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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896年8月,德国外交官埃德蒙多·海靖男爵来华出任驻中国全权公使,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海靖也同船抵达中国。从1896年至1899年,伊丽莎白常驻北京,与丈夫一道积极为德国谋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对3年间的中国生活、所见所闻,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1925年1月4日,伊丽莎白在柏林病逝,终年63岁。一年以后,她的生前好友格莱特将其遗作《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整理发表。《历史学家茶座》从第19辑开始陆续选登该日记中的中国篇(翻译者为秦俊峰先生),并特请近代史专家王守中先生对日记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便于读者理解。
日记真实地表述了伊丽莎白在中国的感受,同时也记录了她丈夫在中国掠夺港口殖民地、路矿利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再现了中国成为列强俎上肉的真实场景。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鄙视与偏见,但作为一面镜子,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国落后挨打屈辱历史的无尽反思。
行文中楷体部分为摘录的日记原文,宋体部分为解读文字。
一、 中国的脏、穷、愚
1896年8月17日
通州我们首先需要穿过通州城,这就花了我们一个小时的工夫。城里的巷子非常狭窄,以至于我们所坐的扶椅几乎蹭到了两边的房屋。泥泞的小路没过了轿夫们的小腿肚,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垃圾和脏物随意地堆放在大街上,里面间或翻滚着觅食的黑猪,空气里飘散着种种熏人的臭气。堆着人粪的提篮毫无遮盖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最后被送到田地里,污染了整个城市的空气。数不清的中国人挤满了街道和商店,带着好奇的目光直直地瞅着我们这些欧洲人。
海靖夫妇是从天津坐船到通州的。通州城虽靠近北京,但它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州县城市一样,并不是工商业发展及人口聚集的必然结果,而是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兴建的,实际是一些用城墙围起来的村庄。尽管居住在城里的官员、吏役、兵士等,是社会最大的消费群体,但他们人数不多。而广大农村人民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依赖城市市场的供给,对工商业不能形成多大刺激,所以城内专门的工商业为数甚少。城内一般居民无法依靠工商业维持生计,不得不在城外保留着自己的土地,每天去田里劳作。他们积攒垃圾,养猪积肥,以维持继续生产。另一方面,当时的各级封建政府和官员,既无意识、也无资金去管理城市的清洁卫生。这就造成了公使夫人眼中通州城里又脏又臭的景象。
1896年8月17日
道路交通我们穿过通州城后,来到一条宽石板路上,由此一直通往北京,这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但现在这条路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的冲击:路面上尽是一个个没了石子的大洞,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而另一些地方看起来好像一股来自地底的巨大力量把整个地表都掀了起来,以至于大大小小的石子堆积在一起,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一座座小山头;石子与石子相互松散地粘在一起,唯一的疑问就是石子之间的洞穴究竟有多深。
就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个满载货物的独轮小推车车队。轮子安嵌在小推车的正中央,两端用小方箱、布袋子、木梁等物什固定住,车夫在后面扶着两个把手向前推。在这条高低起伏、到处都是漏洞的街道上推着这样的独轮车行走,简直就是耍特技!于是我不无担忧地想到:我们的行李一定也得这般运送到北京吧。
除了小推车外,我们一路上还看见了许多辆带斗篷的马车,京城里的人们就是坐着它外出旅行、走亲访友的。倒霉的旅客必须蹲在一个坚硬的大方斗里,因为路况的缘故,他们从方斗的一角忽悠被甩到另一角,撞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唯一不被碰撞的可能就是让身体平衡地躺在车辕之上。这种巨大的马车有两个锯齿状的轮子,只有这样的轮子才能够经受得住粗劣的路面,但恰恰也正是它们把路面毁坏得面目全非。这样的马车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看见马车的车轮深深地陷入路面的洞穴里,然后吱吱呀呀地重又爬回路面,这样来回地反复,我想大概没有其他车辆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的折腾。
