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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即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衰退、波动加剧和危机频发，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拉美一些国家掉入“陷阱”可归因于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汗水的“危”与智慧的“机”
《支点》：上世纪50-70年代末，一些拉美国家快速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福利赶超，到80年代经济出现停滞，被认为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
张永军：不少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确实出现经济发展方面的停滞，进而出现社会矛盾凸显的现象。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历经20年左右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这与至今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拉美国家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复杂的。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德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出了一本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其中讲到“东亚国家基本上是靠汗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是靠科技和智慧来促进经济增长”。
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的贡献不到30%，而发达国家大部分在70%左右。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也就是我国提出的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不高，科技创新能力缺失，导致体制机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此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多重失衡，比如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失衡、产业关系的失衡、收入分配的失衡，对于经济效率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增长进程时而被打断。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拉美国家，从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张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即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衰退、波动加剧和危机频发，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
拉美一些国家掉入“陷阱”可归因于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失误则是由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而后者对资金和技术的大量需求是拉美国家所不具备的。怎么办？只能靠“借”。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执着于“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
这一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结构性失衡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在拉美国家，这种失衡体现为四种危机的交织：出口丧失活力和进口结构刚性潜伏国际收支危机；忽视农业和透支工业引发产业结构危机；国家机构过度膨胀暗藏财政赤字危机；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社会治理危机。
“未雨绸缪”适时转变增长方式
《支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对于中国来讲都是宝贵的“经书”。中国能从中汲取哪些精髓？
张勇：当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即将耗竭时，往往会有结构性失衡的信号出现，国家在此时应“未雨绸缪”，适时转变增长方式，不要等到危机集中爆发时再做出“痛苦”的衰退式调整，否则将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
拉美现代化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的每次转型总是被一场外源性或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倒逼”出来。当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每种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是，经济增长方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转变，特别是在要放弃某种原来已取得成功的增长方式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阻力。能否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也是对政府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的巨大考验。
张永军：被高收入国家“拒之门外”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方面一般是滞后的，甚至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以巴西、阿根廷为例，这两个国家的哪个产业或产品在全球有竞争力？我们很难找到答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与升级，像韩国的电子产业发展相当之快，在全球电子产业中占有庞大份额，对国家经济形成了极大带动。同样身为小国、却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比利时，也有很强的产业支撑，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产业的转型升级。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比较高。国家产业升级背后的推动力都与其“恰当”的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像日本过去实行的产业政策，就起到了非常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此外，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个重要保障。根据近几年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基尼系数高于0.5%的国家只有5个，巴西曾达到0.6%的水平，智利、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也都在0.4%以上。而东亚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控制在0.4%以下。拉美国家之所以经济上后期出现停滞，是因为出现了社会动荡。他们的收入差距过大后，造成了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相应地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很大影响。
不同区域要有不同的发展选择
《支点》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往往又掉入更深的陷阱。我国中西部的一些地区，近年来就出现了产业盲目转型升级、社会福利盲目赶超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邹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试图效仿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结果导致了相当普遍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民众的福利也未能得到持久改善。
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盲目赶超”，一是因为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依然以GDP及其增速为核心，这容易催生地方之间的增长攀比、追赶和浮夸。例如，各省份初步估算的2012年GDP加总值比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值居然高出5.2万亿元，几乎多出一个广东省的GDP，令人匪夷所思。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区域之间存在不平衡。例如从深圳、珠海等城市的率先开放到浦东开发，从“振兴东北”到“西部大开发”，中央的政策引导着财政资金的流向和发改委项目的流向，结果各省份都通过“赶超”来制造“大题材”，希望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三是各省份之间始终在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上缺乏特色，相互雷同。许多地方对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既不考虑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势，更不考虑竞争优势，存在盲目性，容易造成投资浪费、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这些年，钢铁、水泥、风能、光伏、有色金属等产业都因为这种盲目性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张永军：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针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出于对GDP快速增长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确实会出现赶超现象，对不具备成熟条件的企业给予相关政策鼓励，盲目转型升级，上马高新技术产业。
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沪已进入高收入阶段，而西部地区近一半省区还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中部地区几个大省也刚刚跨过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的分界线，东中西部省市区之间的差距很大，说明各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别。东部地区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如何在创新方面寻找突破口。而中西部地区的难点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比如在产业选择上，东中西部省市区的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东部应该重点推进国家所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样就需要在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中西部地区应该更多地接受从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同时要考虑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避免对环境造成过大影响。
