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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热”是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这里所谓“传统文化”，在宽泛的意义上指涉传统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文化。它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如“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国学”、“儒学”、“国史”、传统经典、传统节日、传统教育、传统仪式、传统服装及与古代中国相关的诸种“文明”。对这种文化形态关注、讨论、研究、建构与实践的热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
“传统文化”成为重要实践场域
在1980—1990年代，作为社会主流的是“反传统”、西化热，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害的、破坏性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流态度。但是，从新世纪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反对、否定、拒斥，到支持、认同与实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社会性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力量与运作形态都参与其中。就社会力量的层面说。从国家的形象建构到知识界的研究范式，从大众社会的文化认同到文化工业的基本叙事策略，都有这种“热”存在。从运作形态上来说，政治身份的建构、社会心理的转变、经济形态的运作与思想构造的实践等，都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场域。在许多人的体认中，“传统文化”被作为一直存在但没有得到承认或理论化的东西，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形态。这也是为什么关于新世纪中国的“崛起”和传统文化热潮，人们更愿意用的一个词是“复兴”。
显然，“复兴”一词中包含了明显的叙事性成分，它假定中国可以恢复到过去的某种状态，而这过去的状态却范围极为庞杂，时间可以是上下五千年，内容则涉及儒释道诸子以至三教九流。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构造热情，曾被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传统的发明”。“复兴”一词包含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的地方，那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延续关系。某种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仍旧“活”在当下的世界里。由于“中国”曾经作为“文明”/“帝国”的历史，因此，这种所谓“复兴”无法不与“文明”密切相关。不过，被指认的“复兴”主体并不是“文明”甚至也不是“文化”，而是“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有机体。这里的“民族”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费孝通称之为“多元一体”。其独特性表现为这样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如若说，在西方特别是西欧，“民族”及其认同乃是一种颠倒的产物，即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装置的“发明”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民族的发明建构始终必须与其前现代性的“多元一体”经验形成丰富的交涉关系。这最终迫使“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主权国家相一致，同时又能在主权国家内部与过去的传统形成一定的协商关系。因此，在“复兴”视野中出现的民族传统文化，必然是现代“国家”这一倒视镜内的所见之物。即便是曾经存在的“习俗”、“常规或惯例”，在这种现代视野中，它也不再是曾经的涵义。举节日为例，比如端午节，在现代国家的视野中它是“中国人的节日”。而在传统中国的视野中，它是某种神话—传说—仪式混合的宇宙观的实践，是某种“文明”的形态。也因为此，才会有所谓中韩两国的端午节之争。
曾经作为“帝国”构成的诸种文化形态在今日的民族（国族）视野中“复兴”，使得这一“传统文化热”不仅是霍布斯鲍姆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也同时是一种“文明论”的指认与实践。这种实践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既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与集体心态等不同层面，也涉及不同的社会动力主体。有意味的是，这些层面大致吻合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文明”之不同层面的界定。这充分地说明了：在一个现代国家的视野内复现“文明”的历史，所可能形成的是“文明”与“国家”的交互塑造。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其中的实践主体，即怎样的力量在参与并推动着这种实践，其历史动力为何。从这个角度，可以将“传统文化热”分成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国家形象发生很大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新世纪中国的国家形象，既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不是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中国”，而可以称为“走向复兴之路的中国”。
