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场”和“子产不毁乡校”可谓近日热度最高的语辞，前者语出刚刚仙逝的科斯，后者典出《左传》，为孔子所褒奖。人们对这两个语辞的热议，均寄托着对更开放的思想空间的期许。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改革开放或迎来新的动能。改革开放的深化需要共识，而共识之达成则有赖各方就相关议题深入探讨，使在野者求同存异，为政者兼收并蓄。
　　2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能够推出建设市场经济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端赖“南方谈话”前后，党内外有识之士深刻的思想动员和各方充分探讨基础上的集思广益（详见《财经》2013年第25期“鼎新三中全会”）。当时一些掌控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人士欲借姓“社”姓“资”之争压制探讨，邓小平以中国的问题主要是“防左”，以及“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果敢地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和理论禁区，以表面上的“不争论”，实质上推动了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的深入探讨氛围的形成，从而以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促成了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的出现。
　　20年过去，中国的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的构成日趋多元化，整合共识的难度加大，然而，经济领域改革仍然离不开开放的思想市场。
　　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一再表明，压抑思想市场的成长从来都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进程中的进退得失更是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大跃进”中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闹剧的产生，正是此前“反右”运动造成思想市场被摧毁殆尽，从而使科学常识沦为异端邪说，异想天开被奉为天才正朔的后果。30余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自身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和对外开放引进资本和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相叠加的结果，而如果没有此前破除“两个凡是”的努力，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建树，没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的发端、变革红利的收获是不可想象的。
　　一言以蔽之，是“思想市场”的恢复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新局。
　　眼下，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需要寻觅新的增长点，开启新的红利。在经历了政府模拟市场配置、低成本技术模仿，以及充分劳动力供给的高速赶超阶段以后，中国亟须以创新能力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配置效率的优化来寻找新的发展动能。适应这些要求的创新型社会的出现，不可能离开一个更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超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也日渐频密化。新的多元诉求的“调和”、新的多赢利益格局的达成，同样离不开公开透明公正的博弈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否则赢家不能安心，输者不能安身，而公开透明公正的博弈规则的讨论和制定，显然也有赖于一个更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的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才不会轻易排斥异议，不会采取自卫式的态度而拒绝不同思想和解决方法。
　　被国人视为“威权+赶超”模范生的新加坡，近年来在打造创新型社会方面着墨甚多，其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即为“思想市场”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官员就已经认识到，新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倒逼政府的转型。在社会方面，新加坡社会由七八十年代的顺从、被动和以经济为重点，发展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于社会意识有更高期望和渴望更高程度的政治开放性的社会。
　　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意味着早些年的指导性方法不再适用，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的是秩序、规则、纪律、效率和作为增长驱动力的生产力，90年代需要的则是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新加坡官员意识到，从易变和复杂的整体情况看，政府部门的效率无法替代个体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由此，社会治理的性质和政府部门与民众的关系从新加坡发展初期的指令性，发展到政府部门更多扮演促进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政府官员的作用相当于知识经纪人：跨越边界，搭建与异质社会的联系，培育学习、互动的社会网络，并给社会提供新知识的流动渠道。因此，政府官员不仅不批判新思想，相反，他们也扮演创新型角色，比如人类学家、试验者、移花接木者（嫁接能手）、布景师和故事员。换言之，政府官员更多是一个“环境推手”，通过致力于创造创新型的社会生态来彰显自己的价值。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其日前的武汉讲话中，重点强调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的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新加坡转型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里，敌情意识、阵地意识是荒唐可笑的。一个政通人和、生机勃勃的社会政治生态，才最有利于主旋律的弘扬和正能量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