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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背后的勾当：流放、监禁、屠杀
监狱是人类文明处于极端状态下的缩影。
传说中，生活于公元前21世纪的皋陶，被尊为狱神。皋陶，清脸鸟嘴，铁面无私，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是舜帝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
流放似乎是每个族群的天然发明，它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竹书纪年》载，尧晚年，无力控制天下，舜趁机夺了帝位，把尧流放到平阳，又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丹水，使他们父子不得见面。同样，舜晚年也被禹流放到苍梧，但是因为年老死在了路上，葬在九嶷山。
相对于尧舜禹禅让的美好传说，《竹书纪年》似乎更加接近史实，也就是说，冠冕堂皇的正史背后，往往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古人（比如孔子）向往的乌托邦，其实并未存在。
据《唐律》记载，流放的行程有着严格的规定，“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如此看来，流放之途，无论对于流人还是解役，都不是件轻松的事。
流放在西方被贯彻得更加彻底。与离开雅典的痛苦相比，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了黑海之滨一个恶臭的港口小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将窃贼流放到澳大利亚，19世纪的法国将犯人放诸到圭亚那，葡萄牙则将不良分子流放到莫桑比克。拿破仑两次放逐，一次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一次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囚犯创造了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而法国则用一座监狱来定义新的国家。19世纪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把“巴士底狱”当作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并把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人民占领的事件描绘成伟大的功绩。自从1879年，法国政府宣布把7月14日定为国庆节。
监狱构成了《水浒传》的重要场景，其实，别看林冲、武松、宋江等人在监狱里活得挺滋润，那是因为有人在照顾他们，有的送了钱，有的走了后门。比如，柴进为林冲专门写了书信，施恩三进监狱帮助营救武松，宋江有戴宗在关照，狱警们要么是收了钱，要么是卖面子，没怎么为难他们。
山西洪洞县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是我国保存最早的明朝监狱，它所以出名，并不在于监狱本身，而是历史上在此关押了一个名妓苏三。
古拉格：人类集体塑造的幽灵
十多年前，当安妮·阿普尔鲍姆开始为写作《古拉格：一部历史》搜集材料的时候，总是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在索洛维茨基群岛（苏联劳教营旧址）的某个修道院里，她反反复复地爬着木制钟楼的楼梯，时不时还要跨越、踩踏一具具尸体。“这个梦我做了很多次，”安妮·阿普尔鲍姆回忆说，“这也是我生命里至今唯一反复做的同一个噩梦。”
直到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写入了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并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古拉格”，这一较纳粹集中营残酷数倍的杀人工厂才被世人所知。索尔仁尼琴详细地阐述了他在古拉格中的一个苏联惩戒营的服刑过程；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将古拉格集中营比喻为“一个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
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对其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古拉格是苏联内务部的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输的分支行动部门。
苏联曾经存在过最多476座独立的集中营，每一个都由最多上千个更小的惩戒营体构成。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那些散落在北极圈周围的集中营，得益于他们的存在，便有了近当代俄罗斯的“北极圈工业城市”；例如瓦图加、科利马和马加丹都是数十年前集中营的所在地并为曾经的监禁者所建立。
在1929年到1953年的34年间，至少1400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多于700万的苏联公民被流放到垦荒地区进行垦荒。
多次被逮捕和流放的斯大林，曾轻而易举地逃走。从监狱中走出的布尔什维克，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然后得出结论：惩罚制度必须特别严厉。
古拉格不是改造人的地方，它的性质像奥斯维辛。十月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列宁就认为苏维埃国家建立后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进入古拉格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只要你是“阶级敌人”就行。在人类法律史上，这是一次巨大的跨越：人类中的一部分被另一部分人宣布为天然有罪，即使他什么也没做，也必须接受惩罚。
在苏联的劳改营体系中，犯人一旦被逮捕，就开始受到非人化对待。在囚犯称之为“绞肉机”的程序中，从逮捕，到被审讯，关进监狱，被押解，到达劳改营，超负荷和非人性的强制劳动，以及按照完成的工作量分配食物，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有可能让受害者死亡。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言，在古拉格，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矿石一样，除非从事劳动生产，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
地狱里的灵光：
安魂曲，或者爱情
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
