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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产业,危机中逆势飞扬
【编者按】
软件外包,即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将他们的一些非核心的软件项目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公司开发,以达到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的目的。软件开发的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所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将有效地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软件外包将为中国软件业带来什么?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机会,还有先进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以及严格的软件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我国的软件产业将逐渐地告别手工作坊式的开发时代,进入工程化、规模化的开发领域。
全球软件外包发包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接包市场主要是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其中,美国市场被印度垄断,欧洲市场则被爱尔兰垄断。现在,菲律宾、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加入了世界软件外包的竞争行列。
今年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大庆、苏州、无锡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减税、免税、贴息等鼓励和支持措施。
根据商务部的解释,服务外包业务系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包括:业务改造外包、业务流程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应用管理和应用服务等商业应用程序外包、基础技术外包(IT、软件开发设计、技术研发、基础技术平台整合和管理整合)等。
业内人士称,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提出成立软件外包示范城市,可见国家对外包产业的扶持力度和决心前所未有。
该人士认为,推出软件外包“新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如软件大国印度,从1997年开始就对软件外包企业实行免税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全免,并且当为期十年的免税政策到期后,又将免税政策延期,现在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依然享受着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政策,而我国的政策扶持力度则远远不够,存在着政策瓶颈。
其次,适时推出20个软件外包示范城市,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必然要求,此次金融危机对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原来可能要渐进的转变,因金融危机而迫使我们加快步伐”。
苏州样本
此次国务院的复函中提到“在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继续执行的基础上”,此次20个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出台,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始酝酿,而苏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样本。
自2006年起,商务部先后认定了16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4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是其中之一。据苏州工业园提供的数据,园区2008年软件外包业务增长超过50%,服务外包产值107亿元人民币,其中离岸外包达3.7亿美元。
这样的高产背后,是苏州工业园软件外包的三次热潮推动。
苏州工业园区真正开始有软件外包企业是从1995年开始,当时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创立了合资软件外包公司,这给园区带来了第一波外包热潮。苏州工业园经济贸易发展处陈霞处长告诉记者,当时选择苏州工业园作为外包试点区域,与工业园中新政府合作的特殊身份有很大关系,“正是入驻园区的很多新加坡企业,催生了软件外包服务的需求。”
从2000年开始,留学生纷纷回国创业成为热潮,带动了园区第二波的软件外包服务热潮。“借着当年互联网发展的东风,一大批IT人才来到了这里。”陈霞表示,工业园区当时把软件外包服务企业一直归为高科技企业,并没有把它单独分类,因此使得当时软件外包公司的数量、产值都无从考量。
2006年12月31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推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试点政策》,这标志着苏州工业园作为外包服务试点区域的开始,而这也引发了软件外包的第三波热潮。“当时施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陈霞称,根据当时对园区内技术先机型企业的政策,免收企业15%所得税;员工工资在税前列支,即员工工资这一块,企业免缴税;并且离岸外包营业税全免。
“对软件外包行业,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最为重要,这些政策在苏州试点都取得了效果。如今,这些政策在20个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继续实行,也算是苏州工业园作为试点区域的一点经验。”陈霞说。
杭州样本
