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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革”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的“知青三部曲”深入刻画了一代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
“三十五年前，当我创作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的时候，有出版社的编辑劝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怎么写小说啊？上面还在提倡要到农村去，客观上一批知识青年都在回城，你写出来，出版社怎么会出，出版社的编辑也无法把握。’我也为此困惑了很久，但是我后来想，我要写的都是我生活当中体验过的插队落户的生活，只要准确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捕捉时代的新意，是会有读者的，所以，我还是把《蹉跎岁月》写了出来。事实证明，《蹉跎岁月》发表、出版，尤其是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2014年10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的一番发言，引发习近平对自己知青岁月的回忆：“我和叶辛同志都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辈，你是在南方的贵州，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从延安坐卡车到县城延川，延川坐卡车到公社，这一路过去，那可比现在这PM2.5难受多了，我有一天开玩笑我说那叫PM250。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
作为是“文革”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叶辛创作的“知青三部曲”《蹉跎岁月》、《孽债》和《客过亭》深入刻画了一代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而2014年5月，叶辛长篇小说新著《问世间情》出版，在这部新作中，他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当下“新上海人”中的底层劳动者。这意味着叶辛今后的创作将更关注现实生活和底层人群，因为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文学创作经历，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跋涉的。
从“知识青年”到文学青年
2010年10月下旬，叶辛在杭州高级中学举行的“西湖杯”全国青少年文学征文活动颁奖大会后，作为颁奖嘉宾的他为获奖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如何写作文”的课，他曾谈到最初读书与创作的情况：“我插队的时候，常把一本书对着阳光看，同一知青点的知青问我干什么，我说想读出书的奥秘来。看了7遍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我才读懂了作品的长篇结构，我说要写小说。有知青就讥笑我，说你一个中学毕业生怎么写？我说《红与黑》第一章写小城，坐落在法兰西中部的山上;我第一章就写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子坐落在山沟里，村里有56户人家，我们都很熟。《红与黑》第二章写市长，50多岁，个子高高，他的政治态度等等;我就写村长，每天劳动时他脖子上挂个哨子，吹一声催大家出工，也有很多故事可写。《红与黑》第三章写市长的家，他的老婆，很年轻，雍容华贵，生了3个孩子;我也写村长的家，村长也有老婆，还生了5个孩子呢……就这样，知青们服气了，承认我把《红与黑》读透了……”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叶辛最初就用“照样儿画葫芦”的办法，完成自己的文学创作。
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叶辛也仿佛翻开自己“知青”岁月的难忘篇章。叶辛与新中国同龄，1949年10月，他出生在上海文化广场附近一户普通市民家庭，原名叶承熹。7岁上小学后，他开始接触到简短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又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就觉得写作也蛮有意义的，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漂流或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上高中后，叶辛就有了考大学中文系的打算，还梦想能成为一个作家。
不过，叶辛的“作家梦”很快就被“文革”惊醒了。1969年3月31日，高中刚毕业的叶辛便作为两万多名赴黔上海知青中的一员，从黄浦江边前往云贵高原，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插队落户。
走进山乡砂锅寨，生活条件比叶辛想象的要差远了：知青点的茅屋又小又矮，屋顶的茅草常被风刮走，下雨天时外面下大雨，室内下小雨;茅屋里面放着4张简陋的靠背床，挂上蚊帐，就找不到放桌子的地方了，非常拥挤;吃的十分艰苦，连饭也吃不饱，吃肉的机会自然极少，有时没菜就用酱油拌饭。
在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之余，叶辛也曾思念上海的家和父母，甚至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但砂锅寨距上海有5000多里路，除了给家里寄8分钱一封的信外，要回一趟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这种艰辛和寂寞的处境下，叶辛并没有消沉，他托物言志寄情，改用艺术的眼光去观看身边的一切，那形似砂锅的砂锅寨，一下成了他眼中一道独特的山乡风景;砂锅寨里的人，也成了他眼中的艺术形象，变得格外亲切;特别是上海知青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让他为之触动，在不断的生活积累中，他终于开始了“作家梦”的圆梦之旅。
