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蓝同志不幸骤然离世，歌剧界很多老朋友为民族歌剧事业又失去一位忠诚的老战士深感痛惜。
　　我与荆蓝相识较晚，大约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前后。那时，中直两个歌剧院合并为中国歌剧团（荆蓝作为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团里奉命创作两部新作：一部是草原知青题材的，一部是学大寨题材的。我与荆蓝分在草原题材的那一组，为此大家还一起下生活体验，先后去了呼和浩特与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是我与荆蓝结识的开始。
　　当时各忙各的，她是领导（似乎还兼着领队），我是编剧之一，彼此并没有很多接觸，更谈不上深交。印象中荆蓝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也没什么城府，是个直言直语的人。记得她讲起话来还有个习惯动作：两手的手指头按着胸前的几个纽扣。别人暗中窃笑，她浑然不觉，继续说她的话、按她的扣子……正因为她为人随和，又张罗些事，像个“大嫂”样子，组里有人称呼她为“荆大嫂”，我也就跟着叫，这一叫竟几十年改不了口。她也亲切地叫我“小黄”，一直就叫到了现在。
　　折腾了好几个月，那部有关草原知青的歌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后没有弄成，但我和荆大嫂却彼此相识并建立了友谊。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中直两个歌剧院早就又分开了。我和她不在一个剧院，住得又远，彼此往来很少。大约2001年左右，我退休前，忽然意外地接到她的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中国歌剧史》编委会。我起初毫无思想准备，一口就回绝了。她说，原有的编委有的去世了，有的退出了，剩下的也老的老、病的病，她希望我能参加，并说聘书已发给了剧院。见她言语恳切，我心也软下来，最后答应参加可以，但“动口不动手”，因我实在没想过要写这个，平时看戏连节目单都没保存，但我会帮她推荐些其他的合适人选。
　　后来我推荐了几位歌剧前辈参与其事：海政的胡士平（《红珊瑚》作曲之一）、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舒铁民（《红云崖》作曲）、邱玉璞（老演员、《花木兰》编剧），荆大嫂均欣然同意。这几位前辈从撰稿、修改到出版，为《中国歌剧史》作了很大的贡献（该书上编由荆蓝和舒铁民合作撰写；中编由胡士平独立完成；下编由我和刘诗嵘、邱玉璞、周稽合作而成。）
　　整部《中国歌剧史》的编撰工作，前后历经15年之久。工作大约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是策划、搜集史料及撰写大纲；后十年是撰稿、讨论、修改、出版。我们几位只是参与后一阶段的工作。之前的五年，在田川和荆蓝的主持下，原先的编委们已经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资料搜集工作。没有他们前五年打下的基础，后十年的工作便无从谈起。而前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没有荆蓝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部歌剧史的问世也是不可能的。她既统筹全局又群策群力，虽举步维艰却不离不弃，坚持原则又能虚心听取意见，终于使《中国歌剧史》（上、下卷）得以顺利出版，完成了歌剧界的一件大事，也了却了她继主编《中国歌剧故事集》和《中国歌剧艺术文集》（一集）（主编田川，荆蓝任副主编）之后的又一桩心愿。
　　我已记不清这十来年中，前前后后开了多少次会，征求了多少回意见，甚至是吵了多少次架了。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觉得荆蓝同志身上有许多很可贵、令人怀念的好品质与好作风。在我的记忆里，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足以从某些侧面反映她的为人。
　　她是个虚心的人。一开始她把她与老编委们初拟的大纲给我看。记得原大纲分为四章，每章分小节。我看后对她说：“写史篇章结构最为要紧，这个大纲的分法还不太理想。我建议分上、中、下三编，可囊括建国前、建国后与改革开放后三大块，每大块再分章节，这样可以扩展一点，眉目也会更清晰些，原有大纲里的东西稍加调整都可以纳入这个大框架里。”她听了觉得有些道理，经编委会讨论确定下来，便分头写提纲。后又经讨论修改，并征求张庚、贺敬之、田川等一些老前辈的意见，新的提纲按编、章、节划分，并最终确定了下来。
