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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大量购买大众媒体的篇幅和节目时段，作为本身道场弘法宣传之用，通常也意味着，谁就能藉此快速窜升为台湾佛教界的大师。政商名流和名僧之间，经常互壮声势，一方面可拉拢相关的信众支持，一方面则藉此增加曝光率和提升社会的知名度。
台湾媒体生态里一个很奇特的新闻现象，就是宗教传媒的存在。台湾的宗教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尤以佛教的教义思想对民众有很强的渗透力，并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生活。各政党在大选之际都想借宗教一臂之力，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这当中，岛内宗教传媒特别是佛教媒体的运作，值得深度解剖。
日前本刊记者就此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近代佛教史、台湾佛教史著名专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江灿腾先生。
新闻诉求，封闭保守
《南风窗》：目前，包括佛光山和慈济等佛教传媒在台湾已形成重要的力量，它们是怎么透过公共方式进入社会主流传播管道的?
江灿腾：如果没有1987年台湾政治的正式解严，当代台湾地区的公共媒体(包括佛教传媒)要完全开放和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一时期，佛教界也纷纷创办各种佛教刊物，进行跨地域宣传，以及利用电台节目播音，以影响民众对佛教皈依。这些作为都逐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至于慈济功德会能臻至今日的成功，其实还得感谢证严的弟弟王端正。这位出身媒体记者的人物，非常了解掌握媒体的重要性，他不断利用各种渠道让媒体替慈济造势，包括买广播时段、电视时段，慈济又拥有自己的刊物，可说是目前掌握台湾媒体资源最丰富的团体之一，而它在媒体宣传上的投资，恐怕也是最多的。
至于当代台湾佛教传媒，虽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之一，但我个人认为，它更重要的功能其实是透过佛教数字博物馆的有效运作，对佛教信息公有化的社会分享帮助最大，影响也最能持久和深化。所以，其社会功能虽非尽善尽美，但其在现代社会中能扮演的多功能角色，应是无可置疑。
《南风窗》：它们的理念和运营与传统媒体有何区别?
江灿腾：台湾一般的大众传媒，在营运上当然是力求全方位发展，可是有关社会宗教新闻的报道，就其一般公领域的新闻内容来说，明显存在着相关宗教专业性知识的不足，并且敬业态度也稍有不够。因此，过去常出现擅自加油添醋的报道，特别是朝“八卦新闻”的倾向发展，令人担忧。
可是，台湾也有不少宗教师或宗教团体，不但购买节日时段和提供特定的宗教节目内容，并且聘任原属大众媒体的权威从业员来参与主持或规划节目，于是大众媒体的公信力，便因此沦为替特定宗教节目内容背书。
而此一媒体的操控，又因大量广告的财物利益营收和特定人际关系的牵连，使得台湾某些大众媒体的拥有者或经营者，在报道特定的宗教新闻事件时，不是投鼠忌器，就是徇私扭曲，妨碍社会大众获得正确宗教信息的应有权利。这不但违反追求公正、完整和正确的新闻伦理，也降低大众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实非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所应为之报道方式。
《南风窗》：对台湾的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江灿腾：上述的情形，对台湾社会发展必然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若缺深层自省的大众媒体新闻信息的广泛报道，就无法有效地使社会大众的共识凝聚力聚焦。这正如当代台湾各主流媒体的不同政治立场，往往南辕北辙地处理各自所持的特定新闻评论内涵或其所支持的特定政治对象。
拥有佛教媒体的大道场，其诉求的往往是以自家信徒为取向的报道和特定模式，所以其心态是保守和封闭的。而由于缺乏专业学者的客观性监督、指导和批评，所以既无法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也无法真正引导社会大众公领域的其它舆论导向。
传播霸权，塑造名僧
《南风窗》：你认为该如何推进并规范宗教传媒的发展呢?
江灿腾：我个人认为，除了不违反法律规定之外，当然可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节日内容或新闻报道的方式，从此就可在对社会大众的新闻传播时，完全采取片面和封闭的宗教信息传播。例如目前出现的状况是：住进“慈济医院”的一般社会病患，要看电视节目时，不能任意选台，只有慈济的“大爱台”节目可以看。而有些其它媒体的宗教新闻报道，也明显地是相当类似“造神运动”的宣传手法。因此，我认为，类似上述的例子，都是对大众新闻公共传播工具的滥用和私用，不足为训。
特别是，尽管长久以来，有关宗教或佛教的事务，一般都将其分为圣与俗的两大不同认知领域，但若考虑到这是同时在面对不同立场的社会公众时，对于公共信息的传播，实不应单独允许宗教界采取类似“置入式营销”的特殊性立场报道。
因此，像这样的传播方式是不宜经常出现在开放性现代社会大众的宗教信息来源之中，所以，专业学者的客观性监督、指导和批评，是绝对有其必要的。
《南风窗》：如何理解佛教传播管道的特异性?
