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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春天的象征,绿色象征生命。在色彩学中,绿色属冷调。但这个冷并非冷漠无情的冷,而是泛指其在人的视觉感受中,绿色葱笼,令人身心愉悦、宁静不躁、绿色使空间开阔宜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几乎毫不例外地认识到绿色与人生的关系。万绿丛中一点红,不只是一个文学形象,而是饱含生态哲理。绿色是地球生机旺盛的外显,是自然界风调雨顺的象征。绿色伴随人类一生。綠色与国家前途,人民生活,全民健康息息相关。我国加入WTO后,在农产品出口市场便因农药残留超标,达不到“绿色壁垒”(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非关税壁垒,亦称“环境壁垒”)而屡屡受阻。人类只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惜绿、造绿,一生投身绿化建设才是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唯一途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建筑受到建筑界关注,但绿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并不是建筑师,而是一批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是他(她)们促成了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族类、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根据各自的人生体验,促成了观念的更新,从人本中心论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绿色运动普遍被世人接受,应归功于一位孱弱而又坚韧图强的女性,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卡逊是一位为了拯救受到人类工业文明破坏,向人为破坏自然世界而进行抗争的领导者。
卡逊在她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个当时尚不为人注意的生物破坏现象,她着重描述了由于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像农药DDT这样的杀虫剂所带来的对生物链的巨大破坏。由于在环境食物链中的逐步集聚,DDT对范围很广的生命物种具有毒性,也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突出的表现之一如导致一些鸟类蛋壳变薄,鸟类、鱼类大量死亡,甚至连金鹰和隼一类生命力旺盛的飞禽也难逃厄运。因此她告诫人们要加倍重视人类与大气、土壤、海洋、河流、动物和植物之间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重建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的关系,一旦掉以轻心,势必祸及地球上一些生物物种的灭绝。卡逊的重大发现,为当代人敲响了警钟;人类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慎思因果,否则将遭到灭顶之灾。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从其它事物的关系中分离出去,这一深层次生态观,提醒人类,人类虽说号称万物之灵长,或者说不愧为理性的生灵而独立生存,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确实具有自己的特殊地位,但前提是要摒弃西方社会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分离这一二元论观点,而要遵循进化论所强调的:人既是自然界优越的产物,具有人类高级生物之故,其余物种才有可能存在。或者说更好地生存,但人始终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个部分存在,而且也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整个复杂多变的自然关系网络中,在自然的报复面前,要反思、要律己,人才能体现自己特殊的价值。这个辨证关系警告人类绝不能因此而贵已践物、凌驾于自然之上,或随意塑造自然。只有同自然融为一体,方能既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受益于自然,又不致祸及子孙,欠下儿孙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建筑的自然的关系亦如此。
生态建筑的核心,可用赖特在他的有机建筑论中的几个论点作答:建筑设计是整个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主角;强调同周边环境相依相存、共同工作、不能破坏其它物种生存。这一点同绿色建筑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态学家认为,生态系统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即处于一种不停流动的状态之中。而建筑亦如此,同生物圈中所有生态系统一样都是动态系统,随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哈沃德·奥德姆指出,微生物系统随时间的变化,能量的新陈代谢处于变化状态。
深入比较生态学家和建筑师环境概念的异同, 我认为,整体生态建筑观所体现的空间因素影响至为关键。生物圈是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建筑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生态系统环境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承受外部生态系统环境影响的同时,反过来又影响外部环境,但这些相互作用是以一定的空间范围为基础的,而不是仅仅促限于指定设计场地之内。空间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空间置换影响;2、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空间影响的特定范围。
