江西山水不仅有其秀美迤逦的一面，也有其桀骜不驯的一面。全面深刻理解江西山水自然这一构成生态叙事的元结构，不仅要懂得欣赏其秀美，还要解读桀骜不驯背后的生态寓意。傅先生在《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一文中，就深刻解读了江西人民在与水患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民间故事所蕴藏的生态寓意：“饱受洪涝之苦的历史事实，导致许逊降服孽龙的民间传说在江西各地长期讲述。水体涨落激发的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使水患在人们的想象中化作一条兴风作浪的孽龙。”②作者对叙事学理论的运用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中对故事情节、行动的分析，在理论运用上已是信手拈来。若不是笔者长期跟踪研究叙事学理论，恐怕很难找到其中叙事理论的运用痕迹。《生态江西读本》第二章“隐逸田园与回归大地”和第三章“敬畏自然与顺应环境”中，作者分别讲述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故事：桃花源和囚孽龙。这两个故事讲述的时间大致上都在六朝时期，但这对相互矛盾的故事也构成江西人民对自然山水的一对基本的情结，即“诗意栖居与桀骜抗争”。对于江西而言，那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时刻，既追求诗意栖居，同时也与大自然的桀骜不驯进行抗争。即使在科技發达、工业水平十分先进的现代社会，山水自然依然有其桀骜不驯的一面，这也是现代生态叙事的情节构架中存在的基本冲突。
从山水自然的生态实践来看，我们要做好山水文章，就不能破坏环境，更不能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一旦被破坏，生态故事就肯定讲不好，因为没有自然山水这一生态叙事的元结构，也就不会有之后的生态叙事。江西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如许多民俗文化中遵循的生态自觉，各地民间传说中包含的生态寓意，历代诗文曲艺中的生态情怀等等，都离不开山水自然的元语言的生成作用。江西的山山水水赋予文人墨客无限的创作灵感，为他们的成长历程亦或人生旅程中增添了重要的记忆符号，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文艺创作。
例如在长期的捕捞生产生活中，江西人民形成“禁渔”的制度惯例，南昌、新建、进贤等地都有类似的传统，春夏汛期的禁渔制度一直被沿用③。禁渔期间订有乡规民俗，有严格的限制措施，为鱼类提供了安稳的繁殖环境，促进了渔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禁渔习俗并不仅限于鄱阳湖周边的大江大河才有，在鄱阳湖流域的许多支流上也有。例如，浮梁县瑶里镇位于乐安江支流昌江河的东源头，其在道光年间就为禁渔而立有“养生碑”，且这一传统得到很好的传承。1988年，瑶里群众曾经自发地重树新的禁渔碑，为当地的渔业休养生息。从那时起，当地还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禁渔节，约定每年都举行放生活动，从而养成当地民众护渔修养的观念。不仅如此，瑶里镇还下发《禁渔暂行管理条例》，以颁布法规条例的形式保护生态，并成立禁渔协会、组建护渔队，让居民和游客参与瑶河禁渔活动，以此修复人与鱼的和谐关系。这一禁渔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中断。 保护江西的山水自然也就是保护江西生态的元结构，也就是保护江西生态文明的基石。这是傅先生研究江西生态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他研究整个中国生态叙事的逻辑起点，且这一理论脉络在他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叙事学》一书从“初始篇”到“乡土篇”，都没有离开大地、自然、地球、器物等等，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条生态叙事的理论贯穿其中。
二、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
生态文明社会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变革。在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江西在发挥生态优势，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还需要在生态形象塑造上下功夫。
“生态江西”这一形象的建构包含自我塑造与他者塑造两方面，并由此形成“自我形象”（auto-images）与“他形象”（hetero-images）。这种生态形象的构建是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傅修延先生的生态叙事研究非常重视各种叙事文化符号的挖掘，特别是对于他所熟悉的生态江西。在《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羽衣仙女与赣文化》《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等文章中，作者就曾经对此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归纳。尤其是《生态江西读本》一书更为集中、系统地对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进行了一番梳理。在区域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文化江西建设的宏观视域下，傅先生对江西生态文化符号的种种解读，为生态江西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建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江西的生态形象要塑造好，首先需要找到一位能与江西美丽山水相匹配的文化上的“形象代言人”，此人非陶渊明莫属。《生态江西读本》充分肯定了陶渊明这位“形象代言人”的独特魅力。陶渊明身处清虚寡欲、清谈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他发掘出赣鄱山水的文化意蕴，让山水自然与个体生命互相生发;他吟咏田园风光，“像婴儿恋母一样把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从中求取精神上的安慰，获得身心的安宁与轻松”①。1500多年前的陶渊明在鄱阳湖边构想了一个人间仙境般的桃花源，这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憧憬。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的生态理想是否可以实现为陶渊明的梦里桃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在赣鄱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陶渊明为赣鄱文化注入精神的活力，对赣鄱文化独特风貌的形成起着助推作用。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陶渊明可谓为世俗生活树立了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样板。
