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冬日的一天，正在上海访问的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斯·密勒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室，在那里接受了澳大利亚文学专家黄源深教授为《译文》杂志对他进行的访谈。
　　黄源深教授(以下简称黄)： 在过去的十年里，您出版了四部小说，分别是：1992年的《祖先游戏》（The Ancestor Game），1995年的《被画者》（ The Sitters），2000年的《忠诚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Faith ），以及几个月以前刚出版的《石头国之旅》（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您的这些作品获得了如潮的好评，也赢得了众多的奖项，譬如：《祖先游戏》获得了1993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奖（the Miles Franklin Award）和英联邦作家奖（the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忠诚的条件》赢得了2001年新南威尔士总理小说奖（NSW Premier's Fiction Award）和克里斯蒂娜·斯特德奖（the Christina Stead Award）；而《被画者》也入围1996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成为候选作品。 您的小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在1994年就读过您的《祖先游戏》，在您此行来到这里之前，我又读了《忠诚的条件》。如果我们把您写的全部小说放在一起，一共六部，包括1988年的《观登山者》（Watching the Climbers on the Mountain） 和1989年的《特温顿鹿》（The Tivington Nott），假如要选出其中一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只选一部作品，而不是两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祖先游戏》，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这种观点呢？
　　亚历克斯· 密勒（以下简称密勒)：我想你是对的。创作《祖先游戏》的过程的确非常艰辛，其中也有很多是对我的挑战。我原先就知道，写作这样的作品决非易事，但是我却雄心勃勃。在刚开始写作《祖先游戏》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华裔澳大利亚人。 我必须指出，我真正不了解的是其中的中国背景。我试图从我的英语文化背景来推测相应的中国背景，因为在澳大利亚，我和我的华裔朋友们都是一起共事。所以，我还没到过中国，就开始写作了。可是之后，我就意识到我是在写有关另外一种文化的故事，而不是有关我自己背景的故事。我开始感觉到其中有一些东西严重缺失了。于是我决定到中国来。在那个时候，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富裕，我必须得解决钱和工作的问题，而我又没有其他的援助。到中国以后，我在上海接触了一些中国人，但是他们都是会说英语的。总的来说，我把我在中国所了解到的糅合在一起，并作了一些改动，以适应澳大利亚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 很多人说，“你是个中国方面的专家。”而我可是费了很多力气让他们别这样说。你知道，我在中国住了还不到十天。我不是什么中国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小说家，我在创作中用了一些类比的手法，我只是在中国呆了几天而已。但是，中国之旅对于创作这本小说来讲，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在此之后，我被一种想法所深深吸引——我想去探求我所了解的国度里的三段历史——中国人的历史，华裔澳大利亚人的历史，以及澳大利亚人的历史；从而我进一步产生了对于澳大利亚文化的新的理解，也是对于自己的新的理解。 有些人说，“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我却要说，“不对，它是关于澳大利亚文化的。” 书中讲述的不是爱尔兰裔，而是中国裔的家庭。如果你读的是有关爱尔兰裔的作品，你就会认为，你还在读有关澳大利亚的作品；可是如果我写的是有关华裔的作品，一些人就觉得我不是在写澳大利亚人，而是在写中国人。对于我来说，对我智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写作实践中组织当代社会背景下几代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我指的当代社会背景大约是1975年，临近毛泽东逝世的时候。
