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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中，“看客”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有“愚昧”“冷漠”的共性，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如多类“看客”对比、“看”与“被看”的描写、以“看客”為镜反照主角等等。“看客”映射出社会之病，尽显语言讽刺艺术，引起读者深刻反思。统编教材《语文》（九年级）中的《范进中举》《孔乙己》和《变色龙》三篇选文，是研究“看客”形象和意义的较好材料，引导学生作对比阅读，可以促进学生更好地深入文本，把握深意。
关键词：“看客”形象;“看客”意义;对比阅读
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提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看客”是鲁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存在，也是我们分析鲁迅作品的关注点之一。但不仅仅鲁迅作品如此，在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看客”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统编教材《语文》（九年级）就选有三篇值得放在一起对比分析“看客”群像的课文——九年级上册的《范进中举》和九年级下册的《孔乙己》《变色龙》。三篇课文都有意描绘“看客”的言行，语言尽显讽刺和深意。以“‘看客’形象及其意义”为主题对比阅读这三篇课文，既能强化学生对文本的深入把握，又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探究性学习”的要求，还能借此窥探小说中“看客”的形象及其存在的意义。
一、“看客”的典型行为——笑
“看客”是愚弱国民的代表。他们或以群体出现，如咸亨酒店里的酒客、范进的众邻、广场上的群众等等;或聚焦于某一特殊个体，如酒店的掌柜和“我”。不论何种身份、何种姿态，“看客”都必然拥有“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的共性，而这样的共性往往通过典型行为——笑——来体现。
范进众邻的第一次笑是在看到范进疯癫之态和屠户打范进时。在他们眼中，此时的范进仍是原先那个没有出息的范进，衣衫不整、发狂无礼，他们无须巴结和讨好，只要站在一旁“观看”这场精彩的闹剧，适时发笑，相机喝彩。——其冷漠无情由此可见。
众邻的第二次笑是在胡屠户对范进的一番夸赞之后，他们笑胡屠户对范进前后言行的天差地别，笑他的虚伪和势利，却不知自己也是如此，足见其愚昧无知。
鲁迅笔下的“看客”亦是笑声不断。早在孔乙己还未出现时，就已写道“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他一到店，又写“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而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总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哪怕悲惨到只能用手爬来喝酒，他也只能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细数全文出现的11次“笑”，像一把利刃，对孔乙己本已不幸至极的命运再横添几刀，将酒客放肆嘲笑的冷漠麻木形象更刻深三分。
酒客中有短衣帮，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孔乙己高，可他们仍然以孔乙己的不幸为酒后笑料。在笑的那一刻，他们甚至比孔乙己更加悲惨、更加不幸，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无知而“骄傲”，他们永远也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同样是被压迫、被残害的那一群人。
酒客中有长衫帮和掌柜，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或许比孔乙己高一些，但他们没有同情、没有关心，只有嘲讽和讥笑。若说短衣帮的笑让人气愤却心疼，那么长衫帮和掌柜的笑则让人沮丧且心寒。在恶毒的嘲笑中，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性的善意和淳朴。
契诃夫没有对“看客”作明显的等级、地位区分，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他们和赫留金的阶层相似，是在社会官僚制度之下被压迫的人群，法律的公正于他们毫无意义。按理他们应当和赫留金有惺惺相惜之感，抱团取暖共同对抗官僚的压榨，可他们却选择了对赫留金哈哈大笑，笑他维权不成反被警官恐吓，笑他地位不如一只小狗。