森林型生态城市,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见诸极报端。再说,城市绿化并非光靠大树进城,而是需要本土“野草”“闲花”和灌、乔植物结构合理的立体生态系统,城市绿化是不能以牺牲异地农业生态为代价的,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否则,不仅会加速珍贵树种的灭绝,破坏水土、恶化环境,还必然因无知或知其不可行而行之,造成对社会、人类的罪过。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地方的城管部门,有意无知地为大树进城大开方便之门,仅管容许大树进城意在促进不同城市绿化上一个台阶,但实效如何?则疏于考虑,或者说一经发现失误,已无回天之力。古树进城之风,不仅破坏了自然资源,也助长了社会资本的浮华之举。凡此种种弊端,又牵扯到一个历史性错误,在50年代末不容抗拒的积左思潮泛滥下,不少城市都在未来绿化建设布置上宏观失控,比如与城市规划设想相应规模的苗圃基地,而且是乡土苗圃区系多样方能适应国内东南西北中气候差异惊人的不同环境。以上两例是对违反自然法则者的报应。为什么?因为宇宙间的不管是植物或是动物,都并非随人意分布于地球表面,而不同生物的生存,繁殖都与不同地域的地形、土壤、气候、水文密切相关。一草一木的异地种植都将丧失生态平衡,或者说影响到各种生物的系统平衡。
生态系统中的空间异质性无处不在,几乎遍及自然界中一切生物。日本《建筑都市报》(A+U)杂志曾以“什么是生态学?何为接近生态建筑的实例?”为题采访过不少建筑师和相关专业的学者,绝大多数人认为:任何一个建造在生态系统中的建筑,总会对周围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例如建筑会导致土壤腐蚀、改变雨水流量、改变空气流动的方向和速度、遮挡太阳辐射等,所以建筑系统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特定空间片段。” 由于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反映特别敏感,建筑系统对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也随因地理区位等条件不同而程度不同,因此,伊安·麦克哈格认为,每一个设计地段都应在考虑下列条件的前提下,独立评价:1、生态系统的自然价值;2、生态系统的过程;3、生态系统的限制条件;4、生态系统固有的自然机制,因为不同设计地段周围生态系统的属性会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鉴于上述,建筑师在设计中必须充分把握设计地段的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组成,把紧总图设计关,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如以植绿减缓高温,过滤空气。“少费多用”使生态系统空间置换中的影响越少越好,同时要考虑建筑系统中各种能量和物质材料的增量适宜于原有生态系统,将间接空间置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挪威哲学家阿恩·那伊斯1972年写道:“深层生态学的本质在于质询更为深
刻的问题:究竟是何种社会、何种教育,以及何种宗教组织有助于将地球上的各种物种视为一个整体。尽管生态学理论的重点是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分离以及其它一些关于人类和地球关系的基本问题。深层次生态学家认为传统的环境研究对于受到伤害的地球的帮助就象止血胶条,对伤口的作用那么肤浅。尽管这一观点也曾招致不少人认为“说得多,做得少”的批评,但细究其深层次生态学的观点,它自始至终是与绿色建筑运动关系密切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建筑受到建筑界关注,但绿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并不是建筑师,而是一批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是他(她)们促成了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族类、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根据各自的人生体验,促成了观念的更新,从人本中心论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绿色运动普遍被世人接受,应归功于一位孱弱而又坚韧图强的女性,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卡逊是一位为了拯救受到人类工业文明破坏,向人为破坏自然世界而进行抗争的领导者。
卡逊在她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个当时尚不为人注意的生物破坏现象,她着重描述了由于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像农药DDT这样的杀虫剂所带来的对生物链的巨大破坏。由于在环境食物链中的逐步集聚,DDT对范围很广的生命物种具有毒性,也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突出的表现之一如导致一些鸟类蛋壳变薄,鸟类、鱼类大量死亡,甚至连金鹰和隼一类生命力旺盛的飞禽也难逃厄运。因此她告诫人们要加倍重视人类与大气、土壤、海洋、河流、动物和植物之间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重建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的关系,一旦掉以轻心,势必祸及地球上一些生物物种的灭绝。卡逊的重大发现,为当代人敲响了警钟;人类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慎思因果,否则将遭到灭顶之灾。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从其它事物的关系中分离出去,这一深层次生态观,提醒人类,人类虽说号称万物之灵长,或者说不愧为理性的生灵而独立生存,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确实具有自己的特殊地位,但前提是要摒弃西方社会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分离这一二元论观点,而要遵循进化论所强调的:人既是自然界优越的产物,具有人类高级生物之故,其余物种才有可能存在。或者说更好地生存,但人始终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个部分存在,而且也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整个复杂多变的自然关系网络中,在自然的报复面前,要反思、要律己,人才能体现自己特殊的价值。这个辨证关系警告人类绝不能因此而贵已践物、凌驾于自然之上,或随意塑造自然。只有同自然融为一体,方能既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受益于自然,又不致祸及子孙,欠下儿孙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建筑的自然的关系亦如此。
