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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李富满颇为费了些功夫，他数日前在拉萨出差时不慎摔了一跤，摔得骨裂，他冰袋一敷就坐上回格尔木的飞机，去医院打了石膏，我们上午9点半在西格办会议室见面时，好几个人已经等在他身边，每个人都抱着厚厚一叠文件夹等着他签字。1962年2月出生的他时任西格办（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富满看起来更像是大学里的文科教授，温文尔雅，谈吐自如。他的父亲是慕生忠将军的警卫兼藏语翻译，大哥李富民是在西格办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生于1957年。他自己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西格办工作，妻子冯小青现在是西格办中学的书记，一家人都带着浓浓的格尔木印记。
“我的父亲李德寿是1928年生人，他是青海藏族，来自青海互助县，藏名是顿珠才旦，是个孤儿，自幼在草原上放羊。1950年，解放军进藏途中，慕生忠将军遇到了他，收留了他。因为他一直游走青海各地，会一些简单的汉语，加上流利的藏语，将军就留他在身边给自己做藏语翻译。时间长了，就让他做了自己的警卫。”他说起父亲和慕生忠将军的这段渊源，将军绝对是有恩于他整个家庭的最重要的人。
父亲在修完青藏公路之后，带着母亲文秀珍在格尔木安家，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是个善良温柔、美丽大方的女性。她小父亲10岁，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克东县，姥爷是建筑工人，跟着建筑队支援大西北，他在建筑队因工伤之后留在了兰州。当时，父亲到甘肃青海交界处的峡东，跟着慕生忠将军手下的干部们一起去买骆驼、马匹、粮食，顺带招人。当时后勤负责补给的一个干部介绍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母亲那时家里很穷困，姥姥就跟那位中间介绍的干部说：“给点彩礼就让他领她走吧。”于是，父亲给姥姥家几个银圆，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妻子。
李富满回顾：“我父亲从相貌上，一看就是藏族人，他对母亲很好，对子女们都很好，平时很少发脾气，宁可自己吃苦，也不让家人吃一点点苦。我印象中他少有的一次发脾气是因为有一天，母亲从西藏服务社为他带回了几毛钱一斤的江津白酒，当时母亲每个月都东拼西凑4 斤酒的票，以满足父亲喝酒的爱好。那天母亲正好在洗被子，用一只大铁皮盆洗，她喊了一声让父亲搭把手拧一下被子，当时父亲正在尝一口酒，答应得没有那么及时，两人就那么拌起嘴来，母亲生气了，把四瓶白酒扔到院子里，酒瓶子顿时碎裂四溅，父亲见状发了大脾气，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又哭又叫。”
父亲转业之后，在西格办西藏基地大修厂做后勤，母亲招工时招进大修厂里当了产业工人，在车间做车工。大修厂当年还会自己制造汽车，陈毅将军乘车到沱沱河的昆仑牌汽车，就是大修厂自己制造的，模样有点像英国产的兰德诺尔（陆虎）。家里的4个孩子里，李富满是最小的，大哥生于1957年，大姐生于1958年，二哥生于1960年。
他说：“我五六岁记事开始，就记得家里的墙很矮，墙是用泥巴和上麦草糊起来的。屋里地面就是土，大人常常要在地上洒上水后，用抹子把地拍平，客厅人走动得频繁的地方显得硬，床底下就是跟蛋糕一样松松的虚土。因为天气实在太干燥了，土都变得很松，土地与床板之间仅有10到15公分的距离。看谁家地上和着电石和煤渣，地面看着比较硬，就让人羡慕。那时候的援藏干部来格尔木，冬天老流鼻血，他们说用水泼窗帘想让屋里湿润一些，泼完第一片窗帘泼第二片时，第一片窗帘已经干了。”
像所有在格尔木西藏基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一样，他在格尔木上完了小学和中学，1981年，到西藏民族学院读了历史系，那时候他喜好文学，对西藏通史很是感兴趣，然而他还是决定放弃继续读研的选择，回到西格办工作。
关于父亲回忆的这件事情让他记忆尤其深刻：“大概1992年，父亲的单位搞集资房，没有我们家的消息，母亲让我去区里问问看，因为比父亲资历浅的都已经有了。当时，我已经在格尔木西藏基地人事处任副处长，父亲不让我去，他说谁也不用找了，共产党不会亏待我的，我们拉骆驼进藏，有多少人死在路上，很多人连婚都还没结，谁知道今天还能有房子分，我们现在有吃有喝，已经足够了。”
至于母亲，她是个利落人，不管什么时候，儿女们身上的衣服补丁都补得好好的。那些年洗澡是一年洗一次，她常常笑话说孩子们除了脸是白的，身上都是黑的。秋冬贴身穿的线衣服是用她积攒的劳保手套拆了的棉线织成的，如果把这件底衣撩起来，底下的皮肤就带着镂空的条纹黑白分明，白的是棉线衣纹印，黑的就是污垢。每年春节前，大修厂的职工浴室便敞开开放四五天，二四六男同志洗，一三五女同志洗。大家在那30 平方米左右的池子里可劲地泡，有些人甚至会连泡三天。澡堂子里水的加热方式是用水蒸气加热的。热气腾腾之中，是一些忙着搓澡的辛劳了一整年的人们。