塑造生态江西形象，除了要找到“形象代言人”，还要讲好故事中的“行动”和“情节”，即前人在生产生活中的生态实践。《生态江西读本》一书中，作者就基于大量的历史材料叙述出许多好的生态故事的“行动”和“情节”：在许逊传说的诸多故事和谶语中，他解读出生态寓意;在宋应星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中，他解读出“人类不应当盲目生育的宝贵思想”;在后世寺院丛林所遵循的《百丈清规》中，他解读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朴素思想;在婺源当地流传的“樟树爷爷”“杀子封山”的故事中，他解读出自觉的环保意识①。正是在对这些故事细节的剖析中，一个生态江西的形象徐徐树立。唯有通过这种抽丝剥茧式的理论解读，江西悠久漫长的生态传统及其深入文化血脉中的环保理念、生态思想、节约思想，才能深入人心。
塑造好生态江西形象，需要讲好江西生态故事，做好“显山露水”的文章，把我们的故事和成绩展示给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傅先生在《生态江西读本》一书中引用的曹聚仁先生的观点颇为经典。曹聚仁先生在《万里行记》中把“一部近代中国思想史”说成是“一部鄱阳湖盆地文化发展史”;而傅先生用“金木水火土”串讲鄱阳湖流域过去的发展历史，正好印证了前者的觀点。曹聚仁、翦伯赞等人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他们眼中的江西形象。当代的生态江西也需要塑造这样一种镜中的生态形象。江西人对于生态似乎长期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要促使这种生态意识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我们需要进行生态江西形象的自觉塑造，用以确立江西的自我生态身份。
生态江西形象的构建需要在“美丽中国”的镜子中找到自我的生态定位、生态符号和生态优势。要在“美丽中国”的镜中展现生态江西的自我形象，需要我们在生产生活中进行自我生态形象的“梳洗打扮”。要使江西生态的精彩篇章有亮点、有看点，需要精于微观叙事，于细微处见出生态江西的丰富内涵。
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看，生态江西只是生态中国的一个缩影，透过生态江西的形象建构，我们更应该深刻思考的生态叙事问题是如何构建“生态中国”形象。“生态中国”的形象构建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命题，它是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叙事类作品中得到生动的艺术表现。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无论是环保意识的强化还是污染治理的成效，无论是大江大河的治理还是沙漠化的治理，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文学艺术的相应作品尤其是叙事作品中的表现并不多。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讲述生态故事，对本土的生态文化和生态叙事的理论总结更是奇缺。我们目前所用的生态文化理论、生态叙事理论几乎都是引进西方的学术成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可谓凤毛麟角。在这个背景上去看傅修延先生的生态叙事理论，我们方能深刻理解其价值所在。构建“生态中国”形象，既需要在历史文化传统中更需要在各个地域的生态文明实践中去寻找叙事脉络，并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和艺术手段，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中国”形象。这也是生态叙事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三、新时代的生态实践：社会与个体
生态江西的形象建构是傅先生生态叙事研究的一个理论切入口，其深层指向的是生态叙事的践行。在《生态江西读本》中，作者回忆了他建议申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和在江西师范大学新老校区实行生态建设两件事情。“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构想与实践颇受关注，那是傅先生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为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做的建言献策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山江湖工程’的延续，同时又为江西今天进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行列做出了铺垫。”① 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在改革开放年代，江西是绿色革命的摇篮。江西的生态也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仅赣州的水土流失面积就占国土面积28.37%，占山地面积37%，许多丘陵山岗红壤裸露，褪变成为“江南红色沙漠”，这也成为江西生态破坏的一个缩影。江西的生态文明建设从80年代“山江湖工程”的“星星之火”，已经发展成为如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燎原之势”。政府职能的性质、实现程度及变迁等对于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
