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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年前,没人敢把闻一多和梁实秋联系起来,——一个是“民主斗士”,一个是“资本家的乏走狗”,在一元语境下,两人简直水火不容。然而当历史真相终于露出的时候,人们才发现,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关系是最好的朋友那种。两人在清华大学时是同学,留学美国时形影不离,归国后又为青岛大学同事,友谊延续了将近20年。直到抗战以后,一个在云南,一个在重庆,音信隔绝,再加上志趣渐趋分野,才断了来往。成长过程中,两个人曾经互相激励、扶持,又互相影响,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志趣相投的诗友
闻一多生于1899年,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梁实秋比他小三岁,1915年入清华,1923年赴美。一般学生都是在清华读书八年,闻一多之所以读了十年,是因为前后各留了一级。一年级时因为没有学过外语被迫留级,后来因为闹学潮再留一级。
据梁实秋的回忆,闻一多在清华时并不突出,虽然也参加了学潮,但只是做具体事务。他不像学生领袖陈长桐和罗隆基那样思想敏锐、辩才无碍、善于纵横捭阖。闻一多喜欢埋头苦干,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他从没出面做过领导人。
闻一多在课业上最突出的是图画,他的美术作品一度被老师挂到墙上作为典范来学习。起初,梁实秋和闻一多并无来往。“五四”以后,新文学风行,闻一多不甘人后,写了很多新诗。1920年,梁实秋和同班同学顾一樵等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小说研究社”,并煞有介事地弄出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后来,闻一多也加入进来,同时建议把这个研究社扩充为“清华文学社”。接着,清华文学社又吸收吴景超、朱湘、饶孟侃等人为会员,邀请周作人、徐志摩等来做讲座,定期出版《清华周刊》,把文学社搞得红红火火。
这期间,闻一多对新诗产生了近乎狂热的兴趣。他对当时比较畅销的几部诗集《女神》、《冬夜》、《湖畔》等都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他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新诗理论则颇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诗集《冬夜》的文章,投寄给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结果石沉大海。后来,梁实秋也写了一篇《〈草儿〉评论》,与闻一多的文章合编为《〈冬夜〉、〈草儿〉评论》,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由梁实秋的父亲出资,自费出版。这本小书既奠定了两人深厚的友谊,也绽露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锐气和才气。
那时候,男女同校之风未开,清华学校是个纯男性的学校,学生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很少。但有意思的是,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成了例外,有了自己的情感生活。闻一多的家庭是旧式的,典型的农村大家庭。1922年寒假,父母命他回家结婚。闻一多不敢违抗,只好于当年二月和姨表妹高孝贞结婚,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旧式婚姻历程。也是在这期间,经人介绍,梁实秋和女子职业学校的年轻女教师程季淑正式来往,开始了罕见的先恋爱后结婚的新式婚姻历程。但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没有因此耽误学业和事业上的追求,而是沿着自己的兴趣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珂泉的“同居密友”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深造。出发之前,他给梁实秋写了一封信,抒发自己的郁闷情怀。在去美的船上,他又写信给梁实秋,满是扫兴失望的情绪:“我在这海上漂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力之下。我初以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寥廓的……但是即上船后,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陆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他们不但不能同你讲话,并且闹得你起坐不宁……。”
闻一多是个喜静的人,这一性格已在信中有所显露。他和梁实秋一样,既有着冲天的志向,又担心自己被嘈杂和喧嚣湮没。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和其他若干知识分子一样,永远都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挣扎。
留美期间,闻一多朋友很少,寂寞而失落。他常常给梁实秋写信,诉说苦闷:“不出国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想你……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闻一多在美术学院起初也很努力。学画要从素描起,这是作画的基本功,但很快他就不耐烦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向梁实秋诉说:“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我日渐觉得我不应该做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做一个美术批评家。我若有所创作,定不在纯粹的西画里。”
闻、梁一边书信往来,一边诗文唱和。1922年5月16日、10月19日及1923年初,梁实秋分别写了三首诗——《送一多游美》、《答一多》、《寄怀一多》,发表在《清华周刊》上。
