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乔纳森·斯威夫特发表于1722年的《埃比尼泽·艾利森的临终演说》，作为打破“沉默的十年”重出文坛的关键文本，鲜少得到学界关注。实际上，该文不仅因文类戏仿与游戏精神之特质可视为“比克斯塔夫系列文章”的延续，更因对后续经典如《游记》《布商的信》的直接启发而在评估斯威夫特书写重心之“爱尔兰转向”时富于意义。通过文本对读，不难发现在“模仿”、“双重叙事”、“复生”等叙事结构背面，一则隐匿着斯威夫特对“道德代理型”社群秩序的讽拟，二则凸显着其对“英-爱”国族二重关系的深重忧思。
关键词：斯威夫特;戏仿;《艾利森的临终演说》;爱尔兰转向;秩序;
Abstract： In 1722， after about ten-year’s reticence， Jonathan Swift published a tract called The Last Speech and Dying Words of Ebenezor Ellison. Academia has not paid due attentions to the abovementioned text which by its characteristic Swiftian parody and l’esprit du jeu， could be regarded as a noteworthy sequel of Bickerstaff hoax that happened a decade ago. Furthermore， The Last Speech， thanks to its profound evocation of afterwards works like The Drapier’s Letters and The Gulliver’s Travels， is historically meaningful to Swiftian study when we appreciate the Irish Turn of Swift’s writings. By close reading， and by seeing through the apparent narrative structures such as parodies， dual narrative and rebirth narrative， we shall detect Swift’s intricate ironies for the so-called moral-agented social order and his deep concerns over the bilateral sovereig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and and Ireland.
Key words： Jonathan Swift; parody; The Last Speech of Ebenezor Ellison; the Irish Turn; order
1722年4月25日，都柏林臭名昭著的匪首埃比尼澤·艾利斯顿（Ebenezor Elliston）在逃匿两年后，于克伦梅尔（Clonmell）被捕并被遣送回都柏林受审。此君两年前在一起团伙入室盗窃案中因转作“污点证人”，不仅免于刑罚，且接受褒奖表彰，此后却重操旧业，罪案累累。此事于彼时引起不小骚动，多家地方报纸争相报导（Mayhew 294-295）。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案件审理极为顺利，艾利斯顿被判处绞刑，定于7日后执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盗落网一事在社群舆论的渲染之下自然引起了蛰居都柏林的斯威夫特的注意。我们知道，死刑围观作为欧洲中世纪以来普遍的城市文化景观，一则涵括市政当局教化、规训民众的政治、宗教动机;二则可作为市民阶层狂欢意识和游戏精神的反叛出口与减压阀。这样，人数众多、阶层交错的死刑场或可视为便利各类权力话语操演的临时政治空间（列斐伏尔 47-52）。并且，死刑围观在现代早期的不列颠俨然发展出一套规整的仪式，有诸般程序及章则;而临终犯人在行刑牧师的“指导下”——这种指导多数情况下都衍化为牧师代笔——写作宗教忏悔意味极浓的“临终讲演”便是其中主要的一条。
一、二维叙事与死亡游戏