人生的道路有时候往往是一个陡坡接着一个陡坡，让你不断用力去攀爬。转眼间到了1971年秋天，叶辛又被派到了湘黔铁路工地上去当民工，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比在砂锅寨还要差很多，据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介绍：“成千上万的筑路民工涌进深山老沟，周围只有零零星星的村寨，在工地上最初是‘天当铺盖地当床’，男同志每人发1根棍子和1张芦席过夜……不要说缺乏副食、蔬菜，连喝水都成了问题，我们每天清晨和夜晚的洗脸水都是从泡冬田里挑来的混汤汤，沉淀半天都不变清……”不过，他并没有虚度光阴，在下班后，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的老汉和娃崽鱼为啥养在稻田里，坡上的树都叫些什么名儿，林子里有些什么鸟儿;婚丧嫁娶时为啥非按一定的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哪些民歌，上山对歌时男女青年之间唱的是啥内容;解放前的山岭河谷是这个样子吗？有没有土匪？商人们带些什么进这一带山岭里来……问完了，他回到工棚里，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不等人家起床，他又爬上山头，去看米色的稠雾如何从山谷里袅袅升起，去听雀儿怎样开始清晨的啼叫，去望苗家姑娘们蹒蹒跚跚地挑着担上坡，去苗家寨的老乡家，听他们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说古道今……这一段外人难以切身体验的艰苦岁月，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和积累。 1973年初，当叶辛把自己花了几年时间辛辛苦苦写成的一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稿寄往一家出版社后，考验接踵而至。同年5月，他的小说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只不过换了个出版社的信封和多了张出版社的退稿信。尽管退稿也是难免的事情，可那是他在低矮的茅屋里、嘈杂的工棚里、昏暗的煤油灯下、硬梆梆的床板上，绞尽脑汁一笔一笔写成的，仅稿纸就有几斤重，且多数稿纸还是留在上海的同学给他“赞助”的。对他的“失败”，与他一起下放到贵州的女朋友王淑君给予了热情的安慰和鼓励。
“是继续做文学青年，还是就此撒手重新做一个普通知青？”在人生和文学道路上徘徊之际，叶辛想起了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话：“要爱惜自己的青春！世界上没有再比青春更美好的了，没有再比青春更珍贵的了！青年就像黄金，你想做成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叶辛曾为这段话作了注脚：“青年之所以幸福，就因为他有前途。”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他所爱的恋人王淑君，他毅然选择了前者，决心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跋涉，就是再高的山、再深的水，他也要跨过去。
“那时劳动很艰苦，我坚持挤一切空余时间练笔。清晨，我把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夜里伙伴们睡了，知青点没桌子我就以床铺当桌子，没有电灯我就用墨水瓶改成的煤油灯照着写，时间一长煤油灯摇曳的火焰把我的蚊帐也熏得漆黑……贵州山乡到了农闲时节，出工很晚，我就起大早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围墙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但非常安静……”在艰苦磨砺的岁月中，叶辛挤出一切时间在写。后来，他在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为主人公柯碧舟写过一句座右铭：“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与其说这是柯碧舟的座右铭，不如说是叶辛借柯碧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感悟。
“知青三部曲”反思“蹉跎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叶辛的文学创作首先迎来了春天。经过了多年的辛勤耕耘，1977年2月，叶辛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描写1950年，解放军进军苗岭，消灭国民党残匪。苗族孩子隆开不畏艰险，勇敢机智的掩护解放军伤员，并送出了重要的作战情报，迎来解放军大部队，解放了苗岭。该书第一版印了20万册。第二版加印了17万册。出版不久，又很快被译成朝鲜文，改编成了连环画，并由叶辛与著名导演谢飞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拍摄成电影在全国公映。
1979年秋天，叶辛在贵州山区猫跳河畔的一个偏僻的峡谷里写完长篇小说《风凛冽》，这部情节紧凑，笔触细腻深邃的小说，是作者同类题材作品中颇有特色的一部。1982年2月，叶辛另一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出版。这是一部通过对知识青年生活和爱情的描写，竭力鞭挞血统论的小说，活画出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
叶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也让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1983年4月，在有681名代表参加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以666票当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这一年，他被调入贵州省文联当专业作家，此后担任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山花》杂志的主编。1988年，他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为了照顾年迈八旬且双目失明的老母，叶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第二故乡贵州，回到了离别已久的第一故乡上海，出任《海上文坛》杂志主编。
在上海，叶辛又投入另一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1992年12月，长篇小说《孽债》出版，这部小说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知青生活的另一面：他们曾在飞红流翠，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度过“无悔的青春”，尔后又在大返城潮流的冲击下纷纷返回高楼林立、繁华热闹的东方大都会上海。地域的反差，时代的变化，使他们走上了迥异的人生旅途，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他们遗留在西双版纳的儿女却念念不忘自己的亲生父母，结伴到城市来寻亲，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情与理、情与法的难分难解、无可奈何、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叶辛解读说：“在《孽债》中，一个男知青讨两个老婆，一个女知青嫁两个丈夫，这在知青生活当中并没有典型性，大多数知青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后面折射出来的是一代人的苦恼，所以我后来还是坚持把它写了出来，客观上社会效果很好。我也犹豫了很久不敢下笔，但是我回想起知识青年的苦恼眼神，我想这是生活恩赐给我的，我应该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因为这样的故事带着时代的烙印，它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情感经历，会给读者耐人寻味的思考。”
