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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还原真实孙中山
孙中山在早期，有过大量的亲日言论以及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多次向日本人承诺：帮助我革命，事成之后，我把满洲（东北三省）委托给你们日本治理。
于是，有不少历史爱好者，说孙中山是个亲日派、汉奸、卖国贼……
但其实在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之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已经逐渐由“亲近”走向了反感、防范，甚至是对抗。
那么，怎么证明孙中山在他人生的后期走向了反日呢？我们都知道，亲日也好，反日也罢，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是很难做到准确证明的，唯一有迹可寻的，就是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的涉日言论。我们没有办法窥探孙中山的内心，但是孙中山的言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心理活动。
不妨通过史料，看看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发表过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第一条“涉日”言论，是刊登在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的一篇访谈文字，名为《孙中山先生答<朝29
日新闻>记者书》。在这篇访谈中，孙中山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了自己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反感，以及对日本收敛其国策的期望。
在该篇访谈报道中，日本记者问孙中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恨日本？有没有办法调和两国人民的感情？”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一篇很长的回答，大意是：日本军阀逞帝国主义的野心，向中国发展侵略政策，两国的国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例如，日本在（1914年）攻克青岛的时候，曾经对外宣称，会将青岛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竟然食言，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无异是出卖中国人的举动。中国人能不恨日本吗？日本的政府和军阀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同时又幻想中国人民不和他对抗，反而和他亲善，那岂非是白日做梦？！希望日本能悬崖勒马，对中国从根本上取消扩张政策，东亚才能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已经是充满了微词，他对日本已经不如辛亥革命之前那样亲近，而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对抗的情绪。
《新韩青年》1920年3月1日创刊号，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前大总统孙逸仙氏对日本谈》的文章，其内容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1日接受东京《大正日日新闻》记者的访谈。
在这篇访谈中，《大正日日新闻》一名姓“大江”的日本记者对孙中山说：“希望先生您不要将我看作日本人，请您将我看作亚洲人”。
不料，孙中山很不礼貌地回了他一句：“你们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亚洲人”。
大江记者大吃一惊，问孙中山为何这样说。
对此，孙中山也给予了很长的回答，其大意是：你们日本人是亚洲的侵略者，你们自称为亚洲人，那么请你们将东三省的殖民权利（指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还给中国，另外，也请你们将朝鲜半岛还给朝鲜人民！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与辛亥革命前后大不相同，孙中山已经不再谈什么“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是恰恰相反，要求日本人从满洲（大连、旅顺、南满铁路）滚出去。
此时的孙中山，其对日本的态度，已经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这还不算，《民国日报》于1929年7月9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孙中山致日本陆相书》的文章，是孙中山于1920年6月29日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孙中山谴责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并规劝日本改正。
由于其行文较为简短、浅显，其中关键部分的文字如下：
……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始则极力援助袁世凯，酿成民国四、五年间之乱事。帝制问题既发生，中国人民排袁势力勃然爆发，日本舆论亦反对袁氏。日本当局知袁氏绝不能再维持国民信用，欲与中国排袁之势力相结纳，以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因利用一守旧顽固且甚于袁氏之官僚如岑春鬃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则又假宗社党人金钱武器，贻后日无穷之祸。此中经过，先生为主要当事者之一人，当尚能记忆也……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孙中山确实已经对日本的国策不以为然，并公开反对了。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1920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待了一个“美国议员团”，并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被命名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孙中山先生在美国议员团欢迎席上演说》，被刊登在1920年8月7日、8日的《民国日报》上。
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大声疾呼：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反对日本的扩张国策，其原文摘录如下：
……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如果这二十一条款能够废除，就再没有混乱了……
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
不论现在有什么商量在这里进行，我们对于留存二十一条款的提件万不承认。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链，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中国的大混乱是二十一条款做成的，如果废除了它，就中国统一马上可以实现……
再将时间的坐标往后推移四年———1924年。
1924年12月1日，在日本门司，孙中山接待了来访的日本记者，这篇访谈，在史料里被称之为《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
访谈的内容很长，其中最为“反日”的部分，是孙中山公开呼吁、要求日本废除“二十一条”的言论。这一部分的原文如下：
（日本记者）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哪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答：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日本记者）问：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
从这一篇访谈中，也可以读出来，孙中山要求废除中、日两国之间一切的“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是亲日分子”说法被推翻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北伐的过程中，出于对日本殖民主义国策的警惕，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正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蒋介石说他自己是“总理信徒”，至少从北伐时期他的表现看，这话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晚年的救国思想，要以铁腕手段与列强对抗，也就是所谓的“革命外交”。
历史的悲剧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北伐以及定都南京之后，高喊收回大连、旅顺、南满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巧碰上了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军阀受到经济上和国防上的双重刺激。
那时，日本一方面不甘心失去既得殖民利益，另一方面出于对苏联南下的国防恐慌，日本军阀悍然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由此引发了延绵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是从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间的反日言论中，可以看得出，假如孙中山没有那么早去世，日后在抗日战场上率领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也许就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孙委员长”了。