不言而喻，艾利斯顿5月2日的绞刑定然是都柏林全城瞩目之事。巧合的是，艾利斯顿临终讲演的出版商正是与斯威夫特过从甚密的约翰·哈丁（John Harding），不难想见正是在看过仍未刊发的艾利斯顿与监牢牧师“合著”之《埃比尼泽·艾利斯顿对此瞬息人世的告别》（The Last Farewell of Elliston to This Transitory World， 1722，后文简称《告别》）样稿后，颇有“愚人节情结”与“游戏精神”的斯威夫特于两日内挥笔写就《埃比尼泽·艾利森①的临终演说》（The Last Speech and Dying Words of Ebenezor Ellison， 1722，后文简称《演说》）。从标题的讽拟上，明眼人一望而知其同14年前“比克斯塔夫占星闹剧”（Bickerstaff hoax）的互文性质，死亡游戏和文类戏仿的闹剧之幕再次徐徐打开（历伟 22-32）。有趣的是，较“占星闹剧”更为复杂，且为了使其富于噱头，应是斯威夫特授意下，哈丁在其名下报刊《哈丁的公正报导》（Harding’s Impartial News-Letter）4月28日版特地刊登广告一则如下：
埃比尼泽·艾利斯顿那真实的且于公众颇有裨益之“临终演讲”将指定由本报印刷商承印，其余印商无权染指。给出此通告乃是为了让市民不被其他借机仿冒出版“埃比尼泽·艾利斯顿临终遗言”者有机可乘，尤须提防某来自蒙特拉斯街（Montrath Street）的菲茨杰拉德，此君专以盗印文章欺瞒公众为业。（转引自Mayhew 295-296） 如此一来，《告别》作为艾利斯顿自述的“蓝文本”（Hypotext），其真实性便被“承文本”（Hypertext）《演说》所分有（Genette 3-6），而通過对文本间性权力差异的解构，斯威夫特率先为戏仿文本的“可信度”取得“合法”身份。因而，在两文面世的4月28日和29日直至5月2日行刑前宣读《告别》这段时间内，聚焦此事的读者及市民将被悬置于真假莫辨的疑云之内。
如前所述，彼时出版的“临终演说”多充斥着犯人临刑前的恶行悔过与宗教劝诫，加诸不乏牧师代笔成分，故离借死囚之口布道实则相去不远。一般无二，署名“埃比尼泽·艾利斯顿口述与监狱牧师乔治·德里”的《告别》，开篇即涌现极为浓厚的审判氛围与救赎意味：“我是将死之人，不久便要去见我的造物主。届时，记录我一切罪孽（Sins）的‘记忆之书’（Book of Remembrance）将会在我面前展开;但是我信靠我主，他那纯洁的羔羊之血定将圣洁地刷洗我的罪孽”（Swift， Parodies 607）。宗教术语的绵密重复织造出浓郁的宗教奇喻效果，加诸精巧的“心理氛围”写法，文本显而易见地暴露了作者身份的可疑之处。相较之下，《演说》开篇第一句，斯威夫特的叙事者“我”反而巧妙地遣用“将要遭受”（to suffer）此一被动词态断然质疑个人罪行（Crimes）与上帝裁决之间的逻辑自洽。此举不仅将“罪孽”与“罪行”悄然替换，更把宗教审判的绝对权威降格至与世俗政治强力（Law of God and My Country）并置之次序（205）。不仅如此，“我”干脆还声明：“知道落此下场的死囚都会照老例被‘安排’个演说（made for them），他们上刑场时还得听在耳里。依我看，这些演说根本虚伪荒诞，就算干我们这行的多是不知廉耻的文盲，也知道这种狗屁不通的假冒演说要让那个走向绞刑架的人蒙羞哩”（205）。
似是为了“坐实”蓝文本的“仿冒”性质与虚假成分，针对《告别》虽有自夸成分却基本属实的“出身自述”（608），斯威夫特笔下的“艾利森”进一步“抱怨”：“那些演说不仅捏造了我们的出身与背景、伏法的罪状，还臆造我们真诚的悔过，宣告我们的信仰”（205）。须特别指出，艾利斯顿在《告别》中坦白乃是在运送赃物马匹返回都柏林时被捕（608-609）;且艾利斯顿受审时，都柏林地方报《瓦莱通讯》（Whalley’s News-Letter）已明确公布其罪名为“盗马罪”（转引自Mayhew 294）。事项如此，斯威夫特笔下的“艾利森”仍旧因两年前已被官府宽恕的盗窃罪受刑，多少难以自圆其说，且对好事者而言戏仿文本所倚重的“真实性”（bona fides）便大打折扣。但微妙之处便在于，斯威夫特此处“捏造”、“臆造”等倒打一耙的“抱怨”不仅再一次消解蓝文本的可靠性，而且令本以为掌握真相的好事者如坠云雾，更不乏指刺彼时官府腐败无能之意：还有什么比罪名相同而判决却大相径庭这类“二次审判”对所谓的司法公正更具讽刺意味呢？
这样，通过文类戏仿与意涵颠覆，斯威夫特的叙事者将《告别》那乏味俗套且不甚诚恳的说教者“转换”为更贴近公众想象的死不悔改的恶盗形象，进而拆离了代笔者德里与艾利斯顿杂糅的二重叙事。此举祛散了蓝文本虚设的宗教救赎意味，揶揄了监牢牧师德里例行公事般的越俎代庖，同时也将主旨挪移至法律审判，从而使公众对5月2日艾利斯顿刑场表现的心理期待拉高阈值。毕竟不知悔改的恶匪竟以多重身份、不同形象跻身数个文本，近乎同时跃入都柏林读者群中，着实令闹剧观者难辨真伪。死亡判决的笃定无疑与死者身份的重叠莫辨结构出悬念丛生的剧场效应，而观众的疑虑和好奇心理则被悬置在行刑前短短的3日之内持续发酵——这不禁又让人想起14年前斯威夫特假占星术士比克斯塔夫之口所做的骇人听闻之“死亡预测”，搅得伦敦甚嚣尘上，惹全城千万笨伯将信将疑，不辞辛劳前去稽核各条预言是否确证。因此，从“文类戏仿”和“游戏精神”两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妨将《演说》视为“比克斯塔夫系列文章”的延续。
