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2月，卫生部放话，将在全国开展“抗菌药物应用专项治理行动”。
同年3月，科伦发布公告，其拟用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40亿元新建抗生素中间体生产基地，由科伦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宁”）实施。
接着，科伦股东大会召开，股东、投资机构、散户等百余人涌入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该天主要是审议斥资40亿元搞抗生素全产业链的议案。会上，董事长刘革新信心百倍的说：“未来公司抗生素业务的增长幅度，一定会超过现在主营业务大输液板块”。
2011年4月22日，川宁项目一期2万立方米发酵体积硫氰酸红霉素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开工建设。同月，卫生部公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一办法在当时被称之为最严“限抗令”。
卫生部与科伦的前后脚行动，让承载“三发驱动”战略中的“抗生素全产业链”战略的川宁项目变得尴尬，各种议论纷至沓来，行业里把川宁称呼为“疯子”，一时间，科伦股价连连下挫，一路走低。
“当时的抗生素领域可谓风雨飘摇、悲苦无告”，按照刘革新的说法，当时是大批中小企业出局停摆自不待言，就连华北制药、健康元、鲁抗制药、丽珠集团等大型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也大幅下降，前途暗淡无光。
这有点像1993年～1997年的棉纺织市场，全行业连续亏损6年，但刚刚涉足棉纺织魏桥集团却不仅没有停步，反而在5年内投入170亿元，将纱锭从33万枚增加到500万枚，织机从4000台发展到42000台。然而，生产能力的猛增不仅没有把魏桥带入滞销困境，反而带来各项指标年均50%以上的迅猛增长，令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魏桥集团掌舵人张士平对此的解释是，每一次市场波动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市场地位和发展差距往往在市场低谷形成。
刘革新进军抗生素的战略思路是不是与张士平类似？科伦的“抗生素全产业链”战略会不会令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商？
优势布局
科伦以大输液著称于医药界，为何偏偏选中抗生素作为其重点布局的领域？
刘革新给出的答案是：在医药产业中，能够称之为快速消费品领域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输液，另一个便是抗生素。
他的理由是，一方面，自1928年青霉素发明以来，抗生素将人类平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七八十岁，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其仍将在医药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广泛的作用，具备最深厚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抗生素产能过剩只是表象，内里实质是结构性失衡，十大抗生素药只有几种处于饱和状态，而另外的几种则长期供不应求。
值得注意的是，科伦的抗生素战略是全产业链战略，其布局的第一步是中间体，属于抗生素上游，对该层级而言，其竞争的核心在于资源优势。对此，刘革新认为，环顾世界，资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具有终极意义。谁拥有资源，并能够进行创新性开发和利用，谁就有话语权、定价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性。
抗生素发展近百年，其上游中间体技术颇为成熟，要在市场上绝杀对手，无疑是成本的对决。生产抗生素中间体的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是原料和动力成本，前者主要来自玉米、黄豆等农副产品，后者是以煤炭为依托的电力资源。
虽然科伦上马川宁项目始于2011年，但实际上早在2007年，科伦已经展开了进军抗生素行业的准备，刘革新派出6个调研小组，耗时四年走遍80个地方考察，几乎涵盖所有抗生素生产企业。经反复推演、论证，科伦决策层最终达成选址新疆伊犁的共识。
近年来，诸多原料药和抗生素企业因为环保压力纷纷迁往内蒙古，但在刘革新看来内蒙古是有缺陷的。从原材料角度而言，内蒙并不盛产玉米、大豆等抗生素生产所需的农副产品；另外内蒙属于沙场浅薄之地，抗生素中间体生产对水的需求量极大，内蒙依靠地下水，不仅成本高，且废水排往地下，极易造成地下水污染；此外，内蒙虽然有煤，但用作自建电厂，保障程度不够。
而对于选址伊犁，刘革新用“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来形容，是上上之选。按照最初测算，至少比国内现有大部分厂家的同类产品成本要低20%。
川宁总经理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算了一笔账，川宁用于发电的煤每吨不超过120元，但现在盛产煤的山西价格也在400元左右，川宁如果满产按对煤年需求量120万吨，与内地企业相比，就煤资源一项便相差3亿～4亿元。另外伊犁盛产玉米，该地区年产量在200万吨，而科伦每年的需求量不超过50万吨，其每公斤价格比内地低20%以上，约有2亿元的成本优势；另外黄豆油和棉籽油的成本差大约1亿元。邓笑称，即使科伦中间体以其它厂家生产成本价出售，每年都会有7亿元的成本优势。
此外，中国抗生素中间体的生产能力总体处于世界前列，但过于分散的产业现状下，刘革新认为，是一大批毫无竞争力的企业，积贫积弱，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方面几乎无力投入，对内则各行其是，使大宗出口产品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其结果就是，该行业以牺牲劳工权益，危害生态环境的恶性发展方式完全不可持续。
其实，在最初科伦上马川宁项目时，一期硫红项目的设计年产能为4800吨，但整个市场容量约8000吨，而且硫红中间体龙头东阳光药业的生产能力为5000吨，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即使只剩科伦与东阳光，市场也是极度饱和，于是最终硫红生产产能调整为3000吨。