19世纪末,通州至北京的道路与运输工具,仍然还是中古时代的模样,与西方先进的铁路、公路及火车、汽车、胶轮轴承马车等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面对中国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李鸿章等人从1872年起,就不断上书提出兴修铁路的建议,指出铁路不仅是加强边防所必需,而且有利于国计民生,是裕国便民的利器,但一直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为:一曰“扰神”。顽固派认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铁路遇山以火药焚石而裂之,遇江海则凿底而穿洞。我国山有山神,江海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倘骤加焚凿,必使山川江海之神不安,招致灾祸。二曰“扰民”。铁路沿途田亩、房屋、坟墓等遍地皆有,迁徙不便,“民间必不乐从,势必刑驱,徒滋骚扰”。三曰“夺民生计”。他们认为修筑铁路以后,流通货物尽为火车所揽,则“穷民向恃车马人力负运以营生者”必然失业。四曰“资敌”。顽固派认为铁路只有利于外国,便于侵略者长驱直入,直捣京城,因而大骂主张修铁路的人是“内奸”。这些反对的理由,现在看来简直是幼稚可笑、匪夷所思!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却气壮如牛,大有压倒山河之势。在他们的反对下,中国的铁路建设,只有李鸿章最早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85公里的运煤铁路,后又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延展至天津及山海关,其余洋务派提出的数条干路,一条也没有修成。由于洋务派力持,直到1896年,清政府才向英国借款,修筑了京津铁路,于1898年竣工。天津至北京的交通条件,总算得到了改善。
1896年8月17日
北京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内城仿佛就是一座荒凉的村庄,大宅院和茅舍一律都是灰色,显得破败不堪;道路——勉强还是如此称呼吧——的状况比我们此前走过的还要糟糕,一会儿踩到了一堆粪便,一会儿又被石堆绊了一下;在房屋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积满了臭烘烘的死水。北京的第一景象实在太丑陋了,让人几乎把眼前的一切当作了高烧后的幻想,或是宛如做了一场噩梦。
1897年3月6日至9日
我们和格罗斯维诺、费葛、瑟塞斯、维达斯一同去了外城的古玩店。其实北京最大的古玩店就是城市本身,总是不停地散发着熏人的脏臭。城市里有些街道几乎全部被垃圾侵占了,只留下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路供人通行。即便如此,在现今阴雨连绵的天气,这条小路也几乎无法行走。另外一些比较宽敞的街道的中央有一条突起的路基,上面摆放着许多流动摊位;在路基的两边是深凹的人行道,所有脏乎乎的液体都从上面渗透到人行道上。还有一些街道的人行道紧贴着城墙根,离人行道三四脚深的地方原本是行车道,现在却成了一摊褐色的泥浆,其中还有许多难以言状的垃圾。
号称首善之区的国都京城,街道何以如此糟糕肮脏?考察一下北京的行政管理即可见端倪。
清代北京属顺天府,其最高行政长官是顺天府尹,亦称京兆尹。然而顺天府辖五州十九县,实行城乡共管,并不是单设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城还以南北中轴线为界,把整个城市分成东西两半,城的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县,城的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县。这些府县官员根本没有现代市政观念,甚至连唐朝长安城的管理水平都不如。城内大多没有下水道,官员既无资金、也无意识经常组织人力修整街道清洁卫生,能把居民积攒的粪便和垃圾运出城外就不错了。所以中国城市的市容市貌,不要说与西方城市相比,就是与中国的租界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1897年3月6日至9日
路上我们遇到的乞丐大多成群结队,浑身上下脏得吓人,衣衫破旧得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有些人甚至一丝不挂。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帮会,散布在全市的各个街道,乞丐们必须向他们的首脑上缴一部分所得,同样,这些首脑们也必须向整个组织的最高领导,通常都是由一位皇子担任,交纳一定比例的会费。在中国,竟然连赤身裸体、忍饥挨冻的乞丐也要受到盘剥!据说北京城也有一个大屋子专门用来安置无家可归者,但房间里没有床,而是在地板上简单地铺了一层羽毛。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里,每天晚上都会有上百个几乎全裸、从未洗浴过、身上堆满了虱子和跳蚤的身影爬进去睡觉。
乞丐世界各国都有。但人口繁多又十分贫穷的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乞丐就更多更悲惨!至于丐帮组织,也是很早就有的现象,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和中国的《射雕英雄传》里,都有此类描述。丐帮组织难道也遗传?据报道,时至今日,还有人背地里组织遥控一帮儿童在城市乞讨,自己渔利发财;也有农村人结伴到城里乞讨,积攒钱财回家盖房子的。晚清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经济不发达,贫穷流亡人口太多,清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二则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系。仅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间,各国列强就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除掠夺中国大片领土和文物财宝外,还勒索了总数超过7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接近13亿两。