1993年2月，叶辛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委。1995年3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印行6万套，随后引起热潮。1995年，叶辛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员赴美国访问。1996年他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出席了国际笔会的亚洲、太平洋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题目为《都市与乡村——两种目光观照世界》的论文。1996年冬天，在第五次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叶辛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今，叶辛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30多年来，叶辛一直以勤奋的创作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自199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后笔耕不辍，共出版50多本作品集。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近年还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3卷本、《当代名家精品》6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7卷本。他的作品几十次在国内外获奖。
《问世间情》再写底层疾苦
2014年5月8日，叶辛又创作出版了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上海和上海人，不仅从自己熟悉的“知青”话题上转移开了，且也不同于此前一些作家笔下描写的以亭子间、石库门为代表的老上海及老上海人的生活，而是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当下“新上海人”中的底层劳动者（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在上海打工的贵州老乡），通过探讨农民工进城后组合“临时夫妻”这一特殊现象，关注农民工进城后的情感生活，深入探讨了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浪潮中不可避免的情感变迁和生活矛盾。 这部描写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象的小说，出版短短几个月就加印好几次。叶辛介绍到，自己最早听到“临时夫妻”这个现象是1998年去广西南宁采风。所谓临时夫妻，就是一起打工的一对男女下班后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都有或是留在家乡务农或是在别的地方打工的配偶及子女。之后在与社科院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交流时，叶辛也多次听到这个话题。“这个题材很容易进小说的，十几年来我为什么不写？因为这是改革大潮中的支流，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去写这样一个支流，怎么去写？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有打工族的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关注打工族中的“临时夫妻”现象。中国妇联回应这个代表的发言说，根据统计，在2亿多打工族中，这样的临时夫妻可能不少于10万对。
“临时夫妻”虽然并非常态，但家庭是我们社会的细胞，这细胞不稳定，会影响到整个肌体的稳定。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打工群体常常只是被看作一个经济因素，而不考虑他们也是具体的人。除了吃的、住的比农村更好以外，他们也有家庭的要求、爱的要求、心灵的要求。我是逐渐想明白这个问题的。”
深切的触动，令叶辛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而投入《问世间情》的写作。“但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原先那部小说突然写不下去了，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把原来的小说停了，准备动笔写这一部。”
当叶辛确定要写“临时夫妻”这个题材的小说时，他先做的是深入生活走访体验。他在城乡结合部住了差不多一年。“小说写到的茶馆，我去坐过;写到的工厂里9块钱的盒饭，我吃过好多次;写到的老镇古街，也是我常去的。厂房里也到过，了解生产环节，一道道向工人请教工序。”有当地的朋友看了小说笑叶辛，你瞎写嘛，现在上海怎么可能还有2块钱一壶茶的茶楼。叶辛告诉朋友地方，让他自己去看，绝对真实，“就连小说里写到的茶楼黑板上的说书预告，都是我从茶馆里抄来的。我如果没有去过，绝对不敢这样写的。这些细节都来自生活的真实，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小说《问世间情》出版后，叶辛到当时生活的工厂里参加了工人们的书友会，有三个年轻工人发言。“他们说，虽然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小说把我们对感情和生活的需要写出来了。”
30多年来，叶辛以勤奋的创作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至今亦然。回顾自己的写作人生，叶辛不无感慨地讲道：“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他们的时代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每一个有追求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书写新的篇章。李白、杜甫不可能写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写清朝明朝，他们只可能写他们在唐朝的生活。而我，也只能写我真切地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不断地感受生活、不断地在生活中捕捉新意，可以说这是我创作的一个信念。”
