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波谲云诡，台前幕后的各种运筹令人眼花缭乱。整个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发力、如何借力打力，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其间中国对于朝鲜实际影响力的大小及运作之道更是为人关注。当下的情势越扑朔迷离如雾里看花，越惹人遐想连篇，更令人发思古之幽情，钩沉百年前往事而比附于今。
　　19世纪60年代，朝鲜面对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港和开国压力，高举“属国”大旗，借“人臣无外交义”，把皮球踢给清政府的总理衙门，而美国等也顺势而为，请总理衙门协助调停。总理衙门对双方的意图洞若观火：“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况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有鉴于此，总理衙门便以名实之间的文字游戏敷衍了事：“本衙门以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有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
　　然而，及至19世纪70年代末，面对来自日本亟欲颠覆中华朝贡体系的咄咄攻势——先胁迫朝鲜立《江华条约》，后将废藩置县范围扩大至琉球——清政府高层对于主动出面“说服”朝鲜与西方立约开国有了急迫感。“高丽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高丽之心，而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倘倭、高启衅，凡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庶几日本不致无所忌惮。”由此，“虽系属国，其实自主”的说辞一变而为“朝鲜为中国属，政教、禁令，虽听自为，未便强以所不欲，惟大局所系，亦未可知而不言”。
　　然而条约体系建立的前提是国与国之间“自主”立约，而当时朝鲜高层内部并非一边倒都是亲清的“事大派”，也有一些亲日的“开化派”想借立约凸显“自主”之权。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此看得很清楚，认为如果“听令朝鲜自行与人结约，则他国皆认其自主。而中国之属国忽去其名”。他给出的建议是“速遣一干练明白、能熟悉外交利害之员前往朝鲜，代为主持结约，庶属国之分，因之益明。此至计也。即或不然，则应奏请谕旨，饬令朝鲜国王与他国结约，并饬其于条约开端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之命愿与某某国结约云云。则大义既明，屏藩自固”。
　　然而吊诡的是，朝鲜国王为“统一”内部关于开国立约的不同意见，对于清方以为“至计”的“派员主持”主动邀约，但对“属国条款”入约则百般婉拒，认为“第一款特书中国属邦，末系中国年号，似碍自主之权”，并且反将一军指出，“我国之为中国属邦，天下所共知也。常患中国无着实担当之意——既已声明于各国，大书于条约，异日我国有事，若不竭力救之，必贻天下人笑。”
　　一方强调“属国”，一方侧重“自主”，双方不得已达成如下妥协：“属国条款”不入约，以照会形式通知签约国。外交层面的窒碍暂时得以避免，但属国与自主间的分际始终处于难以清晰界定的尴尬暧昧状态。
　　近来有治史者批评清政府昧于时势，一味逆向操作，不肯追随国际潮流，放手让朝鲜“自主”，贪图上国虚名，最后终为之所累。这种看法失之于简单片面，其实清政府又何尝愿意贪图“虚名”，实在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办事大臣，比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斯为上策。顾时方多事、鞭长莫及，此策固未能遽行，不得已而思其次。”
　　纳入治下鞭长莫及，而为地缘政治着想又不能放手任其落入日本囊中，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让朝鲜“自主”，借条约体系引入国际力量制约日本“吞并”朝鲜野心；另一方面借“属国”维系朝贡体系以羁縻朝鲜，让其不致真正“独立”，同时也暗含“护佑”之意以吓阻日本觊觎之情。
　　看似完美的双重“保障”其实从一开始就充满悖论：在条约与朝贡的双元体制下朝鲜究竟享有多少“自主”固然从未被言明，从而令彼此间的互动充满嫌隙与龃龉；而清政府在面临日本不惜一战也要颠覆朝贡体制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凭恃国际公理，又如何为“属国”朝鲜提供屏护，也并无周全的计划，以至于最终摊牌时刻来临之际终不免进退失据。在事态的演变过程中，属国与自主两张牌非但没有形成合力，反而彼此掣肘，相互对冲。清政府原本冀望甚殷的发力于中间地带的“模糊战略”，最终却将自己带入了进退失据的险境。
　　国际关系中的模糊地带有着重要的缓冲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彼此利益的直接碰撞，为相关各方避免各种突发局面失控或硬着陆，预留了折冲樽俎的空间。然而，软着陆局面的达成，有赖于各方对于利益交集的共同认知和彼此互动模式的默契，而其中最关键者是核心利益攸关方把控局面的决心与能力，即一旦模糊之局演变至摊牌节点，有无先发制人之利器和妥善了局之良方。否则，刻意维护模糊局面而事到临头束手无策，或心有余而力不足，则要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要么始蒙其利，终受其害。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东北亚局面的演变即足以为今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