这笔钱意味着什么?我们把它与中国投资工商业的资金稍作比较就清楚了。从1872年到1911年,中国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共521家,投资总额不过1亿5千万两。这就是说,晚清40年搞工业化的投资,只相当于战争赔款的1/5多一点,加上利息,还不到1/8。中国的大量资金被列强掠走以后,不仅不能再扩大生产,就是勒紧腰带办起来的那点企业,有的也因缺少资金而倒闭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守旧势力对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的抵触情绪,使他们更加冥顽不化,严重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1897年2月25日
中国应被瓜分这个国家属于典型的闭关自守,她的国民极其愚昧地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里。虽然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天津港的“破冰船”或者通过多年来一直计划在南方建造的铁路而与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但他们固执地拒绝与外界交往;尽管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匮乏,却盲目自大地认为自己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仇视一切外国人和改革,甚至必须借助强迫手段才能逼使他们接受铁路,好像这项先进的交通技术对于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裨益,只是对外国列强作出的妥协和让步。
不管此前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但他们今天简直就是一群脏兮兮的野蛮人,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欧洲的使节,但或许需要来自欧洲的新主人——而且是越早越好!俄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从西伯利亚和(越南的)东京向中国内陆推进。中国的整个北部已经成为了俄国的天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如果现在我们为了阻止俄国进一步向(中国)北部推进而不抓紧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要求,那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北部反正迟早都要落到俄国人的手里。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封建社会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直至13世纪,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如柏郎嘉宾神父、门多萨神父,以及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等人,对中国都不无赞美之词。他们称赞中国人“善良恬静”、“温文而有礼”,认为中国“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乐园,生活在这个乐园里的人,个个都品行良好”。然而,后来几百年的闭关自守以及密不透风的文化禁锢,致使中国由古代文明的高点,跌入了“未开化”、“蛮族” 的境地,无论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都比西方落后了数百年。但中国顽固守旧的官绅要员们,对国家的处境仍茫然无知,飘飘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虚幻优越感中,拒绝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即使洋务派官员,也只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排斥思想、制度的更新。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知和悲哀!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中国人顽固保守、愚昧无知、妄自尊大、仇视外国人、不思改革进取为借口,想做中国的“新主人”,跃跃欲试要瓜分中国,这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
二、大清官员
1896年8月19日
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恭亲王接见了埃德蒙多,并把他引入会客厅。厅里围着桌子已经坐了七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个个面目僵硬,没有任何表情,看上去就像戴了假面具一般。这次会谈以后,埃德蒙多觉得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他们能够听明白权力的声音,但也只能听懂这么多。
恭亲王看上去好像是这个集团的领袖,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鸦片和女色掏空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交给了曾经在美国待过的荣禄,后者看上去是整个这群人当中最文明的一个。
荣禄还问及埃德蒙多是否把夫人也带过来了。但按照中国的礼俗是不得谈论女眷的,所以他委婉地问埃德蒙多是否把他珍贵的“小包裹”带了过来!