2009年上半年,杭州高新区(滨江)借着已有产业基础优势,成功将战略中心转移到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业。上半年,全区实现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7亿美元,同比增长97%,完成全年2.2亿美元任务的77.3%。目前,该区从事软件服务企业近300家,其中,85家企业开展了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系统完成注册登记。服务外包业正逐渐成为该区经济增长新引擎。
杭州市长蔡奇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杭州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采取了‘人脑+电脑’的措施。”所谓的“电脑”就是平台,这为服务外包企业集聚发展提供了可能。
今年5月,微软(中国)与高新区(滨江)合作建设的“软件开发创新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引入微软最先进的软件开发的全套解决方案,以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为广大中小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按需租用软件开发工具”服务,以及包括建模、开发、测试、项目管理在内的全过程服务。
对于高新区的服务外包企业来说,这样的平台在高新区正“步步升级”。2003年,该区就成立了“杭州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办公室”,每年拨出5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软件、IC设计等产业发展。现在,该区还拥有国家通信产业园、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服务外包城市基地(示范区)、中国软件出口欧美工程试点基地等九大国家级基地(园区),初步形成“一个基地多个园区”的软件产业发展格局。
而在“人脑”方面,仅上半年,高新区(滨江)经认定的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就累计完成各类人才培训1563人次。
目前,该区依托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和联盟,正积极尝试建立企业自主、政府资助型的人才培训机构,以满足企业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
同时,高新区拿出8000万预备“砸”向服务外包的硬件投入。日前,该区正在加快软件园一、四期改造整合工作,计划将其打造成为服务外包示范区的核心区块。整合后的软件园一、四期占地250亩,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预计可容纳1.5万人同时办公。
资金方面,2008年,高新区(滨江)获得商务部服务外包资金1397万元,组织40家企业共计3353人次申请浙江省服务外包资助资金。同时,还启动区本级服务外包政策的兑现工作,拟由区财政拨付1000万元专项资金,对上半年服务外包企业在用房、人才培训、资质认证、产业联盟、平台使用等方面进行资助,对区内领军型服务外包企业自建产业用房,给予建设资金贷款贴息。
有了实打实的资金投入,今年上半年,高新区(滨江)还赴美国、日本等国召开服务外包专题推介会,推介高新区产业环境,吸引国外服务外包企业来杭投资。1-6月份,新引进服务外包项目7个,其中有接单世界500强日本永旺的维杰思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接单世界500强日本夏普专业从事手机动漫、游戏软件开发的迪漫(杭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服务外包招引工作初见成效。
借鉴印度的“反向式增长”
今年6月的第七届大连软交会上,麦肯锡大中华区董事长欧高敦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软件外包能够借此次金融危机实现反向式增长,其中的佼佼者更有机会跻身全球领先者。麦肯锡全球董事彭壮壮把欧高敦的这句话提炼出三点含义:金融危机下,其他行业在衰退,但IT/BPO(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在增长;其他国家在衰退,但中国等新兴市场在增长;其他传统的软件外包在衰退,但新业务模式的外包在增长。
麦肯锡的乐观来自印度在之前三次全球衰退中的“逆势”亮眼表现。
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严重经济衰退,这两年全球平均GDP分别下降了0.4%和0.8%,而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的年度增长却达到了57.1%和63.6%;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际,全球平均GDP下降了0.7%,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仍增长55%;2005年由于油价高企和区域经济失衡,全球的GDP增速由上一年的13.3%下降到8%,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37.6%。
“尽管无法完全就此判定服务外包与经济衰退存在反向的增长关系,但印度的确牢牢抓住了这三次危机中的机会。”彭壮壮说,中国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经济衰退中将可以通过人力成本套利加速发展。”麦肯锡认为。虽然受美欧政策变动、当地房地产成本下降和近岸人力资本降低等因素的刺激,中美洲以及东欧等地的近岸外包对欧美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吸引力加大,但麦肯锡认为,中国、印度等离岸劳动力的套利机遇远高于近岸(70%相对于30%),加上中印的外包经验积累和人力资源库已经相对完善,近岸外包不会形成太大威胁。
据麦肯锡最近走访的美国六大金融机构反馈,五家金融机构打算继续保持或扩大今后6-12个月内离岸服务外包的计划。“在投资压缩和管理层重视缺乏情况下,关键是如何能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离岸外包的收益,这是中国外包企业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彭壮壮说,这样才能抓住危机中金融外包的机遇。
