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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志新闻是民族志方法与新闻业务的结合，是新闻业务不断寻求自身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探索。民族志新闻在方法视野上的突破以及“深描意义结构”的特质，使其能够对被报道群体的各种文化事象进行描述和阐释。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人们对文化阐释的需求一直存在，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具有重要价值。“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海外华人新闻报道和少数民族新闻报道是民族志新闻实践的两个重点领域。
关键词：民族志新闻；对外文化传播；“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2-0131-03
一、媒体与“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2015年3月，中国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提出的重大构想。此构想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需求，能够激发区域及全球范围的合作潜力与发展活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任务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基础，因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之间各领域合作需要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做支撑。民心相通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文化是民心相通的重要支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受到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展开，呈现勃勃生机。但同时，“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涵盖范围广泛，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异质文化的冲突。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冲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同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与文化冲突相伴随的是文化融合，或者说，文化冲突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奏。文化的融合发端于人类文化本质的同一性，也取决于人们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甚至吸纳的态度，而实现文化融合的前提是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文化个体或群体对特定文化表示接纳和认可的态度，包括文化认知、文化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层次。文化认同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建构资源得以形成，其中社会文化机制对文化认同的形成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大众媒介则是社会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影响文化认同。[1]大众媒介是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在人们的文化认同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媒介能够提供一种社会语境，使得文化认同成为可能。因此，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媒体大有可为。在国际主流媒体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走进国际舆论中心的同时，中国对外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平台作用也日益凸显。作为信息传播的平台，媒体深入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及时报道“一带一路”最新进展，不断扩大正面的舆论影响力。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媒体积极探索，加强与各国媒体合作，重点打造更多影视精品力作，努力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作为“丝路故事”的讲述者和“丝路文化”的传播者，媒体的新闻实践如何更好地承载文化传播功能，民族志新闻作为一种可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
民族志新闻是民族志方法与新闻业务的结合，是将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践的积极尝试，是新闻业务不断寻求自身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探索。虽然在中国的新闻生产语境中尚无典型的民族志新闻出现，但民族志新闻的兴起与讨论在西方新闻界已有十余年。2001年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有学者提出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实践，一些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感兴趣的新闻记者也在会议上共同探讨质性研究方法进入新闻业务的可能。民族志方法与新闻业务进行整合的设想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推动了关于民族志新闻的研究和实践。2004年，有学者正式提出了民族志新闻的概念。2010年出版的《新闻与新闻业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News and Journalism）更是大力鼓吹民族志新闻。[2]目前纽约大学开设有民族志新闻课程，南丹麦大学专门设立了民族志新闻研究项目。虽然民族志新闻还处于实验阶段，民族志新闻的发展前景还有待探索，但是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值得重视。
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新闻业务也不断推陈出新，文学式新闻、新新闻、亲近性新闻、体验式新闻、公民新闻等新闻形态层出不穷丰富多样，关于新闻改革和创新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民族志新闻与其他新闻形态联系密切，与传统新闻的深度报道也有不少相通之处，但民族志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生产方式，其在方法视野上是有所突破和区别的。一方面，民族志新闻重构了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关系。[3]在民族志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主客体关系发生改变，记者被要求参与采访对象的生活，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浸润某个文化之中，同时通过非结构的深度访谈去理解采訪对象的行为方式，并以被观察者的视角和感受进行叙事。民族志新闻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众不同的视角、文化主体的真实呈现、深入的内容等特质而获得认同，民族志新闻也因此具有描绘和阐释某个文化群体的优势。另一方面，在重构记者与采访对象关系的基础上，民族志新闻还独具反思性。[4]反思性是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自己所处的研究环境以及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必然性的明确意识。由于记者与被报道群体一系列差异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被“悬置”起来的干扰因素依然影响着阐释过程，因此操作民族志新闻的记者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立场，强调对自身角度的批判性认识。正如伽达默尔指出“成见是理解的前提”，“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一反思性特点能够使民族志新闻避免在阐释某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时的过分主观因素，避免对“真实”进行过度的构建，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表达。 民族志新闻在方法视野上的突破即对民族志方法的引入，使其成为颇具文化意义空间的新闻形态。虽然民族志新闻和其他新闻形态都是以呈现事实为目标，但是一般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而民族志新闻能够以厚重的方式呈现事实，“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5]民族志是一种深入文化的方法，因其对研究对象更为多维深入的观察与记录，所以有助于“理解群体以及成员的感受、思想、价值、挑战及目标”。在民族志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记者通过融入某个文化社区，试图在现象情境下获得对被报道群体各种文化事象的本质认知和充分的意义阐释。民族志新闻的一个特质在于擅长以文化视角细致审视社会，进而对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进行描绘和阐释。民族志新闻也因此能够“深描意义结构”，强调日常生活或者仪式中隐藏的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意涵，这正是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也是民族志新闻的核心价值所在。虽然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总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民族志新闻也常因“浓厚的主观色彩”而受到质疑和批评，但是新闻的革新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中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民族志新闻是对传统客观性理念与现实落差的一种回应，强调“新闻活动是一个积极的、解释的、文化的活动”。[3]如果民族志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文化洞察力，民族志新闻作品的文化意义空间能够充分彰显，那么媒体和公众就有可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更多的宽容。
