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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文学革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置疑的深刻影响，它既是旧文学的掘墓人，又是新文学的探索者。文学革命受历史情境的影响，无可避免地存在激进主义等问题。如何评价五四激进思潮对正确认识文学革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分的激进主义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也有更深刻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文学革命；激进思潮；旧文学；新文学
文学革命高扬着民主与自由的伟大旗帜，大力倡导西方新思想，抨击传统旧文化，以激烈决绝的姿态站在时代的前沿，关于五四文学激进主义的历史功过，一直是一个被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与晚清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它大破大立，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大展拳脚，然而由于革命形势之严峻，革命力度之强大，革命步伐之匆忙，在革命的进程中确实也存在了偏激、片面之处。
旅美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深受/新儒学派的影响，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全面反传统，“打倒孔家店” 影响甚坏，不仅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导致了半个世纪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1966 ——1976 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1]五四激进思潮客观上确实存在一些偏激之处，然而它的产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激进主义是五四先驱者们的一种策略，而非目的。
一、晚晴文学革命失败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刺激作用
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2]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打破思想的封闭状态，晚清域外小说大量输入，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然而名噪一时的晚晴文学文学革命终究没能摧毁强大的传统保守力量，惨遭失败。梁启超从文学的内容入手大力倡导白话文，以旧风格写新意境到底没有行得通，近代文学变革整体上仍然只是文学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通。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不满于失败的现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总结经验教训，自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之始便在文学的形式变革上下足了功夫，新形式写新内容，以更彻底更坚决的姿态打破了文言对白话的束缚，才得以成功冲决了网罗。
二、知识分子受时代情绪的影响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中国陷入空间的危机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心忧国难，受时代情绪的影响，打击陈腐不堪的传统保守力量时不免有些急躁。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治上， 袁世凯称帝，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上，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易白沙、陈独秀、吴虞等纷纷撰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持帝制，容易演化为“独夫专制”。以《新青年》为阵地，激进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宗教、妇女、教育、文学等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迫不及待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考虑难免有些欠全。
三、中国传统力量过大需要激进主义的冲击
中国传统力量根深蒂固，接受新文化的阻力强大，国人中庸思想犹来已久，中国必须通过激进主义才能打破这种自闭保守的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 鲁迅曾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是连平和的主张也不肯行。”[3]另外鲁迅还在《 文化偏至论》中提到过，“ 抗往代之大潮”之际所必有的“ 偏至”[4]恰是道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进程中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对五四文学先驱者“激进主义”做出粗暴简单的理解是狭隘的，这恰恰是物反于极，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和激进。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并非启蒙者所认定的文化转型的最终结果，实际达到的必将是由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传统文化相冲击所带来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文学革命进程中的激进主义也不乏理性认识，并且稍有改善之后也曾积极做过一些补救的措施。胡适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5]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重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化遗产进行扬弃。因此，胡适等人虽然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但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全盘西化”。
因此，五四文学革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是时代思潮的结果。在认识五四激进思潮的时候，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的环境过分苛求尽善尽美。吉林大学硕导王桂妹在《五四激进主义及其反思的历史性检视》指出，“文化激进派以进化论为价值判断依据，强调了东西、新旧文化之间的水火不容之势，进而作出了一元认定，这是特定历史时段的必然选择。”[6]
总体来说，五四激进思潮顺应时代潮流，虽然在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偏激不妥之处，但是毕竟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外国文学思潮广泛涌入，新文学社蜂起，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取得了灵热注目的实绩，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打破了僵化保守的局面，使中国文学迅速汲取世界先进文学的营养，并与世界文学接轨，历史功绩不容置疑。
【参考文献】
[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鲁迅.无声的中国[C].华艺出版社.2008
[4]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葛懋春、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65—266
[6]王桂妹.五四激进主义及其反思的历史性检视[J].江汉论坛：2005，（03）105-107
作者简介：王雪梅（1990——），女，汉族，山东日照人，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文学革命；激进思潮；旧文学；新文学
文学革命高扬着民主与自由的伟大旗帜，大力倡导西方新思想，抨击传统旧文化，以激烈决绝的姿态站在时代的前沿，关于五四文学激进主义的历史功过，一直是一个被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与晚清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它大破大立，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大展拳脚，然而由于革命形势之严峻，革命力度之强大，革命步伐之匆忙，在革命的进程中确实也存在了偏激、片面之处。
旅美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深受/新儒学派的影响，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全面反传统，“打倒孔家店” 影响甚坏，不仅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导致了半个世纪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1966 ——1976 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1]五四激进思潮客观上确实存在一些偏激之处，然而它的产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激进主义是五四先驱者们的一种策略，而非目的。
一、晚晴文学革命失败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刺激作用
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2]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打破思想的封闭状态，晚清域外小说大量输入，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然而名噪一时的晚晴文学文学革命终究没能摧毁强大的传统保守力量，惨遭失败。梁启超从文学的内容入手大力倡导白话文，以旧风格写新意境到底没有行得通，近代文学变革整体上仍然只是文学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通。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不满于失败的现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总结经验教训，自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之始便在文学的形式变革上下足了功夫，新形式写新内容，以更彻底更坚决的姿态打破了文言对白话的束缚，才得以成功冲决了网罗。
二、知识分子受时代情绪的影响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中国陷入空间的危机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心忧国难，受时代情绪的影响，打击陈腐不堪的传统保守力量时不免有些急躁。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治上， 袁世凯称帝，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上，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易白沙、陈独秀、吴虞等纷纷撰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持帝制，容易演化为“独夫专制”。以《新青年》为阵地，激进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宗教、妇女、教育、文学等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迫不及待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考虑难免有些欠全。
三、中国传统力量过大需要激进主义的冲击
中国传统力量根深蒂固，接受新文化的阻力强大，国人中庸思想犹来已久，中国必须通过激进主义才能打破这种自闭保守的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 鲁迅曾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是连平和的主张也不肯行。”[3]另外鲁迅还在《 文化偏至论》中提到过，“ 抗往代之大潮”之际所必有的“ 偏至”[4]恰是道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进程中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对五四文学先驱者“激进主义”做出粗暴简单的理解是狭隘的，这恰恰是物反于极，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和激进。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并非启蒙者所认定的文化转型的最终结果，实际达到的必将是由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传统文化相冲击所带来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文学革命进程中的激进主义也不乏理性认识，并且稍有改善之后也曾积极做过一些补救的措施。胡适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5]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重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化遗产进行扬弃。因此，胡适等人虽然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但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全盘西化”。
因此，五四文学革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是时代思潮的结果。在认识五四激进思潮的时候，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的环境过分苛求尽善尽美。吉林大学硕导王桂妹在《五四激进主义及其反思的历史性检视》指出，“文化激进派以进化论为价值判断依据，强调了东西、新旧文化之间的水火不容之势，进而作出了一元认定，这是特定历史时段的必然选择。”[6]
总体来说，五四激进思潮顺应时代潮流，虽然在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偏激不妥之处，但是毕竟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外国文学思潮广泛涌入，新文学社蜂起，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取得了灵热注目的实绩，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打破了僵化保守的局面，使中国文学迅速汲取世界先进文学的营养，并与世界文学接轨，历史功绩不容置疑。
【参考文献】
[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鲁迅.无声的中国[C].华艺出版社.2008
[4]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葛懋春、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65—266
[6]王桂妹.五四激进主义及其反思的历史性检视[J].江汉论坛：2005，（03）105-107
作者简介：王雪梅（1990——），女，汉族，山东日照人，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