此外,日本的发包可以部分对冲欧美金融机构的收缩。“日本的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加上中国文字和文化的共通性,这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点关注对象。”毕马威合作人吴剑林表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外包软件企业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尚未启动的庞大内需。据麦肯锡统计,2008年,中国的IT服务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仅为0.2%,而印度为0.5%,韩国为1.3%,日本为1.8%,美国接近2%,英国甚至达3%,中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低比例意味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一旦市场启动,将带来巨量的业务。”彭壮壮认为,国家目前已经看到了软件外包的价值,并下定决心开发软件外包业的潜力。彭建议,国家可以系统地推出并执行四大扶持计划(增长引擎计划、内需释放计划、特大型外包项目计划和领军企业扶持计划),外包的前景将因此非常光明。
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的拉动额度表现出比较好的态势。”国内的电信重组和3G牌照发放、电力营销系统的快速发展和新医改带动的医疗软件行业,各地的铁路、高速等交通新改革,以及由此所拉动的物流、集装箱都将大大促进行业的发展。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大规模的3G建设或将为软件外包增加160亿-240亿元的市场。
“中国很有可能在五年之后追赶上印度。”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副董事长张亚勤表示。
麦肯锡认为,中国要赶上全球产业的增长速度,还要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明确抢进的增长引擎,避免与印度陷入价格战和低端竞争,把发展的重点逐渐从应用开发维护、系统集成和基本业务流程外包等传统领域向工程服务、研发、市场运作和决策支撑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
就在中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设立之时,软件外包服务的“龙象之争”也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报告,印度外包公司服务对象多为金融机构,其利润的50%来自美国,华尔街30%的后台服务外包业务承包给印度,而金融危机使得软件外包服务的订单大幅减少。印度最大的3家软件外包巨头TATA、Infosys和Wipro的利润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软件外包巨头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巨额财务造假丑闻更让印度软件业雪上加霜。
“外包”路上几道槛
尽管前景看好,但国内软件外包的几个软肋仍亟须解决。
首先,在市场份额和增长速度上,中国仍然大幅落后印度。全球离岸外包产值在2007年达到了600亿美元,而中国只占不到10%的份额;中国前四大IT软件外包服务厂商在过去3年的增长率为21%,尽管速度并不慢,但印度前四位公司的年增长率却是中国厂商的两倍,规模在2007年时更是达到了中国厂商的14倍。
据麦肯锡保守预测,全球离岸外包规模到2012年可超过1600亿美元,如果中国希望届时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目的地,则需要取得20%的市场份额,即300亿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今后4年内使行业规模增长5倍以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依然呈高度分散的格局,缺少与世界顶级企业规模相媲美的大型企业,也尚未出现一家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国内企业,这导致我国不能有效地获取大型外包和集成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软件与服务外包职业学院院长杨冬认为,要想使整个产业继续发展,必须扶植千人规模以上甚至过万人的大企业,才能具备足够强的竞争力,“发展到今天,软件外包已不再是单纯的软件开发问题,往往涉及到金融、物流、能源等跨行业的全业务解决方案。”
这种现状也造成了中国缺乏价值定位和足够的吸引力。毕马威合伙人吴剑林告诉记者,毕马威曾对150个跨国公司的CEO进行了问卷调研,大部分能很容易地说出10个印度外包城市,但大部分人只能讲出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如果印度的商业发展人员推广效果为100,中国的商业发展推广效果平均只能达到50,“中国缺少对外包城市和整个产业的整体包装,缺少成功故事的带动。”
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跨国企业的大多数IT决策者认为中国更适合充当全球制造中心,而不是新兴的服务外包大国。这导致它们对在中国外包的潜在风险产生极大的误解,如: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缺乏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
杨冬建议,外包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兼并或者海外收购扩大自身的规模,而政府则可以建设平台对软件从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目前国内软件外包完全是市场化行为,缺乏行业性组织,这上面可以学习印度,成立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并定期发布行业报告,以协助企业从人才培养到海外订单接洽整个流程。
“另外,中国20家软件外包基地的建立固然是好事,但也要避免出现内部竞争的局面。”吴剑林表示,软件外包不能继续走价格战的老路,这将导致大部分利润外流,并且很容易把产业周期提前结束。
与此同时,周边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服务外包上的兴起也对中国的外包形成不小的挑战,如: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埃及不断地加大服务外包的支持力度,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出台了大力度的政策支援。据麦肯锡埃及外包研究员介绍,埃及已经将“在2017年之前成为全球五大离岸外包目的地之一”作为政府的一个目标。■