所以，“孙中山是亲日分子”的说法，并不准确，以上他的言论才表明了他对日的态度。
孙中山在早期，有过大量的亲日言论以及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多次向日本人承诺：帮助我革命，事成之后，我把满洲（东北三省）委托给你们日本治理。
于是，有不少历史爱好者，说孙中山是个亲日派、汉奸、卖国贼……
但其实在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之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已经逐渐由“亲近”走向了反感、防范，甚至是对抗。
那么，怎么证明孙中山在他人生的后期走向了反日呢？我们都知道，亲日也好，反日也罢，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是很难做到准确证明的，唯一有迹可寻的，就是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的涉日言论。我们没有办法窥探孙中山的内心，但是孙中山的言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心理活动。
不妨通过史料，看看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发表过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第一条“涉日”言论，是刊登在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的一篇访谈文字，名为《孙中山先生答<朝29
日新闻>记者书》。在这篇访谈中，孙中山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了自己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反感，以及对日本收敛其国策的期望。
在该篇访谈报道中，日本记者问孙中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恨日本？有没有办法调和两国人民的感情？”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一篇很长的回答，大意是：日本军阀逞帝国主义的野心，向中国发展侵略政策，两国的国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例如，日本在（1914年）攻克青岛的时候，曾经对外宣称，会将青岛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竟然食言，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无异是出卖中国人的举动。中国人能不恨日本吗？日本的政府和军阀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同时又幻想中国人民不和他对抗，反而和他亲善，那岂非是白日做梦？！希望日本能悬崖勒马，对中国从根本上取消扩张政策，东亚才能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已经是充满了微词，他对日本已经不如辛亥革命之前那样亲近，而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对抗的情绪。
《新韩青年》1920年3月1日创刊号，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前大总统孙逸仙氏对日本谈》的文章，其内容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1日接受东京《大正日日新闻》记者的访谈。
在这篇访谈中，《大正日日新闻》一名姓“大江”的日本记者对孙中山说：“希望先生您不要将我看作日本人，请您将我看作亚洲人”。
不料，孙中山很不礼貌地回了他一句：“你们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亚洲人”。
大江记者大吃一惊，问孙中山为何这样说。
对此，孙中山也给予了很长的回答，其大意是：你们日本人是亚洲的侵略者，你们自称为亚洲人，那么请你们将东三省的殖民权利（指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还给中国，另外，也请你们将朝鲜半岛还给朝鲜人民！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与辛亥革命前后大不相同，孙中山已经不再谈什么“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是恰恰相反，要求日本人从满洲（大连、旅顺、南满铁路）滚出去。
此时的孙中山，其对日本的态度，已经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这还不算，《民国日报》于1929年7月9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孙中山致日本陆相书》的文章，是孙中山于1920年6月29日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孙中山谴责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并规劝日本改正。
由于其行文较为简短、浅显，其中关键部分的文字如下：
……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始则极力援助袁世凯，酿成民国四、五年间之乱事。帝制问题既发生，中国人民排袁势力勃然爆发，日本舆论亦反对袁氏。日本当局知袁氏绝不能再维持国民信用，欲与中国排袁之势力相结纳，以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因利用一守旧顽固且甚于袁氏之官僚如岑春鬃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则又假宗社党人金钱武器，贻后日无穷之祸。此中经过，先生为主要当事者之一人，当尚能记忆也……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孙中山确实已经对日本的国策不以为然，并公开反对了。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1920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待了一个“美国议员团”，并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被命名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孙中山先生在美国议员团欢迎席上演说》，被刊登在1920年8月7日、8日的《民国日报》上。
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大声疾呼：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反对日本的扩张国策，其原文摘录如下：
……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如果这二十一条款能够废除，就再没有混乱了……
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
不论现在有什么商量在这里进行，我们对于留存二十一条款的提件万不承认。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链，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中国的大混乱是二十一条款做成的，如果废除了它，就中国统一马上可以实现……
再将时间的坐标往后推移四年———1924年。
1924年12月1日，在日本门司，孙中山接待了来访的日本记者，这篇访谈，在史料里被称之为《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
访谈的内容很长，其中最为“反日”的部分，是孙中山公开呼吁、要求日本废除“二十一条”的言论。这一部分的原文如下：
（日本记者）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哪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答：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日本记者）问：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
从这一篇访谈中，也可以读出来，孙中山要求废除中、日两国之间一切的“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是亲日分子”说法被推翻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北伐的过程中，出于对日本殖民主义国策的警惕，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正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蒋介石说他自己是“总理信徒”，至少从北伐时期他的表现看，这话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晚年的救国思想，要以铁腕手段与列强对抗，也就是所谓的“革命外交”。
历史的悲剧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北伐以及定都南京之后，高喊收回大连、旅顺、南满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巧碰上了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军阀受到经济上和国防上的双重刺激。
那时，日本一方面不甘心失去既得殖民利益，另一方面出于对苏联南下的国防恐慌，日本军阀悍然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由此引发了延绵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是从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间的反日言论中，可以看得出，假如孙中山没有那么早去世，日后在抗日战场上率领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也许就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孙委员长”了。
所以，“孙中山是亲日分子”的说法，并不准确，以上他的言论才表明了他对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