1923年9月,梁实秋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科罗拉多大学(该地有一久负盛名的温泉,故又称珂泉)规模不大,但是属于哈佛大学所承认的西部七个小大学之一,且风景引人入胜。梁实秋安顿好以后,立刻给闻一多去了一封信,内附12张珂泉的风景片。他知道闻一多在芝加哥过得不舒服,本为向闻一多炫耀,结果闻一多接信后,也不复信,也不和谁商量,一声不响地提着一个小皮箱子,悄悄地坐火车到珂泉找梁实秋了!这一举动似乎很冲动,但可以看出,闻一多实在太寂寞了,他更愿意和好友在一起。
闻一多在珂泉注册成为艺术系特别生,梁实秋则进入英文系四年级成为正式生。闻一多的到来,受到了梁实秋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起租住在排字工人米契尔家中。闻一多住小间,梁实秋住大间,后来又一起搬到学校宿舍。两人一同上课,一同准备,一同研讨,其乐融融。他们点火炉煮咖啡、清茶,甚至炒木须肉吃。有一次把火炉打翻了,几乎烧到窗帘,闻一多在慌乱中燃了头发眉毛烫了手。又有一次,两人煮饺子吃,管理员前来干涉,闻、梁赶紧“贿赂”他,请他吃饺子,管理员就不说话了。闻一多、梁实秋还一起去老师家里做客。老师是一对老小姐(均在六十岁左右),但都不善烹调,虽然弄得满屋油烟弥漫,也没做出什么丰盛的菜肴。饭后,老师又拿出一副麻将来,四个人按照说明书研究了将近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没搞明白。
学年快终了时,教授怂恿闻一多参加纽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美术展。闻一多耗费两个月时间赶画了一二十幅画。那段时间,闻一多废寝忘食,整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忙活。到了吃饭的点儿,梁实秋就去叫他。有一回,梁实秋数次敲门,闻一多也不答应。梁实秋从钥匙孔里看到闻一多还在画布上戳戳点点,决定不打扰他了,饿他一顿。后来,闻一多的这些画运到纽约,反响一般,这更打消了闻一多以画为业的念头。
闻一多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床铺从来不整理。梁实秋讥笑他书桌凌乱,闻一多就写了一首诗《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幽默地回应梁实秋,并拿给梁实秋看。
闻一多和梁实秋还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那时,两人经常一起出去游山玩水。有一回,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人驱车游仙园,还携带了画具和大西瓜,准备一边写生一边好好玩上一天。梁实秋驾车技术欠佳,倒车时,汽车忽然滑入山坡,只觉耳畔风声呼呼,急溜而下,势不可停。眼看就要掉进悬崖了,车子又戛然而止,原来是被夹在了两棵巨大的松树中间。他们急忙下车,探头一瞧,脚下的深渊不可见底。两人走到附近的人家借来一条绳子,找人帮忙,才一点点把汽车拉回来。
珂泉的一年生活,对两人来说都是美好的记忆。年轻人的成长中,少不了互相的帮助和鼓励。一年后,梁实秋要去哈佛大学继续深造,闻一多则前往纽约。分手时,闻一多把最心爱的三本诗集送给梁实秋,梁实秋回送了一具珐琅香炉给闻一多,他知道好友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
组织大江会
闻一多和梁实秋离开珂泉,搭伴东行,各奔自己的目的地。途经芝加哥,一起停留了半个月时间。在这里,他们创办并加入了“大江会”。
清华毕业的1921级、1922级、1923级的留美学生们因为亲历了五四运动,忧国忧民,经常书信往来,讨论世界和国家大势。又因意气相投,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见解。这次,他们聚集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决定详细研讨,成立一个组织。除闻、梁两人外,还有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时昭瀛等。
经过充分交流,他们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
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
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主义”的理念。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大江会”,梁实秋解释这个名称的含义说:“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然后,几个年轻人共同宣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那一年,恰逢英国哲学家罗素到美国讲学,道经威斯康星,梁实秋等几个人专程去拜访他。罗素向来主张泯除国界的世界大同主义,反对激烈的爱国主义,但是罗素听取了这些人的陈述和观点后,“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罗素的肯定,给了大江社成员们极大的鼓励。从此,他们就自以为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
大江会不是政党,也不是革命党,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似乎是个松散的同人性质的“群众团体”。但是它体现了这些年轻人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赤子情怀。他们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大江季刊》,其中以闻一多最为热心。但季刊出版了两期就停止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回国各自谋生,团体也就自动解散。
青岛的浪漫时光