江灿腾：台湾佛教的传播霸权，所以出现强弱之别，其关键处就是对此有利发言权能否经常性地优先掌握?或能否完全地进行幕后操控?
其最大传播效果，是能快速塑造台湾佛教界光芒四射的名僧。所以台湾的政商名流和佛教传媒上的名僧之间，彼此都会因此经常共同出现(所谓藉名人来壮自己的声势)，一方面既可拉拢相关的信众支持，一方面则藉此增加曝光率和提升社会的知名度。
所以，衍生的问题就是：当代台湾的佛教环境中，谁能大量购买大众媒体的篇幅和节目时段，作为本身道场弘法宣传之用，通常也意味着，谁就能藉此，快速蹿升为台湾佛教界的名流或大师级教内盟主。
然而，以这种方式来逃离社会异议者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其新闻的商业逻辑可以解释，但根本上已违反了现代社会公领域的相关信息，必须公开化、公正化和公平化的三化基本原则。
我就是看不过去，才亲自上李涛主持的WBS“2100全民开讲”的特别节目，去批判达赖喇嘛首次为大众灌顶，却要定价收费的不当。尽管如此，我也必须坦白说，假若自己不争气，而只会操控大众媒体来炫耀自己，纵使是释迦牟尼佛陀再世来到台湾，也一样枉然。
“星云新闻奖”意义不大
《南风窗》：星云法师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
江灿腾：根据我个人的专业理解，佛光山初期教势的拓展，几乎是与台湾社会的脉动同步的。因正当星云从宜兰移居高雄逐渐站稳脚步之际，而1960年代中期，台湾南部正好陆续出现加工出口区。在这段时光里，台湾的经济形态开始急遽转型，导致农村年轻的劳动力纷纷投入大都市边缘的加工厂，而这时星云的佛光山刚好在高雄的大树乡出现。
许多离乡背井的“田庄少年”，为要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便在精于宣传、擅长说教的星云的引导下，成为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众，何况佛光山又是他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星云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他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星云的做法相当新颖， 他把人间佛教包装成欢欣快乐、突破守旧形象的宗教，致使台湾的佛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感到骄傲，面对西方宗教的比较，再也不必退缩，让人们对台湾的佛教大大地改观。这可以说是星云生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南风窗》：据《联合报》报道，日前星云法师宣布成立第一届“星云真善美新闻贡献奖”，每一奖项奖金高达100万新台币，每年奖金共500万元。并称已预备好20年经费。他同时指出，佛光山向以教化社会、净化社会为志，他有感优良媒体在现代社会的辛苦，早就想为媒体做点事。此举的社会意义如何?
江灿腾：我个人认为：星云此举，其社会意义并不大。此次得奖人之一南方朔，应该拒领此奖。我如此认为的理由是，如果是争议性很大的团体或个人，都不适合设立此种奖项，因为它摆明了，就是为其将来可能遭到社会舆论大批判而预为因应，试图预建遮盖内情的媒体保护伞。
并且，像这样的手脚，台湾社会有不少人，包括此次得奖人之一的南方朔在内，其实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才认为南方朔本人应该拒领此奖。再者，此一新闻奖未来真正的考验是，只要星云本人一旦不在人世，它立刻就会是非黑白判然，立见分晓了。“慈济效应”，根深社会
《南风窗》：佛光山之外，另一支稍后在东台湾发迹的佛教势力，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济功德会，如何看待“慈济效应”?
