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少年时，他在武昌高等师范附小读书，班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陈潭秋的引导下，父亲慢慢有了进步思想。”伍连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伍修权出身城市贫民家庭，他曾经问陈潭秋，像他一样的贫困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都有学上。陈潭秋告诉他，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他的愿望就能实现。
　　在陈潭秋的帮助下，1923年，伍修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道路。1925年，他由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初级军事指挥能力。1931年，伍修权回到祖国，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

“红军大胜，我这是政策攻心”

　　伍修权的革命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组织参与了抢渡金沙江。他在皖平渡口指挥了4天4夜，用几只小木船渡过了三军团的全部人马，自己则最后过江。
　　伍修权曾跟女儿伍连连讲长征途中的故事。“爬雪山时，体力耗尽了，父亲就和警卫员相互鼓励，比如，数着步子走，每走100步就休息一小会儿;等到100步也走不动了，就改成70步;再后来改成50步……”伍连连说，“过草地时，父亲走到一条河边，遇到一个宣传队，队员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而河水很深，这些孩子没法过河。看到这个情况后，父亲马上调集了几匹骡马，再加上他自己的骡子，让个子小的孩子骑上去，个子高一点的，不会被水淹着，就拽着马尾巴过河。这几匹骡马来回走了好几趟，将这些小队员们都送过了河。”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0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诱敌入直罗镇。彭德怀率领第一梯队去前线歼敌，伍修权在第二梯队进行配合。被红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国民党第一○九师残部10月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杀。
　　据《伍修权传》记载，战斗结束后，前方传来命令，要伍修权立即赶往第一梯队。半路上，伍修权和警卫员遇到几个逃亡的东北军士兵。他向这些士兵喊道：“老乡们，我带你们到我们的司令部去，红军保证你们的安全。”逃亡士兵果然很听话地跟着他走了。到了司令部，一位同志对伍修权说：“你这也太冒险了，万一他们反抗怎么办？你们两支短枪哪能对付得了！”伍修权笑着说：“红军大胜，我这是政策攻心。”
　　直罗镇战役取得歼敌一个师加一个团的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在西北立足奠定了基础。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壮大对日作战力量。
　　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了东征作战命令。几个月间，红军消灭了阎锡山部7个团，俘虏4000余人。在作战中，伍修权身体抱恙，但他依然坚持战斗。等到部队回到陕北，他也病倒了。党中央将伍修权紧急送到红军总医院，经过治疗休养后，他渐渐痊愈了。
　　病愈后的伍修权申请回到部队，党中央命令他前去红军总参谋部报到。这时，国民党调集保安团，准备袭击驻扎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得到消息的中共中央立刻向保安县转移，伍修权也随队来到保安。

和很多外宾成为朋友

　　1936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联络局，专门从事外交和统战工作，李克农任局长。伍修权也被调到联络局工作，他很快就接到了自己的第一项任务，接待来自美国的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斯诺和马海德的到访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指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他们一切帮助来考察蘇区。”在伍修权的安排下，联络局为斯诺和马海德打扫出一处窑洞，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和一切活动。斯诺获得了最真实的一手材料，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成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1937年，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出版，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后来，伍修权又接待了斯诺夫人韦尔斯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他将斯诺夫人安排住在延安一座教堂的房间里，这是当时最好的招待客房，并特地调派一名勤务员专门照顾她的生活。回国后的斯诺夫人写了《续西行漫记》，更详细地介绍了苏区。
　　1936年9月，女作家丁玲在左联的帮助下从幽禁的南京苜蓿园逃出，奔赴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伍修权负责接待了她。当年11月，丁玲和徐梦秋、李伯钊、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1936年，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李克农、伍修权等人担任委员。委员会积极接触团结东北军，拓展合作共赢。这一年的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联合杨虎城扣押了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西安和张学良就此事进行商议。伍修权与李克农、边章五等人也被派到西安。据伍修权回忆：“他们到达西安后，马上感到西安以至全国箭在弦上的紧张态势。国民党方面的倒蒋派打着救蒋的幌子，拟调集战机轰炸西安。世界各国也密切关注着西安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