三、“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民族志新闻的选择
“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本质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中国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和继承发展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7]中国民族文化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同时夹杂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管是什么民族文化形態，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人们对文化阐释的需求一直存在。当前媒体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偏重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闻报道，文化传播主要依靠“丝绸之路”纪录片和相关影视剧，但也不乏单纯介绍历史人文、旅游、民俗风情的套路，以致国外受众很难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真正意涵。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空间的新闻形态，民族志新闻有可能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一个突破口。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当前民族志新闻实践可以重点选择两个领域：
1.海外华人新闻报道
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中心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媒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往往带有严重偏见，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错解。海外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广大海外侨胞要弘扬中华文化，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8]在民族志新闻的视角下，海外华人本身就是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影响着住在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感知。虽然海外华人文化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而经历调整和涵化历程，但是中国民族文化作为华人文化的“母体”对其影响深远。
记者实践民族志新闻，可以选取一个具体的海外华人社区，根据时间条件进行多次的、延续性的田野调查，可以对采访对象进行追踪采访，通过“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生产民族志新闻。记者周期性地参与海外华人社区的生活世界，观察并记录采访对象的生活过程和文化事象，在社区文化空间的情境下深入了解事实背后的文化意涵，并以采访对象的视角进行叙事以呈现文化主体。和规范、经典的民族志文本相比，民族志新闻也可以“片段式”地记录和阐释文化事象，通过选择一个又一个“切面”来完成对某个海外华人社区的民族志报道。
为了呈现一个群体的真实样貌，海外华人民族志新闻既关注“缺乏新闻价值”的日常生活，也关注一些传统习俗和仪式，更关注隐藏在纷繁事象中的价值、态度、信仰和情感等文化意涵。虽然民族志新闻记录日常往往呈现出“生活化形态”，不过新闻选择仍然是民族志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区别于传统新闻选择的“事实不寻常”，民族志新闻在选择采访对象和记录日常生活时更强调“文化不寻常”。海外华人民族志新闻可以重点选择华人社区保留和推崇的传统儒家经典文化作为新闻视点，也可以呈现华人文化在传承中华文化基础上与住在国当地文化进行融合的部分，或者呈现海外华人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文化的建构和认同过程等等，通过一系列海外华人民族志新闻实现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呈现、阐释和传播。
2.少数民族新闻报道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位于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和重要节点。国外媒体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报道并不多，而且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报道大都带有负面倾向，集中呈现出民族冲突、人权、汉族威胁论、政治控制等新闻框架，[9]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碎片化解读和严重误读，因此从少数民族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的对外传播归根到底还是回归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核心内容。
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也是促进文化理解与认同的重要资源，是中国民族文化跨越文化误解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路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跨境民族是一个有多重影响的存在。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有着一衣带水、血脉相连的文化渊源和民族情感，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心理，这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因为对外文化传播首先要求“以同求通”，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求文化的认同，以文化共同的意义空间求得通畅的对话空间。[10]不同文化之间共通性越具体，越容易被接受；不同文化之间共通性越大，被接受程度就越高。当然，对外文化传播既“以同求通”，也“以异求识”，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通过展示“异”使受众认知乃至认可。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正是需要通过“以同求通，以异求识”以促进中国民族文化被国外民众所理解、接受和容纳。
民族志新闻实践要求记者通过“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和一系列“片段式”地民族志新闻报道，以少数民族民众的视角向国外受众讲述多民族“中国故事”。民族志新闻要求既能呈现少数民族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也能呈现宗教信仰、礼仪习俗、歌舞文艺等精神文化，还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进行阐释。在新闻选择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要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共鸣和认同就需要对文化有所选择。比如“一带一路”沿途是绕不开伊斯兰民族文化的，还有草原文化、西域文化、滇黔文化等等。基于文化选择，民族志新闻可以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等等。中国新闻业素有战线记者的传统，特别是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记者进行民族志新闻实践是可期许的，甚至可期经典民族志新闻作品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吴世文，石义彬.我国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中国文化认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
[2] 章戈浩.媒体人类学.载《传播学新趋势（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 孙起.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民族志新闻的意义与前提[J].国际新闻界，2016（7）.
[4] 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
[5] 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6] 赵世林.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传承[J].思想战线，1995（6）.
[7] 张朔.习近平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EB/OL].2014-6-6.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06/6254229.shtml.