　　黄：您在书中对于环境的细致描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描写可以说是非常确切，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对情况十分了解。但对于您来说，如此精确的了解是如何做到的呢？是来源于您的想象，来源于您所读的书籍，还是来源于您的观察呢？因为有很多读者并不知道您是个澳大利亚人，他们有些惊奇，这本书竟出自一个澳大利亚作家之手。他们可能以为这本书是一位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所作，或是有澳大利亚背景的中国人所写。
　　密勒：是这样的。我知道好多人都感到惊奇：我曾经遇到一位中国女士，她走过来惊讶地对我说，“我真是很失望，因为我和别人打赌，说您不是华裔澳大利亚人就是中国人！”可是你看到了，我显然不是，所以她自然感到失望啦。
　　黄：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和读者，对小说写作手法很感兴趣。他们常常会问，“你用的是哪一种手法呢？”他们喜欢把小说归于某一类之下，比如后现代主义，或者现代主义。 您如何看待你的小说呢？您觉得您的作品属于哪一类呢？
　　密勒：嗯，是有一些人把我的作品归入后现代主义小说。不过，如果你回溯一下澳大利亚小说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虽然我小说中的东西并不常见，但却也不新鲜。对于我的任何一部小说来说，我都不会刻意去把它们归入某类。我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写作小说，如何处理好素材。《祖先游戏》的素材非常复杂，这就迫使我回溯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且应对文化的迁移。同时小说还展现了从现在回溯到中国的真实，又展现了回到现在的游戏。如果你做一个比较，我想你就能理解了。许多读者都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理解，最终我是如何处理角色、思想以及祖先这些元素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带着任务和使命的。书中的一位女性，她的父亲是德国学者、收藏家和医生，她来到上海，遇见浪子，成为短暂的好友；而浪子自己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那就是墨尔本，有一点像欧洲：那种气息，那些糕点，谈话，咖啡……所以这本书促使读者追溯到各个过去的时间层面，这种时间层处于三个主要角色的头脑之中。 书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维克多利亚·凤，她是一半中国人，一半澳大利亚人。她说：“我的兴趣并不在于真实的中国，而在于想象中的中国。在中国的旅行就在我的脑海里。”她说：“我并不了解中国。” 但是就我而言，我必须要到中国来，因为到中国来可以激发小说的创作。 我曾经到过杭州，在那里住过一晚，望着残阳落日，那是一种异常美丽的景象。我感到，自己只是和人民在一起——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是澳大利亚人——那就是一种和人民在一起的感觉。我不再担心小说有关中国的方面了，我有了信心去写作，去描写人们。我获得了信心，我不再担忧写有关另一个文化的困难，而只是对自己说：“这不是个问题。”一个女性的形象，就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我都感到有些惊奇。在我头脑里产生了这样一幅莲的画卷：她是一个聪慧的女性，这个形象逐步加强，使我感到非常有兴趣去进一步探求。这使我有了塑造人物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特定的情景下生发出来的。 的确，这部作品结合了各方面的许多内容。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农场里工作，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种牛群所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那是一种特别的化学物质。你知道，那种味道是很刺鼻的。中国，对于我来说，似乎也沉浸在一种浓烈的气味中——人们的生活里弥漫着动物的气味，弥漫着强烈的音乐，声音，弥漫着政治……各种各样。我就追寻着我的记忆和想象进行创作。 此外，我在一本书里找到了一些关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一些个人回忆，只不过我找到的是一本英文的译本。我仔细搜寻了很多地方，寻找很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我到墨尔本的书店和旧书店，花钱买了很多有关毛泽东的东西。虽然我不是搜集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但是我几乎把见到的所有有关毛泽东和有关政治的东西都收集到了。我还找到了一本生活于二十年代的一位年轻中国女性所写的书：她想作一个医生，但是她的家人却觉得中国女子不适宜做这样的事情。她描写了她在乡村的大宅门里度过的童年，她个人的情感，小小的庭院，仆人们的情况，水井，日常的生活状态……这一切都丰富了我的想象。这本书对于我的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出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之手。我从中获得了一种亲切的感觉，对于那中国房子，那不同庭院的重要性，那黑色的门……总之，仅作为一个游客，你是永远无法想象这一切的。