而二期主打的头孢中间体市场，处于诸侯混战，寡头不明，又恰逢国家“限抗”，此种状态像极了2000年前后的大输液市场。而彼时的科伦却已非往日之科伦，不但与资本对接，手握重金，又选址伊犁，资源优势十分明显，这便是科伦在国家申明整治抗生素的情况下毅然上马川宁项目的道理所在。
虽然抗生素中间体已经是一个红海，但在刘革新眼中，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市场不是红海。他认为，从商业竞争规律来看，当企业费尽心思开辟一片蓝海时，必然会有一帮后来者参与其中，并且迅速的将其变为红海，在过去被称之为十大新型产业中，这种故事无数次重现过。因此，在红海中发现巨大商机，并将其当做制胜之地，才是真实的商业规律。 在科伦准备上马川宁项目时，其对该项目有两大“压力测试”，即抗生素产品的价格最低点、以及同行业的领头企业亏损10%这两项极端条件下进行测试，川宁仍将具有20%以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如此看来，川宁项目商业逻辑清晰，竞争优势明显，既定目标实现理应顺理成章。但是时至今日，预定投资回收期时间已经过去数年，川宁项目才刚刚开始盈利，而且期间又追加了20亿元的投资。那么到底是何缘故让川宁这辆火车“晚点”？
救赎
川宁生物坐落于伊宁市西郊的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产业园内，其背靠发源于天山，横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距市中心3公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为玉米、油料等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也引来了科伦百亿元的大投资。
鉴于伊宁自然环境优越，科伦在投资川宁之初就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在《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新建抗生素中间体项目的公告》中就指出，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医药化工项目对环境影响又较为突出。在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新建项目，环境保护受到加倍重视。
为此，科伦最初设计川宁项目环保投入为2.5亿元，采用当时行业最近先进的环保技术及环保设施实现绿色生产，并采用先进的工艺和生产设备从生产源头减排，推行清洁生产，通过科学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检查等方式规避和预防环境保护风险的生产。
就单看环保投资金额，在当时抗生素中间体生产企业中，算是凤毛麟角。彼时中国新《环保法》还未出台，执行的是1989年制定实施的《环保法》，依然是经济优先，促进经济发展为导向。另一方面，川宁的项目建设及生产班底均来自国内抗生素企业，延续了行业整体的环保水平。所以科伦的环保处理手段是采取当时抗生素行业通行方法，“生化处理+化学深度处理+高级氧化”实施。
按照施工进度，川宁一期项目硫红生产线在2012年如期建成，该年12月份开始第一次试产，生产出合格产品。但污水处理问题却暴露出来。最初按照与当地政府签的协议，伊宁市政府将会建一个伊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川宁废水处理达到国标COD（化学需氧量）400mg/l之后，通过城市管网可直接排入第三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不用过于担心废水问题。但是直到今天，该污水处理厂还未建成。除此之外，伊宁市原本还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但由于川宁抗生素体量庞大，产生的废水量大，该污水处理厂无法接纳。
此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等第三污水处理厂建好了再开工生产”，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表示，后端污水处理只能自己解决，按照环评的要求，处理后的污水排放标准执行《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特别排放限值COD（化学需氧量）50mg/l以下。
按照此前的污水处理设计，川宁的系统无法处理整个一期硫红全产能生产所产生的废水，川宁只能一面小规模生产，一面进行环保升级。
2013年，川宁项目在终端污水处理方面，采用MVR（机械蒸发再压缩技术）废水处理系统，MVR是将蒸发器原本需要用冷却水冷凝的二次蒸汽，经压缩机压缩后提高其压力和饱和度，增加焓值，再在送入蒸发器的加热室作为热源来加热料液。由于二次蒸汽的潜热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邓旭衡说，“上了MVR系统之后，水质稳定达到COD50mg/l以下，实现了回用于生产系统”。不过，就单独MVR系统，科伦就投资了近3亿元。另外，在菌渣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综合利用方面，川宁升级采用了高温喷雾干燥系统，该系统能够让菌渣固化，与废水分开，然后让没有菌渣的废水进入生化系统处理，最后进入MVR系统处理。该系统投资额超过1亿元。
2013年9月16日，川宁“硫红”生产线获得环保试生产批复。2014年4月16日，川宁收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保局下发的《关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万吨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同意该项目一期工程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正式投入生产。
2014年5～6月，硫红生产线实现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的收率、质量和物耗均保持一致。其后，为了配合二期工程环保设施调试，川宁对生产计划做出调整，未能满产，至10月，硫红生产线再次向满产冲击，并实现全年最高水平。对彼时的川宁而言，一期开始盈利，已经曙光乍现。
