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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城镇化是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则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环节。本文采用2003年-2013年的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城镇化中政府公共投资和城乡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分别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的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城乡人口迁移和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但在东中西部则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而提高城市公共供给水平可以有效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
关键词：城镇化；公共投资；人口迁移；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3
一、引言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因为城镇化的过程能够激发巨大的内需潜力。内需的潜力（特别是农村地区）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的释放。而我们所定义的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其中的过程。重视和推动人的城镇化，重要的是让农民在城市中和其他市民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从根本上保障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人口迁移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同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两者并不等同。人口的流动是指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不涉及居住地的变动；而人口迁移则是居民改变其居住地的流动。[1]西方学者关于迁移个体空间行为的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模型就有10余种，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是其中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的理论，它有效地解释了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和特点。特别是该理论在我国根据人口流动的特点又得到一定的发展，是解释我国人口流动的核心理论。我国的很多学者对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也进行了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发展和推动。
史清华、程名望（2005）等研究了中国农民进城的农村影响因素，发现农村的推力和拉力作用都有所减弱，阻碍农民进城的农村因素也在弱化中。[2]。对于影响农民工进城的城镇因素，程名望、闵远光、史清华（2006）等认为城镇的推力和拉力因素有所增强，城镇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在增强中[3]。而最近的研究，许多学者将关注点着眼于公共产品对于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作用上，而公共产品的各个部分对人口的影响显示了明显的差异性。汤韵、梁若冰（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省际居民迁移和地方公共产品的相关性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结果，2000年之前公共产品对人口迁移具有拉力作用，而2000年之后则表现出相反的推动作用。[4]董理（2013）则认为公共产品的规模和人口迁入之间是倒U型关系，人口的迁移在长期来看和政府的公共支出并没有显著相关性，而短期的公共支出水平则会对人口迁移产生推动（或拉动）的作用。[5]
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来看，带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方面，但具体到城乡人口迁移的因素，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则是其主要动因。从城乡人口迁移来看，农民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来作为选择居住地的最总要参考因素。本文以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来进行分析，而城市公共品（公共服务）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的合理配置将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实现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2.变量的选取
（1）政府公共投资的定义和变量选取
研究如何推进人的城镇化，需要着眼于在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政府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为了更精确地度量城乡人口迁移，所有的样本数据的统计口径必须限定于城镇（本文中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为有着在相同的内涵）。对于变量数据的选取，本文将城镇人口定义为“市辖区的非农业人口”，而相应的公共服务变量的数据的统计口径也限定为市辖区的统计数据，而做出这样定义是基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的考虑。
在选择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变量时，本文综合考虑了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性。公共服务变量从统计数据中看，可以大致分为教育资源、交通资源、文化资源、医疗资源、环境资源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具体来说，以上几个社会保障的相关统计数据在不同年度的统计口径不同，并且统计指标在不同年份有很大的变动，无法获取完整的数据，在此不作考察。以上几个不同部分的公共投资的变量又细分为更详细的二级指标。
在二级指标的选择上，本文不同于以往一些学者的做法，对指标的选择做了一定的调整。在基础交通部分的指标选择，基于政府公共投资的定义，本文剔除了并非由政府财政支持的人均出租车数量。文化资源中的剧场和影剧院也是有社会投资来主导的，不属于政府公共投资。而在环境资源的部分，部分学者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变量纳入到公共投资的研究范畴，但并不符合本文的政府公共投资的定义和内涵，所以也予以剔除。
（2）控制变量的选取
根据人口城乡迁移的理论，人口的城乡迁移的规模是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城市就业水平和城市消费水平的函数。有研究认为，不同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容纳人口的能力是正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每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差异巨大，实际上人均变量更具有代表性，本文选择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更为合适，此处选择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万元）作为代表变量。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衡量的是各地区的生活成本，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越大，各地区的生活成本越高，因此对迁入人口有负的影响，在现有的消费结构中，商品房无疑是城镇居民消费的最大的支出，因此本文以城市商品房实际销售价格来度量消费水平，商品房销售价格越高对人口迁入是具有负影响的。失业率越高，迁入人员获得工资机会越少，对迁入人口有负向的影响，本文中的失业率由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表示。
3.样本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为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市①的样本，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 （2）人口迁移率
