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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3年4月雅安地震发生后，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款，这为本文提供研究动机和背景。通过收集民企的捐款数额、政治关联、股权结构和管理层特征等数据，发现政治关联促进慈善行为，所有权偏离程度、党组织建立都和慈善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公司以往绩效和所有者控制的协同效应会显著降低慈善捐款的正向效应。本研究旨在有效引导民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慈善行为；民企；政治关联；股权结构；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2.9；F2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44-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各国政府、企业等都纷纷参与到救灾行列中。2013年4月雅安地震后，加多宝第三次向灾区一次性捐赠超过1亿元的善款。越来越多的民企，都选择慈善事业作为回馈社会的主要途径。但企业本质是以盈利为目的，慈善捐赠意味着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活动中，甚至造成代理问题。那么企业为什么会进行慈善行为？民企是否可以通过改善慈善行为增加政治关联从而提高收益？
二、提出假设
（一）企业、政府间的相互依赖。政治关联是公司重要的关系资源。公司的政治关联越强，社会声誉越高，政府要求企业作出的捐赠也就越多，当公司需要的资源越关键，公司就更需要巩固政治关联来降低失去资源控制的风险。其次，党组织关系也是民企重要的政治资源，很多民企通过聘请前政府高官担任本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增加企业的政治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犯。因此提出假设：
H1：具有政治关联的民企相比于其他民企更愿意参与慈善活动，捐赠数额也更高。
H2：建立党组织对民营企业进行慈善行为具有正相关影响。
（二）代理成本。中国的民企不像西方企业建立两权分离上，而是建立在创业家族绝对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上，这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风险，易导致代理成本。杜亚军（2004）曾指出在民营企业中，由于社会法人股比重占有优势，股东表现出对企业的积极监管动机，对公司治理具有强影响力，从而适度提高社会法人股比重与公司治理绩效有利。另外，贾明（2010）指出董事会规模与慈善行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慈善捐款是一种代理成本，那么不仅仅是高管，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慈善行为的广告效应使得高管的慈善决定很容易获得社会认可。因此提出假设：
H3：当民企的所有者控制越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慈善捐赠。
H4：当民企的董事会规模越高，代理成本越高，企业越可能参与慈善行为。
（三）风险。在社会资源配置、政府支持等方面，民企相比国企没有优势，若只靠家族的资源，必定难以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民企存在丧失社会资源的风险。当政治关联造成的资源价值损失风险较大时，增强资源控制力就成为公司进行慈善活动的动力。据此提出假设：
H5：政治关联造成价值资源损失风险较高的民企，越可能参与慈善行为。
三、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据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网站统计，截止到2013年4月20日，对雅安灾区进行捐款民企221家。为了避免IPO效应，选取2008年之前上市的民企，受到地震影响排除位于四川、重庆地区的企业，最终确立26家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CSMAR数据库获取财报信息，政治关联的数据由2012年的年报手工整理得出。本文采用的分析软件为STATA 11.0。
（二）变量定义。参考贾明（2010）的研究方法，设定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见表1）。
（三）模型建立。通过Tobit估计，本文采用三步逐层回归方法：首先先放入控制变量，然后再添加自变量，检验主效应，最后再加入交互项，检验交互项解释的变异和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回归方程如下：
Donationi=ai+b1Edu+b2Age+b3Sex+b4np+b5DAR+b6TA+b7ROA+b8Tobin’s Q+b9Sale+b10size+b11oc+b12pc+b13pm +b14pm*oc +b15pc*pm+b16pc*oc+ei
其中：i表示民企在2013年雅安地震中的捐款，ai为截距，b1为回归系数，ei为残差项。
表2给出变量的描述统计。企业家文化程度在大学水平上居多，95%为男性，年龄大多在49岁左右，民企的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所有权的偏离程度是32.01。38%的民企建立了党组织，62%的高管具有政治关联。
（四）假设检验。本研究利用Tobit模型验证假设的正确性（见表3）。
由模型2得，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慈善捐赠行为（b=0.68，p<0.05），建立党组织对于慈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b=0.43，p<0.10），说明H1、H2成立。
由模型1得，所有权的控制比例和慈善行为显著相关（b=0.17，p<0.01），董事会规模变量对于慈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42，p<0.05），并且在模型1-3中均存在显著影响，说明H3、H4成立。
由模型3得，公司之前绩效*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所有者控制均出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是-0.79（p<0.05）、-0.57（p<0.10），降低了党组织*公司之前绩效（b=0.61，p<0.10）带来的正向效应，说明H5成立。
四、结论
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政治关联对慈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假设H1-H5的结论成立。对比梁建（2010）对2010年民企慈善捐款的结果，看出越来越多民企意识到慈善捐赠对于企业发展、资源掌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结论有一定现实意义，可以为中国民企的政治战略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参考文献：
[1] 杜亚军、周亚平.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对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04，（02）：52-58.