【编者按】
软件外包,即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将他们的一些非核心的软件项目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公司开发,以达到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的目的。软件开发的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所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将有效地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软件外包将为中国软件业带来什么?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机会,还有先进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以及严格的软件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我国的软件产业将逐渐地告别手工作坊式的开发时代,进入工程化、规模化的开发领域。
全球软件外包发包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接包市场主要是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其中,美国市场被印度垄断,欧洲市场则被爱尔兰垄断。现在,菲律宾、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加入了世界软件外包的竞争行列。
今年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大庆、苏州、无锡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减税、免税、贴息等鼓励和支持措施。
根据商务部的解释,服务外包业务系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包括:业务改造外包、业务流程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应用管理和应用服务等商业应用程序外包、基础技术外包(IT、软件开发设计、技术研发、基础技术平台整合和管理整合)等。
业内人士称,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提出成立软件外包示范城市,可见国家对外包产业的扶持力度和决心前所未有。
该人士认为,推出软件外包“新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如软件大国印度,从1997年开始就对软件外包企业实行免税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全免,并且当为期十年的免税政策到期后,又将免税政策延期,现在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依然享受着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政策,而我国的政策扶持力度则远远不够,存在着政策瓶颈。
其次,适时推出20个软件外包示范城市,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必然要求,此次金融危机对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原来可能要渐进的转变,因金融危机而迫使我们加快步伐”。
苏州样本
此次国务院的复函中提到“在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继续执行的基础上”,此次20个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出台,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始酝酿,而苏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样本。
自2006年起,商务部先后认定了16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4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是其中之一。据苏州工业园提供的数据,园区2008年软件外包业务增长超过50%,服务外包产值107亿元人民币,其中离岸外包达3.7亿美元。
这样的高产背后,是苏州工业园软件外包的三次热潮推动。
苏州工业园区真正开始有软件外包企业是从1995年开始,当时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创立了合资软件外包公司,这给园区带来了第一波外包热潮。苏州工业园经济贸易发展处陈霞处长告诉记者,当时选择苏州工业园作为外包试点区域,与工业园中新政府合作的特殊身份有很大关系,“正是入驻园区的很多新加坡企业,催生了软件外包服务的需求。”
从2000年开始,留学生纷纷回国创业成为热潮,带动了园区第二波的软件外包服务热潮。“借着当年互联网发展的东风,一大批IT人才来到了这里。”陈霞表示,工业园区当时把软件外包服务企业一直归为高科技企业,并没有把它单独分类,因此使得当时软件外包公司的数量、产值都无从考量。
2006年12月31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推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试点政策》,这标志着苏州工业园作为外包服务试点区域的开始,而这也引发了软件外包的第三波热潮。“当时施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陈霞称,根据当时对园区内技术先机型企业的政策,免收企业15%所得税;员工工资在税前列支,即员工工资这一块,企业免缴税;并且离岸外包营业税全免。
“对软件外包行业,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最为重要,这些政策在苏州试点都取得了效果。如今,这些政策在20个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继续实行,也算是苏州工业园作为试点区域的一点经验。”陈霞说。
杭州样本
