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9日下午2点半，“超有机一CAFAM泛主题展2011”的第一场学术论坛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这次学术论坛以生命政；台为主题，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民安主持，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一兵、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法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主任让一路易，罗卡以及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谢少波。
　　汪民安教授简要介绍了四位嘉宾，之后由罗卡教授第一个发言。罗卡教授主要介绍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后续发展。这个词是1974年福柯在巴西的演讲中首次出现的，但概念的含义在福柯的理论中并不明确，是他诸多概念中的一个中介概念，也不是很重要，但是在后续启发中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用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和观点的工具是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解剖政治即是在监禁场所，比如工厂、学校、部队等，统治者用规训来管理。而生命政治一方面是与人口的生物学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与自由主义的政体有关。在后续发展中，Gilles Deleuze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监控时代，规训的作用越来越少，一些新的工具，比如大众媒体，起到了监控社会的作用。相较于以规训为主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转变，但是出现了控制的扩大，有三个特点：一，脱离肉体，最主要的控制是想象；二，非制度话，随处都有控制；三，人们参与自己的控制。人们在后现代的社会里，由于主体性的强调，人们自主的参与到控制工具中，是监控普遍化。对福柯有很大影响的Arendt认为，在人类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生命生活，另一个方面是政治生活。而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生命生活而忽视政治生活。罗卡教授还列举了大选、女权运动、Facebook等现实例子帮助理解。他得出结论：生命政治的后续发展比福柯著作中的概念更为丰富、重要，是批判当代社会的有利武器。最后罗卡教授向我们抛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国有没有生命政治?有没有以社会意义为主的政治?中国是不是监控社会?在中国的社会运动是不是以生命、身份认同为需求的?
　　张一兵教授认为“生命政治”的概念并不是由福柯开启也没有由福柯终止。感性一点的说生命政治是从过去外部能够感受到的强制的暴力性统治，转向了对个体的生命和生理机制的微观控制。福柯是将生命政治与知识传播巧妙的结合了起来，而后来的思想家对其进行阐释拓展，将这个概念与反抗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是一些欧洲激进左派的论点。从广义的概念来说中国正刚好走进了生命政治，就是微观控制。在后现代讨论语境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拘性，自我拘禁、自我控制。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劳动异化”，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师列夫弗尔提出“小事情异化”，这种奴役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毛孔中，而且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张一兵教授列举了大量生活琐事来引导大家注意到这些微小的控制。他认为除了福柯以外，欧洲实际上最接近生命政治的人是拉康，因为拉康已经将问题的分析转向内部，即“他者”的提出。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本身真实的存储而是从镜像的小他者的辐射开始，之后在大他者为我们提供的文明教化下开始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拉康认为人实际上是空心人，不断的把不是自己的东西认作自己，当把这些他者认同的符号全部扯掉，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生命政治中最令人恐怖的事情。在中国，生命政治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人们不由自主地被一些欲望牵引着，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建构起来的。那么，生命政治是否可以反抗?对于这一点张教授认为还是有可能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达利，因为所有正常的人都在理性的控制之下自我惩罚和自我奴役，只有像达利这样的非正常人才能够不听命于教化，摆脱生命政治的控制。另一个例子是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所遗留的文献中，有一部分被称作“秘密文献”，这部分文献与他公开发表的基本学术话语完全不同，这部分只面对自己的文献也可以说是摆脱了生命政治的束缚。
　　谢少波教授的发言题目——《从他处看世界：民主的解构与呼唤》。
　　谢少波教授说，认知和批判都需要距离，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哲学是一种醒悟。哲学家是现存世界、现存认知体制的陌生者、外来者，哲学家必须推陈出新，刷新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之后谢教授列举了一系列西方哲学家和批评家关于民主的非主流论述。阿甘本指出，西方政治学长期混淆了政治司法理性和经济施政理性，一个国家真实的性质不在它的宪法和政纲而是对宪法和政纲的解释和实施。由于施政对宪法的背叛，民主永远是一种缺场。德里达区分“未来的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未来的民主，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概念，一个不断质疑的民主解构和批判过程。温迪·布朗认为，民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当代人不再渴望民主、不再需要民主、不再为民主承担责任，大多数人除了制造一些空洞的道德议论以外就只知道消费、崇尚奢侈和暴力，等待别人发号施令，一门心思营造舒适、安逸的个人生活。在巴迪欧看来，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形式，一种施政方式，在所谓的民主世界里，没有思想，没有秩序，没有大关怀，一切都由游戏精神支配。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墨菲强调，民主的缺场恰恰构成了各种民主话语存在的条件。后结构主义旨在将民主表述为一个永远开放的政治空间，这种开放性空间给反霸权、反主流、反权力体制提供了很大的质疑、介入的空间，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民主化。通过对这些哲学观点的论述，谢教授让我们看到，民主无论作为一种话语或实践，都具有不可祛除的内在分裂性。然而，对民主的质疑和解构同时也是对民主的呼唤。民主的危机不等于民主的废除，面对民主危机，谢教授提醒我们要积极思考如何拯救民主，如何以他者的眼光审视当下流行的民主体制和实践，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给定的框架来想象民主可能性。在中国讨论民主，既要讨论民主的一般性问题，又要思考建构中国民主的挑战，思考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民主体制在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种种误用和内在分裂性。要大胆发问，比如什么是民主?如何构建民主?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最终答案，但是正因为没有最终答案，对民主的讨论必然或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空间，一个给世界各民族、各文化提供平等参与的对话空间。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任重道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充满失败经验的过程，但失败不是放弃的理由。
　　韩少功老师在演讲中提醒我们西方的概念与中国的现实不要盲目对接。结合中国当代的状况，韩老师提到了当下盛行的一个词——微博控。对于这种莫名中，甚至是在享受中受到的控制就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实例。微博带给大家很多自由，但是一旦变成“微博控”就是被动自由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家反对一切条条框框，主张解放自己，回到真我、原我中。但是这种大解放是否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和丰收呢?面对越来越多文学中的抄袭官司，韩老师相信这些作者的“抄袭”可能是“雷同”，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思想全面解放自由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千人一面的雷同?而在被我们称为压抑、教条的上世纪初，却出现了一批拥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家呢?韩老师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受到很多的束缚，有很多无形的手在给予抚慰后也深深的控制住了生活中的很多细节。生命中的种种欲望压的每一个人喘不过气来。他指出宋代人讲“存天理、灭人欲”，曾蒙受禁欲主义的污名，但这是一个极大误解。其实“天理”是指正常需求，“人欲”是指过分贪欲。那么现代人有多少消费是正常需要的?微博控、美容控、电游控、名牌控……贪欲是否也在剥夺我们的很多自由?另外，韩老师对于前三位教授的发言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在反抗外力给予的我们的监控、规训和压抑的时候，不要堕入自我崇拜、真我崇拜、原我崇拜这种新的神话。人是一个社会动物，其成长是一个社会化、实践化的过程。我们可能要正确对待积极的监控、规训、压抑，比如运动员的学习与训练，比如骑手与水手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刻苦和自律，但也要注意发现和反抗消极的监控、规训、压抑，反抗权力与资本的隐形压迫，从而捍卫人的心身自由。
　　四位老师的演讲对于我们准确、全面、生动的理解“生命政治”这个概念提供了途径。作为“超有机一CAFAM泛主题展2011”的第一场学术论坛，达到了预期的学术标准和理论深度，下次论坛将在6月26日举行讨论“超城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