2009年，出现了两部名为《复兴之路》的重要文艺节目，一部是作为国家重大文艺工程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一部是中央电视台的政论片。两部《复兴之路》都是纪念社会主义中国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但是，它们涉及的内容都不限于60年，而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讲起。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固然都以共产党为中心和主体，但共产党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也不是现代化，而是“民族复兴”，即帮助中华民族回复到现代之前的辉煌地位。政党的合法性是通过“民族”这一认同而确立的，“中国”这个国家可以直接转换为“中华民族”，而且是再次重现了古代辉煌的中华民族。这表明中国国家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复兴”的视野中，传统文化或传统文明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主要身份与形象。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闭幕式是另一个重要事件。虽然是北京这个城市举办的奥运会，但却是被作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国家工程而操作的。其中，代表中国的不是现代历史，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琴棋书画、四大发明、丝绸之路，等等。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行动，被称为“国家形象工程”、“软实力”等。“儒学”、国学、孔子成为主要的构成部分。“孔子学院”的全球筹办是最突出的标志。而在国内，通过舆论引导与政策扶持，也试图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与孔子纳入国家形象中。最典型的事例是200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国家博物馆”。不过，这种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存在着它内在的矛盾，典型事例是国家博物馆前的孔子像。最初，在国博门前竖立了一座近10米高的孔子雕像，但百余天后就被移走了。显然，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革命广场上，孔子的位置仍旧被认为是尴尬的。知识界、民众心理上的儒学热、孔子热，与其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的冷遇也与此直接相关。比如2010年的电影《孔子》，在高调宣传和巨资拍摄之后遭遇的是文化市场的恶评，被评为当年最烂影片。 简单地说，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对全球国家关系格局中中国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强调，都使得“复兴文明传统”而非“反传统”或“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更具整合力的意识形态实践。
既是消费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传统文化热”的第二个方面涉及社会心态、文化认同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包括关注传统文化典籍的“经典热”，对传统节日、服装、祭祖的热潮，也包括对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关注。它既是消费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经典热”中所说的经典，包括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以及各种历史与文化典籍。它们在新世纪中国被广泛出版、传播和阅读。最重要的是中央电视台从2003年开始制作的《百家讲坛》，由非专家（许多是中学老师）讲授传统典籍，是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同时也是出版发行量很高的畅销书。这其中著名的有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钱文忠讲《百家姓》《三字经》、刘心武讲《红楼梦》等。人们在这些传统典籍中寻找精神、生活、伦理的现代阐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说明“经典热”达到的社会广泛程度。大约从2009年开始，北京生意兴隆的几家大型超市都在入门处摆放一种特殊商品，即简易、盗版、9.8元/本的经典名著。人们可以像买菜一样，随手买几本回去看看。能够反映出民众心理的还有节日、服装和祖先祭拜。从2007年开始，中国恢复春节之外的三个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放假1—3天。在服装上，也改变了以西装为主的热潮，而时兴“唐装”、“汉服”、“华服”等。“唐装热”大约是从2001年OPEC会议诸国领导人穿唐装开始，而“汉服”则被认为是更“正宗”的中国服装，特别是祭典、聚会和国学院等场合。在祖先认同上，则涉及清明节寻根祭祖、大型的黄帝、炎帝、大禹特别是孔子的祭拜活动，还有乡村社会重新修建族谱、祠堂等热潮。
这些现象由两个侧面构成：一是表现出了一种社会心理或民众情绪的变化，那就是某种“乡愁”式的回归民族传统的热情。二是国家、媒体不失时机的引导和推动。这种落实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传统仪式和精神引导，既是对大众社会心理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民众生活意义秩序的重建，承担着建构社会秩序的功能。比如，对传统家庭伦理特别是孝道的强调。“家”作为一个小型共同体，常常被视为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合适载体。祖先、节日、典籍、仪式等热潮主要集中于此。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只有三个字，那就是“回‘家’去”。在这里，社会心理的变化有比意识形态更丰富的内涵。
“被展览的文化”