2009年上半年,杭州高新区(滨江)借着已有产业基础优势,成功将战略中心转移到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业。上半年,全区实现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7亿美元,同比增长97%,完成全年2.2亿美元任务的77.3%。目前,该区从事软件服务企业近300家,其中,85家企业开展了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系统完成注册登记。服务外包业正逐渐成为该区经济增长新引擎。
杭州市长蔡奇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杭州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采取了‘人脑+电脑’的措施。”所谓的“电脑”就是平台,这为服务外包企业集聚发展提供了可能。
今年5月,微软(中国)与高新区(滨江)合作建设的“软件开发创新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引入微软最先进的软件开发的全套解决方案,以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为广大中小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按需租用软件开发工具”服务,以及包括建模、开发、测试、项目管理在内的全过程服务。
对于高新区的服务外包企业来说,这样的平台在高新区正“步步升级”。2003年,该区就成立了“杭州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办公室”,每年拨出5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软件、IC设计等产业发展。现在,该区还拥有国家通信产业园、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服务外包城市基地(示范区)、中国软件出口欧美工程试点基地等九大国家级基地(园区),初步形成“一个基地多个园区”的软件产业发展格局。
而在“人脑”方面,仅上半年,高新区(滨江)经认定的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就累计完成各类人才培训1563人次。
目前,该区依托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和联盟,正积极尝试建立企业自主、政府资助型的人才培训机构,以满足企业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
同时,高新区拿出8000万预备“砸”向服务外包的硬件投入。日前,该区正在加快软件园一、四期改造整合工作,计划将其打造成为服务外包示范区的核心区块。整合后的软件园一、四期占地250亩,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预计可容纳1.5万人同时办公。
资金方面,2008年,高新区(滨江)获得商务部服务外包资金1397万元,组织40家企业共计3353人次申请浙江省服务外包资助资金。同时,还启动区本级服务外包政策的兑现工作,拟由区财政拨付1000万元专项资金,对上半年服务外包企业在用房、人才培训、资质认证、产业联盟、平台使用等方面进行资助,对区内领军型服务外包企业自建产业用房,给予建设资金贷款贴息。
有了实打实的资金投入,今年上半年,高新区(滨江)还赴美国、日本等国召开服务外包专题推介会,推介高新区产业环境,吸引国外服务外包企业来杭投资。1-6月份,新引进服务外包项目7个,其中有接单世界500强日本永旺的维杰思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接单世界500强日本夏普专业从事手机动漫、游戏软件开发的迪漫(杭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服务外包招引工作初见成效。
借鉴印度的“反向式增长”
今年6月的第七届大连软交会上,麦肯锡大中华区董事长欧高敦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软件外包能够借此次金融危机实现反向式增长,其中的佼佼者更有机会跻身全球领先者。麦肯锡全球董事彭壮壮把欧高敦的这句话提炼出三点含义:金融危机下,其他行业在衰退,但IT/BPO(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在增长;其他国家在衰退,但中国等新兴市场在增长;其他传统的软件外包在衰退,但新业务模式的外包在增长。
麦肯锡的乐观来自印度在之前三次全球衰退中的“逆势”亮眼表现。
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严重经济衰退,这两年全球平均GDP分别下降了0.4%和0.8%,而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的年度增长却达到了57.1%和63.6%;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际,全球平均GDP下降了0.7%,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仍增长55%;2005年由于油价高企和区域经济失衡,全球的GDP增速由上一年的13.3%下降到8%,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37.6%。
“尽管无法完全就此判定服务外包与经济衰退存在反向的增长关系,但印度的确牢牢抓住了这三次危机中的机会。”彭壮壮说,中国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经济衰退中将可以通过人力成本套利加速发展。”麦肯锡认为。虽然受美欧政策变动、当地房地产成本下降和近岸人力资本降低等因素的刺激,中美洲以及东欧等地的近岸外包对欧美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吸引力加大,但麦肯锡认为,中国、印度等离岸劳动力的套利机遇远高于近岸(70%相对于30%),加上中印的外包经验积累和人力资源库已经相对完善,近岸外包不会形成太大威胁。
据麦肯锡最近走访的美国六大金融机构反馈,五家金融机构打算继续保持或扩大今后6-12个月内离岸服务外包的计划。“在投资压缩和管理层重视缺乏情况下,关键是如何能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离岸外包的收益,这是中国外包企业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彭壮壮说,这样才能抓住危机中金融外包的机遇。