“看客”们的“笑”，明显是看了一出“好戏”之后的心满意足。赫留金和奥楚蔑洛夫的来回拉扯是他们无聊生活中的一场精彩演出，不论结局如何，都已为他们增添了无比乐趣。而赫留金的败诉更让他们得到了一个可以玩笑的机会，试想若是奥楚蔑洛夫处罚了那只狗，那么群众的笑又该去哪里释放呢？群众笑赫留金，殊不知自己也是会被随意取笑的同类。他们自以为站在高点取笑赫留金地位之低，却对自己也身处欺压之下的实际命运浑然不觉。
以他人悲惨、不幸的遭遇为笑柄取乐自身无聊、庸俗的生活，可谓冷漠至极;不见自身之不幸而笑不幸之人，可谓愚蠢至极。“看客”之笑，实为悲哀之泪。
二、多样的“看客”
在不同文本中，“看客”虽本质相同，其表象却不尽相似。
（一）两群“看客”，三类对比
《范进中举》中的“看客”，可细分为两拨人——众邻与众人。文章没有刻意点明二者之别，在多处描写中“众人”即指“众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八段胡屠户打范进时，文章写道：“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可见两者应有所区别。根据前后文推断，此处“众人”所指是除邻居外的其余旁观者，他们先前或许并不清楚范进的举人身份，只是“围观”胡屠户打范进，当他们得知来龙去脉后，自然地加入了“众邻”队伍。
在“众人”中作者有意突出庙口郎中。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人物，但笔者认为他恰恰是“看客”形象分析中不可遗漏的。
郎中出现在课文第八、九段，共四处，除“郎中又拿了茶来吃了”外，没有直接描写他的言行。仔细品读，不难咂摸“郎中”在此出现的用意。众邻未到前，郎中一直在庙口，但并未理会犯病疯癫的范进，得知范进中举的消息后，郎中却“拿了茶来”。因为范进身份地位的变化，郎中从无视职业责任、冷眼旁观到主动献茶，作者通过郎中这一角色展现了“众人”前后态度的差异，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之下，人们欺下媚上、阿谀奉承的性格。
对众邻的刻画，可谓极尽笔墨。从第三段“邻居都来了，挤着看”开始，众邻的“看客”形象便跃然纸上。在嘲笑之外，作者重点着墨于众邻的巴结、奉承。
“飞奔”“众邻居一齐上前”“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等描写都彰显众邻的阿谀、讨好姿态。更妙的是，当范进回到家时，作者有意打乱了人物动作的顺序：先由胡屠户报讯，再写老太太欢喜;本应顺接范进拜见母亲，却横插一笔，写“众人问报录的”。可见他们对范进中举一事的关心在意，甚至超过范进及其家人，阿谀之态尽显。 吴敬梓借“众人”“众邻”各自鲜明的言行、态度对比，突显封建等级制之下人们的阿谀之姿;借未知范进举人身份的冷漠“众人”与知道范进举人身份的“热情”“众邻”对比，突显社会巴结权贵之风。两群“看客”，三种對比，使文章讽刺之意更浓、批判之味更重。
（二）“看”与“被看”，“看客”不息
《孔乙己》中的“看客”也可细分——酒客、掌柜和“我”。在鲁迅的作品中，“看与被看”是“看客”逃不过的命运，此文也不例外。
酒客“看”孔乙己的悲惨命运，“讽”孔乙己故作清高的性格，以此为平庸生活增添一丝欢乐。他们会在孔乙己不理会调侃时“故意高嚷”，他们会说孔乙己“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他们会问孔乙己“当真”识字否，怎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对于酒客来说，孔乙己只是一份“下酒菜”，他无须拥有自尊，无须拥有形象，甚至无须拥有名字，换个人也完全可以。
当孔乙己被打断腿后，酒客与掌柜的对话耐人寻味。“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呢？”“后来……”“打折了怎样呢？”“怎样……”三次问答，酒客皆以重复掌柜之问开头，可见他们在叙述时的漫不经心、毫不在意。而掌柜一开始的“哦”和听到孔乙己“许是死了”之后不再问，“仍然慢慢算他的账”，可见他的问也非真心关注，同样漫不经心、毫不在意。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问答间，尽显酒客和掌柜的冷漠。
这样冷漠的“看客”本身亦是“被看”的对象。鲁迅借“我”的眼审视这群看客，看他们的麻木冷漠，看他们的愚昧无知，看他们可笑又可怜的言行举止。——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本应清醒的“我”，最终也加入了无知“看客”的群体。
“我”可以附和着笑孔乙己，而掌柜“决不”责备。“我”打从心里也把孔乙己当作乞丐，认为他“不配”和自己对话。文章没有特别描写“我”对孔乙己言语上的嘲讽和取笑，但“我”的心理早已和那些酒客一样，对孔乙己充满了不屑和鄙视，充满了冷漠和无情。
当“我”沦为看客的时候，也注定了是“被看”的一员。而审视“我”的，是故事之外理智的作者和读者。我们看不分年龄的愚昧，我们看不分等级的不幸。
