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讨论美酒的文章里，我们总是把东方习酒和儒家文明联系在一起。
　　儒家精神以抽象的哲学方式呈现出来，而东方习酒，则把它具象化，让它可以被看见，乃至被品尝、被体味。
　　正如飞机掠过天际，去不留痕，当我们为它挂上彩色烟雾，就轨迹判然了。
　　从浓香大曲，到酱香习酒；从“习水大曲”，到“习水天辰”；从“窖藏1988”，到“君品习酒”。习酒的一整个谱系，标记的是一条文明滋长的轨迹。
　　这条轨迹里，展现的是文明的韧性—单纯美好，孜孜以求。用辜鸿铭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美酒与中国人的精神，彼此有着怎样的勾连？

中国美酒

　　中国美酒，实在太有趣。
　　因为在美酒当中，包含着一组相互对抗的矛盾。它越老越好，但却越老越单纯。就像一个人，用尽一切力量去成长，最终 “成长”为一个纯净的婴儿。“君品习酒”便是如此，用最老的基酒，呈现出最纯净的味道。
　　而这，正贴合着“中国人的精神”。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君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年长的婴儿”，长期的思想与实践，让他变得事理通透，而通透事理之后，他呈现出来的不是世故、圆滑—孔子所厌恶的“乡愿”，而是单纯如婴儿。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符合自然法则，让人舒适惬意，如沐春风。
　　所以，这组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具体化为更明确的表述：通过彻底的社会化，让一切自然而然。用心理学的方式来说则是，头脑的理性和心灵的感性彼此协调。行为服从于自然真实的情感，但从理性上考量，它一样无可挑剔。
　　择义而处，戴仁而行，但一切又都发乎自然。是之谓君子。
　　辜鸿铭先生用了整整一本書，来告诉当时的西方人，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
　　西方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意味着科学、工业和现代政治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压倒一切，成为评判文化高下、文明与野蛮的首要标准。弱者必被消灭，弱者宜被消灭。
　　对此，中国人是格格不入的。强权原则不但被中国道德传统所排挤，而且对于政治而言也是羞于启齿的，即便它有时的确如此运转。
　　儒家先贤提倡的是一种本心上的向善，在政治上体现为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强力无法压制道德，这是天命，身负天命，何惧恶人。
　　人是“天”的后代，所以其本质是从“天”继承而来，天命就是道德性。君子，是一种道德修为境界，是人通过努力，回到“天”希望的样子。正如一个人努力学习、成长，最后变成一个最符合自然要求的人，像个孩子。
　　用辜鸿铭的话总揆其意，中国人的精神，是我们“一直过着一种孩童般的心灵生活”。
　　如果真有人能在心理上“越活越年轻”，那就是君子。

当我们饮一杯“君品习酒”，感受到的不是世故、复杂和权力，而是回到本心，美好而单纯。

　　美酒也是如此。当我们饮一杯“君品习酒”，感受到的不是世故、复杂和权力，而是回到本心，美好而单纯。美酒的成长过程是做减法的，用时间的力量来为它减去猛烈、刺激、冲动、桀骜、斗争，再用巧妙的勾调给它加上得体的修饰，整体上变得纯净归一。
　　这就是中国美酒，用足够的时间，来成长为一个孩子。

美酒和孩子

　　怎么更好地理解“孩童般的心灵生活”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地定义什么是“心灵生活”。佛家说“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着“色声香味触法”，前者是用来分别认知后者的器官。其中的“意”，是用来认识“法”的。
　　不拘泥于佛家哲学，只是借用这种“意”与“法”的简洁的关系，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认知。
　　我们把“意”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头脑，二是心灵。
　　同样地，把“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性，二是情感。
　　因此，“意”对“法”的认知，就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头脑的理性分析，对规律的抽象；二是心灵的情感能力，对美丑的感受。
　　现在我们的分析框架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正在于头脑理性较弱，因而对规律的抽象能力较弱，而心灵的情感能力很强，所以对美丑的感受能力很强。
　　规律抽象，是科学的和理论的；而美丑感知，是道德的和艺术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抽象的科学理论发育缓慢，而感性的道德和艺术则壮阔无垠。某种程度上，这就相当于成人和孩子的区别。
　　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在感知和讨论善恶、美丑上一枝独秀，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像个孩子一样，单纯而专一。每一个人都这样生活着，这就是辜鸿铭先生所说的“孩童般的心灵生活”。
　　辜鸿铭先生不是一家之言。
　　同为传统文化巨擘的梁漱溟先生同持此论，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他说：“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应和身体发育相应，但中国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因其智慧早开，转而抑阻身体发育，身体发育不健全，智慧最后也不能发育得圆满良好。”
　　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是一个孩子。所以在面临西方现代化压力的时候，他说，中国文化不是落后，而是停滞。停滞，就是停在了孩童时代。
　　停滞当然不是一个好词。不过，停滞也不是罪过。它成为罪过，是因为东西方遭遇，理性的、科学的从而是强权的力量，让中国人的孩童状态无法招架。西方人告诉孔夫子，就算天命所系，也不能抵抗强权。所以我们要自强，要奋起。
　　不说太远，回到心灵的认知对象上来。前面说过，心灵的认知对象是美与丑，道德与情感。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归根到底是一种审美的生活。因此它在艺术上会光华夺目、星汉灿烂。 　　中国艺术包罗万象，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酒。中国白酒，和金酒、伏特加、朗姆酒、龙舌兰、白兰地一样都是蒸馏的烈性酒，但和它们不一样之处在于，中国白酒和中国人的心灵一致，里面包含着完整的审美生活。我们相信好酒越老越美，而美的原则是单纯专一，越是陈化老熟，它的味道就变得越来越归一，去除杂味，自然，醇厚，像个孩子。
　　好酒在中国称为“美酒”，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艺术里所有的美，都是靠近自然的，孩子，是最自然的人。