然而，好景不长，在2015年新春到来之际，伊犁州环保局给川宁下达了一份停产整改的通告，其理由是川宁周围的居民认为“生产尾气”产生的异味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通告要求是不能有异味产生和扩散。
对此，川宁管理层甚感委屈。因为当时川宁的各项环境保护指标都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即使面对2015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严苛的新《环保法》，川宁的标准也较其优。另一方面，并非川宁不愿意去消除抗生素尾气产生的异味，而是在川宁建设的这些年当中，其环保创新团队，走遍大江南北，并未发现一家企业能够有效祛除抗生素尾气产生的异味，川宁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整个川宁管理团队情绪陷降至冰点，犹如进入“黑夜”，茫然无助。
当时，有管理层人员直问环保局人员：请你们告诉我，到底怎么改？其实，这一问问的不光是监管部门，更多的是在问川宁怎么办？
主动出击
当高管们怒火胆边烧，抱怨伊犁投资环境太差时，刘革新第一个表态是，并非环境太差，而是“我们自身不够强大”；第二个是提出“环保优先，永续发展”，全面向环保开战，势要将环保做到无可挑剔。
由此，川宁环保从被动升级转向主动出击，全员参与环保可谓随处可见。科伦总部EHS监管部总监沈云鹏2013年紧急空降川宁，分管环保、安全工作。沈云鹏告诉《E药经理人》，E、H、S，三者分别代表环保、职业健康、安全，这三个字母的排列是极为讲究。在中石化工作时，其将安全放在首位，所以S在前；在丽珠工作是，恰逢国家强化对职业病防治关注，所以职业健康为重点，H在前；而川宁以环保优先，则E在前。不过，沈云鹏表示，当前该职务将E放在前的情况其实极少。 当然，职位命名上的变化，只是川宁在环保意识上一个转变的开始。而更多的转变则是实打实的环保配套支持政策。
要想在某一板块取得成就，就要在该板块进行鼓励。自从川宁提出“环保优先、永续发展”之后，川宁首先做的是对环保系统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的倾斜。在川宁，环保事业部各车间一线工作人员，不仅基本工资较抗生素生产系统一线人员高，而且在奖金方面，更是比生产人员每月平均能高出50%左右。其目的是为了让最优秀的人才到环保一线发挥作用。2015年年初，环保事业部总人数不过百人，而如今，川宁的环保部门人数已经超过300人。
在环保投入上，其与科伦研究院享受同等待遇—投入无上限。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表示，由于处理抗生素尾气异味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川宁只得摸着石头过河，2015年用于进行环保工艺实验验证的费用就花掉2000多万。有些合作伙伴开玩笑说，你们真是“败家子”。但参与川宁环保项目的成员都明白，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花钱。截止目前，科伦在川宁项目环保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17亿元，较最初设想的2.5亿元增长了近7倍。
如此巨额的环保投入，在整个中国医药行业，绝对无出其右。因此刘革新认为，环保将成为对手难以超跃的新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抗生素领域还没有企业愿意投资如此之巨的资金于环保，完全无法复制。据邓旭衡介绍，目前环保方面投入并未停止，按照现有思路做到极致，还需要投入2亿元。
针对事物发展的不稳定性而言，大投入并非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川宁项目的抗生素中间体产能全球第一，如此庞然大物，对环保“三废”的处理，并非简简单单的将现有的处理设备放大就能实现的，所有的处理设备都是独家定制，而且一旦放大，对技术要求则更严格。
面对抗生素尾气异味问题，在全国找不到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科伦首先邀请了清华环境学院、解放军防化院、天津环科院、台州环科院、北京环科院等专家为川宁项目环保会诊，提出了弄清尾气成分，针对性治理，源头减量等建设性专业意见和建议。此后，川宁与国内清华、同济、浙大、哈工大、新疆大学等院校在环保方面开始建立战略合作，形成破解环保技术方面难题的“知识联盟”，为川宁继续提高环保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技术支持。
经过专家会诊、知识联盟协助，并通过较长时间的现场试验验证，在处理抗生素尾气异味方面，最终形成两个终端解决方案，其一是使用进口分子筛；其二是使用疏水性活性炭，并协同采用高温热氧化燃烧处理。
有了方案，川宁广邀各类系统生产商到川宁做实验，屡次尝试之后终有企业量身设计出适合川宁的分子筛，在实验阶段效果颇好，邓旭衡立马拍板购进三台，投入3000多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环保投入方面，预算5000万元以内，这位1987年出生的总经理可以全权处理。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表示，其实当时也不敢肯定分子筛能够完全处理抗生素尾气异味问题，因为之前多次遇到小试结果良好，但是放大之后，效果并不佳的情况。只是当时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必须一试，刘革新也赞同试错。不过，邓旭衡赌赢了，进口分子筛上马之后，效果显著，一举解决了困扰川宁项目的抗生素尾气异味问题。
之后，为了对尾气进行系统性终极处理，川宁还引入了疏水性活性炭、温热氧化燃烧等高端集成技术。现在不仅川宁厂区内没有异味，就是在尾气口也几乎闻不到气味。
川宁的环保治理实现了从国内领先水平到国际先进水平阶段的跨越。这也意味着，刘革新提出的将环保当做川宁核心竞争优势的彻底成形。
出奇制胜
其实，在大多数企业眼中，环保是成本，是企业的负担，根本不会和核心竞争力联系在一起，而川宁则将其上升至战略层面。
对于战略形成，刘革新告诉《E药经理人》：“川宁刚开始对环保达标要求的理解有些被动，解决方案主要是按照行业最高标准来实施。但伊犁河是国际河流，伊宁又是一个纤尘不染的边陲城市，所以其要求只会更高、更严”。而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因素是，伊犁地处新疆，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当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政府的态度一定是“稳定压倒一切”。