在本文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用城镇人口的净迁入率来衡量。我们将“净迁入人口”定义为“城镇新增人口总数”与“城镇自然增长人口”之差，“净迁入人口贡献率”则指“净迁入人口”在“城镇新增人口”中的比例，“人口净迁入率”则等于“城镇的净迁入人口”占“上年度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等于“人口净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差）。
三、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1.基于主成分分析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主成分分析结果的模型回归分析：
我们首先以主成分分析估算出的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为主要解释变量，对其分别进行静态模型分析——混合OLS和FE（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动态模型分析。
表3-1回归结果显示，混合OLS的多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均不显著，而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变量的系数估计中教育、卫生医疗和交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检验结果中显示，AR（2）检验的P统计值大于0.05，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P统计值大于0.05，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本文的分析可以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可以看出，而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中变量的系数估计效果较好，大部分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失业率的系数估计不显著。
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估值具有较好的显著性，体现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与人口迁移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提升城市的公共产品共计水平可以影响城乡人口的迁移，而该结果基本符合以往研究的一些观点，验证了城乡人口迁移中最优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在国内的适用性。
教育和卫生医疗在三个模型估计额估计结果都显示和因变量显著正相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和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保持一致，说明城市公共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改善能够促进农民的乡城迁移。现实中，教育和卫生医疗水平在人口迁移中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文化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中均显示和人口净迁入弱正相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在动态面板模型（SYS-GMM）中是弱负相关，可见文化类的公共投资在人口迁移中影响不显著，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虽然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贫富差距很大，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或者迁移时还无法考虑文化类公共物品的影响；环境和交通主成分变量和人口迁入呈现出负相关，这与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作为该变量的衡量指标有关，虽然中国城市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有了显著增长，但和国外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相比还是很低，大部分城市的道路容量是严重不足的，而这种不足使得现有的城市道路变得混乱且低效率。同时，城市交通管理技术水平低下、交通资源短缺等外部约束进一步导致城市交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问题。上述的这些给新进城的居民生活不同程度的不便，减少农民进城的意愿，阻碍城乡人口的迁移。
为进一步考察上述的研究结果，本文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样本用静态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公共投资主成分变量和城乡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教育、文化和环境公共品对人口迁移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卫生和交通的作用则不大。中部地区的教育公共品的系数估计是负的，对人口净迁入是有阻碍作用，文化公共品对人口迁入则是推动作用的。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卫生医疗主成分和城镇人口净迁入是显著正相关的，交通和因变量则是显著负相关，这和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有着密切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和卫生医疗对于农民的吸引力作用更大，而西部地区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交通设施建设的投入还无法对人口迁起到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也与此紧密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公共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2.基于政府公共投资替代变量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好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考察城乡人口迁移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性关系，参照已有研究的方法选择城市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交通设施及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单项指标变量来度量公共品供给并进行分析。
由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城市教育（此处选取的变量代表的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公共品供给和城镇人口净迁入率是显著正相关的，和上文的分析基本一致，促进基础教育的公共投资有利于促进人口的乡城迁移。城乡人口迁移和城市卫生医疗公共品供给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可以拉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交通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与城镇人口迁入之间依然是负相关的，城市交通管理技术水平低下、道路存量不足和交通资源短缺等因素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减少农民进城的意愿，阻碍城乡人口的迁移。而环境公共品和城镇人口迁入呈负相关，但系数较小，本文认为是环境因素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中并不十分重要，而且良好的环境建设对于农民主观上而言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从而环境方面的公共品供给并不能促进人口迁移，反而会减少迁移，这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环境因素还不是农民迁移进城的动力，农民对于诸如教育和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投资更为看重。
四、政策建议
