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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烟花燃放又成热议话题。在微博上,有网友发起呼吁,希望北京五环内禁售烟花爆竹,并在网上发起相关投票,近万人参与投票,59%的网友赞成城区禁售禁放。
曾经,城市禁放烟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来,“禁改限”在掌声中成为潮流。之后,因为屡出安全问题,特别是那场央视大火,禁止烟花燃放的声音又起;2011年,随着PM2.5的流行,燃放烟花大概又引燃了环保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从基于管理方便的“放改禁”,到民意催生的“禁改限”,在眼下环保与民俗的博弈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争论的起点。
遥想当年,在城市普遍禁止春节燃放烟花的时候,“禁改限彰显了政府善治理念”,“禁改限是保护民族狂歡的新方式”等等,是常见的文章标题;如今,当我们已经适应春节期间的鞭炮声,很多人却又在要求政府收回民众燃放烟花的权利,什么民俗文化,什么过年气氛,什么民族狂欢,什么政府善治,好像又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缺乏固定立场的左右摇摆,实在让人有些接受不了。要知道,当年禁售禁放时,赞成“禁改限”可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为什么我们刚从政府部门那里要回一点权利,就又要催着赶着让政府部门重新收了回去呢?过年燃放烟花难道不是基本的民权吗?凭什么要由政府部门来强权禁止?
少放烟花甚至不放烟花,当然可以成为一种环保意识下的自觉行动;但是,这样的行动不应该超越界限,试图借助政府强权来剥夺他人燃放的权利。真正有力量的环保行动,是通过漫长而有力的感化与说服来推广自身的理念,而不是单纯地诉诸于强力。权力的交给权力,社会的交给社会。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不应该再由政府权力来裁夺,而只能由社会内部自主达成某种平衡或者妥协。
少放烟花是自觉,禁放烟花是侵权,这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常识。
曾经,城市禁放烟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来,“禁改限”在掌声中成为潮流。之后,因为屡出安全问题,特别是那场央视大火,禁止烟花燃放的声音又起;2011年,随着PM2.5的流行,燃放烟花大概又引燃了环保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从基于管理方便的“放改禁”,到民意催生的“禁改限”,在眼下环保与民俗的博弈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争论的起点。
遥想当年,在城市普遍禁止春节燃放烟花的时候,“禁改限彰显了政府善治理念”,“禁改限是保护民族狂歡的新方式”等等,是常见的文章标题;如今,当我们已经适应春节期间的鞭炮声,很多人却又在要求政府收回民众燃放烟花的权利,什么民俗文化,什么过年气氛,什么民族狂欢,什么政府善治,好像又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缺乏固定立场的左右摇摆,实在让人有些接受不了。要知道,当年禁售禁放时,赞成“禁改限”可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为什么我们刚从政府部门那里要回一点权利,就又要催着赶着让政府部门重新收了回去呢?过年燃放烟花难道不是基本的民权吗?凭什么要由政府部门来强权禁止?
少放烟花甚至不放烟花,当然可以成为一种环保意识下的自觉行动;但是,这样的行动不应该超越界限,试图借助政府强权来剥夺他人燃放的权利。真正有力量的环保行动,是通过漫长而有力的感化与说服来推广自身的理念,而不是单纯地诉诸于强力。权力的交给权力,社会的交给社会。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不应该再由政府权力来裁夺,而只能由社会内部自主达成某种平衡或者妥协。
少放烟花是自觉,禁放烟花是侵权,这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