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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婚姻产生纯洁的爱情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任培国。父亲任振声为人厚道谦恭，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
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任培国共同生活。两个孩子因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都特别懂事。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聪明，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家的那天，陈仪芳望着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书，还会回来吗？”
“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培国拉着仪芳的手安慰道，自己的眼圈也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
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陈仪芳在厂里拼命干活。她自己吃穿特别节省，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都攒起来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去看陈仪芳，看她累成那个样子，任培国非常心疼。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两人在这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真正互相深爱着对方。包办的婚姻，也一样产生纯洁的爱情。
革命路上生死与共
1919年春，任培国转入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学习。但这时，任家已无法承担他高中昂贵的学费。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故乡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后来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培国同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地鸿雁传书，成了一时的佳话美谈。
1924年，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先后担任了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主任和团中央书记。当时才20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非常激动，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拉煤的火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女老板，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赶回上海与释放的丈夫见面时，见他遍体鳞伤，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这时，任弼时才得知，女儿在这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才出狱。她把女儿送回老家，然后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后，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她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丈夫，使他几次死里逃生，他非常感激：“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陈琮英脸上挂着眼泪直笑。
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下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拣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并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孩子远征只好送回老家。一家人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后来，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
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是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由于任弼时在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极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外表，陈琮英十分心疼和着急，她更加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
在延安，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这一时期，任弼时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甚至连夜长途奔袭；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儿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做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全家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眷恋之情和深深敬意，她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传奇人物》 ）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任培国。父亲任振声为人厚道谦恭，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
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任培国共同生活。两个孩子因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都特别懂事。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聪明，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家的那天，陈仪芳望着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书，还会回来吗？”
“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培国拉着仪芳的手安慰道，自己的眼圈也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
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陈仪芳在厂里拼命干活。她自己吃穿特别节省，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都攒起来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去看陈仪芳，看她累成那个样子，任培国非常心疼。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两人在这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真正互相深爱着对方。包办的婚姻，也一样产生纯洁的爱情。
革命路上生死与共
1919年春，任培国转入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学习。但这时，任家已无法承担他高中昂贵的学费。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故乡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后来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培国同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地鸿雁传书，成了一时的佳话美谈。
1924年，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先后担任了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主任和团中央书记。当时才20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非常激动，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拉煤的火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女老板，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赶回上海与释放的丈夫见面时，见他遍体鳞伤，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这时，任弼时才得知，女儿在这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才出狱。她把女儿送回老家，然后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后，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她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丈夫，使他几次死里逃生，他非常感激：“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陈琮英脸上挂着眼泪直笑。
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下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拣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并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孩子远征只好送回老家。一家人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后来，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
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是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由于任弼时在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极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外表，陈琮英十分心疼和着急，她更加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
在延安，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这一时期，任弼时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甚至连夜长途奔袭；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儿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做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全家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眷恋之情和深深敬意，她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传奇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