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应该放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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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的草稿。它看起来很替我们着急,因为我们的钱可能有大问题了。
  在名为《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和《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的草案中,央行限第三方支付转账单笔不得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对个人消费规定单笔不超过5000元,月累计不超过1万 元。
  四个“不”字从两个方向被描黑:央行声称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线上财富,而用户则认为是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纸禁令。
  9个月来,更多的从来没有涉足过理财的年轻人习惯了享受余额宝带来的10至20倍活期存款的收益,意识到这里一笔“收入”。
  余额宝的本质是一只货币基金,其资金主要流向投银行间市场,收益率紧跟银行的流动性紧缺程度浮动。因为借款方是银行,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投资。此前,银行也在小规模地销售货币基金,一般有1500元的准入门槛,至少提前2天赎回,收益也不高,鲜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
  而余额宝以T+0的方式将理财和消费一体化,加之便捷的互联网渠道,人们可以把自己的钱轻松转入一款专业理财产品,还可以随时赎回、消费、炫耀。它用了5个月的时间规模破千亿,从2013年末的1800多亿元增长至今年3月中旬的4000亿元。与此同时,据央行的统计数据,今年1月和2月银行的新增存款同比下降了8339亿元。


  就在银行纠结要不要推出、推出了要不要宣传自己的T+0货币基金产品,怎样才能跟上创新节奏又不失颜面地与自己的活期存款竞争,支付宝和财付通又推出了最新的虚拟信用卡,消费者可在支付宝和微信上办理“即申请、即发卡、即支付”200元到5000元不等的虚拟信用卡。
  这下,从支付宝或微信获得信用卡,再通过这些平台进行消费,O2O的兴起使支付可在出租车、餐厅、Shopping Mall中任意实现,最后,从银行转到余额宝上的工资还掉信用卡透支。支付宝和微信形成了自己的资金闭环,我们的钱只会不断从银行转向支付宝和微信,与银行、银联渐行渐远。
  央行再也忍不住,终于表示:你太危险了—更危险的其实是整个金融体系。
  一旦余额宝的收益大幅下降,而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很可能会把自己的积蓄迅速从余额宝取出,或者,更可怕的预想是:当余额宝协议存款的银行,在钱荒时无法随时兑付余额宝存入的钱,继而因恐慌引发可怕的挤兑,它就会面临清算风险,我们的钱就会受到损失。最终,银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借贷关系可能因为余额宝一家巨资的赎回而引发一连串的兑付问题,这让整个金融系统变得更脆弱。
  从现实的角度看,互联网公司的所为完全颠覆了银行对于传统金融业务安全考虑的认知。
  “借助二维码技术将线下刷卡支付转换为线上交易,是将低风险交易转为高风险交易。条码支付设备与POS专用设备相比,缺乏起码的交易信息技术保障,无法保障交易账户的安全性和交易的真实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且一旦风险发生,还无法追查。”中国银联风险专家王宇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虚拟信用卡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安全隐患:身份识别问题以及信息安全风险。传统信用卡要遵循“三亲”原则,即对申请人进行亲访、亲签、亲核,而不履行这一原则的虚拟信用卡增加了欺诈的风险。由于发卡主体和信息保护工作的责任方不明确,通过互联网行为产生的数据本身也更容易被泄露和盗用。王宇相信央行此次暂停这个刚推出1天的产品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为了保护我们的钱,这个理由让监管部门与银行和银联理所当然地站到了一起。银行和银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互联网公司。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后者动的不是什么奶酪,而是命根子。
  无论是4000亿规模的余额宝,还是虚拟信用卡,它们针对的都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市场,这恰恰是银行们一直忽略的需求,比如小微企业、储蓄不多的散户,以及没有信用卡的个人的投资需求。在《第一财经周刊》此前的封面故事《甩开银行》中,我们把这些持续不断的创新称作是一场平权运动。
  “支付宝所做的支付、货币基金、小额信贷都是银行不关注的业务,在金融改革环境下,找到了很好的突破口。”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个金部总经理汪海在3月15日的互联网金融论坛上说。他一边“悔恨”银行为什么开放端口给支付宝,一边反思为什么这些创新业务没有发生在银行内部。