江灿腾：“慈济效应”有前后期的明显不同，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战后台湾都市中产阶级寻求和参与现代形态的宗教慈善助人之义举表现。所以其慈善救援行动人世的色彩浓厚、证严法师的佛学诠释作为其会员生活化的原则来应用的成分也相对大增。
更重要的是，其所以能成功崛起，是正逢外在大环境变化的诸多良好助缘，以及在进行宗教慈善实践时，能事先精心规划和设定有效性或深具可行性的目标达成点。
而像这种能最终达成巨大成效，并一再证明其原先行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妥善做法，正是台湾中产阶级企业家在考虑市场经营绩效或扩大客户服务功能的翻版运应。所以，它完全可以避免不同地区因不同宗教差异而衍生的信仰冲突。而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慈济能正式被大陆国务院核准，成为唯一可以在大陆合法立案和公开活动的台湾佛教慈善团体的真正原因。
有关证严法师的佛学主要见解，是源自日本新兴佛教团体立正佼成会的庭野日敬之《法华三部》诠释，近年来也由其本人所证实。因而，其所推动的“慈济宗”运动，迄今为止并不能算很成功。
《南风窗》：《天下》曾透过民意调查，访问台湾人民心目中最信赖的人，结果证严法师的人气指数居高不下。台湾人民心目中最信赖的人，竟然是一位比丘尼，这对于佛教而言，意义如何?
江灿腾：证严法师本人原是台湾籍的本土法师，生平不曾出国，因而长期关怀台湾本土，一直是她佛教事业的重点。她不像出身大陆丛林的星云法师，有浓厚的“大陆情结”；对她而言，“慈济功德会”的四大志业，只是在关怀台湾本土社会之余，进一步对台湾以外的全人类提供救助与关怀而已。
此外，证严法师在经营慈济功德会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菁英来筹办和管理，非常正确地规划了事业发展的方向，再倚靠造神运动及自食其力的优势，在媒体的充分配合下，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湾社会，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响力还渐渐扩散到全球的地域。所以，她能拥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声望，不是没有原因的。
《南风窗》：如今，佛教在台湾社会扎根，无论是党政要员还是企业领袖，都以在名片上挂个“慈济功德会荣董”或“佛光会督导”的头衔为荣，人们往往会因此而认定他是有道德而可以被信赖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佛教传媒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江灿腾：其实，现实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台湾民众对此是既精明又很现实主义取向的，他们在看问题，其实是从实利与真正的绩效表现来评估，而非单是以名片上的头衔就无条件地相信其所作所为。台湾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杨宪宏先生，有一次在谈话中便表示：“这种以捐钱方式取得的道德漂白，并不总是有效!”我同意他的此一说法。
至于有关佛教传媒的功效，我认为近几年来，它只能在确保或尽力维持已靠其它传媒造势宣传得来不易的宗教荣誉和社会知名度而已，并不能有巨大的直接帮助。所以，台湾佛教传媒并非台湾社会的主流媒体之一，其公信力和影响力都远不如其它非佛教传媒的主流媒体之巨大表现度和有效影响度。
台湾媒体生态里一个很奇特的新闻现象，就是宗教传媒的存在。台湾的宗教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尤以佛教的教义思想对民众有很强的渗透力，并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生活。各政党在大选之际都想借宗教一臂之力，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这当中，岛内宗教传媒特别是佛教媒体的运作，值得深度解剖。
日前本刊记者就此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近代佛教史、台湾佛教史著名专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江灿腾先生。
新闻诉求，封闭保守
《南风窗》：目前，包括佛光山和慈济等佛教传媒在台湾已形成重要的力量，它们是怎么透过公共方式进入社会主流传播管道的?
江灿腾：如果没有1987年台湾政治的正式解严，当代台湾地区的公共媒体(包括佛教传媒)要完全开放和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一时期，佛教界也纷纷创办各种佛教刊物，进行跨地域宣传，以及利用电台节目播音，以影响民众对佛教皈依。这些作为都逐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至于慈济功德会能臻至今日的成功，其实还得感谢证严的弟弟王端正。这位出身媒体记者的人物，非常了解掌握媒体的重要性，他不断利用各种渠道让媒体替慈济造势，包括买广播时段、电视时段，慈济又拥有自己的刊物，可说是目前掌握台湾媒体资源最丰富的团体之一，而它在媒体宣传上的投资，恐怕也是最多的。
至于当代台湾佛教传媒，虽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之一，但我个人认为，它更重要的功能其实是透过佛教数字博物馆的有效运作，对佛教信息公有化的社会分享帮助最大，影响也最能持久和深化。所以，其社会功能虽非尽善尽美，但其在现代社会中能扮演的多功能角色，应是无可置疑。
《南风窗》：它们的理念和运营与传统媒体有何区别?