生态建筑的核心,可用赖特在他的有机建筑论中的几个论点作答:建筑设计是整个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主角;强调同周边环境相依相存、共同工作、不能破坏其它物种生存。这一点同绿色建筑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态学家认为,生态系统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即处于一种不停流动的状态之中。而建筑亦如此,同生物圈中所有生态系统一样都是动态系统,随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哈沃德·奥德姆指出,微生物系统随时间的变化,能量的新陈代谢处于变化状态。
深入比较生态学家和建筑师环境概念的异同, 我认为,整体生态建筑观所体现的空间因素影响至为关键。生物圈是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建筑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生态系统环境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承受外部生态系统环境影响的同时,反过来又影响外部环境,但这些相互作用是以一定的空间范围为基础的,而不是仅仅促限于指定设计场地之内。空间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空间置换影响;2、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空间影响的特定范围。
森林型生态城市,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见诸极报端。再说,城市绿化并非光靠大树进城,而是需要本土“野草”“闲花”和灌、乔植物结构合理的立体生态系统,城市绿化是不能以牺牲异地农业生态为代价的,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否则,不仅会加速珍贵树种的灭绝,破坏水土、恶化环境,还必然因无知或知其不可行而行之,造成对社会、人类的罪过。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地方的城管部门,有意无知地为大树进城大开方便之门,仅管容许大树进城意在促进不同城市绿化上一个台阶,但实效如何?则疏于考虑,或者说一经发现失误,已无回天之力。古树进城之风,不仅破坏了自然资源,也助长了社会资本的浮华之举。凡此种种弊端,又牵扯到一个历史性错误,在50年代末不容抗拒的积左思潮泛滥下,不少城市都在未来绿化建设布置上宏观失控,比如与城市规划设想相应规模的苗圃基地,而且是乡土苗圃区系多样方能适应国内东南西北中气候差异惊人的不同环境。以上两例是对违反自然法则者的报应。为什么?因为宇宙间的不管是植物或是动物,都并非随人意分布于地球表面,而不同生物的生存,繁殖都与不同地域的地形、土壤、气候、水文密切相关。一草一木的异地种植都将丧失生态平衡,或者说影响到各种生物的系统平衡。
生态系统中的空间异质性无处不在,几乎遍及自然界中一切生物。日本《建筑都市报》(A+U)杂志曾以“什么是生态学?何为接近生态建筑的实例?”为题采访过不少建筑师和相关专业的学者,绝大多数人认为:任何一个建造在生态系统中的建筑,总会对周围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例如建筑会导致土壤腐蚀、改变雨水流量、改变空气流动的方向和速度、遮挡太阳辐射等,所以建筑系统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特定空间片段。” 由于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反映特别敏感,建筑系统对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也随因地理区位等条件不同而程度不同,因此,伊安·麦克哈格认为,每一个设计地段都应在考虑下列条件的前提下,独立评价:1、生态系统的自然价值;2、生态系统的过程;3、生态系统的限制条件;4、生态系统固有的自然机制,因为不同设计地段周围生态系统的属性会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鉴于上述,建筑师在设计中必须充分把握设计地段的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组成,把紧总图设计关,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如以植绿减缓高温,过滤空气。“少费多用”使生态系统空间置换中的影响越少越好,同时要考虑建筑系统中各种能量和物质材料的增量适宜于原有生态系统,将间接空间置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挪威哲学家阿恩·那伊斯1972年写道:“深层生态学的本质在于质询更为深
刻的问题:究竟是何种社会、何种教育,以及何种宗教组织有助于将地球上的各种物种视为一个整体。尽管生态学理论的重点是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分离以及其它一些关于人类和地球关系的基本问题。深层次生态学家认为传统的环境研究对于受到伤害的地球的帮助就象止血胶条,对伤口的作用那么肤浅。尽管这一观点也曾招致不少人认为“说得多,做得少”的批评,但细究其深层次生态学的观点,它自始至终是与绿色建筑运动关系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