责任编辑 李娜
“三十五年前，当我创作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的时候，有出版社的编辑劝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怎么写小说啊？上面还在提倡要到农村去，客观上一批知识青年都在回城，你写出来，出版社怎么会出，出版社的编辑也无法把握。’我也为此困惑了很久，但是我后来想，我要写的都是我生活当中体验过的插队落户的生活，只要准确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捕捉时代的新意，是会有读者的，所以，我还是把《蹉跎岁月》写了出来。事实证明，《蹉跎岁月》发表、出版，尤其是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2014年10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的一番发言，引发习近平对自己知青岁月的回忆：“我和叶辛同志都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辈，你是在南方的贵州，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从延安坐卡车到县城延川，延川坐卡车到公社，这一路过去，那可比现在这PM2.5难受多了，我有一天开玩笑我说那叫PM250。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
作为是“文革”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叶辛创作的“知青三部曲”《蹉跎岁月》、《孽债》和《客过亭》深入刻画了一代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而2014年5月，叶辛长篇小说新著《问世间情》出版，在这部新作中，他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当下“新上海人”中的底层劳动者。这意味着叶辛今后的创作将更关注现实生活和底层人群，因为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文学创作经历，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跋涉的。
从“知识青年”到文学青年
2010年10月下旬，叶辛在杭州高级中学举行的“西湖杯”全国青少年文学征文活动颁奖大会后，作为颁奖嘉宾的他为获奖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如何写作文”的课，他曾谈到最初读书与创作的情况：“我插队的时候，常把一本书对着阳光看，同一知青点的知青问我干什么，我说想读出书的奥秘来。看了7遍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我才读懂了作品的长篇结构，我说要写小说。有知青就讥笑我，说你一个中学毕业生怎么写？我说《红与黑》第一章写小城，坐落在法兰西中部的山上;我第一章就写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子坐落在山沟里，村里有56户人家，我们都很熟。《红与黑》第二章写市长，50多岁，个子高高，他的政治态度等等;我就写村长，每天劳动时他脖子上挂个哨子，吹一声催大家出工，也有很多故事可写。《红与黑》第三章写市长的家，他的老婆，很年轻，雍容华贵，生了3个孩子;我也写村长的家，村长也有老婆，还生了5个孩子呢……就这样，知青们服气了，承认我把《红与黑》读透了……”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叶辛最初就用“照样儿画葫芦”的办法，完成自己的文学创作。
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叶辛也仿佛翻开自己“知青”岁月的难忘篇章。叶辛与新中国同龄，1949年10月，他出生在上海文化广场附近一户普通市民家庭，原名叶承熹。7岁上小学后，他开始接触到简短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又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就觉得写作也蛮有意义的，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漂流或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上高中后，叶辛就有了考大学中文系的打算，还梦想能成为一个作家。
不过，叶辛的“作家梦”很快就被“文革”惊醒了。1969年3月31日，高中刚毕业的叶辛便作为两万多名赴黔上海知青中的一员，从黄浦江边前往云贵高原，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插队落户。
走进山乡砂锅寨，生活条件比叶辛想象的要差远了：知青点的茅屋又小又矮，屋顶的茅草常被风刮走，下雨天时外面下大雨，室内下小雨;茅屋里面放着4张简陋的靠背床，挂上蚊帐，就找不到放桌子的地方了，非常拥挤;吃的十分艰苦，连饭也吃不饱，吃肉的机会自然极少，有时没菜就用酱油拌饭。
在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之余，叶辛也曾思念上海的家和父母，甚至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但砂锅寨距上海有5000多里路，除了给家里寄8分钱一封的信外，要回一趟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这种艰辛和寂寞的处境下，叶辛并没有消沉，他托物言志寄情，改用艺术的眼光去观看身边的一切，那形似砂锅的砂锅寨，一下成了他眼中一道独特的山乡风景;砂锅寨里的人，也成了他眼中的艺术形象，变得格外亲切;特别是上海知青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让他为之触动，在不断的生活积累中，他终于开始了“作家梦”的圆梦之旅。