因此，川宁发展要想赢得长远发展，必须彻底解决环保问题。刘革新认为，第一，川宁可以放心满产，只管打市场，而无后顾之忧。环保日益严格是大势所趋，当竞争者没有解决环保问题时，隔三差五被限产、停产时，川宁优势自然凸显；第二，川宁水处理已经达到回收再利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冲运行成本；第三，菌渣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可以当做肥料，川宁就可以向抗生素中间体原料产业链延伸，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而以上优势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别人无法超越的核心竞争优势。
川宁环保事业部副部长刘天来和地尔夏提为《E药经理人》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目前的环评，一年的用水量约2000万立方，在污水处理系统还未升级之时，不仅达标困难，而且处理每吨水高达20元；而现在每吨水的处理费用仅为10元，并且经过处理后的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现在取水量较之前少3/4。由此计算，每年可节省成本1亿～2亿元。“有可能多投入环保的钱几年后就收回来了。”
随着川宁的环保技术日趋成熟，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一套高标准。目前，沈云鹏已经开始对整个川宁环保项目进行内部总结，之后会编制相应抗生素环保“三废”治理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将川宁的环保治理转化成科技成果，申报环境保护工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就一些环保创新技术申请专利，以及申报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等。
其实，川宁之所以要讲自己的环保治理理念和一些技术转化成具体的成果，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整个抗生素领域环保水平的提升，其策略是川宁的标准逐步上升为行业标准，通过参与国家、行业课题等方式，再将该标准上升为国家、行业标准。目前，川宁项目已经开始申请成为环保部的示范项目。
由此一来的结果是，川宁成为行业内环保标准的制定者，用环保手段，实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目标，淘汰一部分因环保不达标的企业，积极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全产业链打法
科伦进军抗生素产业的第一天就表述的明白，其志在抗生素全产业链。
川宁项目是科伦进军抗生素的桥头堡，经过五年的建设，开始步入斩获期。今年4月份，一期硫红实现满产，当月的利润贡献为1500万元，而接到的生产单子已经排到7月份。
科伦自进入抗生素领域就清楚，这是一个红海市场，硫红市场整体容量约为8000吨，几家国内药企的生产规模相加已经超过这一市场容量，使得硫红市场价格一路走低，至去年已经降低到300元以下。
因此，没有任何悬念，直接上演价格战。川宁作为后来者，产品上市，就必须打破旧格局。2014年被邓旭衡称之为“平定硫红市场的年份”。川宁依托资源成本优势，一上场便将价格拉低至240元，这对大多数的硫红生产企业来说，几乎是其出厂价。川宁一剑封喉，直插市场，按照此价格打了8个月之后，生产硫红的小企业被“打死一片”。
一位主要竞争对手的总经理到川宁参观环保项目时直言，刘革新是疯子，硫红240元也敢卖。但邓旭衡表示，以川宁的成本优势，即使价格更低，依然有利可图。
经此一役，硫红市场格局已定，川宁满产3000多吨，东阳光减产至3000多吨，宁夏启元1000多吨，计划上马硫红的山东东药、广东肇庆中恒等开始停工。而后，川宁又将价格提升到260元/公斤，市场开始变得稳定。
至于川宁二期头孢中间体项目，现在稳定50%的产能，在其产品还未上市之前的去年年底，头孢中间体的价格五、六百元每公斤，后来降至400多元，基本上已经跌至低谷，但川宁的产品一出手，便将价格打至400元以下，血淋淋切出一块市场。未来头孢市场的格局一如硫红市场，毫无悬念。
而在抗生素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方面，自“三发驱动”战略出世，科伦便展开了布局，并一直有所动作。2011年，设立科伦邛崃分公司，其包含生产原料药的邛崃分公司和生产医药中间体、原料的新迪医药，主要对接川宁二期的头孢中间体产品。同年，科伦并购桂林华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广西科伦，其拥有四代头孢菌素原料药14个品种和粉针剂10个品种共46种包装规格的药品注册批件。外加原有湖南科伦岳阳分公司，构成科伦将中间体进一步加工成为原料和制剂的产业链格局。
另外在川宁中间体产业上游，一方面，利用川宁生产过程中中为尾气脱硫处理后形成的硫酸铵以及菌渣无害化处理后综合利用形成的有机肥料，与战略合作方共同经营定向种植十万余亩玉米、黄豆等用于生产抗生素中间体的原料，形成绿色循环经济；另一方面，川宁正在与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合作者签订玉米、黄豆等种植协议，有望进一步降低原料成本。据邓旭衡估计，经此布局，川宁与内地20%的成本优势会拉大到30%以上。
从科伦当下布局来看，整个抗生素产业链已基本打通，按照刘革新所说，2017年抗生素中间体的格局因为川宁满产将会变得明朗。
对于抗生素中间体下游的原料药、制剂产业链，由于川宁的成本优势，将会出现逐级传导。也就是说，当原料药需要参与竞争的时候，川宁的成本优势下移之原料药，打原料药价格战，平定市场格局。当中间体、原料药市场相对稳定之后，制剂需要打市场的时候，将前两级的成本优势转移至制剂，甚至可以让制剂价格倒挂，淘汰一批竞争对手，从而让整个抗生素产业链的商业竞争更为有序，掌握话语权。
科伦通过连通整个产业链，很好地掌握了每一个生产环节，合理调配资源，调整竞争策略，以整体优势绝杀各个环节。
很显然，在抗生素领域，科伦以川宁强有力的优势紧紧扼住产业咽喉，在未来与竞争者对抗中，其绝对的价格优势，必然会让这个极度分散，又寡头不明的抗生素产业走向与大输液类似的道路。