[2] 贾明、张喆.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管理世界，2010，（04）：99-113.
[3]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企的政治参与、公司治理与慈善捐赠[J].管理世界，2010，（07）：109-118.
关键词：慈善行为；民企；政治关联；股权结构；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2.9；F2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44-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各国政府、企业等都纷纷参与到救灾行列中。2013年4月雅安地震后，加多宝第三次向灾区一次性捐赠超过1亿元的善款。越来越多的民企，都选择慈善事业作为回馈社会的主要途径。但企业本质是以盈利为目的，慈善捐赠意味着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活动中，甚至造成代理问题。那么企业为什么会进行慈善行为？民企是否可以通过改善慈善行为增加政治关联从而提高收益？
二、提出假设
（一）企业、政府间的相互依赖。政治关联是公司重要的关系资源。公司的政治关联越强，社会声誉越高，政府要求企业作出的捐赠也就越多，当公司需要的资源越关键，公司就更需要巩固政治关联来降低失去资源控制的风险。其次，党组织关系也是民企重要的政治资源，很多民企通过聘请前政府高官担任本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增加企业的政治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犯。因此提出假设：
H1：具有政治关联的民企相比于其他民企更愿意参与慈善活动，捐赠数额也更高。
H2：建立党组织对民营企业进行慈善行为具有正相关影响。
（二）代理成本。中国的民企不像西方企业建立两权分离上，而是建立在创业家族绝对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上，这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风险，易导致代理成本。杜亚军（2004）曾指出在民营企业中，由于社会法人股比重占有优势，股东表现出对企业的积极监管动机，对公司治理具有强影响力，从而适度提高社会法人股比重与公司治理绩效有利。另外，贾明（2010）指出董事会规模与慈善行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慈善捐款是一种代理成本，那么不仅仅是高管，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慈善行为的广告效应使得高管的慈善决定很容易获得社会认可。因此提出假设：
H3：当民企的所有者控制越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慈善捐赠。
H4：当民企的董事会规模越高，代理成本越高，企业越可能参与慈善行为。
（三）风险。在社会资源配置、政府支持等方面，民企相比国企没有优势，若只靠家族的资源，必定难以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民企存在丧失社会资源的风险。当政治关联造成的资源价值损失风险较大时，增强资源控制力就成为公司进行慈善活动的动力。据此提出假设：
H5：政治关联造成价值资源损失风险较高的民企，越可能参与慈善行为。
三、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据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网站统计，截止到2013年4月20日，对雅安灾区进行捐款民企221家。为了避免IPO效应，选取2008年之前上市的民企，受到地震影响排除位于四川、重庆地区的企业，最终确立26家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CSMAR数据库获取财报信息，政治关联的数据由2012年的年报手工整理得出。本文采用的分析软件为STATA 11.0。
（二）变量定义。参考贾明（2010）的研究方法，设定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见表1）。
（三）模型建立。通过Tobit估计，本文采用三步逐层回归方法：首先先放入控制变量，然后再添加自变量，检验主效应，最后再加入交互项，检验交互项解释的变异和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回归方程如下：
Donationi=ai+b1Edu+b2Age+b3Sex+b4np+b5DAR+b6TA+b7ROA+b8Tobin’s Q+b9Sale+b10size+b11oc+b12pc+b13pm +b14pm*oc +b15pc*pm+b16pc*oc+ei
其中：i表示民企在2013年雅安地震中的捐款，ai为截距，b1为回归系数，ei为残差项。
表2给出变量的描述统计。企业家文化程度在大学水平上居多，95%为男性，年龄大多在49岁左右，民企的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所有权的偏离程度是32.01。38%的民企建立了党组织，62%的高管具有政治关联。
（四）假设检验。本研究利用Tobit模型验证假设的正确性（见表3）。
由模型2得，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慈善捐赠行为（b=0.68，p<0.05），建立党组织对于慈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b=0.43，p<0.10），说明H1、H2成立。
由模型1得，所有权的控制比例和慈善行为显著相关（b=0.17，p<0.01），董事会规模变量对于慈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42，p<0.05），并且在模型1-3中均存在显著影响，说明H3、H4成立。
由模型3得，公司之前绩效*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所有者控制均出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是-0.79（p<0.05）、-0.57（p<0.10），降低了党组织*公司之前绩效（b=0.61，p<0.10）带来的正向效应，说明H5成立。
四、结论
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政治关联对慈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假设H1-H5的结论成立。对比梁建（2010）对2010年民企慈善捐款的结果，看出越来越多民企意识到慈善捐赠对于企业发展、资源掌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结论有一定现实意义，可以为中国民企的政治战略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参考文献：
[1] 杜亚军、周亚平.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对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04，（02）：52-58.
[2] 贾明、张喆.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管理世界，2010，（04）：99-113.
[3]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企的政治参与、公司治理与慈善捐赠[J].管理世界，2010，（07）：10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