人生的道路有时候往往是一个陡坡接着一个陡坡，让你不断用力去攀爬。转眼间到了1971年秋天，叶辛又被派到了湘黔铁路工地上去当民工，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比在砂锅寨还要差很多，据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介绍：“成千上万的筑路民工涌进深山老沟，周围只有零零星星的村寨，在工地上最初是‘天当铺盖地当床’，男同志每人发1根棍子和1张芦席过夜……不要说缺乏副食、蔬菜，连喝水都成了问题，我们每天清晨和夜晚的洗脸水都是从泡冬田里挑来的混汤汤，沉淀半天都不变清……”不过，他并没有虚度光阴，在下班后，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的老汉和娃崽鱼为啥养在稻田里，坡上的树都叫些什么名儿，林子里有些什么鸟儿;婚丧嫁娶时为啥非按一定的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哪些民歌，上山对歌时男女青年之间唱的是啥内容;解放前的山岭河谷是这个样子吗？有没有土匪？商人们带些什么进这一带山岭里来……问完了，他回到工棚里，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不等人家起床，他又爬上山头，去看米色的稠雾如何从山谷里袅袅升起，去听雀儿怎样开始清晨的啼叫，去望苗家姑娘们蹒蹒跚跚地挑着担上坡，去苗家寨的老乡家，听他们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说古道今……这一段外人难以切身体验的艰苦岁月，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和积累。 1973年初，当叶辛把自己花了几年时间辛辛苦苦写成的一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稿寄往一家出版社后，考验接踵而至。同年5月，他的小说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只不过换了个出版社的信封和多了张出版社的退稿信。尽管退稿也是难免的事情，可那是他在低矮的茅屋里、嘈杂的工棚里、昏暗的煤油灯下、硬梆梆的床板上，绞尽脑汁一笔一笔写成的，仅稿纸就有几斤重，且多数稿纸还是留在上海的同学给他“赞助”的。对他的“失败”，与他一起下放到贵州的女朋友王淑君给予了热情的安慰和鼓励。
“是继续做文学青年，还是就此撒手重新做一个普通知青？”在人生和文学道路上徘徊之际，叶辛想起了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话：“要爱惜自己的青春！世界上没有再比青春更美好的了，没有再比青春更珍贵的了！青年就像黄金，你想做成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叶辛曾为这段话作了注脚：“青年之所以幸福，就因为他有前途。”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他所爱的恋人王淑君，他毅然选择了前者，决心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跋涉，就是再高的山、再深的水，他也要跨过去。
“那时劳动很艰苦，我坚持挤一切空余时间练笔。清晨，我把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夜里伙伴们睡了，知青点没桌子我就以床铺当桌子，没有电灯我就用墨水瓶改成的煤油灯照着写，时间一长煤油灯摇曳的火焰把我的蚊帐也熏得漆黑……贵州山乡到了农闲时节，出工很晚，我就起大早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围墙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但非常安静……”在艰苦磨砺的岁月中，叶辛挤出一切时间在写。后来，他在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为主人公柯碧舟写过一句座右铭：“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与其说这是柯碧舟的座右铭，不如说是叶辛借柯碧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感悟。
“知青三部曲”反思“蹉跎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叶辛的文学创作首先迎来了春天。经过了多年的辛勤耕耘，1977年2月，叶辛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描写1950年，解放军进军苗岭，消灭国民党残匪。苗族孩子隆开不畏艰险，勇敢机智的掩护解放军伤员，并送出了重要的作战情报，迎来解放军大部队，解放了苗岭。该书第一版印了20万册。第二版加印了17万册。出版不久，又很快被译成朝鲜文，改编成了连环画，并由叶辛与著名导演谢飞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拍摄成电影在全国公映。
1979年秋天，叶辛在贵州山区猫跳河畔的一个偏僻的峡谷里写完长篇小说《风凛冽》，这部情节紧凑，笔触细腻深邃的小说，是作者同类题材作品中颇有特色的一部。1982年2月，叶辛另一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出版。这是一部通过对知识青年生活和爱情的描写，竭力鞭挞血统论的小说，活画出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
叶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也让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1983年4月，在有681名代表参加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以666票当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这一年，他被调入贵州省文联当专业作家，此后担任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山花》杂志的主编。1988年，他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为了照顾年迈八旬且双目失明的老母，叶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第二故乡贵州，回到了离别已久的第一故乡上海，出任《海上文坛》杂志主编。
在上海，叶辛又投入另一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1992年12月，长篇小说《孽债》出版，这部小说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知青生活的另一面：他们曾在飞红流翠，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度过“无悔的青春”，尔后又在大返城潮流的冲击下纷纷返回高楼林立、繁华热闹的东方大都会上海。地域的反差，时代的变化，使他们走上了迥异的人生旅途，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他们遗留在西双版纳的儿女却念念不忘自己的亲生父母，结伴到城市来寻亲，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情与理、情与法的难分难解、无可奈何、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叶辛解读说：“在《孽债》中，一个男知青讨两个老婆，一个女知青嫁两个丈夫，这在知青生活当中并没有典型性，大多数知青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后面折射出来的是一代人的苦恼，所以我后来还是坚持把它写了出来，客观上社会效果很好。我也犹豫了很久不敢下笔，但是我回想起知识青年的苦恼眼神，我想这是生活恩赐给我的，我应该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因为这样的故事带着时代的烙印，它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情感经历，会给读者耐人寻味的思考。”