同年3月，科伦发布公告，其拟用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40亿元新建抗生素中间体生产基地，由科伦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宁”）实施。
接着，科伦股东大会召开，股东、投资机构、散户等百余人涌入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该天主要是审议斥资40亿元搞抗生素全产业链的议案。会上，董事长刘革新信心百倍的说：“未来公司抗生素业务的增长幅度，一定会超过现在主营业务大输液板块”。
2011年4月22日，川宁项目一期2万立方米发酵体积硫氰酸红霉素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开工建设。同月，卫生部公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一办法在当时被称之为最严“限抗令”。
卫生部与科伦的前后脚行动，让承载“三发驱动”战略中的“抗生素全产业链”战略的川宁项目变得尴尬，各种议论纷至沓来，行业里把川宁称呼为“疯子”，一时间，科伦股价连连下挫，一路走低。
“当时的抗生素领域可谓风雨飘摇、悲苦无告”，按照刘革新的说法，当时是大批中小企业出局停摆自不待言，就连华北制药、健康元、鲁抗制药、丽珠集团等大型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也大幅下降，前途暗淡无光。
这有点像1993年～1997年的棉纺织市场，全行业连续亏损6年，但刚刚涉足棉纺织魏桥集团却不仅没有停步，反而在5年内投入170亿元，将纱锭从33万枚增加到500万枚，织机从4000台发展到42000台。然而，生产能力的猛增不仅没有把魏桥带入滞销困境，反而带来各项指标年均50%以上的迅猛增长，令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魏桥集团掌舵人张士平对此的解释是，每一次市场波动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市场地位和发展差距往往在市场低谷形成。
刘革新进军抗生素的战略思路是不是与张士平类似？科伦的“抗生素全产业链”战略会不会令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商？
优势布局
科伦以大输液著称于医药界，为何偏偏选中抗生素作为其重点布局的领域？
刘革新给出的答案是：在医药产业中，能够称之为快速消费品领域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输液，另一个便是抗生素。
他的理由是，一方面，自1928年青霉素发明以来，抗生素将人类平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七八十岁，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其仍将在医药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广泛的作用，具备最深厚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抗生素产能过剩只是表象，内里实质是结构性失衡，十大抗生素药只有几种处于饱和状态，而另外的几种则长期供不应求。
值得注意的是，科伦的抗生素战略是全产业链战略，其布局的第一步是中间体，属于抗生素上游，对该层级而言，其竞争的核心在于资源优势。对此，刘革新认为，环顾世界，资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具有终极意义。谁拥有资源，并能够进行创新性开发和利用，谁就有话语权、定价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性。
抗生素发展近百年，其上游中间体技术颇为成熟，要在市场上绝杀对手，无疑是成本的对决。生产抗生素中间体的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是原料和动力成本，前者主要来自玉米、黄豆等农副产品，后者是以煤炭为依托的电力资源。
虽然科伦上马川宁项目始于2011年，但实际上早在2007年，科伦已经展开了进军抗生素行业的准备，刘革新派出6个调研小组，耗时四年走遍80个地方考察，几乎涵盖所有抗生素生产企业。经反复推演、论证，科伦决策层最终达成选址新疆伊犁的共识。
近年来，诸多原料药和抗生素企业因为环保压力纷纷迁往内蒙古，但在刘革新看来内蒙古是有缺陷的。从原材料角度而言，内蒙并不盛产玉米、大豆等抗生素生产所需的农副产品；另外内蒙属于沙场浅薄之地，抗生素中间体生产对水的需求量极大，内蒙依靠地下水，不仅成本高，且废水排往地下，极易造成地下水污染；此外，内蒙虽然有煤，但用作自建电厂，保障程度不够。
而对于选址伊犁，刘革新用“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来形容，是上上之选。按照最初测算，至少比国内现有大部分厂家的同类产品成本要低20%。
川宁总经理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算了一笔账，川宁用于发电的煤每吨不超过120元，但现在盛产煤的山西价格也在400元左右，川宁如果满产按对煤年需求量120万吨，与内地企业相比，就煤资源一项便相差3亿～4亿元。另外伊犁盛产玉米，该地区年产量在200万吨，而科伦每年的需求量不超过50万吨，其每公斤价格比内地低20%以上，约有2亿元的成本优势；另外黄豆油和棉籽油的成本差大约1亿元。邓笑称，即使科伦中间体以其它厂家生产成本价出售，每年都会有7亿元的成本优势。
此外，中国抗生素中间体的生产能力总体处于世界前列，但过于分散的产业现状下，刘革新认为，是一大批毫无竞争力的企业，积贫积弱，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方面几乎无力投入，对内则各行其是，使大宗出口产品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其结果就是，该行业以牺牲劳工权益，危害生态环境的恶性发展方式完全不可持续。
其实，在最初科伦上马川宁项目时，一期硫红项目的设计年产能为4800吨，但整个市场容量约8000吨，而且硫红中间体龙头东阳光药业的生产能力为5000吨，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即使只剩科伦与东阳光，市场也是极度饱和，于是最终硫红生产产能调整为3000吨。
