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应该继承父亲在新泽西州大洋城的裁缝店的人——那是我父亲的祖辈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传下来的宝贵财富。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当记者，而且我在高三时的成绩又降到了大学的分数线以下，父亲就越发坚持地让我把时间花在他的工作间里。他让我学裁剪和怎样缝裤腿、开钮扣孔、给夹克的衬里绗边。
　　他说，当裁缝至少是一个让我可以活命的“铁饭碗”，并且重复着我说过的一个愿望：“你不想高中毕业后到巴黎住吗?”其实我知道，即使到了巴黎，也不过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间客厅里住。大伯在1911年时离开了意大利，在巴黎开着一间红火的裁缝店，许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我可以到那里当学徒。
　　但是，我看着父亲干活，觉得当裁缝是件无聊、费时而又要求很高的事。父亲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件衣服，当他在缝一件丝绸或毛料衣服时，他甚至要用手指感觉出针的走向。如果他觉得衣服做得不够完美，还要把它拆了重新做。
　　我从没想过要当一名裁缝，但每当父亲提到巴黎的时候，我还是恭敬地听着。在有一次我用心地写了一篇关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元老级人物阿多夫·奥克斯的论文后，父亲更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虽然我那篇论文后来只得了个B^-。
　　美国没有哪位裁缝会比我父亲更加推崇奥克斯的了，1920年移民至美国后，父亲每天都会阅读《纽约时报》，通过借助于词典，读报也扩大了他的词汇量。所以每当他因为我没考好英语而替我失望时，我都会以没时间读报来为自己找借口。
　　奥克斯本人就是在没有老师鼓励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事业的——他在上学时也是成绩平平，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显露出了才华。
　　B^-不是老师给过我的最低分数。我得的多数是C，有时甚至是D。有一次，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中拼错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后，我甚至得了个F。那位女老师批评我的作文写得太“哆嗦”，而且“拐弯抹角”，有时候她还会用红墨水给我写下评语：“语法!语法!”真不知道那和我的写作有什么关系。
　　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们商店的顶楼里，虽然家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但我的母亲是她们那代意大利籍美国人中少数不愿下厨房的一个。相反，她是个事业型女人，一位把老顾客视为最好朋友的商业家。
　　她会在她的女装店里招待顾客(经常打发我去杂货店给她们买汽水、茶或冰激凌)，好像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样。她会和她们进行私人交谈，从而赢得她们的信心和信任，或早或晚地就能够说服她们买下大部分她建议的衣服。
　　我母亲的服装店满足了那些追求品味，却又精打细算而且小气的女人的需求，这些人当中有牧师的妻子、银行家的妻子、桥牌爱好者等等。这是些戴着白手套的女士，她们夏天不是去海滩，而宁愿把时间花在繁华街区上像我父母开的服装店里，在嗡嗡的电风扇声中，她们一边一件件试着衣服，一边谈论着各自的生活。
　　在我母亲优雅举止的衬托之下，我们的商店在那种时候就如同在上演着脱口秀一样。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与人相处之道，这在多年后，当我开始就一些文章和书与作者进行访谈时派上了用场。我知道了在一个人想解释自己而又一时难以说清时，永远不要打断他们的谈话，在那种时刻。人们通常是很坦诚的，他们的停顿、他们的突然改变话题可能显示着其中有令他们尴尬或恼火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在母亲的服装店里跑腿时从“偷听”中学来的，她们的声音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父母保持了六十多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把爱和宽容——还有他们的很多才华结合在一起时，我明白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比从课堂或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留心处处皆学问，正是因为有了生活中的这些积淀，我才能在后来成为了一名记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