第三个方面可称为“被展览的文化”。主要是以一种经济形态出现的“传统文化热”，特别是由旅游工业和影视文化产业所带动。“旅游热”在中国于1990年后期形成。2001年左右，有国家领导人宣称要将旅游业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产业之一。而地方政府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大力投资开发旅游产业。最近几年则表现为名人故里之争、考古掘墓热潮。这种带有荒诞色彩的争执，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各地方政府试图借助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其中，传统文化、旅游业、地方经济、文物考古、文化史知识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土地上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了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地方文化的主要“引擎”。有的民俗学研究者愿意将之视为“新的民间文化”，强调“地方官员以及地方文化工作者就是地方文化的具体继承人，是地方文化的阐释者，他们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学术研究者，因此，不能以‘求真’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这种说法固然有偏颇之处，不过却由此凸显了两点：其一，这种文化活动本身即是经济活动，其所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并为此而“发明”出了诸种文化；其二，这种文化/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官员、地方文化工作者）。如果说在国家形象的层面，“传统文化”或“文明”被作为中国国家合法性的主要依据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及其文化/经济活动一方面是中央行为的翻版复制，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活动的一种相当活跃的主体。
但是，同样必须提及的是，“故里之争”背后的真正推动力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土地开发，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有意味的只是为何资本此时都需要拿“传统文化”这件外衣来说事儿。这背后既涉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被展览的文化”本身即是旅游业制作的基本内容，也涉及传统文化表象能够吸引并召唤国人的文化认同，同时还因为传统文化恰恰是能够协调地方、资本、民众的文化记忆的合适场域。
文化产业方面的主要表现形态是电影大片和电视剧制作。从2004年的《英雄》开始，“中国大片”成为一种专有名词。是大投资、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古装武侠电影，吸纳了最大部分的文化产业资金。其中包括《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无极》《梅兰芳》等。古装、唐代、国粹文化符号（武术、医药、宫廷、服装）、风景名胜等，特别突出传统文化的“可看性”。在电视剧制作方面，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集中在“清宫戏”、唐朝、明代、秦朝等帝王将相的宫廷剧，几乎将2000年王朝国家的帝王将相都演了个遍。同时配合着图书市场上的“国史热”，显示的是对传统历史文化景观的观看热情。
文化的产业化也是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与“文明”问题相关的，是这种产业为何需要“传统文化”作为其主要的运作符码。答案仍旧是因为这些文化表象是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文化记忆与资本活动协商的场域。文化产业、旅游业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还涉及如何叙述与构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这使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被赋予了切实的经济动力与经济支撑。从这些层面说，这是以新兴经济方式展开的文化与政治行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产业中，国家、地方、民众、资本的最大公约数便是“传统文化”，这也意味着最大的市场。
“传统文化”成为重要实践场域
在1980—1990年代，作为社会主流的是“反传统”、西化热，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害的、破坏性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流态度。但是，从新世纪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反对、否定、拒斥，到支持、认同与实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社会性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力量与运作形态都参与其中。就社会力量的层面说。从国家的形象建构到知识界的研究范式，从大众社会的文化认同到文化工业的基本叙事策略，都有这种“热”存在。从运作形态上来说，政治身份的建构、社会心理的转变、经济形态的运作与思想构造的实践等，都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场域。在许多人的体认中，“传统文化”被作为一直存在但没有得到承认或理论化的东西，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形态。这也是为什么关于新世纪中国的“崛起”和传统文化热潮，人们更愿意用的一个词是“复兴”。
显然，“复兴”一词中包含了明显的叙事性成分，它假定中国可以恢复到过去的某种状态，而这过去的状态却范围极为庞杂，时间可以是上下五千年，内容则涉及儒释道诸子以至三教九流。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构造热情，曾被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传统的发明”。“复兴”一词包含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的地方，那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延续关系。某种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仍旧“活”在当下的世界里。由于“中国”曾经作为“文明”/“帝国”的历史，因此，这种所谓“复兴”无法不与“文明”密切相关。不过，被指认的“复兴”主体并不是“文明”甚至也不是“文化”，而是“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有机体。这里的“民族”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费孝通称之为“多元一体”。其独特性表现为这样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如若说，在西方特别是西欧，“民族”及其认同乃是一种颠倒的产物，即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装置的“发明”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民族的发明建构始终必须与其前现代性的“多元一体”经验形成丰富的交涉关系。这最终迫使“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主权国家相一致，同时又能在主权国家内部与过去的传统形成一定的协商关系。因此，在“复兴”视野中出现的民族传统文化，必然是现代“国家”这一倒视镜内的所见之物。即便是曾经存在的“习俗”、“常规或惯例”，在这种现代视野中，它也不再是曾经的涵义。举节日为例，比如端午节，在现代国家的视野中它是“中国人的节日”。而在传统中国的视野中，它是某种神话—传说—仪式混合的宇宙观的实践，是某种“文明”的形态。也因为此，才会有所谓中韩两国的端午节之争。