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
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
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儿子被捕后，有17个月，阿赫玛托娃在排队探监中度过。一天，有人把她认出来了。排在她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突然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她耳边低声问道：
“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
“能。”阿赫玛托娃说。
于是，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张曾经属于她的脸上闪过。
接下来，阿赫玛托娃成就了她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
这部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长诗，因为古拉格而被人永世铭记。
爱情在黑暗中出现，那也是古拉格。在肯吉尔特种劳改农场，有人竟然与从未谋面的另一个人隔着分开男女劳改营的高墙结了婚。女方站在高墙一边，男方站在另一边，两人宣誓许愿，由一位囚犯神父将结婚仪式用一张纸记录下来。
在描述这些盲婚哑嫁的婚姻时，就连索尔仁尼琴也暂时停止了冷嘲热讽：“在这种隔着一道高墙举行的两个陌生人的婚礼上……我听到了天使的合唱。它像天体无私、纯粹的默祷。对于这个精于自私的算计、流行扭腰摆臀的爵士乐的时代，它太高尚了……”
古拉格无疑超越了纳粹，它更制度化，善于伪装，也更持久，更加洞察人性的低劣，更加刺痛人类的神经。
人性在监狱里得到重塑。《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在监狱里呆了50年，出狱后完全无法适应现实生活，他说：“我只在小时候见过一次汽车，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继续犯罪重返监狱的力气没有了，他只好自杀。类似的事例在现实中依旧存在，阔别家乡22年之后，郭军不能适应生活，想犯罪重返监狱，却被拦下。
我们还忘不了他们，比如曼德拉。
“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曼德拉说。作为目前最著名的前囚犯，曼德拉受到了全世界的爱戴。1964年6月，南非政府以“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罪判处正在服刑的曼德拉终生监禁。1990年2月11日，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重获自由。
安妮·阿普尔鲍姆说：“20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多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有两个，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看作是监狱文化的延伸。
在《古拉格：一部历史》最后，安妮·阿普尔鲍姆写道：“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浪漫气息笼罩之下的监狱史、流放史，其法律之外的部分，是如此让我们惊悸。安妮·阿普尔鲍姆断言幽灵还会再来，人类的苦难还未消失，我们还是在惶恐中等待死神的判决。
监狱是人类文明处于极端状态下的缩影。
传说中，生活于公元前21世纪的皋陶，被尊为狱神。皋陶，清脸鸟嘴，铁面无私，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是舜帝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
流放似乎是每个族群的天然发明，它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竹书纪年》载，尧晚年，无力控制天下，舜趁机夺了帝位，把尧流放到平阳，又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丹水，使他们父子不得见面。同样，舜晚年也被禹流放到苍梧，但是因为年老死在了路上，葬在九嶷山。
相对于尧舜禹禅让的美好传说，《竹书纪年》似乎更加接近史实，也就是说，冠冕堂皇的正史背后，往往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古人（比如孔子）向往的乌托邦，其实并未存在。
据《唐律》记载，流放的行程有着严格的规定，“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如此看来，流放之途，无论对于流人还是解役，都不是件轻松的事。
流放在西方被贯彻得更加彻底。与离开雅典的痛苦相比，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了黑海之滨一个恶臭的港口小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将窃贼流放到澳大利亚，19世纪的法国将犯人放诸到圭亚那，葡萄牙则将不良分子流放到莫桑比克。拿破仑两次放逐，一次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一次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囚犯创造了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而法国则用一座监狱来定义新的国家。19世纪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把“巴士底狱”当作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并把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人民占领的事件描绘成伟大的功绩。自从1879年，法国政府宣布把7月14日定为国庆节。
监狱构成了《水浒传》的重要场景，其实，别看林冲、武松、宋江等人在监狱里活得挺滋润，那是因为有人在照顾他们，有的送了钱，有的走了后门。比如，柴进为林冲专门写了书信，施恩三进监狱帮助营救武松，宋江有戴宗在关照，狱警们要么是收了钱，要么是卖面子，没怎么为难他们。
山西洪洞县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是我国保存最早的明朝监狱，它所以出名，并不在于监狱本身，而是历史上在此关押了一个名妓苏三。
古拉格：人类集体塑造的幽灵
十多年前，当安妮·阿普尔鲍姆开始为写作《古拉格：一部历史》搜集材料的时候，总是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在索洛维茨基群岛（苏联劳教营旧址）的某个修道院里，她反反复复地爬着木制钟楼的楼梯，时不时还要跨越、踩踏一具具尸体。“这个梦我做了很多次，”安妮·阿普尔鲍姆回忆说，“这也是我生命里至今唯一反复做的同一个噩梦。”