[8] 高卫华.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报道框架分析[J].新闻大学，2016（4）.
[9] 焦若薇，刘红.新疆对外传播的文化选择[J].新闻爱好者，2016（2）.
[责任编辑：艾涓]
关键词：民族志新闻；对外文化传播；“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2-0131-03
一、媒体与“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2015年3月，中国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提出的重大构想。此构想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需求，能够激发区域及全球范围的合作潜力与发展活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任务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基础，因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之间各领域合作需要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做支撑。民心相通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文化是民心相通的重要支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受到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展开，呈现勃勃生机。但同时，“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涵盖范围广泛，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异质文化的冲突。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冲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同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与文化冲突相伴随的是文化融合，或者说，文化冲突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奏。文化的融合发端于人类文化本质的同一性，也取决于人们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甚至吸纳的态度，而实现文化融合的前提是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文化个体或群体对特定文化表示接纳和认可的态度，包括文化认知、文化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层次。文化认同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建构资源得以形成，其中社会文化机制对文化认同的形成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大众媒介则是社会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影响文化认同。[1]大众媒介是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在人们的文化认同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媒介能够提供一种社会语境，使得文化认同成为可能。因此，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媒体大有可为。在国际主流媒体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走进国际舆论中心的同时，中国对外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平台作用也日益凸显。作为信息传播的平台，媒体深入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及时报道“一带一路”最新进展，不断扩大正面的舆论影响力。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媒体积极探索，加强与各国媒体合作，重点打造更多影视精品力作，努力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作为“丝路故事”的讲述者和“丝路文化”的传播者，媒体的新闻实践如何更好地承载文化传播功能，民族志新闻作为一种可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
民族志新闻是民族志方法与新闻业务的结合，是将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践的积极尝试，是新闻业务不断寻求自身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探索。虽然在中国的新闻生产语境中尚无典型的民族志新闻出现，但民族志新闻的兴起与讨论在西方新闻界已有十余年。2001年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有学者提出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实践，一些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感兴趣的新闻记者也在会议上共同探讨质性研究方法进入新闻业务的可能。民族志方法与新闻业务进行整合的设想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推动了关于民族志新闻的研究和实践。2004年，有学者正式提出了民族志新闻的概念。2010年出版的《新闻与新闻业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News and Journalism）更是大力鼓吹民族志新闻。[2]目前纽约大学开设有民族志新闻课程，南丹麦大学专门设立了民族志新闻研究项目。虽然民族志新闻还处于实验阶段，民族志新闻的发展前景还有待探索，但是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值得重视。
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新闻业务也不断推陈出新，文学式新闻、新新闻、亲近性新闻、体验式新闻、公民新闻等新闻形态层出不穷丰富多样，关于新闻改革和创新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民族志新闻与其他新闻形态联系密切，与传统新闻的深度报道也有不少相通之处，但民族志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生产方式，其在方法视野上是有所突破和区别的。一方面，民族志新闻重构了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关系。[3]在民族志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主客体关系发生改变，记者被要求参与采访对象的生活，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浸润某个文化之中，同时通过非结构的深度访谈去理解采訪对象的行为方式，并以被观察者的视角和感受进行叙事。民族志新闻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众不同的视角、文化主体的真实呈现、深入的内容等特质而获得认同，民族志新闻也因此具有描绘和阐释某个文化群体的优势。另一方面，在重构记者与采访对象关系的基础上，民族志新闻还独具反思性。[4]反思性是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自己所处的研究环境以及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必然性的明确意识。由于记者与被报道群体一系列差异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被“悬置”起来的干扰因素依然影响着阐释过程，因此操作民族志新闻的记者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立场，强调对自身角度的批判性认识。正如伽达默尔指出“成见是理解的前提”，“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一反思性特点能够使民族志新闻避免在阐释某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时的过分主观因素，避免对“真实”进行过度的构建，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表达。 民族志新闻在方法视野上的突破即对民族志方法的引入，使其成为颇具文化意义空间的新闻形态。虽然民族志新闻和其他新闻形态都是以呈现事实为目标，但是一般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而民族志新闻能够以厚重的方式呈现事实，“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5]民族志是一种深入文化的方法，因其对研究对象更为多维深入的观察与记录，所以有助于“理解群体以及成员的感受、思想、价值、挑战及目标”。在民族志新闻的生产过程中，记者通过融入某个文化社区，试图在现象情境下获得对被报道群体各种文化事象的本质认知和充分的意义阐释。民族志新闻的一个特质在于擅长以文化视角细致审视社会，进而对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进行描绘和阐释。民族志新闻也因此能够“深描意义结构”，强调日常生活或者仪式中隐藏的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意涵，这正是民族志新闻的文化意义空间，也是民族志新闻的核心价值所在。虽然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总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民族志新闻也常因“浓厚的主观色彩”而受到质疑和批评，但是新闻的革新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中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民族志新闻是对传统客观性理念与现实落差的一种回应，强调“新闻活动是一个积极的、解释的、文化的活动”。[3]如果民族志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文化洞察力，民族志新闻作品的文化意义空间能够充分彰显，那么媒体和公众就有可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更多的宽容。