曾经作为“帝国”构成的诸种文化形态在今日的民族（国族）视野中“复兴”，使得这一“传统文化热”不仅是霍布斯鲍姆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也同时是一种“文明论”的指认与实践。这种实践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既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与集体心态等不同层面，也涉及不同的社会动力主体。有意味的是，这些层面大致吻合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文明”之不同层面的界定。这充分地说明了：在一个现代国家的视野内复现“文明”的历史，所可能形成的是“文明”与“国家”的交互塑造。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其中的实践主体，即怎样的力量在参与并推动着这种实践，其历史动力为何。从这个角度，可以将“传统文化热”分成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国家形象发生很大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新世纪中国的国家形象，既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不是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中国”，而可以称为“走向复兴之路的中国”。
2009年，出现了两部名为《复兴之路》的重要文艺节目，一部是作为国家重大文艺工程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一部是中央电视台的政论片。两部《复兴之路》都是纪念社会主义中国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但是，它们涉及的内容都不限于60年，而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讲起。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固然都以共产党为中心和主体，但共产党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也不是现代化，而是“民族复兴”，即帮助中华民族回复到现代之前的辉煌地位。政党的合法性是通过“民族”这一认同而确立的，“中国”这个国家可以直接转换为“中华民族”，而且是再次重现了古代辉煌的中华民族。这表明中国国家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复兴”的视野中，传统文化或传统文明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主要身份与形象。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闭幕式是另一个重要事件。虽然是北京这个城市举办的奥运会，但却是被作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国家工程而操作的。其中，代表中国的不是现代历史，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琴棋书画、四大发明、丝绸之路，等等。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行动，被称为“国家形象工程”、“软实力”等。“儒学”、国学、孔子成为主要的构成部分。“孔子学院”的全球筹办是最突出的标志。而在国内，通过舆论引导与政策扶持，也试图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与孔子纳入国家形象中。最典型的事例是200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国家博物馆”。不过，这种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存在着它内在的矛盾，典型事例是国家博物馆前的孔子像。最初，在国博门前竖立了一座近10米高的孔子雕像，但百余天后就被移走了。显然，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革命广场上，孔子的位置仍旧被认为是尴尬的。知识界、民众心理上的儒学热、孔子热，与其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的冷遇也与此直接相关。比如2010年的电影《孔子》，在高调宣传和巨资拍摄之后遭遇的是文化市场的恶评，被评为当年最烂影片。 简单地说，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对全球国家关系格局中中国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强调，都使得“复兴文明传统”而非“反传统”或“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更具整合力的意识形态实践。
既是消费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传统文化热”的第二个方面涉及社会心态、文化认同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包括关注传统文化典籍的“经典热”，对传统节日、服装、祭祖的热潮，也包括对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关注。它既是消费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经典热”中所说的经典，包括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以及各种历史与文化典籍。它们在新世纪中国被广泛出版、传播和阅读。最重要的是中央电视台从2003年开始制作的《百家讲坛》，由非专家（许多是中学老师）讲授传统典籍，是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同时也是出版发行量很高的畅销书。这其中著名的有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钱文忠讲《百家姓》《三字经》、刘心武讲《红楼梦》等。人们在这些传统典籍中寻找精神、生活、伦理的现代阐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说明“经典热”达到的社会广泛程度。大约从2009年开始，北京生意兴隆的几家大型超市都在入门处摆放一种特殊商品，即简易、盗版、9.8元/本的经典名著。人们可以像买菜一样，随手买几本回去看看。能够反映出民众心理的还有节日、服装和祖先祭拜。从2007年开始，中国恢复春节之外的三个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放假1—3天。在服装上，也改变了以西装为主的热潮，而时兴“唐装”、“汉服”、“华服”等。“唐装热”大约是从2001年OPEC会议诸国领导人穿唐装开始，而“汉服”则被认为是更“正宗”的中国服装，特别是祭典、聚会和国学院等场合。在祖先认同上，则涉及清明节寻根祭祖、大型的黄帝、炎帝、大禹特别是孔子的祭拜活动，还有乡村社会重新修建族谱、祠堂等热潮。