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关键要着眼于解决人的城镇化，而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公共产品的全民化、均等化，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本文的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发现乡城人口迁移和政府公共投资（公共产品）之间是显著相关的，但是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此造成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部分区域的公共品供给和城乡迁移并不相关。 综合上述的研究和分析，结合中国现状，本文给出了如下的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公共服务的全民化和均等化，以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过度迁移造成的城市容纳能力不足和农村贫困化加剧的问题。
第二，中、西部更应重视公共品均等化供给问题，东部由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若中西部地区不重视加大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则会出现人力资源向具有公共产品优势的东部地区转移并且难以逆转，从而产生马太效应。
第三，从上述的分析结果，医疗卫生和教育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当然在东、中、西部之间还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东部和中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公共品对人口迁移表现出更明显的拉力作用。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把农村劳动力作为重要的资源要素来看待，并通过促进其流动以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第四，进一步发展公共交通，扩大城市的道路容量，因为基础交通设施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迁移重要的阻碍因素。改善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不但可以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生活提供方便，而且为人口的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润滑剂。
第五，应重视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配置，文化公共品在现阶段对于人口迁移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将逐步成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既推动对人口的城镇化，也可以从根本上发挥提高全民素质的作用。
注释：
①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的缺失，故样本剔除西藏的数据。
参考文献：
[1]辜胜阻，简新华.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跨世纪的社会经济工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史清华，程名望，赵正龙.影响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农村因素的调查分析[J].开发研究，2005，（6）：118-121.
[3]程名望，史清华，闵远光.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因素的调查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3）：13-19.
[4]汤韵，梁若冰.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09，（11）：16-25.
[5]董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效应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4）：536-542.
[6]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64（5）： 416-424.
[7]张岚东.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综述：蒂布特模型及其他[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0，（01）：45-49.
[8]李强，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吴 新（1987-），男，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林炳华，男，福建龙岩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金融制度、投资经济。
课题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镇化、结构转型与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编号：13FGL001）。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提高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项目编号：JA12039S）。
关键词：城镇化；公共投资；人口迁移；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3
一、引言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因为城镇化的过程能够激发巨大的内需潜力。内需的潜力（特别是农村地区）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的释放。而我们所定义的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其中的过程。重视和推动人的城镇化，重要的是让农民在城市中和其他市民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从根本上保障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人口迁移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同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两者并不等同。人口的流动是指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不涉及居住地的变动；而人口迁移则是居民改变其居住地的流动。[1]西方学者关于迁移个体空间行为的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模型就有10余种，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是其中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的理论，它有效地解释了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和特点。特别是该理论在我国根据人口流动的特点又得到一定的发展，是解释我国人口流动的核心理论。我国的很多学者对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也进行了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发展和推动。
史清华、程名望（2005）等研究了中国农民进城的农村影响因素，发现农村的推力和拉力作用都有所减弱，阻碍农民进城的农村因素也在弱化中。[2]。对于影响农民工进城的城镇因素，程名望、闵远光、史清华（2006）等认为城镇的推力和拉力因素有所增强，城镇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在增强中[3]。而最近的研究，许多学者将关注点着眼于公共产品对于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作用上，而公共产品的各个部分对人口的影响显示了明显的差异性。汤韵、梁若冰（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省际居民迁移和地方公共产品的相关性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结果，2000年之前公共产品对人口迁移具有拉力作用，而2000年之后则表现出相反的推动作用。[4]董理（2013）则认为公共产品的规模和人口迁入之间是倒U型关系，人口的迁移在长期来看和政府的公共支出并没有显著相关性，而短期的公共支出水平则会对人口迁移产生推动（或拉动）的作用。[5]
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来看，带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方面，但具体到城乡人口迁移的因素，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则是其主要动因。从城乡人口迁移来看，农民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来作为选择居住地的最总要参考因素。本文以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来进行分析，而城市公共品（公共服务）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的合理配置将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实现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2.变量的选取