酒客与掌柜是成年世界的“看客”，他们的无知和冷漠都已不可救，是人之不幸，可气又可叹。“我”是未成年世界的“看客”，理应是被救的一代，但在那样的社会中无人去救，也无力去救，最终依然沦为“看客”。不幸之叹从个体延伸至整个社会，甚至数代轮回，如何不令人欷歔？
（三）积极参与，“看客”为镜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中“看客”的存在是“锦上添花”，那么《变色龙》中的“看客”则是“不可或缺”：少了他们故事就不再完整，情节呈现会受阻，主角形象也不能丰满。
事情发生在“连一个乞丐”也没有的广场上，可见环境之压抑、死寂。但当人喊狗叫传遍时，“很快”就聚了一群人，像是“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这些人脸上甚至还“带着睡意”。契诃夫有意描写广场前后人气对比，不仅为了烘托整个社会的穷困、无生机，还为“看客”的出现奠定戏剧化的基调，使读者不得不注意这群重要的“配角”。
“看客”群体出现，为“看戏”而来，他们积极参与，最终一哄而散。他们凑狗咬人事件的热闹，他们看奥楚蔑洛夫处理此事的过程。文章对这些人的描写并不多，但都至关重要。“这好像是席家洛夫将军家的狗”“没错儿，将军家的”，两处对狗身份的指认直接影响了奥楚蔑洛夫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方向。此外，就这两处指认来看，群众虽对狗的身份从不确定到肯定无比，却并未拿出切实的证据，可见是满口胡诌，他们并不关心事情是否公正裁断，看热闹（能够助推热闹则更佳）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契诃夫描写这群“看客”，固然有借他们批判国民之愚的用意，但与前两文不同的是，他还以“看客”为镜，照出了主角的丑陋形象。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无疑是在这批“看客”面前卖力“演戏”，一个演自己的公正威严，一个演自己的委屈无辜，可事实却是一个势利虚伪，一个无赖世故。若没有这群“看客”，他们何苦精心表演，表里不一的形象又怎会如此赤裸真切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呢？
三、“看客”为何要“看”
作者为何要安排这些“看客”？综合三篇文章，我们基本可以把“看客”存在的意义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内容上映射社会环境
不论“看客”以何种方式出现，最终都代表了大多数中下阶层民众，具有国民性。因此，“看客”所展现的性格之弊往往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病态。
就三文来说，社会弊病的共性是封建等级压迫，在“位高即权重”的社会中，人们对等级的追求和阿谀、对底层的嘲讽与无情似乎都是“人之常情”。但三文的侧重点又有些许不同：《儒林外史》更强调科举制对人的残害，科举带来官职和地位，人际之间没有邻里情甚至亲缘情，只剩趋炎附势和攀结权贵的心理;《孔乙己》虽也写科举制带来的问题，但更是借“看客”凸显国民的劣根性，一代又一代“看客”的轮替，使读者更感社会悲凉和亟待拯救;《变色龙》则突出沙皇统治下，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导致的人情冷漠和势利心理。
（二）形式上体现讽刺艺术
三篇小说无疑都是体现语言讽刺艺术的佳作。从“看客”言行描写来看，三文用词、句式、标点等都暗含强烈的讽刺意味。如《儒林外史》中“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一个“早”、一个“替”使邻人奉承巴结之态尽显;《孔乙己》中重复出现“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将“看客”以他人之悲为消遣的冷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变色龙》中独眼龙一句“狗呢——可不肯做傻瓜”，一个破折号强调了狗的身份地位，言语中透露着对赫留金的嘲笑和轻视。
从“看客”的存在之于主人公的意义来说，“看客”使主角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尤其在《变色龙》中，主角有了表演的场所和对象，势利、虚伪等形象更加直接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讽刺之味更浓。
（三）思想上引发群体反思
一方面，正是因为“看客”代表着国民群体，所以其存在扩大了文章的视野范围，引导读者在对个体角色形象与品性成因的关注之外，更注重对社会大众群体行为的思考。这一方面与第一部分“内容上映射社会环境”相互映衬：没有内容的拓展，何谈思想的升华;没有思想的深刻，内容便只剩空洞。另一方面，看客的存在促进读者群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在“看”与“被看”的对立中，读者应当是“看”的一方，看作品中国民劣根性的展现，思考改变甚至拯救社会之法;同时，读者也应当避免沦为“被看”一方，故须时刻反省自身是否以高高在上之姿对待不幸者，是否以冷漠旁观之态对待弱势者。