　　我还记得接近出版前的最后一次修改后，稿子都打印出来了，荆蓝希望我帮着将她写的那部分过一下，提点意见，凡需要改的尽可以改。她说她是演员出身，文字水平不高。说实话，作为一位老演员，能写出这样有条理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她写的那一部分以史料丰富详实取胜，同时观点也是明确的：坚定不移地赞颂与弘扬以《白毛女》为代表的革命新歌剧的巨大成就与优秀传统。我看后没有什么大的意见，大概只提了一条：有的句式较长，有欧化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她最早也是一位出色的俄文翻译）。为不负她的嘱托，凡文字甚至标点上我发现有不够妥帖之处，我都一一用红笔标出或直接修改了。
　　她是个有度量的人。一部歌剧史，多少剧目；一个编委会，各有见解。观点不同、意见相左，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亦乐乎，都是正常的事，不足为怪。作为主编，她又是一位说话不会拐弯的人，经常是争论的中心人物。不仅别人与她吵，我也同她吵过，甚至对她发了脾气。记得我与她争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我写的“文革十年”那一章该不该删的问题。我坚决不同意删减并力陈不同意的理由，说写到20世纪末的《中国歌剧史》仅写了80年的历史，而“文革”就占了10年之多。这是歌剧断层的10年，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如删去了，“文革”前后的很多歌剧发展脉络都看不清楚了。再说这又是一份很难得的史料，是我根据对诸多歌剧前辈多次电话采访所提供的材料好不容易才写成的，如因某种怕惹麻烦的理由轻易删掉了岂不可惜？但荆蓝不为所动，说如不同意删，那只好上报中宣部请专家审稿，这一来只怕出版就不知何时了。这一招厉害，大家都沉默了。记得刘诗嵘同志劝我：“老黄，算了，别坚持了。”为了不耽误出版，我只好妥协。但我当时对荆蓝很生气，说她“糊涂”。其实，她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写“文革”，主张“一笔带过”。她考虑的是政治影响。
　　应该说，“荆大嫂”对我的“不敬”是相当宽容的，这也是我说她较为大度的缘故。此事过后，我不快了好久。记得校样出来后，我连我负责的“下编”那部分都懒得再看一遍。她反而心平气和地劝我还是看一下，免得印出来有错想改也改不了。后她见我不动，便亲自帮我校看了一遍。相比起她的大度与责任心，我倒显得有点意气用事与不负责任了。
　　她也是艰苦朴素惯了的。作为一位延安来的老同志，她没有忘本，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她主持的歌剧史编写完全是民间性质，没有资金来源，启动经费只是郭兰英同志赞助的3万元。这点钱在搜集资料的头五年里，仅旅差费一项，大概也花得差不多了。她把剩余的那点经费交给剧院老干处代管，每次开会，除了报销必要的车马费之外，再也无力请大家出去吃饭了。好在她请到中央歌剧院帮忙，不仅提供了开会场所，还提供了盒饭。对此，荆蓝感激不尽。她为了慰劳大家的辛苦，一开始先是在自己家里请吃了顿饺子，后来又在一家娃哈哈饭店里请吃了一餐比较高级的饭菜（连同家人给她的几张优惠券，大概花了800多元）。
　　我虽然也知道她的难处、她的廉洁，知道她不愿用公款吃喝，但有时也忍不住了。记得有一年快过春节了，她召集大家来开会，会后仍旧是吃盒饭。我说：“荆大嫂，您讲艰苦朴素，但也未免太不通人情世故了。过年了，还是吃盒饭！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我还开玩笑地说，杨白劳再穷，过年还能吃顿饺子呢。我提议今天到外头吃炒菜去，大家齐声赞成。荆大嫂很为难，说盒饭都订好了，不吃岂不是浪费了？我说您不用担心，大家分了带回家。结果几个老朋友一起在剧院外租的一家湘味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连带饮料啤酒，花了不到300元。我是“始作俑者”，这一顿自是我请。此后大家自然而然地便是轮流做东，其中胡士平最为积极，抢着买单，一连请了好几次。
　　当时荆大嫂对我这提议和做法并不以为然，但也没有阻拦。我知道，她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是：工作餐有盒饭就不错了。这也是她的可敬处，不愧是从延安来的、开国一代的“红小鬼”，一直保持一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本色。
　　像她这样的人，世上本来就不多，今后只怕就越来越少了。正因为如此，荆蓝同志的骤然离世，使熟知她的朋友们深为痛惜与怀念。告别仪式上，我以歌剧史编委会与两三朋友的名义拟了两副挽联，为这位可亲可敬的延安老战士、民族歌剧忠诚的捍卫者送行——一副是：
　　“三八式老延安惜友遽然离去；十五年歌剧史愿君含笑归天”。另一副是：
　　“夫逝子亡舍悲抱病写歌史；立言立德矢志不移感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