　　黄：在所有我读过的您的小说中：《祖先游戏》、《被画者》和《忠诚的条件》，我发现它们各有特点，例如：《祖先游戏》时空倒错，画面复杂，内涵丰富；《被画者》表现手法空灵简约，着力于激发读者的想象；而《忠诚的条件》却是写实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技法呢？他们之间又有哪些区别？
　　密勒：在创作每一部小说的时候，我所经历的过程是不同的，每一部的素材也各有不同。对于我来说，创作的过程可不轻松。你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譬如你要建一所房子，你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收集很多材料，需要有合适的墙壁，适当的地基，还有很多各种各样所需的东西。在一开始创作《被画者》的时候，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到美国去旅行，参加会议，非常劳累，所以在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又到悉尼的一路上，我都在睡觉。机舱里很温暖。当我醒来的时候，一个想法突然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我在书里犯了一个错误。 在画家给他姐姐画像的过程中，不停地和他自己说话的，正是画家本人。整个故事仍然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写作，关于绘画，关于画家，关于其他人，但是这是一位女士记忆中的暗示。这些想法就像是一种咒语，当我有了时间写下来时，我用了五周就将它完成了。
　　黄：这些重要的想法您是如何得到的呢？
　　密勒：我也不知道。我一觉醒来，就意识到应该选取怎样的角度了。你知道，当你对你的工作非常投入的时候，有时你对你所做的事情是无意识的，因为你已经做得太多了，你进入了一种空想状态。你的工作依然做得很好，但是你的思绪已经能够留出余地进行想象了。这也就是那位画家所做的——他在作画，与此同时，他又充满想象。你读这本书，会感觉到在书里面我从没有让他说过这些，但是却存在着一种声音，一种来自作品的声音。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声音，这就是独到的视角和内容的寓意。我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创作，我先后五易其稿，因为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式去创作它。我花了五年时间，可是感觉仍然不对。于是我就想到要把我所写的全部推翻。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主人公脑海里存在着什么，她想的是什么，她感觉到的是什么——我找到了解决方案。实际上，在这之后，我和朋友们继续旅行，当我回到墨尔本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笔记，一些很重要的笔记。我想，我需要对这些笔记做进一步的阐释，于是我就开始写些草稿来解释这些笔记。一个礼拜之后，我意识到，我就是在写这部书，这些不是什么草稿，它们就是我想要的作品。
　　黄：看起来《忠诚的条件》采用的是一种写实手法，内中大量使用了细节，如对于旅程、巴黎的生活的描述等等。小说里有关爱米莉生产前那一段暴风雨的描写，是我读过的最强有力的文字。《忠诚的条件》与您以往的作品《祖先游戏》和《被画者》大不一样。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变化呢？您刚才提到了有关素材的问题，那么，是由于这个原因吗？您是在探索一些与前几部作品不同的新东西吗？
　　密勒： 确实是这样的。《忠诚的条件》的美国出版商曾对我说：“让我们给小说一个结局吧。你是作者，你有权力这样做。”而我却说：“我没有想象的能量了。想象不存在于我的头脑里。”在命运的安排下，我开始针对自己的问题写作。你知道，我来到中国，少了很多顾忌，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创作一本书是很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艰辛和挣扎——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被生活所困扰？为什么要做这做那？为什么不流于形式就是好的？我们如何能够生活在暗含的寓意想象中?”一个人可能会很有动力地想成为一位教授或是达官显贵，可是做一个小说家确实是苦差事。我经常都处在思想的挣扎中，考虑着我的小说创作，我所需要表达的观点等等——我真是讨厌这样。这是一个愚蠢的难题，可是它确实存在。
　　黄：除了您几个月前刚刚出版的新作之外，您还在写作什么新的小说吗？
　　密勒：是的，我已经写了一个草稿。
　　黄：能稍微谈一谈吗？
　　密勒：它以当代为时代背景，一位女士做清洁工作，一个男人是安装工人。在一次展览会上，他们有机会一起工作，从而发展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可是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男人……于是你不得不成为你想象中的另一个人，你变成了另一个人，你寻求变成另一个人。
　　黄：您什么时候能完成并出版这本书呢？
　　密勒：我现在就要回到墨尔本去了，也许它可以在明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