1993年2月，叶辛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委。1995年3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印行6万套，随后引起热潮。1995年，叶辛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员赴美国访问。1996年他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出席了国际笔会的亚洲、太平洋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题目为《都市与乡村——两种目光观照世界》的论文。1996年冬天，在第五次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叶辛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今，叶辛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30多年来，叶辛一直以勤奋的创作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自199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后笔耕不辍，共出版50多本作品集。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近年还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3卷本、《当代名家精品》6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7卷本。他的作品几十次在国内外获奖。
《问世间情》再写底层疾苦
2014年5月8日，叶辛又创作出版了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上海和上海人，不仅从自己熟悉的“知青”话题上转移开了，且也不同于此前一些作家笔下描写的以亭子间、石库门为代表的老上海及老上海人的生活，而是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当下“新上海人”中的底层劳动者（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在上海打工的贵州老乡），通过探讨农民工进城后组合“临时夫妻”这一特殊现象，关注农民工进城后的情感生活，深入探讨了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浪潮中不可避免的情感变迁和生活矛盾。 这部描写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象的小说，出版短短几个月就加印好几次。叶辛介绍到，自己最早听到“临时夫妻”这个现象是1998年去广西南宁采风。所谓临时夫妻，就是一起打工的一对男女下班后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都有或是留在家乡务农或是在别的地方打工的配偶及子女。之后在与社科院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交流时，叶辛也多次听到这个话题。“这个题材很容易进小说的，十几年来我为什么不写？因为这是改革大潮中的支流，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去写这样一个支流，怎么去写？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有打工族的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关注打工族中的“临时夫妻”现象。中国妇联回应这个代表的发言说，根据统计，在2亿多打工族中，这样的临时夫妻可能不少于10万对。
“临时夫妻”虽然并非常态，但家庭是我们社会的细胞，这细胞不稳定，会影响到整个肌体的稳定。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打工群体常常只是被看作一个经济因素，而不考虑他们也是具体的人。除了吃的、住的比农村更好以外，他们也有家庭的要求、爱的要求、心灵的要求。我是逐渐想明白这个问题的。”
深切的触动，令叶辛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而投入《问世间情》的写作。“但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原先那部小说突然写不下去了，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把原来的小说停了，准备动笔写这一部。”
当叶辛确定要写“临时夫妻”这个题材的小说时，他先做的是深入生活走访体验。他在城乡结合部住了差不多一年。“小说写到的茶馆，我去坐过;写到的工厂里9块钱的盒饭，我吃过好多次;写到的老镇古街，也是我常去的。厂房里也到过，了解生产环节，一道道向工人请教工序。”有当地的朋友看了小说笑叶辛，你瞎写嘛，现在上海怎么可能还有2块钱一壶茶的茶楼。叶辛告诉朋友地方，让他自己去看，绝对真实，“就连小说里写到的茶楼黑板上的说书预告，都是我从茶馆里抄来的。我如果没有去过，绝对不敢这样写的。这些细节都来自生活的真实，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小说《问世间情》出版后，叶辛到当时生活的工厂里参加了工人们的书友会，有三个年轻工人发言。“他们说，虽然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小说把我们对感情和生活的需要写出来了。”
30多年来，叶辛以勤奋的创作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至今亦然。回顾自己的写作人生，叶辛不无感慨地讲道：“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他们的时代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每一个有追求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书写新的篇章。李白、杜甫不可能写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写清朝明朝，他们只可能写他们在唐朝的生活。而我，也只能写我真切地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不断地感受生活、不断地在生活中捕捉新意，可以说这是我创作的一个信念。”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