1925年和1926年,闻一多、梁实秋先后回国。闻一多先是在北京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当教务长,接着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当训导长,在武汉的总政治部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艺术股长,在武汉大学当文学院院长,再回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一直漂泊不定;梁实秋回国后不久,因为战乱频仍也来到上海,既编报纸副刊又在大学里任教,同时积极参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月”的活动。
1930年,杨振声开始筹办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而筹备委员会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杨振声到上海来物色教员,力邀闻一多和梁实秋前往。他说青岛景物宜人、世风淳朴,可以先去那里实地考察一下再作决定。于是闻一多与梁实秋搭伴到了青岛。
青岛的红砖绿瓦、蓝天碧水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里的世风人情尤其让他们满意。闻、梁雇了一辆马车游览市容,车在坡头行走,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子横亘路上,四顾无人,马车轧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车夫停车,下车,把水管高高举起,把马车赶过去,再把水管放下来。一路上如是折腾数次,车夫不以为烦。若在别的都市里,恐怕一声叱喝,马车直冲过去,甚至还要饶上一声:“猪猡!”于是,他们决定接受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就任中文系主任,梁实秋就任外文系主任。
在青岛大学期间,两人依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他们八个同事经常在一起宴饮,梁实秋写过一篇名为《酒中八仙》的文章,一一提及其人。提到闻一多时说:“一多的生活苦闷,于是也爱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兴致高……他一日薄醉,冷风一吹,昏倒在尿池旁。”这期间,虽然闻一多专心于学问,不写新诗了,但依然乐于提携写诗的学生,其中最得他器重是陈梦家和臧克家。晚年的臧克家曾写过一篇致梁实秋但未来得及发出的信,信中提到:“您和一多先生,是最好的老朋友,在同一个学校执教,往来很密。记得有一次,我有事到闻先生的办公室去,他不在,看到您的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上面写道:‘一多,下课后到我家吃水饺。’看了这张小条,我很感动,我十分艳羡!心想,这是最美、最快意的人生佳境了。”梁实秋也去闻一多家里吃过饭,他回忆说,闻家的厨师做的烤苹果非常好吃。但是闻一多家里孩子多,在青岛住了不到一年,他就把妻子孩子全部送回到老家。梁实秋闪烁其词地讲道,自己对闻一多家庭生活了解很少。事实上,这时的闻一多家庭生活确实出了点杂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沈阳,情势越来越危急。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青岛大学的学生自然也被波及。学校方面站在官方角度上,不认同学生的行动,双方发生矛盾。在校务会议上,决定开除为首的几个人以平息局面。此时的闻一多和梁实秋都站在了校方的立场上。不料,学校的处理引起强烈反弹,校长杨振声被迫辞职,闻一多和梁实秋也成为学生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有个条幅上写着:“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梁实秋认为,“不学无术”四个字加在闻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学生们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回答:“任你选择。”
不久以后,闻一多也被迫辞职。他来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又过了一年,梁实秋应胡适之邀,到北大任外语系主任。
两位好友天各一方
居京期间,闻一多专心学术,心无旁骛,这是他生命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而梁实秋却时不时地对政治发表看法。他们共同的朋友罗隆基主编《北平晨报》,因为猛烈抨击时弊,常常遭遇困境。一次,罗隆基和梁实秋去看望闻一多。闻一多对罗隆基一点也不同情,而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这句话搞得罗隆基十分不快。此时,梁实秋似乎要比潜心学术的闻一多更关心现实政治。显而易见,虽然同在北京,闻一多和梁实秋共同语言已越来越少,闻一多几乎从没提过两人为什么疏远,梁实秋也是讳莫如深。由于当事人的失语,后人只能根据两人的性格和兴趣走向去猜测其中的蛛丝马迹。
1937年,抗战爆发。梁实秋撤退到重庆,闻一多随清华大学来到昆明,在由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改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两人这时真正是天各一方了。梁实秋因为在文坛遭遇围攻,无法脱身,因此力求淡出各种争论,以图自保;而闻一多却越来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介入到各种运动之中。两个人似乎互换了角色,离开原先的道路,在新的方向上快马加鞭。梁实秋对闻一多的“转向”虽有同情,但不认可。而且,他和很多友人一样,将原因归结为闻一多现实生活的“困顿”。闻一多孩子多,家庭负担重,最后甚至靠给人刻印养家,心中郁结重重,自然对社会不满,对政治不满。不过,这种归纳是否疏于简单化,尚有待后人研究。
1946年7月15日,刚刚开完李公朴的追悼会,闻一多遇刺身亡。他身后被戴上了“民主斗士”的帽子,而梁实秋,也已被符号化为“乏走狗”。据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叙述,当年父亲听到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时,他正在与朋友下围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再也没有抠出来。