这些现象由两个侧面构成：一是表现出了一种社会心理或民众情绪的变化，那就是某种“乡愁”式的回归民族传统的热情。二是国家、媒体不失时机的引导和推动。这种落实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传统仪式和精神引导，既是对大众社会心理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民众生活意义秩序的重建，承担着建构社会秩序的功能。比如，对传统家庭伦理特别是孝道的强调。“家”作为一个小型共同体，常常被视为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合适载体。祖先、节日、典籍、仪式等热潮主要集中于此。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只有三个字，那就是“回‘家’去”。在这里，社会心理的变化有比意识形态更丰富的内涵。
“被展览的文化”
第三个方面可称为“被展览的文化”。主要是以一种经济形态出现的“传统文化热”，特别是由旅游工业和影视文化产业所带动。“旅游热”在中国于1990年后期形成。2001年左右，有国家领导人宣称要将旅游业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产业之一。而地方政府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大力投资开发旅游产业。最近几年则表现为名人故里之争、考古掘墓热潮。这种带有荒诞色彩的争执，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各地方政府试图借助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其中，传统文化、旅游业、地方经济、文物考古、文化史知识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土地上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了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地方文化的主要“引擎”。有的民俗学研究者愿意将之视为“新的民间文化”，强调“地方官员以及地方文化工作者就是地方文化的具体继承人，是地方文化的阐释者，他们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学术研究者，因此，不能以‘求真’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这种说法固然有偏颇之处，不过却由此凸显了两点：其一，这种文化活动本身即是经济活动，其所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并为此而“发明”出了诸种文化；其二，这种文化/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官员、地方文化工作者）。如果说在国家形象的层面，“传统文化”或“文明”被作为中国国家合法性的主要依据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及其文化/经济活动一方面是中央行为的翻版复制，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活动的一种相当活跃的主体。
但是，同样必须提及的是，“故里之争”背后的真正推动力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土地开发，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有意味的只是为何资本此时都需要拿“传统文化”这件外衣来说事儿。这背后既涉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被展览的文化”本身即是旅游业制作的基本内容，也涉及传统文化表象能够吸引并召唤国人的文化认同，同时还因为传统文化恰恰是能够协调地方、资本、民众的文化记忆的合适场域。
文化产业方面的主要表现形态是电影大片和电视剧制作。从2004年的《英雄》开始，“中国大片”成为一种专有名词。是大投资、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古装武侠电影，吸纳了最大部分的文化产业资金。其中包括《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无极》《梅兰芳》等。古装、唐代、国粹文化符号（武术、医药、宫廷、服装）、风景名胜等，特别突出传统文化的“可看性”。在电视剧制作方面，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集中在“清宫戏”、唐朝、明代、秦朝等帝王将相的宫廷剧，几乎将2000年王朝国家的帝王将相都演了个遍。同时配合着图书市场上的“国史热”，显示的是对传统历史文化景观的观看热情。
文化的产业化也是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与“文明”问题相关的，是这种产业为何需要“传统文化”作为其主要的运作符码。答案仍旧是因为这些文化表象是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文化记忆与资本活动协商的场域。文化产业、旅游业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还涉及如何叙述与构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这使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被赋予了切实的经济动力与经济支撑。从这些层面说，这是以新兴经济方式展开的文化与政治行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产业中，国家、地方、民众、资本的最大公约数便是“传统文化”，这也意味着最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