总体而言，“看客”的存在使作品主旨由点到面得以升华，让读者不仅能眼观社会，还不忘反省自身。
关键词：“看客”形象;“看客”意义;对比阅读
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提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看客”是鲁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存在，也是我们分析鲁迅作品的关注点之一。但不仅仅鲁迅作品如此，在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看客”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统编教材《语文》（九年级）就选有三篇值得放在一起对比分析“看客”群像的课文——九年级上册的《范进中举》和九年级下册的《孔乙己》《变色龙》。三篇课文都有意描绘“看客”的言行，语言尽显讽刺和深意。以“‘看客’形象及其意义”为主题对比阅读这三篇课文，既能强化学生对文本的深入把握，又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探究性学习”的要求，还能借此窥探小说中“看客”的形象及其存在的意义。
一、“看客”的典型行为——笑
“看客”是愚弱国民的代表。他们或以群体出现，如咸亨酒店里的酒客、范进的众邻、广场上的群众等等;或聚焦于某一特殊个体，如酒店的掌柜和“我”。不论何种身份、何种姿态，“看客”都必然拥有“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的共性，而这样的共性往往通过典型行为——笑——来体现。
范进众邻的第一次笑是在看到范进疯癫之态和屠户打范进时。在他们眼中，此时的范进仍是原先那个没有出息的范进，衣衫不整、发狂无礼，他们无须巴结和讨好，只要站在一旁“观看”这场精彩的闹剧，适时发笑，相机喝彩。——其冷漠无情由此可见。
众邻的第二次笑是在胡屠户对范进的一番夸赞之后，他们笑胡屠户对范进前后言行的天差地别，笑他的虚伪和势利，却不知自己也是如此，足见其愚昧无知。
鲁迅笔下的“看客”亦是笑声不断。早在孔乙己还未出现时，就已写道“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他一到店，又写“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而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总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哪怕悲惨到只能用手爬来喝酒，他也只能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细数全文出现的11次“笑”，像一把利刃，对孔乙己本已不幸至极的命运再横添几刀，将酒客放肆嘲笑的冷漠麻木形象更刻深三分。
酒客中有短衣帮，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孔乙己高，可他们仍然以孔乙己的不幸为酒后笑料。在笑的那一刻，他们甚至比孔乙己更加悲惨、更加不幸，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无知而“骄傲”，他们永远也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同样是被压迫、被残害的那一群人。
酒客中有长衫帮和掌柜，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或许比孔乙己高一些，但他们没有同情、没有关心，只有嘲讽和讥笑。若说短衣帮的笑让人气愤却心疼，那么长衫帮和掌柜的笑则让人沮丧且心寒。在恶毒的嘲笑中，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性的善意和淳朴。
契诃夫没有对“看客”作明显的等级、地位区分，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他们和赫留金的阶层相似，是在社会官僚制度之下被压迫的人群，法律的公正于他们毫无意义。按理他们应当和赫留金有惺惺相惜之感，抱团取暖共同对抗官僚的压榨，可他们却选择了对赫留金哈哈大笑，笑他维权不成反被警官恐吓，笑他地位不如一只小狗。
“看客”们的“笑”，明显是看了一出“好戏”之后的心满意足。赫留金和奥楚蔑洛夫的来回拉扯是他们无聊生活中的一场精彩演出，不论结局如何，都已为他们增添了无比乐趣。而赫留金的败诉更让他们得到了一个可以玩笑的机会，试想若是奥楚蔑洛夫处罚了那只狗，那么群众的笑又该去哪里释放呢？群众笑赫留金，殊不知自己也是会被随意取笑的同类。他们自以为站在高点取笑赫留金地位之低，却对自己也身处欺压之下的实际命运浑然不觉。