江灿腾：台湾一般的大众传媒，在营运上当然是力求全方位发展，可是有关社会宗教新闻的报道，就其一般公领域的新闻内容来说，明显存在着相关宗教专业性知识的不足，并且敬业态度也稍有不够。因此，过去常出现擅自加油添醋的报道，特别是朝“八卦新闻”的倾向发展，令人担忧。
可是，台湾也有不少宗教师或宗教团体，不但购买节日时段和提供特定的宗教节目内容，并且聘任原属大众媒体的权威从业员来参与主持或规划节目，于是大众媒体的公信力，便因此沦为替特定宗教节目内容背书。
而此一媒体的操控，又因大量广告的财物利益营收和特定人际关系的牵连，使得台湾某些大众媒体的拥有者或经营者，在报道特定的宗教新闻事件时，不是投鼠忌器，就是徇私扭曲，妨碍社会大众获得正确宗教信息的应有权利。这不但违反追求公正、完整和正确的新闻伦理，也降低大众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实非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所应为之报道方式。
《南风窗》：对台湾的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江灿腾：上述的情形，对台湾社会发展必然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若缺深层自省的大众媒体新闻信息的广泛报道，就无法有效地使社会大众的共识凝聚力聚焦。这正如当代台湾各主流媒体的不同政治立场，往往南辕北辙地处理各自所持的特定新闻评论内涵或其所支持的特定政治对象。
拥有佛教媒体的大道场，其诉求的往往是以自家信徒为取向的报道和特定模式，所以其心态是保守和封闭的。而由于缺乏专业学者的客观性监督、指导和批评，所以既无法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也无法真正引导社会大众公领域的其它舆论导向。
传播霸权，塑造名僧
《南风窗》：你认为该如何推进并规范宗教传媒的发展呢?
江灿腾：我个人认为，除了不违反法律规定之外，当然可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节日内容或新闻报道的方式，从此就可在对社会大众的新闻传播时，完全采取片面和封闭的宗教信息传播。例如目前出现的状况是：住进“慈济医院”的一般社会病患，要看电视节目时，不能任意选台，只有慈济的“大爱台”节目可以看。而有些其它媒体的宗教新闻报道，也明显地是相当类似“造神运动”的宣传手法。因此，我认为，类似上述的例子，都是对大众新闻公共传播工具的滥用和私用，不足为训。
特别是，尽管长久以来，有关宗教或佛教的事务，一般都将其分为圣与俗的两大不同认知领域，但若考虑到这是同时在面对不同立场的社会公众时，对于公共信息的传播，实不应单独允许宗教界采取类似“置入式营销”的特殊性立场报道。
因此，像这样的传播方式是不宜经常出现在开放性现代社会大众的宗教信息来源之中，所以，专业学者的客观性监督、指导和批评，是绝对有其必要的。
《南风窗》：如何理解佛教传播管道的特异性?
江灿腾：台湾佛教的传播霸权，所以出现强弱之别，其关键处就是对此有利发言权能否经常性地优先掌握?或能否完全地进行幕后操控?
其最大传播效果，是能快速塑造台湾佛教界光芒四射的名僧。所以台湾的政商名流和佛教传媒上的名僧之间，彼此都会因此经常共同出现(所谓藉名人来壮自己的声势)，一方面既可拉拢相关的信众支持，一方面则藉此增加曝光率和提升社会的知名度。
所以，衍生的问题就是：当代台湾的佛教环境中，谁能大量购买大众媒体的篇幅和节目时段，作为本身道场弘法宣传之用，通常也意味着，谁就能藉此，快速蹿升为台湾佛教界的名流或大师级教内盟主。
然而，以这种方式来逃离社会异议者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其新闻的商业逻辑可以解释，但根本上已违反了现代社会公领域的相关信息，必须公开化、公正化和公平化的三化基本原则。
我就是看不过去，才亲自上李涛主持的WBS“2100全民开讲”的特别节目，去批判达赖喇嘛首次为大众灌顶，却要定价收费的不当。尽管如此，我也必须坦白说，假若自己不争气，而只会操控大众媒体来炫耀自己，纵使是释迦牟尼佛陀再世来到台湾，也一样枉然。
“星云新闻奖”意义不大
《南风窗》：星云法师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
江灿腾：根据我个人的专业理解，佛光山初期教势的拓展，几乎是与台湾社会的脉动同步的。因正当星云从宜兰移居高雄逐渐站稳脚步之际，而1960年代中期，台湾南部正好陆续出现加工出口区。在这段时光里，台湾的经济形态开始急遽转型，导致农村年轻的劳动力纷纷投入大都市边缘的加工厂，而这时星云的佛光山刚好在高雄的大树乡出现。
许多离乡背井的“田庄少年”，为要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便在精于宣传、擅长说教的星云的引导下，成为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众，何况佛光山又是他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星云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他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星云的做法相当新颖， 他把人间佛教包装成欢欣快乐、突破守旧形象的宗教，致使台湾的佛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感到骄傲，面对西方宗教的比较，再也不必退缩，让人们对台湾的佛教大大地改观。这可以说是星云生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南风窗》：据《联合报》报道，日前星云法师宣布成立第一届“星云真善美新闻贡献奖”，每一奖项奖金高达100万新台币，每年奖金共500万元。并称已预备好20年经费。他同时指出，佛光山向以教化社会、净化社会为志，他有感优良媒体在现代社会的辛苦，早就想为媒体做点事。此举的社会意义如何?