此外,他们还闲聊起了埃德蒙多的姓氏,因为在中文里“海靖”的意思就是平静的大海;但恭亲王却发现字符里还有另一层“争议”的含义,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不过据他们说,埃德蒙多的姓氏还应当有其他的含义,比如埃德蒙多能喝很多酒——这种关联大概只有中国人能想得出来。总理衙门同这里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最高长官都是由满人担任,但真正办事的却是汉人。
海靖在中国的所谓“正经事”主要有三项:一是为德国夺取一块港口殖民地,二是夺取铁路建筑权和矿产开采权,三是获取举办各种事业的优先权。这一切都是为最终瓜分中国作准备的。尽管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昏庸木讷,还是觉察到海靖来者不善,所以在与海靖初次会晤时,“一个个面目僵硬,没有任何表情”,不知说什么好。除荣禄把海靖夫人比作“小包裹”外,其他大臣则以中国人习惯的幽默,拿埃德蒙多的姓氏“海靖”做起了文章。恭亲王奕直截了当地说:海靖的姓氏有“争议”的含义,是个“很坏的征兆”。也有的把海靖与“海量”相联系,说海靖能喝很多酒。也许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认为这是开玩笑,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在此正式外交场合,对一位初来乍到的西方外交官说这些话,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时宜、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第一次会晤,他们就给海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使他得出结论——“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只有靠“权力”才能完成他肩负的使命。
1897年2月27日
扯袖事件上午,中国皇帝为外交使团举行了新年招待会。埃德蒙多下午回家时对我说:“招待会后发生了一场小冲突。”于是开罗的景象再一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杰拉德和埃德蒙多离开觐见大厅后走在了来时的中央大道上,而没有按惯例走旁边的一条小路。没曾想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敬信一下子扯住了埃德蒙多的袖口,试图把他拽到小路上。埃德蒙多当然不愿意,反而更加坚决地继续走在中间的大道上。除使团团长外,其他公使们也纷纷效仿埃德蒙多和杰拉德。中国官员拉扯埃德蒙多袖口这一幕几乎落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眼里。埃德蒙多说,他恨不得当场就向恭亲王发难,但最终还是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因为那里毕竟是皇宫。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封建社会的礼仪是有着严格等级规范的,中外人等必须按名位严格遵守,不得僭越。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897年2月27日),各国驻京公使受邀到文华殿觐见皇帝举行贺岁礼,法国公使杰拉德(旧译施阿兰)退出时未按礼单从文华门左边的小门出,而是从大门出来走到了中央的御道上,德国公使海靖亦随之,这违背了中国的礼制,执礼大臣敬信扯住海靖的衣袖,试图把他拽到小路上,被海靖拒绝。敬信的扯袖举动引起了各国公使的反感,也纷纷效仿走在了中央大道上。事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进行讨论,要对法、德公使的违礼行为进行交涉。张荫桓认为,事已如此,即便交涉,也不能让他重走一遍。但海靖却抓住扯袖的无礼行为大做文章,拒绝再参加总理衙门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非要敬信到公使馆赔礼道歉不可。最后清廷也顾不了那一套等级森严的礼制了,只得向海靖屈服,派李鸿章和敬信前去赔礼才算了结。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早就批评过:“中国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然统治者却“自以为高贵尊荣,终日忙于礼节之中,使最可敬爱之中国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
1898年5月23日
四位亲王夫人下午6点,中国人准时来到公使馆,亲王亲自接待了他们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公使馆。他们对新挂上的四幅亲王夫人的画像产生了兴趣,庆亲王问画上的人是否是四位不同的亲王夫人。海因里希亲王答道:“不,我可养不起四位夫人。”
海因里希(旧译亨利)亲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德国海军元帅。他是1897年11月德国海军强占胶州湾后,奉德皇之命率第二舰队来华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但海因里希1898年到达中国时,《胶澳租界条约》已经签订,德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特权。于是海因里希到北京访问,表示“友好”。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分别隆重接见了他,这位亲王感到满意,决定在公使馆宴请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和各国公使。这时恭亲王奕已经奄奄一息(几天后的5月29日去世),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由庆亲王奕劻接替。清政府的高官们办事能力低下,却总是对女人感兴趣。他们不知道基督教文化圈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以自己三妻四妾的狭隘经验,对海因里希亲王夫人的四幅画像胡乱猜测。更有甚者,庆王爷憋不住冒了出来,直接问“画上的人是否是四位不同的亲王夫人”,这是多么的无知与掉价!
1898年5月22日
总理衙门的贪腐手段亲王早上骑马与普里特维茨和戈尔茨游览中国长城,还带上了12名海军将官和2名男仆。之前与中国人就到底由谁来担负我们这次考察旅行的费用问题进行了正式谈判,最后总理衙门请求为亲王提供一次郊游的机会。
亲王接受了中国人的请求,并由塔林受中国人委托全权安排郊游事宜。他向总理衙门寄去了一张5000美元的账单,却又被退了回来,上面还附加了一条批注,让他多要些钱。因为总理衙门向皇室户部申请了30000美元的经费,担心从中盘剥得太厉害,容易在北京城引起轰动!