而二期主打的头孢中间体市场，处于诸侯混战，寡头不明，又恰逢国家“限抗”，此种状态像极了2000年前后的大输液市场。而彼时的科伦却已非往日之科伦，不但与资本对接，手握重金，又选址伊犁，资源优势十分明显，这便是科伦在国家申明整治抗生素的情况下毅然上马川宁项目的道理所在。
虽然抗生素中间体已经是一个红海，但在刘革新眼中，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市场不是红海。他认为，从商业竞争规律来看，当企业费尽心思开辟一片蓝海时，必然会有一帮后来者参与其中，并且迅速的将其变为红海，在过去被称之为十大新型产业中，这种故事无数次重现过。因此，在红海中发现巨大商机，并将其当做制胜之地，才是真实的商业规律。 在科伦准备上马川宁项目时，其对该项目有两大“压力测试”，即抗生素产品的价格最低点、以及同行业的领头企业亏损10%这两项极端条件下进行测试，川宁仍将具有20%以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如此看来，川宁项目商业逻辑清晰，竞争优势明显，既定目标实现理应顺理成章。但是时至今日，预定投资回收期时间已经过去数年，川宁项目才刚刚开始盈利，而且期间又追加了20亿元的投资。那么到底是何缘故让川宁这辆火车“晚点”？
救赎
川宁生物坐落于伊宁市西郊的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产业园内，其背靠发源于天山，横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距市中心3公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为玉米、油料等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也引来了科伦百亿元的大投资。
鉴于伊宁自然环境优越，科伦在投资川宁之初就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在《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新建抗生素中间体项目的公告》中就指出，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医药化工项目对环境影响又较为突出。在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新建项目，环境保护受到加倍重视。
为此，科伦最初设计川宁项目环保投入为2.5亿元，采用当时行业最近先进的环保技术及环保设施实现绿色生产，并采用先进的工艺和生产设备从生产源头减排，推行清洁生产，通过科学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检查等方式规避和预防环境保护风险的生产。
就单看环保投资金额，在当时抗生素中间体生产企业中，算是凤毛麟角。彼时中国新《环保法》还未出台，执行的是1989年制定实施的《环保法》，依然是经济优先，促进经济发展为导向。另一方面，川宁的项目建设及生产班底均来自国内抗生素企业，延续了行业整体的环保水平。所以科伦的环保处理手段是采取当时抗生素行业通行方法，“生化处理+化学深度处理+高级氧化”实施。
按照施工进度，川宁一期项目硫红生产线在2012年如期建成，该年12月份开始第一次试产，生产出合格产品。但污水处理问题却暴露出来。最初按照与当地政府签的协议，伊宁市政府将会建一个伊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川宁废水处理达到国标COD（化学需氧量）400mg/l之后，通过城市管网可直接排入第三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不用过于担心废水问题。但是直到今天，该污水处理厂还未建成。除此之外，伊宁市原本还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但由于川宁抗生素体量庞大，产生的废水量大，该污水处理厂无法接纳。
此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等第三污水处理厂建好了再开工生产”，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表示，后端污水处理只能自己解决，按照环评的要求，处理后的污水排放标准执行《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特别排放限值COD（化学需氧量）50mg/l以下。
按照此前的污水处理设计，川宁的系统无法处理整个一期硫红全产能生产所产生的废水，川宁只能一面小规模生产，一面进行环保升级。
2013年，川宁项目在终端污水处理方面，采用MVR（机械蒸发再压缩技术）废水处理系统，MVR是将蒸发器原本需要用冷却水冷凝的二次蒸汽，经压缩机压缩后提高其压力和饱和度，增加焓值，再在送入蒸发器的加热室作为热源来加热料液。由于二次蒸汽的潜热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邓旭衡说，“上了MVR系统之后，水质稳定达到COD50mg/l以下，实现了回用于生产系统”。不过，就单独MVR系统，科伦就投资了近3亿元。另外，在菌渣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综合利用方面，川宁升级采用了高温喷雾干燥系统，该系统能够让菌渣固化，与废水分开，然后让没有菌渣的废水进入生化系统处理，最后进入MVR系统处理。该系统投资额超过1亿元。
2013年9月16日，川宁“硫红”生产线获得环保试生产批复。2014年4月16日，川宁收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保局下发的《关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万吨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同意该项目一期工程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正式投入生产。
2014年5～6月，硫红生产线实现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的收率、质量和物耗均保持一致。其后，为了配合二期工程环保设施调试，川宁对生产计划做出调整，未能满产，至10月，硫红生产线再次向满产冲击，并实现全年最高水平。对彼时的川宁而言，一期开始盈利，已经曙光乍现。
