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1年在中央科教频道开播的《百家讲坛》，从初期的收视平平，到如今成为品牌栏目，的确值得令人深思。关于《百家讲坛》的成功，关注者褒贬不一，如何使人文学术与大众传媒水乳交融共同打造和谐的社会文化一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思考的。《百家讲台》学术性与娱乐性的争议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大众更客观地了解大众文化开了一扇客观公正的窗；而孤独的大众需要大众文化的呼吁更是对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深度解读，这种呼吁让人意识到对于大众文化更多需要的是鼓励和引导，使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大众文化　娱乐性　学术性
　　
　　一、关于“大众文化”(mass，popular culture)这一概念
　　
　　“大众文化”是个歧义丛生的概念，要界定它，先要从它的限定词“mass”和“popular”入手。这两个词都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词性。Mass做形容词时，有“大批的、数量极多的。广泛的”等意思；做名词时，常以the masses形式出现，指“群众、平民百姓”。Popular做形容词时，有“喜爱的，受欢迎的、通俗的、大众的、普遍的、流行的、民众的、百姓的”等义项：做名词。常取populace或the popular的形式，指“平民百姓、民众”。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就说：“popular是从普通百姓而不是欲博取他人好感或追逐权力的人的角度做到认定。”因此，“受到许多人喜爱的”、“受欢迎的”这一义项是popular“现代的主要涵义”。伯明翰中心第二任主任霍尔认为“大众(the popular)”是指那些“与权力集团相对”的、“构成大众阶级的阶级和力量之间的同盟”。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che masses)”是被工业文化的产品抑制了“主观创造能力”的消极的被动群体。另外，英语学者费斯克认为：大众不仅是针对权力集团这对抗性和差异感的主动的行动者，而且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他们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无论怎样理解，学者们对大众文化中“大众”的认识都坚持了一条底线：它指的是与统治阶级或权力集团相对立的从属群体或阶层。
　　除了对其限定词解释的多样性外，学界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亦可谓五花八门，威廉斯给出过四种解释：1、“激进的”为人民的文化，2、“大众喜爱的”文化：3、“适应民众需要的”文化：4、“普通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霍尔也给出了三个定义：1、“市场或商业定义”即“商业大众文化”，指“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也似乎尽情地享受它们”：2、“描述性的定义”，指大众做或曾经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3、“较为复杂的”定义，指特定时期的形式或活动，它以特定阶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体现在大众传统和实践中。霍尔本人倾向第3种定义。相对来说，中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界定比较简单。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
　　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是众说纷纭的，但是至少的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倒可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这里包括两层意思：①它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播渠道②它作为一种文化产业需要按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利斗争或思想争论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第四，它不是神圣的，它是日常的。总之，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得，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比如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流行音乐，电视剧，广告等等。我们所说的电视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大众文化。
　　
　　二、关于《百家讲坛》的两点思考
　　
　　电视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大众文化中来面对电视媒体的急剧扩张和娱乐风潮的甚嚣尘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是站在岸边痛心地怒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还是应该反躬自问：到底有没有责任去提升电视媒体的文化品位?怎样才能更合理地通过电视媒体去传承人类的文明?
　　
　　(一)、《百家讲坛》到底是一档娱乐性节目还是一档学术讲座。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首先得从大众文化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看，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关系”密切相关。而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通常都是非市场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文化、审美活动就不具有商品属性，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审美活动本身就属于上层建筑层面，可以说，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审美活动其实也并不能完全脱离“物的依赖关系”，只不过它与物的关系是间接的，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众文化是直接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联。大众文化之所以为大众文化，就意味着文化与工业的联姻，意味着开辟文化市场，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利润这样一种特征。
　　一些学者对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非常反感。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中的商品属性的存在必然以贬低精神性为代价。其实也并非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商品性作为大众文化的前提无疑是对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的某种突破。所谓商品并非只是纯粹的物质性，它还存在一种社会关系，并且是存在于流通中。对于消费商品的人来说，无疑还包含着欲望、观念、情感等精神性的成分，而对于消费文化和美的人来说，其中也必然包含物的、商品的成分。因此，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的存在并不必然以贬低精神性为代价。
　　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一些学者喜欢从市场经济所赋予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上着手，对一切大众文化都予以否定或者肯定。事实上这都是过于偏激的。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评价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形式的不同，只是手段的差异，并不能对这样两种平行的经济概念做出一个必须谁是谁非的判定。同理，我们看待大众文化也是一样的，市场经济赋予它商品属性，我们可以说它是商业性的，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它自身还存在着作为文化的审美性，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具有艺术性。
　　再回到《百家讲坛》这一档节目中来看，首先，可以说，《百家讲坛》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商业激励机制所造就的，从这个方面看，它的商业性无非是为了制作一档最大限度的满足大众需求的文化节目，而结果也表明它的这样一种商业竞争机制起作用了，它激励节目制作者更关注大众需求，可见，商品经济中的竞争原则借用在文化事业上还是存在相当的积极意义的。其次，《百家讲坛》的确是不同于其他纯娱乐性的节目。我们完全可以说 它是一档文化性的栏目，无论是从讲授的内容上看——《风雅百代》、《论语》、《史记》等等，还是从讲授者上看——都是一些大学教授或文化名人或高级知识分子，比如马瑞芳、王立群、钱文忠、于丹等，这些都不可否认它是一档高质量的文化节目性质。那么问题的矛盾就在于，似乎大家一定要把它定义为非商业性即文化性，或者非文化性即商业性。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只会让我们走进思维的死胡同，我们必须走出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
　　因此我们对《百家讲坛》的理解应该说是需要娱乐性的学术讲座。一档为大众服务的节目成功背后，我们应该更多地讨论它成功的原因以备后来者借鉴，而不是一定要吹毛求疵地评价它的性质，而是引导大众文化的其良性发展。
　　
　　(二)、孤独大众需要大众文化。
　　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习惯于面对的是作为社会中心的“精英”。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并不自由，他们长期生活在精英的阴影下，于是大众努力追求自由的社会，在当下，似乎这这种自由平等的社会到来了。然而，一切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所面对的是无数冷漠而面孔模糊的人群，越来越淡漠的人情，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越来越拥挤的公车，大众最终争取的自由社会却只是一个孤独的社会，尽管里面有灯红酒绿，有欢歌笑语，但好像快乐是属于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这让大众开始怀念有上帝的日子……
　　没有了上帝、神祗、万有引力的统治。没有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支撑，没有了自己祖先世世代代都赖以存身的种种庀护，人不但不再是上帝的影子，也不再是亚当的后代，结果，就只能孤独地走自己的路。从表面上看，没有了上帝作为总裁判，真理的裁决就不得不由每个人自己负责，空空如也的人们可以为自己选择一条自己喜欢走的路，这似乎是让人欢声雀跃的，然而，实际上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痛苦：因为失去了标准，因此所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一种更大的痛苦。结果，人们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命困惑：没有不选择的自由，而只有选择的自由，自由反而成为一种孤独的象征。因此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应该走出书院。为大众重建精神的家园。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本身也才能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
　　综合上文对《百家讲坛》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天地，尽管存在于商品经济模式下，但它不完全等同于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它在提供娱乐性的前提下，更多在积极的挖掘文化的精神价值。借助传媒越来越发达的优势，大众文化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其过程要面对的问题也必然随着发展空间的增大而增加，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和排斥，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大众文化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大众服务，同时也在为我们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