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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往研究语文教育史，大都分“古代”（自春秋战国起至清代鸦片战争爆发）和“现代”（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两大历史阶段。至于“近代”部分，或是作为“古代”的延伸，或是作为“现代”的上溯，大都一掠而过，即使有所论及，也大都语焉不详，远不能反映其丰富的内容；“现代”部分，包含了“当代”，而现今的所谓“当代”已超过半个世纪，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都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才符合探索未来语文教育发展道路的需要。
再从邻近学科来看，研究文学史的，已经开始关注“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探讨；研究语言学史的，也已经开始重视“近代语言”和“当代语言”各自特点和规律的探究；研究教育史的，固然早就有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论著问世，就是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当代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规律也有专家在作专题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研究语文学科教育史的同仁，在研究领域上似乎也应有新的开拓。比如悉心研究近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等等。
我这份“发言提纲”，内容重点是在“当代”，在当代语文教育发展方面，希望能引起同行诸君的兴趣和关
注。
二、重视的必要
理由之一：自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语文学科的建设经历了更新、探索、受挫、复苏、创建等曲折复杂的过程，有经验更有教训，有精神的财富更有物质的建树。在旧中国，有两股力量代表着语文教育发展的前进方向：一股是国统区以“开明派”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另一股是老解放区以胡乔木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人。这两股力量的先进教育思想为建国后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要追求语言运用的客观规律”、“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教学就是要对口头语和书面语进行全面训练”、“语文教育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如此等等，碍难尽述；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语文课程教材建设，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记得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曾经做过两件事：一件是与友人合编出版了《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作为《前期》史料集的续编，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编《前期》时，选文难在“搜求”；编《后期》时，选文却难在“取舍”。因为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政局稳定，又崇尚学术争鸣和教育实验，所以论者辈出。大致说来，论者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曾经活跃在20世纪前期的那部分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因恭逢盛世，老而弥坚，用他们毕生积累的经验和体悟，烛照着后继者前进的步履。一部分是所谓“中生代”，相对年轻，自然成为中坚，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获得了时代给予的甘霖和中外交流的成果，所以每有所论，总能给人以启迪。还有一部分是所谓“新生代”，这是变动着、成长着的一代，从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说，“代有新人出”，他们总被认为是时代的精英，其中包括小学界、中学界的青年语文特级教师，高教界的专攻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年轻的硕士、博士、教授、博导。我们曾经从近千篇的学术论文、实验总结、科研报告中，反复掂量，过细斟酌，最后在出版社控制规模的范围内，选定183篇，总篇幅近100万字。这当然还远不能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理论跋涉和科学实验的卓越成果。
另一件事是主编了一部形式特殊的史料集，即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名曰“现代”，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是以时间为序，按专题、专书、专人、专文（重要文献）列出条目，每个条目字数平均约1000字，总篇幅将近130万字。其中，建国后开列的条目，略超过建国前。现在看来，重要内容的遗漏还相当严重。有同行知己颇为动情地说，类似这样的《事典》，完全可以按《论集》的体例，分前后期来编，各编100万到120万字方能反映出实况的丰富性；还有些语文教研工作者，甚至设想以省为单位来编地区性的语文教育史料集。作为试点，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湖北省、四川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等，这些在现当代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曾经十分活跃、卓有贡献的省、市、自治区，组织具有一定学术水平而对历史传承有浓厚兴趣的同志来着手搜集本地区的语文教育史料，编出分省的《事典》来。他们估计，通过大家的努力，一整套现当代新语文教育大系可望如旭日东升，在新世纪语文课程教材改革的大潮中喷薄而出！