三、“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民族志新闻的选择
“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本质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中国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和继承发展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7]中国民族文化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同时夹杂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管是什么民族文化形態，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人们对文化阐释的需求一直存在。当前媒体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偏重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闻报道，文化传播主要依靠“丝绸之路”纪录片和相关影视剧，但也不乏单纯介绍历史人文、旅游、民俗风情的套路，以致国外受众很难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真正意涵。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空间的新闻形态，民族志新闻有可能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一个突破口。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当前民族志新闻实践可以重点选择两个领域：
1.海外华人新闻报道
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中心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媒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往往带有严重偏见，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错解。海外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广大海外侨胞要弘扬中华文化，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8]在民族志新闻的视角下，海外华人本身就是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影响着住在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感知。虽然海外华人文化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而经历调整和涵化历程，但是中国民族文化作为华人文化的“母体”对其影响深远。
记者实践民族志新闻，可以选取一个具体的海外华人社区，根据时间条件进行多次的、延续性的田野调查，可以对采访对象进行追踪采访，通过“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生产民族志新闻。记者周期性地参与海外华人社区的生活世界，观察并记录采访对象的生活过程和文化事象，在社区文化空间的情境下深入了解事实背后的文化意涵，并以采访对象的视角进行叙事以呈现文化主体。和规范、经典的民族志文本相比，民族志新闻也可以“片段式”地记录和阐释文化事象，通过选择一个又一个“切面”来完成对某个海外华人社区的民族志报道。
为了呈现一个群体的真实样貌，海外华人民族志新闻既关注“缺乏新闻价值”的日常生活，也关注一些传统习俗和仪式，更关注隐藏在纷繁事象中的价值、态度、信仰和情感等文化意涵。虽然民族志新闻记录日常往往呈现出“生活化形态”，不过新闻选择仍然是民族志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区别于传统新闻选择的“事实不寻常”，民族志新闻在选择采访对象和记录日常生活时更强调“文化不寻常”。海外华人民族志新闻可以重点选择华人社区保留和推崇的传统儒家经典文化作为新闻视点，也可以呈现华人文化在传承中华文化基础上与住在国当地文化进行融合的部分，或者呈现海外华人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文化的建构和认同过程等等，通过一系列海外华人民族志新闻实现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呈现、阐释和传播。
2.少数民族新闻报道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位于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和重要节点。国外媒体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报道并不多，而且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报道大都带有负面倾向，集中呈现出民族冲突、人权、汉族威胁论、政治控制等新闻框架，[9]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碎片化解读和严重误读，因此从少数民族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的对外传播归根到底还是回归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核心内容。
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也是促进文化理解与认同的重要资源，是中国民族文化跨越文化误解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路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跨境民族是一个有多重影响的存在。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有着一衣带水、血脉相连的文化渊源和民族情感，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心理，这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因为对外文化传播首先要求“以同求通”，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求文化的认同，以文化共同的意义空间求得通畅的对话空间。[10]不同文化之间共通性越具体，越容易被接受；不同文化之间共通性越大，被接受程度就越高。当然，对外文化传播既“以同求通”，也“以异求识”，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通过展示“异”使受众认知乃至认可。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正是需要通过“以同求通，以异求识”以促进中国民族文化被国外民众所理解、接受和容纳。
民族志新闻实践要求记者通过“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和一系列“片段式”地民族志新闻报道，以少数民族民众的视角向国外受众讲述多民族“中国故事”。民族志新闻要求既能呈现少数民族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也能呈现宗教信仰、礼仪习俗、歌舞文艺等精神文化，还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进行阐释。在新闻选择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要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共鸣和认同就需要对文化有所选择。比如“一带一路”沿途是绕不开伊斯兰民族文化的，还有草原文化、西域文化、滇黔文化等等。基于文化选择，民族志新闻可以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等等。中国新闻业素有战线记者的传统，特别是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记者进行民族志新闻实践是可期许的，甚至可期经典民族志新闻作品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吴世文，石义彬.我国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中国文化认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
[2] 章戈浩.媒体人类学.载《传播学新趋势（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 孙起.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民族志新闻的意义与前提[J].国际新闻界，2016（7）.
[4] 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
[5] 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6] 赵世林.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传承[J].思想战线，1995（6）.
[7] 张朔.习近平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EB/OL].2014-6-6.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06/6254229.shtml.
[8] 高卫华.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报道框架分析[J].新闻大学，2016（4）.
[9] 焦若薇，刘红.新疆对外传播的文化选择[J].新闻爱好者，2016（2）.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