海因里希亲王及其随从共17人骑马游览长城,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按说本不该由中国政府承担旅费的。那么,总理衙门为什么还要“请求”提供呢?因为这是一次贪污的绝好机会!总理衙门的高官们借这一小事造了个大预算,向户部申请了30000美元的经费。所以当德国人寄给总理衙门一张虚报多领的5000美元的账单时,竟然被退了回去。官员们冠冕堂皇地告诉德国人,让他们“多要些钱”。否则,他们从中贪污得太多,容易暴露马脚,“在北京城引起轰动”。
1925年1月4日,伊丽莎白在柏林病逝,终年63岁。一年以后,她的生前好友格莱特将其遗作《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整理发表。《历史学家茶座》从第19辑开始陆续选登该日记中的中国篇(翻译者为秦俊峰先生),并特请近代史专家王守中先生对日记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便于读者理解。
日记真实地表述了伊丽莎白在中国的感受,同时也记录了她丈夫在中国掠夺港口殖民地、路矿利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再现了中国成为列强俎上肉的真实场景。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鄙视与偏见,但作为一面镜子,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国落后挨打屈辱历史的无尽反思。
行文中楷体部分为摘录的日记原文,宋体部分为解读文字。
一、 中国的脏、穷、愚
1896年8月17日
通州我们首先需要穿过通州城,这就花了我们一个小时的工夫。城里的巷子非常狭窄,以至于我们所坐的扶椅几乎蹭到了两边的房屋。泥泞的小路没过了轿夫们的小腿肚,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垃圾和脏物随意地堆放在大街上,里面间或翻滚着觅食的黑猪,空气里飘散着种种熏人的臭气。堆着人粪的提篮毫无遮盖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最后被送到田地里,污染了整个城市的空气。数不清的中国人挤满了街道和商店,带着好奇的目光直直地瞅着我们这些欧洲人。
海靖夫妇是从天津坐船到通州的。通州城虽靠近北京,但它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州县城市一样,并不是工商业发展及人口聚集的必然结果,而是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兴建的,实际是一些用城墙围起来的村庄。尽管居住在城里的官员、吏役、兵士等,是社会最大的消费群体,但他们人数不多。而广大农村人民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依赖城市市场的供给,对工商业不能形成多大刺激,所以城内专门的工商业为数甚少。城内一般居民无法依靠工商业维持生计,不得不在城外保留着自己的土地,每天去田里劳作。他们积攒垃圾,养猪积肥,以维持继续生产。另一方面,当时的各级封建政府和官员,既无意识、也无资金去管理城市的清洁卫生。这就造成了公使夫人眼中通州城里又脏又臭的景象。
1896年8月17日
道路交通我们穿过通州城后,来到一条宽石板路上,由此一直通往北京,这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但现在这条路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的冲击:路面上尽是一个个没了石子的大洞,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而另一些地方看起来好像一股来自地底的巨大力量把整个地表都掀了起来,以至于大大小小的石子堆积在一起,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一座座小山头;石子与石子相互松散地粘在一起,唯一的疑问就是石子之间的洞穴究竟有多深。
就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个满载货物的独轮小推车车队。轮子安嵌在小推车的正中央,两端用小方箱、布袋子、木梁等物什固定住,车夫在后面扶着两个把手向前推。在这条高低起伏、到处都是漏洞的街道上推着这样的独轮车行走,简直就是耍特技!于是我不无担忧地想到:我们的行李一定也得这般运送到北京吧。
除了小推车外,我们一路上还看见了许多辆带斗篷的马车,京城里的人们就是坐着它外出旅行、走亲访友的。倒霉的旅客必须蹲在一个坚硬的大方斗里,因为路况的缘故,他们从方斗的一角忽悠被甩到另一角,撞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唯一不被碰撞的可能就是让身体平衡地躺在车辕之上。这种巨大的马车有两个锯齿状的轮子,只有这样的轮子才能够经受得住粗劣的路面,但恰恰也正是它们把路面毁坏得面目全非。这样的马车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看见马车的车轮深深地陷入路面的洞穴里,然后吱吱呀呀地重又爬回路面,这样来回地反复,我想大概没有其他车辆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的折腾。
19世纪末,通州至北京的道路与运输工具,仍然还是中古时代的模样,与西方先进的铁路、公路及火车、汽车、胶轮轴承马车等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面对中国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李鸿章等人从1872年起,就不断上书提出兴修铁路的建议,指出铁路不仅是加强边防所必需,而且有利于国计民生,是裕国便民的利器,但一直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为:一曰“扰神”。顽固派认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铁路遇山以火药焚石而裂之,遇江海则凿底而穿洞。我国山有山神,江海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倘骤加焚凿,必使山川江海之神不安,招致灾祸。二曰“扰民”。铁路沿途田亩、房屋、坟墓等遍地皆有,迁徙不便,“民间必不乐从,势必刑驱,徒滋骚扰”。