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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进展,是在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法律思想、邓小平法制理论及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基础上提出的现代法治理念。本文借回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产生做了回顾,并以法治理念为起点,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定含义,以此来论证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发展这一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产生背景；内涵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5-0044-03
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产生背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已近160年,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既取得过伟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也相应推进,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明确形成之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制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以巩固革命成果,其中以1954年宪法最为著名。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问题有所涉及,但囿于形势,始终局限在对敌斗争和巩固政权的狭小政治空间之内,把法律仅视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和手段；以政策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代替法律制度的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严重起来。但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探索仍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作为历史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自此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在总结新中国法制建设经验教训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指出要完善立法,要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肯定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同时,摒弃了其中法律工具论等错误思想和理论,提出了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理论,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指明了根本方向。
在上述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实现了第三次创新。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改“法制”为“法治”,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根本准则,并写入宪法；第一次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论证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性。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适应时代发展新形势,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与经验,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经济要发展、政治要稳定、文化要繁荣、社会要和谐的一系列任务,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三次理论飞跃的基础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下,明确地提出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决策,推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建设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2 法治理念的含义透析
“法治”(Rule of law),是指依照法律处理国家政务的治国方式,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政策,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古代东西方的“法治”思想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古代法治思想源于春秋,盛于战国,强于秦,衰于汉；西方法治思想则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时期。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认为法乃帝王立国之器、治民之具,即法不过是帝王治理国家、防止暴民作乱的器具。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法治”表述为“法律的统治”，与这种治国方式相对的是“人治”,“人治”是指执掌国家权力者主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好恶去处理国家政务。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最好的一人治理国家的方式与最好的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相比哪個更优越时,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主张法治的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依靠理性统治的治国模式,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便是谁都难免有感情”。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迄今为止,法治或许是人们所能寻找到的一种最为科学与理想的治国方式,历经完善与阐扬,成为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基本标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历史选择。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针对法治问题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法治与理念相结合的法治理念是法治实践理性化的最高理论形态,也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最后根据。简言之,法治理念是指人们关于法治的理论、理想和信念。它是反映法治性质、宗旨、结构、功能和价值取向的观念和信念,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法治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淀、法制原则的结晶,法治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
一般而言,法治理念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思想的时代性,体现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二是文化的传承性,蕴涵历史反思的结晶,是民族传统的要素之一；三是结构的政治性,反映特定国体和政体的要求,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历史形态的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其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法治理念是法律根本和最后的依据,是法律的终极出发点。有什么样的法治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法律是一个有意识服务于法律价值与法律理念的现实”。
3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解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和现代西方法治理念、总结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先进理念；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问题所作的历史选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是二者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二者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类型,在阶级本质与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冲突与对立；另一方面,二者共存于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存在交叉,相互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方面要认识到其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区别,不能混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二者存在区别就扣上绝对化的帽子,非此即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根基和精神实质,并以此指导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存在根本不同。在西方法学理论中,古典自然法学主张法律制度应以“天赋人权”为终极追求,历史法学认为应是“民族精神”,社会学法学则从成本消耗的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方案“最大的效果”,分析实证法学则将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仅仅局限在法律规范的体系范围内考量。诸如此类的西方法治理念非但不能在具体实践中促进人的解放,反而使人被异化,变成按市场要求扭曲发展自己的“单向度的人”,从而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以人为本”蕴涵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内在的要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同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方面内容也将保障人权作为内在的考量尺度。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核心内容,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与限制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的大前提。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要求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始终把对人民利益的保障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极大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公平正义是法学理论最古老的命题之一。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这样解释：“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美国的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为了公平的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倡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良法规定的行为模式公平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并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类社会的本能诉求,是法的实质与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目的性要素,执法为民是实质内容,公平正义是价值体现；执法为民是对公平正义的实质界定,公平正义是对执法为民的技术保障。服务大局是针对社会处于转型期、面临复杂情况而对法治建设特别强调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前中国的大局,法治建设要服务于这个大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根源于并服务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不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法律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法律表面上所具有的决定一切的力量恰恰是由于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服务大局不是指法外开恩或法外施刑,社会主义社会法律本身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依法办事就是按照人民意志办事,就是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鲜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人民的选择；从现实的焦点透视,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中流砥柱。但是,党的领导最主要的是通过组织上的领导来实现的；党的领导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手段或方式。
参考文献:
［1］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J］.求是,2006(12):3-10.
［2］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4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47.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2-107.
［5］张恒山.略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法学家,2006(5):24-28.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3,199.
［7］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7(1):76-88.
［8］［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1.
［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1.
［10］何勤华.西方法律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8.
［11］［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36.
［12］张志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改革［J］.法学家,2006(5):32-3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91-292.