1947年,梁实秋写了《闻一多在珂泉》,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怀念当年好友。但他在文中只提旧事,丝毫不对后来的分道扬镳作评价。直到20年后的60年代,他才在台湾发表长文《谈闻一多》,感慨道:“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其中的复杂情感似乎一言难尽。
志趣相投的诗友
闻一多生于1899年,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梁实秋比他小三岁,1915年入清华,1923年赴美。一般学生都是在清华读书八年,闻一多之所以读了十年,是因为前后各留了一级。一年级时因为没有学过外语被迫留级,后来因为闹学潮再留一级。
据梁实秋的回忆,闻一多在清华时并不突出,虽然也参加了学潮,但只是做具体事务。他不像学生领袖陈长桐和罗隆基那样思想敏锐、辩才无碍、善于纵横捭阖。闻一多喜欢埋头苦干,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他从没出面做过领导人。
闻一多在课业上最突出的是图画,他的美术作品一度被老师挂到墙上作为典范来学习。起初,梁实秋和闻一多并无来往。“五四”以后,新文学风行,闻一多不甘人后,写了很多新诗。1920年,梁实秋和同班同学顾一樵等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小说研究社”,并煞有介事地弄出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后来,闻一多也加入进来,同时建议把这个研究社扩充为“清华文学社”。接着,清华文学社又吸收吴景超、朱湘、饶孟侃等人为会员,邀请周作人、徐志摩等来做讲座,定期出版《清华周刊》,把文学社搞得红红火火。
这期间,闻一多对新诗产生了近乎狂热的兴趣。他对当时比较畅销的几部诗集《女神》、《冬夜》、《湖畔》等都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他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新诗理论则颇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诗集《冬夜》的文章,投寄给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结果石沉大海。后来,梁实秋也写了一篇《〈草儿〉评论》,与闻一多的文章合编为《〈冬夜〉、〈草儿〉评论》,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由梁实秋的父亲出资,自费出版。这本小书既奠定了两人深厚的友谊,也绽露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锐气和才气。
那时候,男女同校之风未开,清华学校是个纯男性的学校,学生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很少。但有意思的是,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成了例外,有了自己的情感生活。闻一多的家庭是旧式的,典型的农村大家庭。1922年寒假,父母命他回家结婚。闻一多不敢违抗,只好于当年二月和姨表妹高孝贞结婚,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旧式婚姻历程。也是在这期间,经人介绍,梁实秋和女子职业学校的年轻女教师程季淑正式来往,开始了罕见的先恋爱后结婚的新式婚姻历程。但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没有因此耽误学业和事业上的追求,而是沿着自己的兴趣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珂泉的“同居密友”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深造。出发之前,他给梁实秋写了一封信,抒发自己的郁闷情怀。在去美的船上,他又写信给梁实秋,满是扫兴失望的情绪:“我在这海上漂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力之下。我初以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寥廓的……但是即上船后,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陆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他们不但不能同你讲话,并且闹得你起坐不宁……。”
闻一多是个喜静的人,这一性格已在信中有所显露。他和梁实秋一样,既有着冲天的志向,又担心自己被嘈杂和喧嚣湮没。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和其他若干知识分子一样,永远都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挣扎。
留美期间,闻一多朋友很少,寂寞而失落。他常常给梁实秋写信,诉说苦闷:“不出国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想你……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闻一多在美术学院起初也很努力。学画要从素描起,这是作画的基本功,但很快他就不耐烦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向梁实秋诉说:“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我日渐觉得我不应该做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做一个美术批评家。我若有所创作,定不在纯粹的西画里。”
闻、梁一边书信往来,一边诗文唱和。1922年5月16日、10月19日及1923年初,梁实秋分别写了三首诗——《送一多游美》、《答一多》、《寄怀一多》,发表在《清华周刊》上。
1923年9月,梁实秋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科罗拉多大学(该地有一久负盛名的温泉,故又称珂泉)规模不大,但是属于哈佛大学所承认的西部七个小大学之一,且风景引人入胜。梁实秋安顿好以后,立刻给闻一多去了一封信,内附12张珂泉的风景片。他知道闻一多在芝加哥过得不舒服,本为向闻一多炫耀,结果闻一多接信后,也不复信,也不和谁商量,一声不响地提着一个小皮箱子,悄悄地坐火车到珂泉找梁实秋了!这一举动似乎很冲动,但可以看出,闻一多实在太寂寞了,他更愿意和好友在一起。