直到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写入了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并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古拉格”，这一较纳粹集中营残酷数倍的杀人工厂才被世人所知。索尔仁尼琴详细地阐述了他在古拉格中的一个苏联惩戒营的服刑过程；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将古拉格集中营比喻为“一个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
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对其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古拉格是苏联内务部的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输的分支行动部门。
苏联曾经存在过最多476座独立的集中营，每一个都由最多上千个更小的惩戒营体构成。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那些散落在北极圈周围的集中营，得益于他们的存在，便有了近当代俄罗斯的“北极圈工业城市”；例如瓦图加、科利马和马加丹都是数十年前集中营的所在地并为曾经的监禁者所建立。
在1929年到1953年的34年间，至少1400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多于700万的苏联公民被流放到垦荒地区进行垦荒。
多次被逮捕和流放的斯大林，曾轻而易举地逃走。从监狱中走出的布尔什维克，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然后得出结论：惩罚制度必须特别严厉。
古拉格不是改造人的地方，它的性质像奥斯维辛。十月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列宁就认为苏维埃国家建立后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进入古拉格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只要你是“阶级敌人”就行。在人类法律史上，这是一次巨大的跨越：人类中的一部分被另一部分人宣布为天然有罪，即使他什么也没做，也必须接受惩罚。
在苏联的劳改营体系中，犯人一旦被逮捕，就开始受到非人化对待。在囚犯称之为“绞肉机”的程序中，从逮捕，到被审讯，关进监狱，被押解，到达劳改营，超负荷和非人性的强制劳动，以及按照完成的工作量分配食物，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有可能让受害者死亡。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言，在古拉格，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矿石一样，除非从事劳动生产，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
地狱里的灵光：
安魂曲，或者爱情
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
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
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
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儿子被捕后，有17个月，阿赫玛托娃在排队探监中度过。一天，有人把她认出来了。排在她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突然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她耳边低声问道：
“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
“能。”阿赫玛托娃说。
于是，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张曾经属于她的脸上闪过。
接下来，阿赫玛托娃成就了她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
这部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长诗，因为古拉格而被人永世铭记。
爱情在黑暗中出现，那也是古拉格。在肯吉尔特种劳改农场，有人竟然与从未谋面的另一个人隔着分开男女劳改营的高墙结了婚。女方站在高墙一边，男方站在另一边，两人宣誓许愿，由一位囚犯神父将结婚仪式用一张纸记录下来。
在描述这些盲婚哑嫁的婚姻时，就连索尔仁尼琴也暂时停止了冷嘲热讽：“在这种隔着一道高墙举行的两个陌生人的婚礼上……我听到了天使的合唱。它像天体无私、纯粹的默祷。对于这个精于自私的算计、流行扭腰摆臀的爵士乐的时代，它太高尚了……”
古拉格无疑超越了纳粹，它更制度化，善于伪装，也更持久，更加洞察人性的低劣，更加刺痛人类的神经。
人性在监狱里得到重塑。《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在监狱里呆了50年，出狱后完全无法适应现实生活，他说：“我只在小时候见过一次汽车，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继续犯罪重返监狱的力气没有了，他只好自杀。类似的事例在现实中依旧存在，阔别家乡22年之后，郭军不能适应生活，想犯罪重返监狱，却被拦下。
我们还忘不了他们，比如曼德拉。
“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曼德拉说。作为目前最著名的前囚犯，曼德拉受到了全世界的爱戴。1964年6月，南非政府以“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罪判处正在服刑的曼德拉终生监禁。1990年2月11日，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重获自由。
安妮·阿普尔鲍姆说：“20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多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有两个，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看作是监狱文化的延伸。
在《古拉格：一部历史》最后，安妮·阿普尔鲍姆写道：“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浪漫气息笼罩之下的监狱史、流放史，其法律之外的部分，是如此让我们惊悸。安妮·阿普尔鲍姆断言幽灵还会再来，人类的苦难还未消失，我们还是在惶恐中等待死神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