如果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江西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实践，其世界性意义就在于：可以为中国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出江西的生态智慧。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抓住两大重点领域，一个是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另一个则是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主战场。如果将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一场绿色革命，那么我们可以从江西曾经走过的红色革命路径寻找到一条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江西曾经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这条红色革命的路子其实也可以为我们的绿色革命提供启示，那就是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这场绿色革命中，江西同样可以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江西可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克服工业文明的生态陷阱，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建设路径。江西山清水秀、名胜甚多，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底子明显要好于城市。江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延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集体土地山林确权的时机，趁机进行生态权益的制度改革，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就江西目前的发展进程来看，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短板，大多数城市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区的加速扩张和产业转移带来种种发展难题，如出现雾霾、污水、垃圾、噪音等环境问题。在尊重各地生态条件的前提下进行产业选择，是前人“宜陶则陶”“宜稻则稻”“宜纸则纸”留给我们的启示。
江西在生态建设上久久为功，但没有一个能够全面展示“生态江西”的博物馆，也没有一套能够全面展示“生态江西”的厚重研究之作，没有一支长期致力于生态理论研究的队伍。有实践没理论，有实践没展示，“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影响了生态江西形象的“他者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江西读本》实为研究江西的生态叙事做了很好的理论示范。理论上持续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可以极大地将生态实践转变为一种生态自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傅修延先生在《生态江西读本》一书中把“生态”和“修行”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他的生态叙事研究从理论研究走向了个体实践，同时也赋予生态新的内涵。修行主要是指宗教中的行为。他把生命的历程比作一场生态修行，启示人们用宗教般虔诚的情感和态度对待生态、对待人生。这其中有他下放农场以及泛舟鄱阳湖中所留下的生态感悟，也有他学海泛舟、在“诗”与“思”中留下的生态思考，还有他为政期间所留下的生态足迹。他在自己的个体生命实践中，自觉地从生命常识和自然生态出发，最终将生态江西和自我践行融為一体。他通过叙述个体生命中的生态修行，最终深刻揭示生态江西的中国意义;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他揭示了生态江西的世界性意义。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傅修延;生态叙事;生态江西
生态叙事是傅修延先生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曾经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生态叙事和生态文化的相关问题。傅先生在《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一文中认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是现代生态叙事的滥觞。在《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一文中，他认为许逊传说的实质是生态叙事讲述，故事中的“孽龙”与“铁柱”物象是水患与植物的暗喻。许逊传说相关的谶语中具有生态寓意的事物如“龙沙”“铁树”等，凸显了它们与地域命运休戚相关。这两篇文章也被收入傅先生的著作《中国叙事学》中。由此可以看出，在他的“中国叙事学”理论构架中，生态叙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近出版的《生态江西读本》，让我们再次看到傅先生在生态叙事和生态文化研究上的不懈努力。此书虽冠名“读本”，看似非理论性的普及读物，实则蕴藏着生态大智慧，并与其生态叙事研究在内在学理上是一致的。作者透过大量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事实，勾勒出“生态江西”的具体形态和典型特征。总的来看，傅先生的生态叙事研究贯穿其中国叙事理论的构建之中，其重视自然山水的生态蕴含，重视生态故事和生态形象的构建，同时重视生态实践以达知行合一的境界，成为其生态叙事研究的独特之处。
一、山水自然作为生态叙事的元结构