三曰“夺民生计”。他们认为修筑铁路以后,流通货物尽为火车所揽,则“穷民向恃车马人力负运以营生者”必然失业。四曰“资敌”。顽固派认为铁路只有利于外国,便于侵略者长驱直入,直捣京城,因而大骂主张修铁路的人是“内奸”。这些反对的理由,现在看来简直是幼稚可笑、匪夷所思!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却气壮如牛,大有压倒山河之势。在他们的反对下,中国的铁路建设,只有李鸿章最早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85公里的运煤铁路,后又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延展至天津及山海关,其余洋务派提出的数条干路,一条也没有修成。由于洋务派力持,直到1896年,清政府才向英国借款,修筑了京津铁路,于1898年竣工。天津至北京的交通条件,总算得到了改善。
1896年8月17日
北京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内城仿佛就是一座荒凉的村庄,大宅院和茅舍一律都是灰色,显得破败不堪;道路——勉强还是如此称呼吧——的状况比我们此前走过的还要糟糕,一会儿踩到了一堆粪便,一会儿又被石堆绊了一下;在房屋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积满了臭烘烘的死水。北京的第一景象实在太丑陋了,让人几乎把眼前的一切当作了高烧后的幻想,或是宛如做了一场噩梦。
1897年3月6日至9日
我们和格罗斯维诺、费葛、瑟塞斯、维达斯一同去了外城的古玩店。其实北京最大的古玩店就是城市本身,总是不停地散发着熏人的脏臭。城市里有些街道几乎全部被垃圾侵占了,只留下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路供人通行。即便如此,在现今阴雨连绵的天气,这条小路也几乎无法行走。另外一些比较宽敞的街道的中央有一条突起的路基,上面摆放着许多流动摊位;在路基的两边是深凹的人行道,所有脏乎乎的液体都从上面渗透到人行道上。还有一些街道的人行道紧贴着城墙根,离人行道三四脚深的地方原本是行车道,现在却成了一摊褐色的泥浆,其中还有许多难以言状的垃圾。
号称首善之区的国都京城,街道何以如此糟糕肮脏?考察一下北京的行政管理即可见端倪。
清代北京属顺天府,其最高行政长官是顺天府尹,亦称京兆尹。然而顺天府辖五州十九县,实行城乡共管,并不是单设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城还以南北中轴线为界,把整个城市分成东西两半,城的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县,城的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县。这些府县官员根本没有现代市政观念,甚至连唐朝长安城的管理水平都不如。城内大多没有下水道,官员既无资金、也无意识经常组织人力修整街道清洁卫生,能把居民积攒的粪便和垃圾运出城外就不错了。所以中国城市的市容市貌,不要说与西方城市相比,就是与中国的租界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1897年3月6日至9日
路上我们遇到的乞丐大多成群结队,浑身上下脏得吓人,衣衫破旧得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有些人甚至一丝不挂。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帮会,散布在全市的各个街道,乞丐们必须向他们的首脑上缴一部分所得,同样,这些首脑们也必须向整个组织的最高领导,通常都是由一位皇子担任,交纳一定比例的会费。在中国,竟然连赤身裸体、忍饥挨冻的乞丐也要受到盘剥!据说北京城也有一个大屋子专门用来安置无家可归者,但房间里没有床,而是在地板上简单地铺了一层羽毛。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里,每天晚上都会有上百个几乎全裸、从未洗浴过、身上堆满了虱子和跳蚤的身影爬进去睡觉。
乞丐世界各国都有。但人口繁多又十分贫穷的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乞丐就更多更悲惨!至于丐帮组织,也是很早就有的现象,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和中国的《射雕英雄传》里,都有此类描述。丐帮组织难道也遗传?据报道,时至今日,还有人背地里组织遥控一帮儿童在城市乞讨,自己渔利发财;也有农村人结伴到城里乞讨,积攒钱财回家盖房子的。晚清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经济不发达,贫穷流亡人口太多,清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二则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系。仅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间,各国列强就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除掠夺中国大片领土和文物财宝外,还勒索了总数超过7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接近13亿两。这笔钱意味着什么?我们把它与中国投资工商业的资金稍作比较就清楚了。从1872年到1911年,中国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共521家,投资总额不过1亿5千万两。这就是说,晚清40年搞工业化的投资,只相当于战争赔款的1/5多一点,加上利息,还不到1/8。中国的大量资金被列强掠走以后,不仅不能再扩大生产,就是勒紧腰带办起来的那点企业,有的也因缺少资金而倒闭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守旧势力对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的抵触情绪,使他们更加冥顽不化,严重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1897年2月25日