此外,日本的发包可以部分对冲欧美金融机构的收缩。“日本的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加上中国文字和文化的共通性,这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点关注对象。”毕马威合作人吴剑林表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外包软件企业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尚未启动的庞大内需。据麦肯锡统计,2008年,中国的IT服务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仅为0.2%,而印度为0.5%,韩国为1.3%,日本为1.8%,美国接近2%,英国甚至达3%,中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低比例意味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一旦市场启动,将带来巨量的业务。”彭壮壮认为,国家目前已经看到了软件外包的价值,并下定决心开发软件外包业的潜力。彭建议,国家可以系统地推出并执行四大扶持计划(增长引擎计划、内需释放计划、特大型外包项目计划和领军企业扶持计划),外包的前景将因此非常光明。
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的拉动额度表现出比较好的态势。”国内的电信重组和3G牌照发放、电力营销系统的快速发展和新医改带动的医疗软件行业,各地的铁路、高速等交通新改革,以及由此所拉动的物流、集装箱都将大大促进行业的发展。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大规模的3G建设或将为软件外包增加160亿-240亿元的市场。
“中国很有可能在五年之后追赶上印度。”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副董事长张亚勤表示。
麦肯锡认为,中国要赶上全球产业的增长速度,还要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明确抢进的增长引擎,避免与印度陷入价格战和低端竞争,把发展的重点逐渐从应用开发维护、系统集成和基本业务流程外包等传统领域向工程服务、研发、市场运作和决策支撑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
就在中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设立之时,软件外包服务的“龙象之争”也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报告,印度外包公司服务对象多为金融机构,其利润的50%来自美国,华尔街30%的后台服务外包业务承包给印度,而金融危机使得软件外包服务的订单大幅减少。印度最大的3家软件外包巨头TATA、Infosys和Wipro的利润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软件外包巨头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巨额财务造假丑闻更让印度软件业雪上加霜。
“外包”路上几道槛
尽管前景看好,但国内软件外包的几个软肋仍亟须解决。
首先,在市场份额和增长速度上,中国仍然大幅落后印度。全球离岸外包产值在2007年达到了600亿美元,而中国只占不到10%的份额;中国前四大IT软件外包服务厂商在过去3年的增长率为21%,尽管速度并不慢,但印度前四位公司的年增长率却是中国厂商的两倍,规模在2007年时更是达到了中国厂商的14倍。
据麦肯锡保守预测,全球离岸外包规模到2012年可超过1600亿美元,如果中国希望届时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目的地,则需要取得20%的市场份额,即300亿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今后4年内使行业规模增长5倍以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依然呈高度分散的格局,缺少与世界顶级企业规模相媲美的大型企业,也尚未出现一家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国内企业,这导致我国不能有效地获取大型外包和集成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软件与服务外包职业学院院长杨冬认为,要想使整个产业继续发展,必须扶植千人规模以上甚至过万人的大企业,才能具备足够强的竞争力,“发展到今天,软件外包已不再是单纯的软件开发问题,往往涉及到金融、物流、能源等跨行业的全业务解决方案。”
这种现状也造成了中国缺乏价值定位和足够的吸引力。毕马威合伙人吴剑林告诉记者,毕马威曾对150个跨国公司的CEO进行了问卷调研,大部分能很容易地说出10个印度外包城市,但大部分人只能讲出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如果印度的商业发展人员推广效果为100,中国的商业发展推广效果平均只能达到50,“中国缺少对外包城市和整个产业的整体包装,缺少成功故事的带动。”
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跨国企业的大多数IT决策者认为中国更适合充当全球制造中心,而不是新兴的服务外包大国。这导致它们对在中国外包的潜在风险产生极大的误解,如: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缺乏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
杨冬建议,外包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兼并或者海外收购扩大自身的规模,而政府则可以建设平台对软件从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目前国内软件外包完全是市场化行为,缺乏行业性组织,这上面可以学习印度,成立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并定期发布行业报告,以协助企业从人才培养到海外订单接洽整个流程。
“另外,中国20家软件外包基地的建立固然是好事,但也要避免出现内部竞争的局面。”吴剑林表示,软件外包不能继续走价格战的老路,这将导致大部分利润外流,并且很容易把产业周期提前结束。
与此同时,周边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服务外包上的兴起也对中国的外包形成不小的挑战,如: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埃及不断地加大服务外包的支持力度,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出台了大力度的政策支援。据麦肯锡埃及外包研究员介绍,埃及已经将“在2017年之前成为全球五大离岸外包目的地之一”作为政府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