各级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区域条件作出调整和定位，对当地的资源条件、环境条件，以及全国、全球经济的动态形势等，都要有准确判断，对当地主导产业的战略选择要保持清醒认识。盲目发展无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是毫无益处的。除了要有一个合理的考核体系，还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张勇：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将涉及社会公正、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实施“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优先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
中国落入“陷阱”的风险较小
《支点》：如果中国能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则有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步入高收入阶段。着眼长远，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永军：“人口红利”减弱，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相对滞后，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偏低、人才储备不足……都是目前中国可以预见的挑战。在环境方面，今年以来的雾霾现象更是受到全球关注。这些约束力的增强，无疑会给下一步经济增长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在“中等收入陷阱”面前，中国既面临以上风险，也具备以下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经济较快增长还有空间；第二，城镇化将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入第二、第三产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第三，区域经济结构差异使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带来效率的提高，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所没有的；第四，未来五年，中国可能成为内需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第五，人力资本正在形成。
张勇：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与拉美国家相比，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
拉美国家70%-80%的“超前”城市化率，造成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一个城市，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出现了著名的“贫民窟”。而中国的城市化率较低，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远未达到失控程度，当务之急要解决好配套和连带性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拉美国家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如石油、大豆等。中国则是制造业出口，但要相应发展处于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产品。
中国正在实施渐进性改革，宏观调控能力大于拉美国家，并且在“十二五”规划中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力促经济增长方式由量向质转型。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的话，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较小。
邹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各国GNI排名中，2012年中国以人均4940美元列第114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9511美元的52%，为世界上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平均值6563美元的75%。
可见，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步入中等偏高收入水平，但还远不是一个富足的国家，距离从中等收入国家的阵营“毕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同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人民币汇率仍面临升值压力，关于节能减排的国际公约对中国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补充材料：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威胁。为使日本经济尽快适应当时的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刺激国内需求。其向国外转移了国内的部分传统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低增值的工序留在国内，致力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同时，日本国内一部分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兴产业中，新兴产业因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为丰富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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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水的“危”与智慧的“机”
《支点》：上世纪50-70年代末，一些拉美国家快速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福利赶超，到80年代经济出现停滞，被认为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
张永军：不少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确实出现经济发展方面的停滞，进而出现社会矛盾凸显的现象。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历经20年左右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这与至今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拉美国家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复杂的。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德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出了一本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其中讲到“东亚国家基本上是靠汗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是靠科技和智慧来促进经济增长”。
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的贡献不到30%，而发达国家大部分在70%左右。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也就是我国提出的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不高，科技创新能力缺失，导致体制机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此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多重失衡，比如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失衡、产业关系的失衡、收入分配的失衡，对于经济效率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增长进程时而被打断。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拉美国家，从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张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即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衰退、波动加剧和危机频发，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
拉美一些国家掉入“陷阱”可归因于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失误则是由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而后者对资金和技术的大量需求是拉美国家所不具备的。怎么办？只能靠“借”。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执着于“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
这一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结构性失衡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在拉美国家，这种失衡体现为四种危机的交织：出口丧失活力和进口结构刚性潜伏国际收支危机；忽视农业和透支工业引发产业结构危机；国家机构过度膨胀暗藏财政赤字危机；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社会治理危机。
“未雨绸缪”适时转变增长方式
《支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对于中国来讲都是宝贵的“经书”。中国能从中汲取哪些精髓？
张勇：当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即将耗竭时，往往会有结构性失衡的信号出现，国家在此时应“未雨绸缪”，适时转变增长方式，不要等到危机集中爆发时再做出“痛苦”的衰退式调整，否则将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
拉美现代化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的每次转型总是被一场外源性或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倒逼”出来。当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每种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是，经济增长方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转变，特别是在要放弃某种原来已取得成功的增长方式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阻力。能否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也是对政府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的巨大考验。