  更让汪海担忧的是银行对于零售客户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作为支付宝和微信的用户,他同样深深感受到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用户体验更好。
  “革自己的命是找死,被革命是等死。”汪海这样形容银行正在面临的处境。
  这也就不奇怪,为何银行一方面纷纷推出自己的T+0货币基金,一方面在草案被曝光前两周悄然限制快捷支付。从原来的无限制或50万限额降至2万以下,华夏银行甚至降到了单笔2000元。现在,想通过快捷支付把2万元从华夏银行搬到余额宝需要10天。
  在这种对抗中,银联成为矛盾集中点。当年,银联拒绝与支付宝合作,致线上支付业务完全失守;而今,支付宝与微信通过O2O的方式迅速改变商户和消费者的线下支付习惯,这一切开始对银联最核心的线下业务构成了直接威胁。
  阿里巴巴从2011年投资聚划算的团购活动和美团网开始介入线下业务。占据移动互联网支付市场份额超过70%的支付宝早已把野心放到了线下市场。而腾讯在2012年5月通过推出微信扫一扫功能进入线下,随后支付宝加入其中。二维码迅速涌现在地铁站、餐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当支付宝钱包去年9月的新版本推出当面付功能,允许人们进行当面转账交易时,O2O最终指向的是一场支付革命。比起银联卡向商户收取1%至2%的费率,然后在发卡行、收单行和银联中进行7:2:1的分成比例,支付宝公众账号的费用只有它的1/4,若是个人小商户,支付宝可以完全免费取代现金。   这已与银联以往所处的市场环境全然不同。2002年成立的银联,更像是央行部署的一项金融业基础设施,以解决银行卡各自发卡、各自收单,难以跨行跨地域的分散状态。银联仿照VISA模式将发卡和收单分开结算,且不计成本地铺设进口POS机,中国才得以形成后来的卡消费环境,让我们的钱更自由地往来。
  由于银联的Logo印在每张银行卡上,其它试图介入线下支付业务的公司也必须通过银联渠道。过去几年,这种垄断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银联,但也掩盖了它逐渐丧失竞争力的真相。
  传统金融机构无所作为之处,正是互联网金融施展创造力的地方。在全新市场,互联网公司和它的用户的共同特点是对风险的预估及控制能力不足。对于余额宝用户,有人把大部分储蓄放在其中,却至今不知货币基金及其风险所在。长远来看,风险意识淡化的同时,规模迅速膨胀并非好事。
  “中国没有数据没有模型可供参考,虚拟信用卡是个有待验证的模型。”融360创始人兼CEO叶大清说。他曾在美国第五大零售银行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oration做过信用管理和风险战略分析。
  Capital One是1990年代最早通过互联网发行200至500美元小额信用卡的公司之一,它最大的对手是互联网公司Next Card。Captail One后来出售了这块业务,而Next Card发展过快,低估了在互联网上获取用户的成本,最终遭遇破产清算。“这个事不宜过快、过急。找到筛选和评估优质客户的方法和渠道需要时间。”叶大清说。
  那么,我的钱到底应该放在哪儿?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在过去20年里,高GDP的附带品是高通货膨胀率及低下的银行服务效率。让我们的钱能得到更平等、更受尊重的服务,能低风险地进入金融市场产生收益,这都是切实的需求。


  互联网公司抓住了这些机会。它从原来仅仅提供支付便捷、转账及时免费等金融生活服务,开始试图提出简单的理财解决方案。在这个堪称破坏式创新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问题和质疑,但创新—而不是控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尽管有风险,但国泰君安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邱冠华还是指出了虚拟信用卡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建立起以互联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新的信用体系,会为金融借贷市场提供新的征信标准,让信贷触及到更多的人,未来也许对银行甚至央行都有重要意义。
  同时,这场创新也在倒逼银行进行自我变革。银行开始逐渐觉悟,重新梳理自己的业务。中信银行可谓传统金融机构中最激进的一个,它是这次虚拟信用卡的主要推动者,它既给对方共享数据,又负责风控、分享收益,同时把专业知识教授给新对手。作为回报,中信银行将拥有庞大客户群以及互联网数据,最重要的是,这可能还意味着它将学习如何贴近用户的需求—这正是互联网公司擅长的。
  此举获得市场肯定。3月12日虚拟信用卡消息发布当日,在被冷落了一年的银行股中唯有中信银行的股价一度涨停。
  安全问题,本应在这种激活市场、搅动行业变革的氛围下依靠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共同解决,但央行一纸禁令,却意外中断了这个过程—其实,在创新中产生的失误,也只有在创新中才能解决。试错是创新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因噎废食最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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