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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专家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二十多年来,专家为我馆的建设与发展,以及青少年的成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有很多感人的事迹,这里选择其中的几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
大科学家王永志担任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顾问已经十多个年头。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他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实现了千百年来的飞天梦,获“全国最高科技奖”。平时王总科研和发射任务十分忙,仅载人航天大系统下就有七个分系统和各协作单位,是一项几万人的大工程。他日理万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可只要是青少年的事,王总一定会抽出时间来参加。
2003年,得知中国首位航天员将乘“神舟五号”遨游太空,我馆的教师和几位航天专家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为青少年编撰了《载人航天知识200问》一书,想赶在“神舟五号”发射前出版。书稿完成了,我们想请王总写序,有人说,“神舟五号”发射在即,王总工作太紧张,恐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王总打了电话,没想到王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欣喜之余,我又怀着深深的歉意补充说:“我知道您很忙,我给您写了一个稿供您参考。”(言外之意就是您签个字就行了)我将稿子发了过去,没想到王总请秘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王总说能不能看一看书稿,我又马上将书稿的电子版发了过去。时隔数日,王总女儿告诉我书稿已改好,明天(9月18号)有一架从基地回京的班机连同王总改过的序一起捎回。第二天我接过书稿,看着上面仔细修改的笔迹,我不禁热泪盈眶,浮想联翩……
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轨道计算专家余梦伦顾问,谦逊平和,每次参加青少年活动总是徒步到科技馆,而且都提前到。记得有一次,一所中学8个学生约余院士访谈,余院士在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决定挤时间参加这次活动。按同学提出的时间,余院士如期来到科技馆,可是由于学校又有其他安排,访谈的时间推迟了。余院士耐心等待学生,并在座谈了两个多小时后,依然耐心仔细地解答同学的问题。学生们深受感动,在总结时一位同学说:“我一定要学习余爷爷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像他那样做人。”
一次,我们写一本航天的校本教材,有一个提法和数据需要请余院士验证。我们下午把材料送过去,余院士连夜写了详细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到了科技馆。
原火箭副总设计师尚增雨研究员退休后谢绝了多处聘请,一心投入到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中。十几年为30多万中小学举办科普讲座几千场,主持编纂航天科普图书五本,足迹走遍北京各区县和全国各地,为完成我馆研制的载人航天模拟发射系统图像工作,看了上百小时资料。老人学会了图像编辑,一毫秒一毫秒地节选资料。在编纂科普读物时,尚总总是一段段、一字字推敲,从不马虎。
李颐黎研究员,为使我馆为青少年研制的“载人航天模拟发射系统”早日和孩子们见面,专家组诸多专家和我们夜以继日地研发生产。李工每天还要到几十里地外的航天城上班,晚上回来又和我们一起加班,这其间爱人癌症手术住院也很少去陪。后来老伴过世,李工料理完后事,周末又来到科技馆,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系统合练。
在科技馆担任顾问时间最长的专家要属丰台区八届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张允中。记得建馆初期经费十分紧张,开馆时从外单位借来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号卫星1:1的模型,运来后需要技术人员安装,八百元的安装费难住了我们,张工当即拿出了发射成功奖金。还帮助借来了我国第一个生物舱和第一位航天“探空者”小狗的标本,一开馆就显示出了我馆航天的特色。
仅2009年一年,专家就召开了42次专项会议,参加专家293人次。自1983年来,科技馆专家委员会为馆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能选择几位专家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航天精神的光辉,他们时刻激励着我们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校外教育,为创造一流的青少年科技馆竭尽全力。■
大科学家王永志担任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顾问已经十多个年头。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他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实现了千百年来的飞天梦,获“全国最高科技奖”。平时王总科研和发射任务十分忙,仅载人航天大系统下就有七个分系统和各协作单位,是一项几万人的大工程。他日理万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可只要是青少年的事,王总一定会抽出时间来参加。
2003年,得知中国首位航天员将乘“神舟五号”遨游太空,我馆的教师和几位航天专家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为青少年编撰了《载人航天知识200问》一书,想赶在“神舟五号”发射前出版。书稿完成了,我们想请王总写序,有人说,“神舟五号”发射在即,王总工作太紧张,恐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王总打了电话,没想到王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欣喜之余,我又怀着深深的歉意补充说:“我知道您很忙,我给您写了一个稿供您参考。”(言外之意就是您签个字就行了)我将稿子发了过去,没想到王总请秘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王总说能不能看一看书稿,我又马上将书稿的电子版发了过去。时隔数日,王总女儿告诉我书稿已改好,明天(9月18号)有一架从基地回京的班机连同王总改过的序一起捎回。第二天我接过书稿,看着上面仔细修改的笔迹,我不禁热泪盈眶,浮想联翩……
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轨道计算专家余梦伦顾问,谦逊平和,每次参加青少年活动总是徒步到科技馆,而且都提前到。记得有一次,一所中学8个学生约余院士访谈,余院士在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决定挤时间参加这次活动。按同学提出的时间,余院士如期来到科技馆,可是由于学校又有其他安排,访谈的时间推迟了。余院士耐心等待学生,并在座谈了两个多小时后,依然耐心仔细地解答同学的问题。学生们深受感动,在总结时一位同学说:“我一定要学习余爷爷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像他那样做人。”
一次,我们写一本航天的校本教材,有一个提法和数据需要请余院士验证。我们下午把材料送过去,余院士连夜写了详细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到了科技馆。
原火箭副总设计师尚增雨研究员退休后谢绝了多处聘请,一心投入到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中。十几年为30多万中小学举办科普讲座几千场,主持编纂航天科普图书五本,足迹走遍北京各区县和全国各地,为完成我馆研制的载人航天模拟发射系统图像工作,看了上百小时资料。老人学会了图像编辑,一毫秒一毫秒地节选资料。在编纂科普读物时,尚总总是一段段、一字字推敲,从不马虎。
李颐黎研究员,为使我馆为青少年研制的“载人航天模拟发射系统”早日和孩子们见面,专家组诸多专家和我们夜以继日地研发生产。李工每天还要到几十里地外的航天城上班,晚上回来又和我们一起加班,这其间爱人癌症手术住院也很少去陪。后来老伴过世,李工料理完后事,周末又来到科技馆,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系统合练。
在科技馆担任顾问时间最长的专家要属丰台区八届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张允中。记得建馆初期经费十分紧张,开馆时从外单位借来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号卫星1:1的模型,运来后需要技术人员安装,八百元的安装费难住了我们,张工当即拿出了发射成功奖金。还帮助借来了我国第一个生物舱和第一位航天“探空者”小狗的标本,一开馆就显示出了我馆航天的特色。
仅2009年一年,专家就召开了42次专项会议,参加专家293人次。自1983年来,科技馆专家委员会为馆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能选择几位专家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航天精神的光辉,他们时刻激励着我们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校外教育,为创造一流的青少年科技馆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