（1）政府公共投资的定义和变量选取
研究如何推进人的城镇化，需要着眼于在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政府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为了更精确地度量城乡人口迁移，所有的样本数据的统计口径必须限定于城镇（本文中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为有着在相同的内涵）。对于变量数据的选取，本文将城镇人口定义为“市辖区的非农业人口”，而相应的公共服务变量的数据的统计口径也限定为市辖区的统计数据，而做出这样定义是基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的考虑。
在选择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变量时，本文综合考虑了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性。公共服务变量从统计数据中看，可以大致分为教育资源、交通资源、文化资源、医疗资源、环境资源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具体来说，以上几个社会保障的相关统计数据在不同年度的统计口径不同，并且统计指标在不同年份有很大的变动，无法获取完整的数据，在此不作考察。以上几个不同部分的公共投资的变量又细分为更详细的二级指标。
在二级指标的选择上，本文不同于以往一些学者的做法，对指标的选择做了一定的调整。在基础交通部分的指标选择，基于政府公共投资的定义，本文剔除了并非由政府财政支持的人均出租车数量。文化资源中的剧场和影剧院也是有社会投资来主导的，不属于政府公共投资。而在环境资源的部分，部分学者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变量纳入到公共投资的研究范畴，但并不符合本文的政府公共投资的定义和内涵，所以也予以剔除。
（2）控制变量的选取
根据人口城乡迁移的理论，人口的城乡迁移的规模是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城市就业水平和城市消费水平的函数。有研究认为，不同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容纳人口的能力是正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每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差异巨大，实际上人均变量更具有代表性，本文选择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更为合适，此处选择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万元）作为代表变量。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衡量的是各地区的生活成本，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越大，各地区的生活成本越高，因此对迁入人口有负的影响，在现有的消费结构中，商品房无疑是城镇居民消费的最大的支出，因此本文以城市商品房实际销售价格来度量消费水平，商品房销售价格越高对人口迁入是具有负影响的。失业率越高，迁入人员获得工资机会越少，对迁入人口有负向的影响，本文中的失业率由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表示。
3.样本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为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市①的样本，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 （2）人口迁移率
在本文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用城镇人口的净迁入率来衡量。我们将“净迁入人口”定义为“城镇新增人口总数”与“城镇自然增长人口”之差，“净迁入人口贡献率”则指“净迁入人口”在“城镇新增人口”中的比例，“人口净迁入率”则等于“城镇的净迁入人口”占“上年度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等于“人口净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差）。
三、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1.基于主成分分析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主成分分析结果的模型回归分析：
我们首先以主成分分析估算出的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为主要解释变量，对其分别进行静态模型分析——混合OLS和FE（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动态模型分析。
表3-1回归结果显示，混合OLS的多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均不显著，而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变量的系数估计中教育、卫生医疗和交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检验结果中显示，AR（2）检验的P统计值大于0.05，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P统计值大于0.05，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本文的分析可以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可以看出，而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中变量的系数估计效果较好，大部分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失业率的系数估计不显著。
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估值具有较好的显著性，体现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与人口迁移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提升城市的公共产品共计水平可以影响城乡人口的迁移，而该结果基本符合以往研究的一些观点，验证了城乡人口迁移中最优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在国内的适用性。
教育和卫生医疗在三个模型估计额估计结果都显示和因变量显著正相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和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保持一致，说明城市公共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改善能够促进农民的乡城迁移。现实中，教育和卫生医疗水平在人口迁移中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文化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中均显示和人口净迁入弱正相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在动态面板模型（SYS-GMM）中是弱负相关，可见文化类的公共投资在人口迁移中影响不显著，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虽然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贫富差距很大，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或者迁移时还无法考虑文化类公共物品的影响；环境和交通主成分变量和人口迁入呈现出负相关，这与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作为该变量的衡量指标有关，虽然中国城市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有了显著增长，但和国外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相比还是很低，大部分城市的道路容量是严重不足的，而这种不足使得现有的城市道路变得混乱且低效率。同时，城市交通管理技术水平低下、交通资源短缺等外部约束进一步导致城市交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问题。上述的这些给新进城的居民生活不同程度的不便，减少农民进城的意愿，阻碍城乡人口的迁移。