　　中国人是孩子，而中国美酒是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得以实现的标记。人必定趋利避害，所以历朝历代，无人不向往盛世。转换为一种更具象的描述就是，任何时代，中国人都向往美酒。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大一统”，意味着和平。和平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尽管中国历史磨难重重，但向往统一盛世的愿望从未丢失。
　　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独存的深层逻辑。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尽管历史纷乱，但这个论断没有疑义。因为两点：一是作为文明源头的诸子百家都诞生于乱世，它们互相辨析甚至论战，目的就在于探讨哪种思想更有利于和平安定，这是我们思想传统上的和平基因；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其发达必须以和平为背景，没有和平就没有好生活，这一点不需要任何思想加持，都是可以理解的。
　　要和平，就必须统一。战乱之源，是国家分裂为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
　　统一可以止战，止战方能安生。
　　止战，安生，经济发达，意味着盛世，意味着美酒，意味着我们可以像孩子一样生活，意味着君子有了生长的土壤。

盛世“君品”

　　盛世，是黎民共享的好时代，美好生活不是一部分人的专属，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特征。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孔子在《礼记》中作出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这里面，包含着稚嫩的社会主义意识。
　　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孔子的理想在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古代盛世，最多也就是局部实现，而不可能普及天下。
　　观察这一问题的角度，可以非常细致，比如以酒为切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借酒吟诗作赋，或者直接对酒评头论足，甚至把酒上升到哲学高度的人士，不可胜计，蔚为大观。问题在于，相关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社会精英群体中的一员。

美好生活的标志之一，就是美酒。事实上，我们翻阅历史，几乎所有美酒，都产生于盛世，或者民生富庶之所。

　　最明显例子的是魏晋，直到今天，这个时代仍然令不少文人墨客歆羡不已。问题在于，文人墨客大多情感丰富而理性匮乏。魏晋名士，多是出身世家大族，他们有庄园供养，衣食无忧，只是为了逃避政治的关注，放浪形骸。这种“风度”，与绝大多数人无关。正如前文提及的，酒从来都是奢侈品，不管是何种层次的酒。
　　粮食不丰沛，就不会有一种天下共享的酒文化。
　　民以食为天，历朝历代，农业都是根本，是重中之重。如果没有食物，天下必然大乱，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而古代帝王，无一不重视农业。代表着农时的历法，由帝王颁布；在特殊节令，帝王还要领头祭祀社稷（土地和谷物）之神，亲自扶犁、播种，力劝农桑。国家运作的财税之源，也主要是农业。
　　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从农业入手。工业，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科学，才是让人们衣食无忧的真正力量，农业问题的解决，恰恰要从农业之外去想办法。
　　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限制日渐放松，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比例持续减少；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税，还对农业发放补贴；最近几年，国家放宽生育政策，鼓励人口滋长。这些举措，从核心上讲都是指向一个结论：历代政治治理的最大难题—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时，中国人才终于可以普遍性地与美酒发生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70年的历史，这样的大一统时长也足够让美酒好整以暇地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习水大曲”，在2010年迎来了习酒“窖藏1988”，又在2019年迎来了更上一层楼的“君品习酒”。
　　历史必将证明，现代化的中国不但不是一个传统被摧毁的时代，反而是一个传统精神可以真正实现的时代。在丰沛的物质条件下，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儒家理想，回到“中国人的精神”，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单纯的孩子。
　　美酒也是如此。正如人的成长，和时代相得益彰。
　　珍惜今天的生活，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提醒，源自中国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