山水自然是构成生态文明的元语言、元叙述，也是生态文明的基石。傅先生研究生态叙事是从研究山水自然开始的，这就如同他研究人类叙事的起源是从研究太阳神话开始一样。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论的起源，而生态叙事的起源则在于山水自然。傅先生曾分析太阳从白天“出自汤谷，次于蒙汜”的半圆，到夜晚“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的半圆，再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而复始的全过程。在对太阳运行的全过程分析中，我们对于元叙事的理解才得到合理的阐释。“元叙事与太阳神话的关系及分析太阳神话中的元叙事印痕，探讨叙事的初始形态、深层结构、基本冲突及其形成原因，以期增进对叙事起源与演进规律的理解。”①如果说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从叙事的起源开始，那么要讲好生态故事也就需要从讲好山水故事开始。以研究事件起家的叙事学，在研究生态叙事时需要深刻把握山水自然这一构成生态叙事的元结构。
要深刻理解江西的生态文化逻辑，需要深刻理解江西山水自然在地域文化生成中的作用，也同样需要体悟江西山水自然内在意蕴。在《生态江西读本》的第一章，作者以“物华天宝与人杰地灵”为标题，宏观地勾勒出一幅江西山水人文的天然画卷。所有生态事件、生态故事发生的载体都是山水自然，故而生态叙事也当从山水自然出发。江西的山水自然得天独厚且江西人民没有辜负上天恩赐的这份厚礼。赣鄱先民在没有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并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在这里，人类与自然山水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自然山水在人类面前展现出它温情的、诗意的一面。傅先生在早期就注意到了江西的山水自然中生发出的生态故事，羽衣仙女的传说就是其中的经典。在《羽衣仙女与赣文化》一文中，作者认为羽衣仙女故事起源于江西，鹤衣女传说最初就发生在豫章一带，而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江西优良的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远优于现在的年代，江西孕育了羽衣仙女的传说，并随着区域文化的传播、融汇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然，江西山水不仅有其秀美迤逦的一面，也有其桀骜不驯的一面。全面深刻理解江西山水自然这一构成生态叙事的元结构，不仅要懂得欣赏其秀美，还要解读桀骜不驯背后的生态寓意。傅先生在《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一文中，就深刻解读了江西人民在与水患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民间故事所蕴藏的生态寓意：“饱受洪涝之苦的历史事实，导致许逊降服孽龙的民间传说在江西各地长期讲述。水体涨落激发的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使水患在人们的想象中化作一条兴风作浪的孽龙。”②作者对叙事学理论的运用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中对故事情节、行动的分析，在理论运用上已是信手拈来。若不是笔者长期跟踪研究叙事学理论，恐怕很难找到其中叙事理论的运用痕迹。《生态江西读本》第二章“隐逸田园与回归大地”和第三章“敬畏自然与顺应环境”中，作者分别讲述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故事：桃花源和囚孽龙。这两个故事讲述的时间大致上都在六朝时期，但这对相互矛盾的故事也构成江西人民对自然山水的一对基本的情结，即“诗意栖居与桀骜抗争”。对于江西而言，那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时刻，既追求诗意栖居，同时也与大自然的桀骜不驯进行抗争。即使在科技發达、工业水平十分先进的现代社会，山水自然依然有其桀骜不驯的一面，这也是现代生态叙事的情节构架中存在的基本冲突。
从山水自然的生态实践来看，我们要做好山水文章，就不能破坏环境，更不能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一旦被破坏，生态故事就肯定讲不好，因为没有自然山水这一生态叙事的元结构，也就不会有之后的生态叙事。江西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如许多民俗文化中遵循的生态自觉，各地民间传说中包含的生态寓意，历代诗文曲艺中的生态情怀等等，都离不开山水自然的元语言的生成作用。江西的山山水水赋予文人墨客无限的创作灵感，为他们的成长历程亦或人生旅程中增添了重要的记忆符号，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文艺创作。
例如在长期的捕捞生产生活中，江西人民形成“禁渔”的制度惯例，南昌、新建、进贤等地都有类似的传统，春夏汛期的禁渔制度一直被沿用③。禁渔期间订有乡规民俗，有严格的限制措施，为鱼类提供了安稳的繁殖环境，促进了渔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禁渔习俗并不仅限于鄱阳湖周边的大江大河才有，在鄱阳湖流域的许多支流上也有。例如，浮梁县瑶里镇位于乐安江支流昌江河的东源头，其在道光年间就为禁渔而立有“养生碑”，且这一传统得到很好的传承。1988年，瑶里群众曾经自发地重树新的禁渔碑，为当地的渔业休养生息。从那时起，当地还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禁渔节，约定每年都举行放生活动，从而养成当地民众护渔修养的观念。不仅如此，瑶里镇还下发《禁渔暂行管理条例》，以颁布法规条例的形式保护生态，并成立禁渔协会、组建护渔队，让居民和游客参与瑶河禁渔活动，以此修复人与鱼的和谐关系。这一禁渔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中断。 保护江西的山水自然也就是保护江西生态的元结构，也就是保护江西生态文明的基石。这是傅先生研究江西生态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他研究整个中国生态叙事的逻辑起点，且这一理论脉络在他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叙事学》一书从“初始篇”到“乡土篇”，都没有离开大地、自然、地球、器物等等，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条生态叙事的理论贯穿其中。
二、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
生态文明社会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变革。在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江西在发挥生态优势，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还需要在生态形象塑造上下功夫。