闻一多在珂泉注册成为艺术系特别生,梁实秋则进入英文系四年级成为正式生。闻一多的到来,受到了梁实秋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起租住在排字工人米契尔家中。闻一多住小间,梁实秋住大间,后来又一起搬到学校宿舍。两人一同上课,一同准备,一同研讨,其乐融融。他们点火炉煮咖啡、清茶,甚至炒木须肉吃。有一次把火炉打翻了,几乎烧到窗帘,闻一多在慌乱中燃了头发眉毛烫了手。又有一次,两人煮饺子吃,管理员前来干涉,闻、梁赶紧“贿赂”他,请他吃饺子,管理员就不说话了。闻一多、梁实秋还一起去老师家里做客。老师是一对老小姐(均在六十岁左右),但都不善烹调,虽然弄得满屋油烟弥漫,也没做出什么丰盛的菜肴。饭后,老师又拿出一副麻将来,四个人按照说明书研究了将近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没搞明白。
学年快终了时,教授怂恿闻一多参加纽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美术展。闻一多耗费两个月时间赶画了一二十幅画。那段时间,闻一多废寝忘食,整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忙活。到了吃饭的点儿,梁实秋就去叫他。有一回,梁实秋数次敲门,闻一多也不答应。梁实秋从钥匙孔里看到闻一多还在画布上戳戳点点,决定不打扰他了,饿他一顿。后来,闻一多的这些画运到纽约,反响一般,这更打消了闻一多以画为业的念头。
闻一多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床铺从来不整理。梁实秋讥笑他书桌凌乱,闻一多就写了一首诗《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幽默地回应梁实秋,并拿给梁实秋看。
闻一多和梁实秋还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那时,两人经常一起出去游山玩水。有一回,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人驱车游仙园,还携带了画具和大西瓜,准备一边写生一边好好玩上一天。梁实秋驾车技术欠佳,倒车时,汽车忽然滑入山坡,只觉耳畔风声呼呼,急溜而下,势不可停。眼看就要掉进悬崖了,车子又戛然而止,原来是被夹在了两棵巨大的松树中间。他们急忙下车,探头一瞧,脚下的深渊不可见底。两人走到附近的人家借来一条绳子,找人帮忙,才一点点把汽车拉回来。
珂泉的一年生活,对两人来说都是美好的记忆。年轻人的成长中,少不了互相的帮助和鼓励。一年后,梁实秋要去哈佛大学继续深造,闻一多则前往纽约。分手时,闻一多把最心爱的三本诗集送给梁实秋,梁实秋回送了一具珐琅香炉给闻一多,他知道好友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
组织大江会
闻一多和梁实秋离开珂泉,搭伴东行,各奔自己的目的地。途经芝加哥,一起停留了半个月时间。在这里,他们创办并加入了“大江会”。
清华毕业的1921级、1922级、1923级的留美学生们因为亲历了五四运动,忧国忧民,经常书信往来,讨论世界和国家大势。又因意气相投,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见解。这次,他们聚集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决定详细研讨,成立一个组织。除闻、梁两人外,还有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时昭瀛等。
经过充分交流,他们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
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
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主义”的理念。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大江会”,梁实秋解释这个名称的含义说:“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然后,几个年轻人共同宣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那一年,恰逢英国哲学家罗素到美国讲学,道经威斯康星,梁实秋等几个人专程去拜访他。罗素向来主张泯除国界的世界大同主义,反对激烈的爱国主义,但是罗素听取了这些人的陈述和观点后,“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罗素的肯定,给了大江社成员们极大的鼓励。从此,他们就自以为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
大江会不是政党,也不是革命党,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似乎是个松散的同人性质的“群众团体”。但是它体现了这些年轻人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赤子情怀。他们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大江季刊》,其中以闻一多最为热心。但季刊出版了两期就停止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回国各自谋生,团体也就自动解散。
青岛的浪漫时光
1925年和1926年,闻一多、梁实秋先后回国。闻一多先是在北京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当教务长,接着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当训导长,在武汉的总政治部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艺术股长,在武汉大学当文学院院长,再回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一直漂泊不定;梁实秋回国后不久,因为战乱频仍也来到上海,既编报纸副刊又在大学里任教,同时积极参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月”的活动。