中国应被瓜分这个国家属于典型的闭关自守,她的国民极其愚昧地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里。虽然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天津港的“破冰船”或者通过多年来一直计划在南方建造的铁路而与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但他们固执地拒绝与外界交往;尽管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匮乏,却盲目自大地认为自己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仇视一切外国人和改革,甚至必须借助强迫手段才能逼使他们接受铁路,好像这项先进的交通技术对于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裨益,只是对外国列强作出的妥协和让步。
不管此前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但他们今天简直就是一群脏兮兮的野蛮人,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欧洲的使节,但或许需要来自欧洲的新主人——而且是越早越好!俄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从西伯利亚和(越南的)东京向中国内陆推进。中国的整个北部已经成为了俄国的天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如果现在我们为了阻止俄国进一步向(中国)北部推进而不抓紧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要求,那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北部反正迟早都要落到俄国人的手里。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封建社会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直至13世纪,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如柏郎嘉宾神父、门多萨神父,以及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等人,对中国都不无赞美之词。他们称赞中国人“善良恬静”、“温文而有礼”,认为中国“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乐园,生活在这个乐园里的人,个个都品行良好”。然而,后来几百年的闭关自守以及密不透风的文化禁锢,致使中国由古代文明的高点,跌入了“未开化”、“蛮族” 的境地,无论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都比西方落后了数百年。但中国顽固守旧的官绅要员们,对国家的处境仍茫然无知,飘飘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虚幻优越感中,拒绝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即使洋务派官员,也只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排斥思想、制度的更新。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知和悲哀!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中国人顽固保守、愚昧无知、妄自尊大、仇视外国人、不思改革进取为借口,想做中国的“新主人”,跃跃欲试要瓜分中国,这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
二、大清官员
1896年8月19日
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恭亲王接见了埃德蒙多,并把他引入会客厅。厅里围着桌子已经坐了七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个个面目僵硬,没有任何表情,看上去就像戴了假面具一般。这次会谈以后,埃德蒙多觉得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他们能够听明白权力的声音,但也只能听懂这么多。
恭亲王看上去好像是这个集团的领袖,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鸦片和女色掏空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交给了曾经在美国待过的荣禄,后者看上去是整个这群人当中最文明的一个。
荣禄还问及埃德蒙多是否把夫人也带过来了。但按照中国的礼俗是不得谈论女眷的,所以他委婉地问埃德蒙多是否把他珍贵的“小包裹”带了过来!
此外,他们还闲聊起了埃德蒙多的姓氏,因为在中文里“海靖”的意思就是平静的大海;但恭亲王却发现字符里还有另一层“争议”的含义,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不过据他们说,埃德蒙多的姓氏还应当有其他的含义,比如埃德蒙多能喝很多酒——这种关联大概只有中国人能想得出来。总理衙门同这里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最高长官都是由满人担任,但真正办事的却是汉人。