“生态江西”这一形象的建构包含自我塑造与他者塑造两方面，并由此形成“自我形象”（auto-images）与“他形象”（hetero-images）。这种生态形象的构建是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傅修延先生的生态叙事研究非常重视各种叙事文化符号的挖掘，特别是对于他所熟悉的生态江西。在《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羽衣仙女与赣文化》《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等文章中，作者就曾经对此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归纳。尤其是《生态江西读本》一书更为集中、系统地对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进行了一番梳理。在区域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文化江西建设的宏观视域下，傅先生对江西生态文化符号的种种解读，为生态江西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建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江西的生态形象要塑造好，首先需要找到一位能与江西美丽山水相匹配的文化上的“形象代言人”，此人非陶渊明莫属。《生态江西读本》充分肯定了陶渊明这位“形象代言人”的独特魅力。陶渊明身处清虚寡欲、清谈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他发掘出赣鄱山水的文化意蕴，让山水自然与个体生命互相生发;他吟咏田园风光，“像婴儿恋母一样把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从中求取精神上的安慰，获得身心的安宁与轻松”①。1500多年前的陶渊明在鄱阳湖边构想了一个人间仙境般的桃花源，这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憧憬。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的生态理想是否可以实现为陶渊明的梦里桃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在赣鄱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陶渊明为赣鄱文化注入精神的活力，对赣鄱文化独特风貌的形成起着助推作用。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陶渊明可谓为世俗生活树立了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样板。
塑造生态江西形象，除了要找到“形象代言人”，还要讲好故事中的“行动”和“情节”，即前人在生产生活中的生态实践。《生态江西读本》一书中，作者就基于大量的历史材料叙述出许多好的生态故事的“行动”和“情节”：在许逊传说的诸多故事和谶语中，他解读出生态寓意;在宋应星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中，他解读出“人类不应当盲目生育的宝贵思想”;在后世寺院丛林所遵循的《百丈清规》中，他解读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朴素思想;在婺源当地流传的“樟树爷爷”“杀子封山”的故事中，他解读出自觉的环保意识①。正是在对这些故事细节的剖析中，一个生态江西的形象徐徐树立。唯有通过这种抽丝剥茧式的理论解读，江西悠久漫长的生态传统及其深入文化血脉中的环保理念、生态思想、节约思想，才能深入人心。
塑造好生态江西形象，需要讲好江西生态故事，做好“显山露水”的文章，把我们的故事和成绩展示给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傅先生在《生态江西读本》一书中引用的曹聚仁先生的观点颇为经典。曹聚仁先生在《万里行记》中把“一部近代中国思想史”说成是“一部鄱阳湖盆地文化发展史”;而傅先生用“金木水火土”串讲鄱阳湖流域过去的发展历史，正好印证了前者的觀点。曹聚仁、翦伯赞等人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他们眼中的江西形象。当代的生态江西也需要塑造这样一种镜中的生态形象。江西人对于生态似乎长期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要促使这种生态意识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我们需要进行生态江西形象的自觉塑造，用以确立江西的自我生态身份。
生态江西形象的构建需要在“美丽中国”的镜子中找到自我的生态定位、生态符号和生态优势。要在“美丽中国”的镜中展现生态江西的自我形象，需要我们在生产生活中进行自我生态形象的“梳洗打扮”。要使江西生态的精彩篇章有亮点、有看点，需要精于微观叙事，于细微处见出生态江西的丰富内涵。
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看，生态江西只是生态中国的一个缩影，透过生态江西的形象建构，我们更应该深刻思考的生态叙事问题是如何构建“生态中国”形象。“生态中国”的形象构建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命题，它是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叙事类作品中得到生动的艺术表现。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无论是环保意识的强化还是污染治理的成效，无论是大江大河的治理还是沙漠化的治理，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文学艺术的相应作品尤其是叙事作品中的表现并不多。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讲述生态故事，对本土的生态文化和生态叙事的理论总结更是奇缺。我们目前所用的生态文化理论、生态叙事理论几乎都是引进西方的学术成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可谓凤毛麟角。在这个背景上去看傅修延先生的生态叙事理论，我们方能深刻理解其价值所在。构建“生态中国”形象，既需要在历史文化传统中更需要在各个地域的生态文明实践中去寻找叙事脉络，并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和艺术手段，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中国”形象。这也是生态叙事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三、新时代的生态实践：社会与个体