以他人悲惨、不幸的遭遇为笑柄取乐自身无聊、庸俗的生活，可谓冷漠至极;不见自身之不幸而笑不幸之人，可谓愚蠢至极。“看客”之笑，实为悲哀之泪。
二、多样的“看客”
在不同文本中，“看客”虽本质相同，其表象却不尽相似。
（一）两群“看客”，三类对比
《范进中举》中的“看客”，可细分为两拨人——众邻与众人。文章没有刻意点明二者之别，在多处描写中“众人”即指“众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八段胡屠户打范进时，文章写道：“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可见两者应有所区别。根据前后文推断，此处“众人”所指是除邻居外的其余旁观者，他们先前或许并不清楚范进的举人身份，只是“围观”胡屠户打范进，当他们得知来龙去脉后，自然地加入了“众邻”队伍。
在“众人”中作者有意突出庙口郎中。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人物，但笔者认为他恰恰是“看客”形象分析中不可遗漏的。
郎中出现在课文第八、九段，共四处，除“郎中又拿了茶来吃了”外，没有直接描写他的言行。仔细品读，不难咂摸“郎中”在此出现的用意。众邻未到前，郎中一直在庙口，但并未理会犯病疯癫的范进，得知范进中举的消息后，郎中却“拿了茶来”。因为范进身份地位的变化，郎中从无视职业责任、冷眼旁观到主动献茶，作者通过郎中这一角色展现了“众人”前后态度的差异，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之下，人们欺下媚上、阿谀奉承的性格。
对众邻的刻画，可谓极尽笔墨。从第三段“邻居都来了，挤着看”开始，众邻的“看客”形象便跃然纸上。在嘲笑之外，作者重点着墨于众邻的巴结、奉承。
“飞奔”“众邻居一齐上前”“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等描写都彰显众邻的阿谀、讨好姿态。更妙的是，当范进回到家时，作者有意打乱了人物动作的顺序：先由胡屠户报讯，再写老太太欢喜;本应顺接范进拜见母亲，却横插一笔，写“众人问报录的”。可见他们对范进中举一事的关心在意，甚至超过范进及其家人，阿谀之态尽显。 吴敬梓借“众人”“众邻”各自鲜明的言行、态度对比，突显封建等级制之下人们的阿谀之姿;借未知范进举人身份的冷漠“众人”与知道范进举人身份的“热情”“众邻”对比，突显社会巴结权贵之风。两群“看客”，三种對比，使文章讽刺之意更浓、批判之味更重。
（二）“看”与“被看”，“看客”不息
《孔乙己》中的“看客”也可细分——酒客、掌柜和“我”。在鲁迅的作品中，“看与被看”是“看客”逃不过的命运，此文也不例外。
酒客“看”孔乙己的悲惨命运，“讽”孔乙己故作清高的性格，以此为平庸生活增添一丝欢乐。他们会在孔乙己不理会调侃时“故意高嚷”，他们会说孔乙己“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他们会问孔乙己“当真”识字否，怎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对于酒客来说，孔乙己只是一份“下酒菜”，他无须拥有自尊，无须拥有形象，甚至无须拥有名字，换个人也完全可以。
当孔乙己被打断腿后，酒客与掌柜的对话耐人寻味。“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呢？”“后来……”“打折了怎样呢？”“怎样……”三次问答，酒客皆以重复掌柜之问开头，可见他们在叙述时的漫不经心、毫不在意。而掌柜一开始的“哦”和听到孔乙己“许是死了”之后不再问，“仍然慢慢算他的账”，可见他的问也非真心关注，同样漫不经心、毫不在意。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问答间，尽显酒客和掌柜的冷漠。
这样冷漠的“看客”本身亦是“被看”的对象。鲁迅借“我”的眼审视这群看客，看他们的麻木冷漠，看他们的愚昧无知，看他们可笑又可怜的言行举止。——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本应清醒的“我”，最终也加入了无知“看客”的群体。
“我”可以附和着笑孔乙己，而掌柜“决不”责备。“我”打从心里也把孔乙己当作乞丐，认为他“不配”和自己对话。文章没有特别描写“我”对孔乙己言语上的嘲讽和取笑，但“我”的心理早已和那些酒客一样，对孔乙己充满了不屑和鄙视，充满了冷漠和无情。
当“我”沦为看客的时候，也注定了是“被看”的一员。而审视“我”的，是故事之外理智的作者和读者。我们看不分年龄的愚昧，我们看不分等级的不幸。
酒客与掌柜是成年世界的“看客”，他们的无知和冷漠都已不可救，是人之不幸，可气又可叹。“我”是未成年世界的“看客”，理应是被救的一代，但在那样的社会中无人去救，也无力去救，最终依然沦为“看客”。不幸之叹从个体延伸至整个社会，甚至数代轮回，如何不令人欷歔？