然而，好景不长，在2015年新春到来之际，伊犁州环保局给川宁下达了一份停产整改的通告，其理由是川宁周围的居民认为“生产尾气”产生的异味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通告要求是不能有异味产生和扩散。
对此，川宁管理层甚感委屈。因为当时川宁的各项环境保护指标都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即使面对2015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严苛的新《环保法》，川宁的标准也较其优。另一方面，并非川宁不愿意去消除抗生素尾气产生的异味，而是在川宁建设的这些年当中，其环保创新团队，走遍大江南北，并未发现一家企业能够有效祛除抗生素尾气产生的异味，川宁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整个川宁管理团队情绪陷降至冰点，犹如进入“黑夜”，茫然无助。
当时，有管理层人员直问环保局人员：请你们告诉我，到底怎么改？其实，这一问问的不光是监管部门，更多的是在问川宁怎么办？
主动出击
当高管们怒火胆边烧，抱怨伊犁投资环境太差时，刘革新第一个表态是，并非环境太差，而是“我们自身不够强大”；第二个是提出“环保优先，永续发展”，全面向环保开战，势要将环保做到无可挑剔。
由此，川宁环保从被动升级转向主动出击，全员参与环保可谓随处可见。科伦总部EHS监管部总监沈云鹏2013年紧急空降川宁，分管环保、安全工作。沈云鹏告诉《E药经理人》，E、H、S，三者分别代表环保、职业健康、安全，这三个字母的排列是极为讲究。在中石化工作时，其将安全放在首位，所以S在前；在丽珠工作是，恰逢国家强化对职业病防治关注，所以职业健康为重点，H在前；而川宁以环保优先，则E在前。不过，沈云鹏表示，当前该职务将E放在前的情况其实极少。 当然，职位命名上的变化，只是川宁在环保意识上一个转变的开始。而更多的转变则是实打实的环保配套支持政策。
要想在某一板块取得成就，就要在该板块进行鼓励。自从川宁提出“环保优先、永续发展”之后，川宁首先做的是对环保系统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的倾斜。在川宁，环保事业部各车间一线工作人员，不仅基本工资较抗生素生产系统一线人员高，而且在奖金方面，更是比生产人员每月平均能高出50%左右。其目的是为了让最优秀的人才到环保一线发挥作用。2015年年初，环保事业部总人数不过百人，而如今，川宁的环保部门人数已经超过300人。
在环保投入上，其与科伦研究院享受同等待遇—投入无上限。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表示，由于处理抗生素尾气异味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川宁只得摸着石头过河，2015年用于进行环保工艺实验验证的费用就花掉2000多万。有些合作伙伴开玩笑说，你们真是“败家子”。但参与川宁环保项目的成员都明白，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花钱。截止目前，科伦在川宁项目环保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17亿元，较最初设想的2.5亿元增长了近7倍。
如此巨额的环保投入，在整个中国医药行业，绝对无出其右。因此刘革新认为，环保将成为对手难以超跃的新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抗生素领域还没有企业愿意投资如此之巨的资金于环保，完全无法复制。据邓旭衡介绍，目前环保方面投入并未停止，按照现有思路做到极致，还需要投入2亿元。
针对事物发展的不稳定性而言，大投入并非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川宁项目的抗生素中间体产能全球第一，如此庞然大物，对环保“三废”的处理，并非简简单单的将现有的处理设备放大就能实现的，所有的处理设备都是独家定制，而且一旦放大，对技术要求则更严格。
面对抗生素尾气异味问题，在全国找不到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科伦首先邀请了清华环境学院、解放军防化院、天津环科院、台州环科院、北京环科院等专家为川宁项目环保会诊，提出了弄清尾气成分，针对性治理，源头减量等建设性专业意见和建议。此后，川宁与国内清华、同济、浙大、哈工大、新疆大学等院校在环保方面开始建立战略合作，形成破解环保技术方面难题的“知识联盟”，为川宁继续提高环保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技术支持。
经过专家会诊、知识联盟协助，并通过较长时间的现场试验验证，在处理抗生素尾气异味方面，最终形成两个终端解决方案，其一是使用进口分子筛；其二是使用疏水性活性炭，并协同采用高温热氧化燃烧处理。
有了方案，川宁广邀各类系统生产商到川宁做实验，屡次尝试之后终有企业量身设计出适合川宁的分子筛，在实验阶段效果颇好，邓旭衡立马拍板购进三台，投入3000多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环保投入方面，预算5000万元以内，这位1987年出生的总经理可以全权处理。邓旭衡向《E药经理人》表示，其实当时也不敢肯定分子筛能够完全处理抗生素尾气异味问题，因为之前多次遇到小试结果良好，但是放大之后，效果并不佳的情况。只是当时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必须一试，刘革新也赞同试错。不过，邓旭衡赌赢了，进口分子筛上马之后，效果显著，一举解决了困扰川宁项目的抗生素尾气异味问题。
之后，为了对尾气进行系统性终极处理，川宁还引入了疏水性活性炭、温热氧化燃烧等高端集成技术。现在不仅川宁厂区内没有异味，就是在尾气口也几乎闻不到气味。
川宁的环保治理实现了从国内领先水平到国际先进水平阶段的跨越。这也意味着，刘革新提出的将环保当做川宁核心竞争优势的彻底成形。
出奇制胜
其实，在大多数企业眼中，环保是成本，是企业的负担，根本不会和核心竞争力联系在一起，而川宁则将其上升至战略层面。
对于战略形成，刘革新告诉《E药经理人》：“川宁刚开始对环保达标要求的理解有些被动，解决方案主要是按照行业最高标准来实施。但伊犁河是国际河流，伊宁又是一个纤尘不染的边陲城市，所以其要求只会更高、更严”。而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因素是，伊犁地处新疆，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当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政府的态度一定是“稳定压倒一切”。