江灿腾：我个人认为：星云此举，其社会意义并不大。此次得奖人之一南方朔，应该拒领此奖。我如此认为的理由是，如果是争议性很大的团体或个人，都不适合设立此种奖项，因为它摆明了，就是为其将来可能遭到社会舆论大批判而预为因应，试图预建遮盖内情的媒体保护伞。
并且，像这样的手脚，台湾社会有不少人，包括此次得奖人之一的南方朔在内，其实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才认为南方朔本人应该拒领此奖。再者，此一新闻奖未来真正的考验是，只要星云本人一旦不在人世，它立刻就会是非黑白判然，立见分晓了。“慈济效应”，根深社会
《南风窗》：佛光山之外，另一支稍后在东台湾发迹的佛教势力，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济功德会，如何看待“慈济效应”?
江灿腾：“慈济效应”有前后期的明显不同，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战后台湾都市中产阶级寻求和参与现代形态的宗教慈善助人之义举表现。所以其慈善救援行动人世的色彩浓厚、证严法师的佛学诠释作为其会员生活化的原则来应用的成分也相对大增。
更重要的是，其所以能成功崛起，是正逢外在大环境变化的诸多良好助缘，以及在进行宗教慈善实践时，能事先精心规划和设定有效性或深具可行性的目标达成点。
而像这种能最终达成巨大成效，并一再证明其原先行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妥善做法，正是台湾中产阶级企业家在考虑市场经营绩效或扩大客户服务功能的翻版运应。所以，它完全可以避免不同地区因不同宗教差异而衍生的信仰冲突。而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慈济能正式被大陆国务院核准，成为唯一可以在大陆合法立案和公开活动的台湾佛教慈善团体的真正原因。
有关证严法师的佛学主要见解，是源自日本新兴佛教团体立正佼成会的庭野日敬之《法华三部》诠释，近年来也由其本人所证实。因而，其所推动的“慈济宗”运动，迄今为止并不能算很成功。
《南风窗》：《天下》曾透过民意调查，访问台湾人民心目中最信赖的人，结果证严法师的人气指数居高不下。台湾人民心目中最信赖的人，竟然是一位比丘尼，这对于佛教而言，意义如何?
江灿腾：证严法师本人原是台湾籍的本土法师，生平不曾出国，因而长期关怀台湾本土，一直是她佛教事业的重点。她不像出身大陆丛林的星云法师，有浓厚的“大陆情结”；对她而言，“慈济功德会”的四大志业，只是在关怀台湾本土社会之余，进一步对台湾以外的全人类提供救助与关怀而已。
此外，证严法师在经营慈济功德会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菁英来筹办和管理，非常正确地规划了事业发展的方向，再倚靠造神运动及自食其力的优势，在媒体的充分配合下，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湾社会，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响力还渐渐扩散到全球的地域。所以，她能拥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声望，不是没有原因的。
《南风窗》：如今，佛教在台湾社会扎根，无论是党政要员还是企业领袖，都以在名片上挂个“慈济功德会荣董”或“佛光会督导”的头衔为荣，人们往往会因此而认定他是有道德而可以被信赖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佛教传媒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江灿腾：其实，现实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台湾民众对此是既精明又很现实主义取向的，他们在看问题，其实是从实利与真正的绩效表现来评估，而非单是以名片上的头衔就无条件地相信其所作所为。台湾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杨宪宏先生，有一次在谈话中便表示：“这种以捐钱方式取得的道德漂白，并不总是有效!”我同意他的此一说法。
至于有关佛教传媒的功效，我认为近几年来，它只能在确保或尽力维持已靠其它传媒造势宣传得来不易的宗教荣誉和社会知名度而已，并不能有巨大的直接帮助。所以，台湾佛教传媒并非台湾社会的主流媒体之一，其公信力和影响力都远不如其它非佛教传媒的主流媒体之巨大表现度和有效影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