（三）积极参与，“看客”为镜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中“看客”的存在是“锦上添花”，那么《变色龙》中的“看客”则是“不可或缺”：少了他们故事就不再完整，情节呈现会受阻，主角形象也不能丰满。
事情发生在“连一个乞丐”也没有的广场上，可见环境之压抑、死寂。但当人喊狗叫传遍时，“很快”就聚了一群人，像是“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这些人脸上甚至还“带着睡意”。契诃夫有意描写广场前后人气对比，不仅为了烘托整个社会的穷困、无生机，还为“看客”的出现奠定戏剧化的基调，使读者不得不注意这群重要的“配角”。
“看客”群体出现，为“看戏”而来，他们积极参与，最终一哄而散。他们凑狗咬人事件的热闹，他们看奥楚蔑洛夫处理此事的过程。文章对这些人的描写并不多，但都至关重要。“这好像是席家洛夫将军家的狗”“没错儿，将军家的”，两处对狗身份的指认直接影响了奥楚蔑洛夫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方向。此外，就这两处指认来看，群众虽对狗的身份从不确定到肯定无比，却并未拿出切实的证据，可见是满口胡诌，他们并不关心事情是否公正裁断，看热闹（能够助推热闹则更佳）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契诃夫描写这群“看客”，固然有借他们批判国民之愚的用意，但与前两文不同的是，他还以“看客”为镜，照出了主角的丑陋形象。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无疑是在这批“看客”面前卖力“演戏”，一个演自己的公正威严，一个演自己的委屈无辜，可事实却是一个势利虚伪，一个无赖世故。若没有这群“看客”，他们何苦精心表演，表里不一的形象又怎会如此赤裸真切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呢？
三、“看客”为何要“看”
作者为何要安排这些“看客”？综合三篇文章，我们基本可以把“看客”存在的意义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内容上映射社会环境
不论“看客”以何种方式出现，最终都代表了大多数中下阶层民众，具有国民性。因此，“看客”所展现的性格之弊往往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病态。
就三文来说，社会弊病的共性是封建等级压迫，在“位高即权重”的社会中，人们对等级的追求和阿谀、对底层的嘲讽与无情似乎都是“人之常情”。但三文的侧重点又有些许不同：《儒林外史》更强调科举制对人的残害，科举带来官职和地位，人际之间没有邻里情甚至亲缘情，只剩趋炎附势和攀结权贵的心理;《孔乙己》虽也写科举制带来的问题，但更是借“看客”凸显国民的劣根性，一代又一代“看客”的轮替，使读者更感社会悲凉和亟待拯救;《变色龙》则突出沙皇统治下，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导致的人情冷漠和势利心理。
（二）形式上体现讽刺艺术
三篇小说无疑都是体现语言讽刺艺术的佳作。从“看客”言行描写来看，三文用词、句式、标点等都暗含强烈的讽刺意味。如《儒林外史》中“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一个“早”、一个“替”使邻人奉承巴结之态尽显;《孔乙己》中重复出现“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将“看客”以他人之悲为消遣的冷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变色龙》中独眼龙一句“狗呢——可不肯做傻瓜”，一个破折号强调了狗的身份地位，言语中透露着对赫留金的嘲笑和轻视。
从“看客”的存在之于主人公的意义来说，“看客”使主角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尤其在《变色龙》中，主角有了表演的场所和对象，势利、虚伪等形象更加直接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讽刺之味更浓。
（三）思想上引发群体反思
一方面，正是因为“看客”代表着国民群体，所以其存在扩大了文章的视野范围，引导读者在对个体角色形象与品性成因的关注之外，更注重对社会大众群体行为的思考。这一方面与第一部分“内容上映射社会环境”相互映衬：没有内容的拓展，何谈思想的升华;没有思想的深刻，内容便只剩空洞。另一方面，看客的存在促进读者群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在“看”与“被看”的对立中，读者应当是“看”的一方，看作品中国民劣根性的展现，思考改变甚至拯救社会之法;同时，读者也应当避免沦为“被看”一方，故须时刻反省自身是否以高高在上之姿对待不幸者，是否以冷漠旁观之态对待弱势者。
总体而言，“看客”的存在使作品主旨由点到面得以升华，让读者不仅能眼观社会，还不忘反省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