张永军：被高收入国家“拒之门外”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方面一般是滞后的，甚至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以巴西、阿根廷为例，这两个国家的哪个产业或产品在全球有竞争力？我们很难找到答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与升级，像韩国的电子产业发展相当之快，在全球电子产业中占有庞大份额，对国家经济形成了极大带动。同样身为小国、却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比利时，也有很强的产业支撑，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产业的转型升级。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比较高。国家产业升级背后的推动力都与其“恰当”的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像日本过去实行的产业政策，就起到了非常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此外，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个重要保障。根据近几年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基尼系数高于0.5%的国家只有5个，巴西曾达到0.6%的水平，智利、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也都在0.4%以上。而东亚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控制在0.4%以下。拉美国家之所以经济上后期出现停滞，是因为出现了社会动荡。他们的收入差距过大后，造成了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相应地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很大影响。
不同区域要有不同的发展选择
《支点》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往往又掉入更深的陷阱。我国中西部的一些地区，近年来就出现了产业盲目转型升级、社会福利盲目赶超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邹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试图效仿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结果导致了相当普遍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民众的福利也未能得到持久改善。
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盲目赶超”，一是因为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依然以GDP及其增速为核心，这容易催生地方之间的增长攀比、追赶和浮夸。例如，各省份初步估算的2012年GDP加总值比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值居然高出5.2万亿元，几乎多出一个广东省的GDP，令人匪夷所思。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区域之间存在不平衡。例如从深圳、珠海等城市的率先开放到浦东开发，从“振兴东北”到“西部大开发”，中央的政策引导着财政资金的流向和发改委项目的流向，结果各省份都通过“赶超”来制造“大题材”，希望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三是各省份之间始终在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上缺乏特色，相互雷同。许多地方对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既不考虑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势，更不考虑竞争优势，存在盲目性，容易造成投资浪费、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这些年，钢铁、水泥、风能、光伏、有色金属等产业都因为这种盲目性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张永军：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针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出于对GDP快速增长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确实会出现赶超现象，对不具备成熟条件的企业给予相关政策鼓励，盲目转型升级，上马高新技术产业。
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沪已进入高收入阶段，而西部地区近一半省区还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中部地区几个大省也刚刚跨过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的分界线，东中西部省市区之间的差距很大，说明各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别。东部地区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如何在创新方面寻找突破口。而中西部地区的难点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比如在产业选择上，东中西部省市区的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东部应该重点推进国家所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样就需要在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中西部地区应该更多地接受从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同时要考虑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避免对环境造成过大影响。
各级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区域条件作出调整和定位，对当地的资源条件、环境条件，以及全国、全球经济的动态形势等，都要有准确判断，对当地主导产业的战略选择要保持清醒认识。盲目发展无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是毫无益处的。除了要有一个合理的考核体系，还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张勇：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将涉及社会公正、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实施“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优先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
中国落入“陷阱”的风险较小
《支点》：如果中国能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则有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步入高收入阶段。着眼长远，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永军：“人口红利”减弱，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相对滞后，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偏低、人才储备不足……都是目前中国可以预见的挑战。在环境方面，今年以来的雾霾现象更是受到全球关注。这些约束力的增强，无疑会给下一步经济增长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在“中等收入陷阱”面前，中国既面临以上风险，也具备以下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经济较快增长还有空间；第二，城镇化将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入第二、第三产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第三，区域经济结构差异使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带来效率的提高，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所没有的；第四，未来五年，中国可能成为内需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第五，人力资本正在形成。
张勇：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与拉美国家相比，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
拉美国家70%-80%的“超前”城市化率，造成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一个城市，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出现了著名的“贫民窟”。而中国的城市化率较低，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远未达到失控程度，当务之急要解决好配套和连带性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拉美国家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如石油、大豆等。中国则是制造业出口，但要相应发展处于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产品。
中国正在实施渐进性改革，宏观调控能力大于拉美国家，并且在“十二五”规划中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力促经济增长方式由量向质转型。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的话，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较小。
邹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各国GNI排名中，2012年中国以人均4940美元列第114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9511美元的52%，为世界上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平均值6563美元的75%。
可见，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步入中等偏高收入水平，但还远不是一个富足的国家，距离从中等收入国家的阵营“毕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同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人民币汇率仍面临升值压力，关于节能减排的国际公约对中国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补充材料：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威胁。为使日本经济尽快适应当时的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刺激国内需求。其向国外转移了国内的部分传统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低增值的工序留在国内，致力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同时，日本国内一部分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兴产业中，新兴产业因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为丰富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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