为进一步考察上述的研究结果，本文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样本用静态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公共投资主成分变量和城乡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教育、文化和环境公共品对人口迁移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卫生和交通的作用则不大。中部地区的教育公共品的系数估计是负的，对人口净迁入是有阻碍作用，文化公共品对人口迁入则是推动作用的。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卫生医疗主成分和城镇人口净迁入是显著正相关的，交通和因变量则是显著负相关，这和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有着密切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和卫生医疗对于农民的吸引力作用更大，而西部地区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交通设施建设的投入还无法对人口迁起到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也与此紧密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公共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2.基于政府公共投资替代变量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好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考察城乡人口迁移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性关系，参照已有研究的方法选择城市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交通设施及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单项指标变量来度量公共品供给并进行分析。
由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城市教育（此处选取的变量代表的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公共品供给和城镇人口净迁入率是显著正相关的，和上文的分析基本一致，促进基础教育的公共投资有利于促进人口的乡城迁移。城乡人口迁移和城市卫生医疗公共品供给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可以拉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交通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与城镇人口迁入之间依然是负相关的，城市交通管理技术水平低下、道路存量不足和交通资源短缺等因素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减少农民进城的意愿，阻碍城乡人口的迁移。而环境公共品和城镇人口迁入呈负相关，但系数较小，本文认为是环境因素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中并不十分重要，而且良好的环境建设对于农民主观上而言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从而环境方面的公共品供给并不能促进人口迁移，反而会减少迁移，这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环境因素还不是农民迁移进城的动力，农民对于诸如教育和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投资更为看重。
四、政策建议
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关键要着眼于解决人的城镇化，而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公共产品的全民化、均等化，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本文的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发现乡城人口迁移和政府公共投资（公共产品）之间是显著相关的，但是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此造成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部分区域的公共品供给和城乡迁移并不相关。 综合上述的研究和分析，结合中国现状，本文给出了如下的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公共服务的全民化和均等化，以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过度迁移造成的城市容纳能力不足和农村贫困化加剧的问题。
第二，中、西部更应重视公共品均等化供给问题，东部由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若中西部地区不重视加大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则会出现人力资源向具有公共产品优势的东部地区转移并且难以逆转，从而产生马太效应。
第三，从上述的分析结果，医疗卫生和教育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当然在东、中、西部之间还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东部和中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公共品对人口迁移表现出更明显的拉力作用。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把农村劳动力作为重要的资源要素来看待，并通过促进其流动以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第四，进一步发展公共交通，扩大城市的道路容量，因为基础交通设施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迁移重要的阻碍因素。改善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不但可以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生活提供方便，而且为人口的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润滑剂。
第五，应重视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配置，文化公共品在现阶段对于人口迁移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将逐步成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既推动对人口的城镇化，也可以从根本上发挥提高全民素质的作用。
注释：
①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的缺失，故样本剔除西藏的数据。
参考文献：
[1]辜胜阻，简新华.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跨世纪的社会经济工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史清华，程名望，赵正龙.影响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农村因素的调查分析[J].开发研究，2005，（6）：118-121.
[3]程名望，史清华，闵远光.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因素的调查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3）：13-19.
[4]汤韵，梁若冰.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09，（11）：16-25.
[5]董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效应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4）：536-542.
[6]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64（5）： 416-424.
[7]张岚东.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综述：蒂布特模型及其他[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0，（01）：45-49.
[8]李强，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吴 新（1987-），男，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林炳华，男，福建龙岩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金融制度、投资经济。
课题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镇化、结构转型与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编号：13FGL001）。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提高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项目编号：JA1203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