1930年,杨振声开始筹办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而筹备委员会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杨振声到上海来物色教员,力邀闻一多和梁实秋前往。他说青岛景物宜人、世风淳朴,可以先去那里实地考察一下再作决定。于是闻一多与梁实秋搭伴到了青岛。
青岛的红砖绿瓦、蓝天碧水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里的世风人情尤其让他们满意。闻、梁雇了一辆马车游览市容,车在坡头行走,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子横亘路上,四顾无人,马车轧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车夫停车,下车,把水管高高举起,把马车赶过去,再把水管放下来。一路上如是折腾数次,车夫不以为烦。若在别的都市里,恐怕一声叱喝,马车直冲过去,甚至还要饶上一声:“猪猡!”于是,他们决定接受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就任中文系主任,梁实秋就任外文系主任。
在青岛大学期间,两人依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他们八个同事经常在一起宴饮,梁实秋写过一篇名为《酒中八仙》的文章,一一提及其人。提到闻一多时说:“一多的生活苦闷,于是也爱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兴致高……他一日薄醉,冷风一吹,昏倒在尿池旁。”这期间,虽然闻一多专心于学问,不写新诗了,但依然乐于提携写诗的学生,其中最得他器重是陈梦家和臧克家。晚年的臧克家曾写过一篇致梁实秋但未来得及发出的信,信中提到:“您和一多先生,是最好的老朋友,在同一个学校执教,往来很密。记得有一次,我有事到闻先生的办公室去,他不在,看到您的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上面写道:‘一多,下课后到我家吃水饺。’看了这张小条,我很感动,我十分艳羡!心想,这是最美、最快意的人生佳境了。”梁实秋也去闻一多家里吃过饭,他回忆说,闻家的厨师做的烤苹果非常好吃。但是闻一多家里孩子多,在青岛住了不到一年,他就把妻子孩子全部送回到老家。梁实秋闪烁其词地讲道,自己对闻一多家庭生活了解很少。事实上,这时的闻一多家庭生活确实出了点杂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沈阳,情势越来越危急。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青岛大学的学生自然也被波及。学校方面站在官方角度上,不认同学生的行动,双方发生矛盾。在校务会议上,决定开除为首的几个人以平息局面。此时的闻一多和梁实秋都站在了校方的立场上。不料,学校的处理引起强烈反弹,校长杨振声被迫辞职,闻一多和梁实秋也成为学生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有个条幅上写着:“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梁实秋认为,“不学无术”四个字加在闻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学生们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回答:“任你选择。”
不久以后,闻一多也被迫辞职。他来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又过了一年,梁实秋应胡适之邀,到北大任外语系主任。
两位好友天各一方
居京期间,闻一多专心学术,心无旁骛,这是他生命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而梁实秋却时不时地对政治发表看法。他们共同的朋友罗隆基主编《北平晨报》,因为猛烈抨击时弊,常常遭遇困境。一次,罗隆基和梁实秋去看望闻一多。闻一多对罗隆基一点也不同情,而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这句话搞得罗隆基十分不快。此时,梁实秋似乎要比潜心学术的闻一多更关心现实政治。显而易见,虽然同在北京,闻一多和梁实秋共同语言已越来越少,闻一多几乎从没提过两人为什么疏远,梁实秋也是讳莫如深。由于当事人的失语,后人只能根据两人的性格和兴趣走向去猜测其中的蛛丝马迹。
1937年,抗战爆发。梁实秋撤退到重庆,闻一多随清华大学来到昆明,在由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改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两人这时真正是天各一方了。梁实秋因为在文坛遭遇围攻,无法脱身,因此力求淡出各种争论,以图自保;而闻一多却越来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介入到各种运动之中。两个人似乎互换了角色,离开原先的道路,在新的方向上快马加鞭。梁实秋对闻一多的“转向”虽有同情,但不认可。而且,他和很多友人一样,将原因归结为闻一多现实生活的“困顿”。闻一多孩子多,家庭负担重,最后甚至靠给人刻印养家,心中郁结重重,自然对社会不满,对政治不满。不过,这种归纳是否疏于简单化,尚有待后人研究。
1946年7月15日,刚刚开完李公朴的追悼会,闻一多遇刺身亡。他身后被戴上了“民主斗士”的帽子,而梁实秋,也已被符号化为“乏走狗”。据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叙述,当年父亲听到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时,他正在与朋友下围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再也没有抠出来。
1947年,梁实秋写了《闻一多在珂泉》,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怀念当年好友。但他在文中只提旧事,丝毫不对后来的分道扬镳作评价。直到20年后的60年代,他才在台湾发表长文《谈闻一多》,感慨道:“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其中的复杂情感似乎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