［收稿日期］2009-1-8
［作者简介］邢冰(1978—),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产生背景；内涵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5-0044-03
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产生背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已近160年,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既取得过伟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也相应推进,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明确形成之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制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以巩固革命成果,其中以1954年宪法最为著名。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问题有所涉及,但囿于形势,始终局限在对敌斗争和巩固政权的狭小政治空间之内,把法律仅视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和手段；以政策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代替法律制度的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严重起来。但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探索仍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作为历史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自此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在总结新中国法制建设经验教训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指出要完善立法,要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肯定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同时,摒弃了其中法律工具论等错误思想和理论,提出了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理论,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指明了根本方向。
在上述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实现了第三次创新。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改“法制”为“法治”,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根本准则,并写入宪法；第一次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论证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性。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适应时代发展新形势,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与经验,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经济要发展、政治要稳定、文化要繁荣、社会要和谐的一系列任务,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三次理论飞跃的基础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下,明确地提出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决策,推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建设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2 法治理念的含义透析
“法治”(Rule of law),是指依照法律处理国家政务的治国方式,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政策,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古代东西方的“法治”思想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古代法治思想源于春秋,盛于战国,强于秦,衰于汉；西方法治思想则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时期。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认为法乃帝王立国之器、治民之具,即法不过是帝王治理国家、防止暴民作乱的器具。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法治”表述为“法律的统治”，与这种治国方式相对的是“人治”,“人治”是指执掌国家权力者主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好恶去处理国家政务。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最好的一人治理国家的方式与最好的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相比哪個更优越时,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主张法治的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依靠理性统治的治国模式,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便是谁都难免有感情”。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迄今为止,法治或许是人们所能寻找到的一种最为科学与理想的治国方式,历经完善与阐扬,成为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基本标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历史选择。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针对法治问题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法治与理念相结合的法治理念是法治实践理性化的最高理论形态,也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最后根据。简言之,法治理念是指人们关于法治的理论、理想和信念。它是反映法治性质、宗旨、结构、功能和价值取向的观念和信念,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法治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淀、法制原则的结晶,法治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
一般而言,法治理念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思想的时代性,体现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二是文化的传承性,蕴涵历史反思的结晶,是民族传统的要素之一；三是结构的政治性,反映特定国体和政体的要求,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历史形态的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其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法治理念是法律根本和最后的依据,是法律的终极出发点。有什么样的法治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法律是一个有意识服务于法律价值与法律理念的现实”。
3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解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和现代西方法治理念、总结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先进理念；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问题所作的历史选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是二者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二者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类型,在阶级本质与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冲突与对立；另一方面,二者共存于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存在交叉,相互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方面要认识到其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区别,不能混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二者存在区别就扣上绝对化的帽子,非此即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根基和精神实质,并以此指导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存在根本不同。在西方法学理论中,古典自然法学主张法律制度应以“天赋人权”为终极追求,历史法学认为应是“民族精神”,社会学法学则从成本消耗的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方案“最大的效果”,分析实证法学则将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仅仅局限在法律规范的体系范围内考量。诸如此类的西方法治理念非但不能在具体实践中促进人的解放,反而使人被异化,变成按市场要求扭曲发展自己的“单向度的人”,从而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以人为本”蕴涵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内在的要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同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方面内容也将保障人权作为内在的考量尺度。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核心内容,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与限制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的大前提。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要求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始终把对人民利益的保障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极大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公平正义是法学理论最古老的命题之一。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这样解释：“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美国的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为了公平的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倡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良法规定的行为模式公平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并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类社会的本能诉求,是法的实质与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目的性要素,执法为民是实质内容,公平正义是价值体现；执法为民是对公平正义的实质界定,公平正义是对执法为民的技术保障。服务大局是针对社会处于转型期、面临复杂情况而对法治建设特别强调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前中国的大局,法治建设要服务于这个大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根源于并服务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不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法律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法律表面上所具有的决定一切的力量恰恰是由于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服务大局不是指法外开恩或法外施刑,社会主义社会法律本身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依法办事就是按照人民意志办事,就是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鲜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人民的选择；从现实的焦点透视,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中流砥柱。但是,党的领导最主要的是通过组织上的领导来实现的；党的领导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手段或方式。
参考文献:
［1］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J］.求是,2006(12):3-10.
［2］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4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47.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2-107.
［5］张恒山.略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法学家,2006(5):24-28.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3,199.
［7］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7(1):76-88.
［8］［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1.
［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1.
［10］何勤华.西方法律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8.
［11］［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36.
［12］张志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改革［J］.法学家,2006(5):32-3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91-292.
［收稿日期］2009-1-8
［作者简介］邢冰(1978—),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