当然，这不仅仅是“史料”。史料固然是研究历史的必备条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毕竟还不足以反映历史研究者穿透世纪风云的学术洞察力和评断史料真伪和价值的学术鉴别力。由“史料”到“史书”，是个飞跃。尽管在已经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中，已有一定的篇幅涉及到“当代”；也有一些专家以“五十年”为线索，对建国后语文教育的历程勾勒出基本脉络，概括出其间的成败得失，颇见功力，但毕竟一篇论文，天地十分有限。所以在现有条件下，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等群众性学术团体有必要组织会员制定计划，合力攻关，争取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理由之二：20世纪末的那场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引起社会震动面之大，前所罕见。其间出现的某些“新观点”，大致都可以从这近半个世纪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历程中找到各自的渊源或某种蛛丝马迹。如“语文教育说到底应该是文学教育”、“以往语言派作主宰的局面应该改变，让位给文学派”等等。殊不知，50年代试行汉语、文学分科的时候，“文学”科不但有自己独立的教学大纲，而且有自己的文学课本，初中以文学体裁为主组元，高中以文学史为线索组元。当时的文学课本，在著名文学家叶圣陶指导下，由一些著名现代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文史学家、文化史家等组织起一个真正的“文学派”编辑班子。课本编出后，又由叶圣陶、朱文叔、吴伯箫三人审校。据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的回忆，叶圣陶尽管并不赞同这种“分科”的做法，但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必须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以教育部的名义向北京市语文教师发表了题为《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专题报告。正因为这篇报告是“遵命文字”，并不能代表叶氏本人的观点，所以1980年中央教科所的蒋仲仁、杜草甬二同志在编辑《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时就没有把这篇报告编入。
1961年，先有所谓“文道之争”，后有“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的讨论。当时有些语文教师曾写信请教叶圣陶副部长。叶氏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回信说：“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以，作为著名的文学家，叶氏决不会坚决反对语文课本中入选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教育家，他又认定“语文”一科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文字的能力，以应生活、工作之需，因此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应该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典范的非文学作品按一定比例同时入选，非文学的作品中甚至还应该有适当比例的科技类作品。张志公先生作为某些人心目中的“语言派”代表之一，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把自己长期孕育于心的一种“设想”整理成长篇论文，分四次在《课程
以往研究语文教育史，大都分“古代”（自春秋战国起至清代鸦片战争爆发）和“现代”（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两大历史阶段。至于“近代”部分，或是作为“古代”的延伸，或是作为“现代”的上溯，大都一掠而过，即使有所论及，也大都语焉不详，远不能反映其丰富的内容；“现代”部分，包含了“当代”，而现今的所谓“当代”已超过半个世纪，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都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才符合探索未来语文教育发展道路的需要。
再从邻近学科来看，研究文学史的，已经开始关注“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探讨；研究语言学史的，也已经开始重视“近代语言”和“当代语言”各自特点和规律的探究；研究教育史的，固然早就有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论著问世，就是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当代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规律也有专家在作专题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研究语文学科教育史的同仁，在研究领域上似乎也应有新的开拓。比如悉心研究近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等等。
我这份“发言提纲”，内容重点是在“当代”，在当代语文教育发展方面，希望能引起同行诸君的兴趣和关
注。
二、重视的必要
理由之一：自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语文学科的建设经历了更新、探索、受挫、复苏、创建等曲折复杂的过程，有经验更有教训，有精神的财富更有物质的建树。在旧中国，有两股力量代表着语文教育发展的前进方向：一股是国统区以“开明派”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另一股是老解放区以胡乔木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人。这两股力量的先进教育思想为建国后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要追求语言运用的客观规律”、“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教学就是要对口头语和书面语进行全面训练”、“语文教育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如此等等，碍难尽述；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语文课程教材建设，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记得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曾经做过两件事：一件是与友人合编出版了《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作为《前期》史料集的续编，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编《前期》时，选文难在“搜求”；编《后期》时，选文却难在“取舍”。