因此，川宁发展要想赢得长远发展，必须彻底解决环保问题。刘革新认为，第一，川宁可以放心满产，只管打市场，而无后顾之忧。环保日益严格是大势所趋，当竞争者没有解决环保问题时，隔三差五被限产、停产时，川宁优势自然凸显；第二，川宁水处理已经达到回收再利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冲运行成本；第三，菌渣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可以当做肥料，川宁就可以向抗生素中间体原料产业链延伸，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而以上优势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别人无法超越的核心竞争优势。
川宁环保事业部副部长刘天来和地尔夏提为《E药经理人》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目前的环评，一年的用水量约2000万立方，在污水处理系统还未升级之时，不仅达标困难，而且处理每吨水高达20元；而现在每吨水的处理费用仅为10元，并且经过处理后的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现在取水量较之前少3/4。由此计算，每年可节省成本1亿～2亿元。“有可能多投入环保的钱几年后就收回来了。”
随着川宁的环保技术日趋成熟，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一套高标准。目前，沈云鹏已经开始对整个川宁环保项目进行内部总结，之后会编制相应抗生素环保“三废”治理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将川宁的环保治理转化成科技成果，申报环境保护工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就一些环保创新技术申请专利，以及申报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等。
其实，川宁之所以要讲自己的环保治理理念和一些技术转化成具体的成果，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整个抗生素领域环保水平的提升，其策略是川宁的标准逐步上升为行业标准，通过参与国家、行业课题等方式，再将该标准上升为国家、行业标准。目前，川宁项目已经开始申请成为环保部的示范项目。
由此一来的结果是，川宁成为行业内环保标准的制定者，用环保手段，实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目标，淘汰一部分因环保不达标的企业，积极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全产业链打法
科伦进军抗生素产业的第一天就表述的明白，其志在抗生素全产业链。
川宁项目是科伦进军抗生素的桥头堡，经过五年的建设，开始步入斩获期。今年4月份，一期硫红实现满产，当月的利润贡献为1500万元，而接到的生产单子已经排到7月份。
科伦自进入抗生素领域就清楚，这是一个红海市场，硫红市场整体容量约为8000吨，几家国内药企的生产规模相加已经超过这一市场容量，使得硫红市场价格一路走低，至去年已经降低到300元以下。
因此，没有任何悬念，直接上演价格战。川宁作为后来者，产品上市，就必须打破旧格局。2014年被邓旭衡称之为“平定硫红市场的年份”。川宁依托资源成本优势，一上场便将价格拉低至240元，这对大多数的硫红生产企业来说，几乎是其出厂价。川宁一剑封喉，直插市场，按照此价格打了8个月之后，生产硫红的小企业被“打死一片”。
一位主要竞争对手的总经理到川宁参观环保项目时直言，刘革新是疯子，硫红240元也敢卖。但邓旭衡表示，以川宁的成本优势，即使价格更低，依然有利可图。
经此一役，硫红市场格局已定，川宁满产3000多吨，东阳光减产至3000多吨，宁夏启元1000多吨，计划上马硫红的山东东药、广东肇庆中恒等开始停工。而后，川宁又将价格提升到260元/公斤，市场开始变得稳定。
至于川宁二期头孢中间体项目，现在稳定50%的产能，在其产品还未上市之前的去年年底，头孢中间体的价格五、六百元每公斤，后来降至400多元，基本上已经跌至低谷，但川宁的产品一出手，便将价格打至400元以下，血淋淋切出一块市场。未来头孢市场的格局一如硫红市场，毫无悬念。
而在抗生素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方面，自“三发驱动”战略出世，科伦便展开了布局，并一直有所动作。2011年，设立科伦邛崃分公司，其包含生产原料药的邛崃分公司和生产医药中间体、原料的新迪医药，主要对接川宁二期的头孢中间体产品。同年，科伦并购桂林华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广西科伦，其拥有四代头孢菌素原料药14个品种和粉针剂10个品种共46种包装规格的药品注册批件。外加原有湖南科伦岳阳分公司，构成科伦将中间体进一步加工成为原料和制剂的产业链格局。
另外在川宁中间体产业上游，一方面，利用川宁生产过程中中为尾气脱硫处理后形成的硫酸铵以及菌渣无害化处理后综合利用形成的有机肥料，与战略合作方共同经营定向种植十万余亩玉米、黄豆等用于生产抗生素中间体的原料，形成绿色循环经济；另一方面，川宁正在与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合作者签订玉米、黄豆等种植协议，有望进一步降低原料成本。据邓旭衡估计，经此布局，川宁与内地20%的成本优势会拉大到30%以上。
从科伦当下布局来看，整个抗生素产业链已基本打通，按照刘革新所说，2017年抗生素中间体的格局因为川宁满产将会变得明朗。
对于抗生素中间体下游的原料药、制剂产业链，由于川宁的成本优势，将会出现逐级传导。也就是说，当原料药需要参与竞争的时候，川宁的成本优势下移之原料药，打原料药价格战，平定市场格局。当中间体、原料药市场相对稳定之后，制剂需要打市场的时候，将前两级的成本优势转移至制剂，甚至可以让制剂价格倒挂，淘汰一批竞争对手，从而让整个抗生素产业链的商业竞争更为有序，掌握话语权。
科伦通过连通整个产业链，很好地掌握了每一个生产环节，合理调配资源，调整竞争策略，以整体优势绝杀各个环节。
很显然，在抗生素领域，科伦以川宁强有力的优势紧紧扼住产业咽喉，在未来与竞争者对抗中，其绝对的价格优势，必然会让这个极度分散，又寡头不明的抗生素产业走向与大输液类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