生态江西的形象建构是傅先生生态叙事研究的一个理论切入口，其深层指向的是生态叙事的践行。在《生态江西读本》中，作者回忆了他建议申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和在江西师范大学新老校区实行生态建设两件事情。“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构想与实践颇受关注，那是傅先生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为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做的建言献策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山江湖工程’的延续，同时又为江西今天进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行列做出了铺垫。”① 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在改革开放年代，江西是绿色革命的摇篮。江西的生态也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仅赣州的水土流失面积就占国土面积28.37%，占山地面积37%，许多丘陵山岗红壤裸露，褪变成为“江南红色沙漠”，这也成为江西生态破坏的一个缩影。江西的生态文明建设从80年代“山江湖工程”的“星星之火”，已经发展成为如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燎原之势”。政府职能的性质、实现程度及变迁等对于生态江西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
如果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江西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实践，其世界性意义就在于：可以为中国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出江西的生态智慧。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抓住两大重点领域，一个是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另一个则是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主战场。如果将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一场绿色革命，那么我们可以从江西曾经走过的红色革命路径寻找到一条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江西曾经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这条红色革命的路子其实也可以为我们的绿色革命提供启示，那就是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这场绿色革命中，江西同样可以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江西可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克服工业文明的生态陷阱，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建设路径。江西山清水秀、名胜甚多，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底子明显要好于城市。江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延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集体土地山林确权的时机，趁机进行生态权益的制度改革，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就江西目前的发展进程来看，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短板，大多数城市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区的加速扩张和产业转移带来种种发展难题，如出现雾霾、污水、垃圾、噪音等环境问题。在尊重各地生态条件的前提下进行产业选择，是前人“宜陶则陶”“宜稻则稻”“宜纸则纸”留给我们的启示。
江西在生态建设上久久为功，但没有一个能够全面展示“生态江西”的博物馆，也没有一套能够全面展示“生态江西”的厚重研究之作，没有一支长期致力于生态理论研究的队伍。有实践没理论，有实践没展示，“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影响了生态江西形象的“他者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江西读本》实为研究江西的生态叙事做了很好的理论示范。理论上持续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可以极大地将生态实践转变为一种生态自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傅修延先生在《生态江西读本》一书中把“生态”和“修行”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他的生态叙事研究从理论研究走向了个体实践，同时也赋予生态新的内涵。修行主要是指宗教中的行为。他把生命的历程比作一场生态修行，启示人们用宗教般虔诚的情感和态度对待生态、对待人生。这其中有他下放农场以及泛舟鄱阳湖中所留下的生态感悟，也有他学海泛舟、在“诗”与“思”中留下的生态思考，还有他为政期间所留下的生态足迹。他在自己的个体生命实践中，自觉地从生命常识和自然生态出发，最终将生态江西和自我践行融為一体。他通过叙述个体生命中的生态修行，最终深刻揭示生态江西的中国意义;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他揭示了生态江西的世界性意义。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