“每次我们从澡堂子回家，母亲总是笑着说，孩子怎么一个比一个白，一个比一个漂亮。”他笑道，过年欢乐多，单位上还会通知家家户户去领烟花爆竹，每家一万响的鞭炮两盘，五千响的两盘，烟花一纸箱。拿回家后，父亲们就把鞭炮解了，让孩子们一根根放在兜里，用马粪纸搓个捻子，一根根放，另外一个兜里放糖，椰子糖一块，硬糖一块，就那么出门晃悠。“有一次，我的口袋里溅进去了火花，鞭炮在口袋里炸开了，把新衣服给炸烂了，我不敢回家，等天黑了才回去，一回去就赶紧偷偷地把衣服脱下来，叠得好好的压在枕头底下，结果还是被大人发现了，大过年的打了一顿。”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他忍不住大笑。
一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并不轻松，当时大家都很羡慕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4个孩子，光是三顿饭就够烦恼的，一周蒸两次馒头，一筐馒头转眼就吃空了。偶尔有一罐光明牌奶粉，每个孩子分食一小勺，干吃。经常连这个都还舍不得，就把奶粉放在兜里，偶尔用指头沾一点过过嘴瘾，最后还会把口袋翻过来，把上面残余的奶粉，仔仔细细地舔干净。母亲会把一杯牛奶加上水，煮成一大锅，一人一碗当水喝。全家要是能吃一次咸鸭蛋，那简直就是上等生活。
1988年，他与妻子冯小青结婚，他还记得结婚那天在八一餐厅办了俭朴的婚宴，其实就是请认识的人们吃顿饭，标准是150元到200元一桌，大概请了十桌人。普通同事随份子钱大概就是20块钱，年长的同事会送礼物，关系特别好的才给100元。当时结婚礼物清单大致如下：毛主席画像、镜子、牙膏、茶缸、脸盆、痰盂、香皂盒、笔记本、相册等，都是一些亲切家常的小物件儿。
他还记得，在西格办大院里过年的风俗，大家轮流互相串门请客吃饭，大年三十到我家，正月初一到你家，正月初二到他家，轮番做东。做东的那家会做很多菜请同事兼邻居们吃，但是菜式都差不多，大概有：小酥肉、胡萝卜凉拌粉丝、条子肉也就是扣肉、青椒皮蛋，还会凉拌一大盆菠菜，以及凉拌肘子、五香鸡翅鸡爪等。男人们喝酒一喝就是四五个小时，菜吃完了，主妇们开始给大家临时加菜，拿过来一个大白菜，切碎了加入调料。或者豆腐蒸熟了，淋上蘸料，继续吃，继续喝，直至尽兴而返。请客过后几天，常常会发现家里短少了凳子、碟子或者碗，就去别人家找，别人说不在我家啊，是不是在谁谁家，于是又找了过去，兴许凳子在下一家找着了，碗在谁家还得挨家挨户去问。那样的生活，温情又质朴，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李富满的父母先后退休后，他们打算回兰州养老，因为兰州有西藏办事处，凡事还能有个照应。当时母亲当机立断，花了4000元的积蓄买了一套干打垒的60平方米的平房。那段时间，大哥成家有了孩子，姐姐也是如此。二哥正在找对象，他大学刚毕业，没什么钱，但是提议全家集资把房子拆了重新盖，盖了个两层砖房。搬家后，老父亲老母亲开始琢磨儿女们的钱怎么还，要先还老大的还是老二的。李富满参加工作后，每个月工资是150元，赶上二哥结婚，他给了二哥1000元，算是找补一下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没出力。恰逢父母退休回内地，政策上来说可以带一个子女，在一位听说过父亲的老领导的关照下，他二哥得以从西藏运管处调到了兰州，父母后来一直由他在伺候，让其他人踏实了许多。
那位在格尔木西藏基地第一个出生的大哥李富民，与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吴英杰书记是西格办中学的同班同学，1974年，他去了林芝地区的通麦县当了3年知青，后来入伍参军，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的警侦连做警卫，负责供电安全。复员后也回到了格尔木，在格尔木西藏基地汽车三队当书记。又两年，调西藏交通运输总公司做了两年经理助理后，调到西藏经貿厅任资源部主任，两年后退休安家成都。姐姐李富琴在格尔木西藏基地的西藏运输总公司政治处任干事，后来调到了拉萨，在西藏交通厅交通设计院任工会主席，因为内风湿关节炎提前退休。二哥李富平后来一直在甘肃省运管局兰州运管处工作。李富满自己，一直在西格办工作。从团委劳资科政治部干事，经过一次机构改革转成政工人事处副处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一度在北京办事处做接待处工作，后来又回到格尔木，在西格办经管联处工作了一年，直到现在任西格办藏青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他说：“我刚到西格办时的老领导杨书记对我影响很深，老头子下了班，吃了饭，自己扛一只铁锹，就在大院子里转来转去，这里平平地，那里收拾收拾树叶。我在担任处长之前，大院里的人们都叫我满子，很亲切，算是个人缘不错的人。我在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就像是家了，即便退休后也许会回到内地，但格尔木西格办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