因为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政局稳定，又崇尚学术争鸣和教育实验，所以论者辈出。大致说来，论者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曾经活跃在20世纪前期的那部分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因恭逢盛世，老而弥坚，用他们毕生积累的经验和体悟，烛照着后继者前进的步履。一部分是所谓“中生代”，相对年轻，自然成为中坚，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获得了时代给予的甘霖和中外交流的成果，所以每有所论，总能给人以启迪。还有一部分是所谓“新生代”，这是变动着、成长着的一代，从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说，“代有新人出”，他们总被认为是时代的精英，其中包括小学界、中学界的青年语文特级教师，高教界的专攻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年轻的硕士、博士、教授、博导。我们曾经从近千篇的学术论文、实验总结、科研报告中，反复掂量，过细斟酌，最后在出版社控制规模的范围内，选定183篇，总篇幅近100万字。这当然还远不能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理论跋涉和科学实验的卓越成果。
另一件事是主编了一部形式特殊的史料集，即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名曰“现代”，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是以时间为序，按专题、专书、专人、专文（重要文献）列出条目，每个条目字数平均约1000字，总篇幅将近130万字。其中，建国后开列的条目，略超过建国前。现在看来，重要内容的遗漏还相当严重。有同行知己颇为动情地说，类似这样的《事典》，完全可以按《论集》的体例，分前后期来编，各编100万到120万字方能反映出实况的丰富性；还有些语文教研工作者，甚至设想以省为单位来编地区性的语文教育史料集。作为试点，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湖北省、四川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等，这些在现当代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曾经十分活跃、卓有贡献的省、市、自治区，组织具有一定学术水平而对历史传承有浓厚兴趣的同志来着手搜集本地区的语文教育史料，编出分省的《事典》来。他们估计，通过大家的努力，一整套现当代新语文教育大系可望如旭日东升，在新世纪语文课程教材改革的大潮中喷薄而出！
当然，这不仅仅是“史料”。史料固然是研究历史的必备条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毕竟还不足以反映历史研究者穿透世纪风云的学术洞察力和评断史料真伪和价值的学术鉴别力。由“史料”到“史书”，是个飞跃。尽管在已经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中，已有一定的篇幅涉及到“当代”；也有一些专家以“五十年”为线索，对建国后语文教育的历程勾勒出基本脉络，概括出其间的成败得失，颇见功力，但毕竟一篇论文，天地十分有限。所以在现有条件下，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等群众性学术团体有必要组织会员制定计划，合力攻关，争取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理由之二：20世纪末的那场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引起社会震动面之大，前所罕见。其间出现的某些“新观点”，大致都可以从这近半个世纪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历程中找到各自的渊源或某种蛛丝马迹。如“语文教育说到底应该是文学教育”、“以往语言派作主宰的局面应该改变，让位给文学派”等等。殊不知，50年代试行汉语、文学分科的时候，“文学”科不但有自己独立的教学大纲，而且有自己的文学课本，初中以文学体裁为主组元，高中以文学史为线索组元。当时的文学课本，在著名文学家叶圣陶指导下，由一些著名现代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文史学家、文化史家等组织起一个真正的“文学派”编辑班子。课本编出后，又由叶圣陶、朱文叔、吴伯箫三人审校。据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的回忆，叶圣陶尽管并不赞同这种“分科”的做法，但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必须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以教育部的名义向北京市语文教师发表了题为《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专题报告。正因为这篇报告是“遵命文字”，并不能代表叶氏本人的观点，所以1980年中央教科所的蒋仲仁、杜草甬二同志在编辑《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时就没有把这篇报告编入。
1961年，先有所谓“文道之争”，后有“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的讨论。当时有些语文教师曾写信请教叶圣陶副部长。叶氏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回信说：“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以，作为著名的文学家，叶氏决不会坚决反对语文课本中入选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教育家，他又认定“语文”一科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文字的能力，以应生活、工作之需，因此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应该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典范的非文学作品按一定比例同时入选，非文学的作品中甚至还应该有适当比例的科技类作品。张志公先生作为某些人心目中的“语言派”代表之一，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把自己长期孕育于心的一种“设想”整理成长篇论文，分四次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