海靖在中国的所谓“正经事”主要有三项:一是为德国夺取一块港口殖民地,二是夺取铁路建筑权和矿产开采权,三是获取举办各种事业的优先权。这一切都是为最终瓜分中国作准备的。尽管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昏庸木讷,还是觉察到海靖来者不善,所以在与海靖初次会晤时,“一个个面目僵硬,没有任何表情”,不知说什么好。除荣禄把海靖夫人比作“小包裹”外,其他大臣则以中国人习惯的幽默,拿埃德蒙多的姓氏“海靖”做起了文章。恭亲王奕直截了当地说:海靖的姓氏有“争议”的含义,是个“很坏的征兆”。也有的把海靖与“海量”相联系,说海靖能喝很多酒。也许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认为这是开玩笑,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在此正式外交场合,对一位初来乍到的西方外交官说这些话,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时宜、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第一次会晤,他们就给海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使他得出结论——“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只有靠“权力”才能完成他肩负的使命。
1897年2月27日
扯袖事件上午,中国皇帝为外交使团举行了新年招待会。埃德蒙多下午回家时对我说:“招待会后发生了一场小冲突。”于是开罗的景象再一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杰拉德和埃德蒙多离开觐见大厅后走在了来时的中央大道上,而没有按惯例走旁边的一条小路。没曾想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敬信一下子扯住了埃德蒙多的袖口,试图把他拽到小路上。埃德蒙多当然不愿意,反而更加坚决地继续走在中间的大道上。除使团团长外,其他公使们也纷纷效仿埃德蒙多和杰拉德。中国官员拉扯埃德蒙多袖口这一幕几乎落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眼里。埃德蒙多说,他恨不得当场就向恭亲王发难,但最终还是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因为那里毕竟是皇宫。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封建社会的礼仪是有着严格等级规范的,中外人等必须按名位严格遵守,不得僭越。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897年2月27日),各国驻京公使受邀到文华殿觐见皇帝举行贺岁礼,法国公使杰拉德(旧译施阿兰)退出时未按礼单从文华门左边的小门出,而是从大门出来走到了中央的御道上,德国公使海靖亦随之,这违背了中国的礼制,执礼大臣敬信扯住海靖的衣袖,试图把他拽到小路上,被海靖拒绝。敬信的扯袖举动引起了各国公使的反感,也纷纷效仿走在了中央大道上。事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进行讨论,要对法、德公使的违礼行为进行交涉。张荫桓认为,事已如此,即便交涉,也不能让他重走一遍。但海靖却抓住扯袖的无礼行为大做文章,拒绝再参加总理衙门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非要敬信到公使馆赔礼道歉不可。最后清廷也顾不了那一套等级森严的礼制了,只得向海靖屈服,派李鸿章和敬信前去赔礼才算了结。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早就批评过:“中国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然统治者却“自以为高贵尊荣,终日忙于礼节之中,使最可敬爱之中国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
1898年5月23日
四位亲王夫人下午6点,中国人准时来到公使馆,亲王亲自接待了他们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公使馆。他们对新挂上的四幅亲王夫人的画像产生了兴趣,庆亲王问画上的人是否是四位不同的亲王夫人。海因里希亲王答道:“不,我可养不起四位夫人。”
海因里希(旧译亨利)亲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德国海军元帅。他是1897年11月德国海军强占胶州湾后,奉德皇之命率第二舰队来华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但海因里希1898年到达中国时,《胶澳租界条约》已经签订,德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特权。于是海因里希到北京访问,表示“友好”。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分别隆重接见了他,这位亲王感到满意,决定在公使馆宴请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和各国公使。这时恭亲王奕已经奄奄一息(几天后的5月29日去世),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由庆亲王奕劻接替。清政府的高官们办事能力低下,却总是对女人感兴趣。他们不知道基督教文化圈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以自己三妻四妾的狭隘经验,对海因里希亲王夫人的四幅画像胡乱猜测。更有甚者,庆王爷憋不住冒了出来,直接问“画上的人是否是四位不同的亲王夫人”,这是多么的无知与掉价!
1898年5月22日
总理衙门的贪腐手段亲王早上骑马与普里特维茨和戈尔茨游览中国长城,还带上了12名海军将官和2名男仆。之前与中国人就到底由谁来担负我们这次考察旅行的费用问题进行了正式谈判,最后总理衙门请求为亲王提供一次郊游的机会。
亲王接受了中国人的请求,并由塔林受中国人委托全权安排郊游事宜。他向总理衙门寄去了一张5000美元的账单,却又被退了回来,上面还附加了一条批注,让他多要些钱。因为总理衙门向皇室户部申请了30000美元的经费,担心从中盘剥得太厉害,容易在北京城引起轰动!
海因里希亲王及其随从共17人骑马游览长城,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按说本不该由中国政府承担旅费的。那么,总理衙门为什么还要“请求”提供呢?因为这是一次贪污的绝好机会!总理衙门的高官们借这一小事造了个大预算,向户部申请了30000美元的经费。所以当德国人寄给总理衙门一张虚报多领的5000美元的账单时,竟然被退了回去。官员们冠冕堂皇地告诉德国人,让他们“多要些钱”。否则,他们从中贪污得太多,容易暴露马脚,“在北京城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