二、双重身份与道德代理
但要指出，该案之所以于彼时都柏林搅动风潮，与匪首艾利斯顿两年前出任“污点证人”协助治安官端掉自家团伙不无关联。原来，艾利斯顿于1719年圣米迦勒节便曾因入室盗窃罪被收监但因证据不足无罪开释;其后他便于1720年3月赴值季法庭（Quarter-Sessions）坦诚认罪并指认其余团伙。此举不仅使其免受刑罚、赢得奖金，还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犯罪克星”。吉尔伯特教授所编撰的《都柏林古代纪事志》（Calendar of Ancient Records of Dublin）录有艾利斯顿“洗白”一事，并描摹其“邀功”嘴脸：“兹有埃比尼泽·艾利斯顿，因侦获（detecting）多起盗窃行为并起诉违犯者，使受害者宽于忧患而对维护公共安全颇有犬马之劳。今提请（ordered）司库应遵照市长令书，拨款10英镑，作为检举并致使恶名昭彰犯人服罪正法之奖赏”（Gilbert， Calendar 130）。不知该段是否为文书逐字听写，但从其择用“侦获”与“提请”两词之语气来看，不难想见揭发同党后的艾利斯顿不仅没有因作“污点证人”而收敛，反而表现出一副“赏金猎手”的正义情态。
此外，艾利斯顿将“盗匪”与“证人”双重身份戏剧化翻转之手腕亦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坦诚罪行时，艾利斯顿供认自己曾经参与超过24起抢劫案，并愿意揭发其他4个帮派;更指出不乏本市缙绅要人子弟共谋其间，但又对个中细节讳莫如深。如此“操作”不可不谓老谋深算，不论出于对团伙其余成员报复的反制，抑或出于对官府的制衡或勒索，艾利斯顿指涉的那份或是虚构的“秘密名单”对仍旧逍遥法外的盗匪以及家中恰巧有不肖子孙的达官贵人都形成了真切的心理震慑。颇为戏剧性的是，虚构不存在的“死亡”名单恰巧又是斯威夫特“文学游戏”的拿手好戏：斯威夫特“曝光”于《闲话报》（Tatler）1709年第68期的一篇虚构名单，便曾“警示”过伦敦名望之士的违法犯罪行为（Steele & Addison 148）。《演说》同样不惜笔墨地传达“警示”信息： 我有一份名单，上头写着我所有邪恶同伙的姓名以及他们藏身的贼穴，更简述了每人所犯的罪行，那些罪行我要么是共犯要么就曾听他们自己说过。我还把那些替我們“钓鱼”（Setters）的同谋也记在上头，更把我们经常办案的地点以及收赃人也都统统记下。我已经把这份名录托予一位诚实人士——实际上他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称得上正直的，我嘱咐此事于他，他亦郑重承诺我：一旦他听闻任何抢劫案件，就立即查对名单，如果犯案者名列其上就将整份名单交与官府。（Swift， Parodies 207）
我们难以推断虚构名单及其“连坐制度”的实际效力。毕竟与《演说》形成对照，艾利斯顿在牧师德里参与较少的《告别》中段部分颇有“义气”地表示：“无意公布同伙的姓名，只愿将他们交与仁慈的上帝，希望上帝某天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与愚行，而在一切太迟之前能回头是岸”（Swift， Parodies 608），因此不乏替同伙开脱罪名的嫌隙（609）。这样一来，彼时读者——包括逍遥法外的罪犯在面对两个文本时又是疑窦丛生：是否真的有名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怀案在身的盗匪和为非作歹的纨绔子弟在5月2日真正的临刑演说宣读之前，必将不得安宁。其人忧虑情形离斯威夫特所述不差：整日有“无名之物”悬于颈上，夜里须与妓女和同伙醉生梦死，白昼行于街市又因带着一副显而易见的“惊惶多疑而痉挛扭曲的面孔，时常突然掉头潜行到小巷里去”（208）。梅修教授据此指出《演说》的文本结构动机和“犯罪心理分析笔触”针对的是艾利斯顿的身份翻转手段和心理震慑策略（Mayhew 294）。梅文论断不无道理，但笔者以为《演说》机锋的关键指向更在于斯威夫特对政府“污点证人”和告密行为等绥靖政策之效用与后果的反思上。
要知道，饱经宦海沉浮的斯威夫特平生最痛恨的一件事便是告密。而彼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面和云谲波诡的党争形态使密探和告密营生不仅极为兴盛，还以“渗透至权力的毛细血管”之态下行迁移至日常生活（Harrington 175）。②不仅上层生活中仆从偷窥、窃听主人，为一己私利告发、泄密，临庭指控、作伪证之事时有发生（Stone， Divorce 223-228; Stone， Unions 384-403）——斯威夫特为此还特地写了本《仆从指南》（Direction to Servants， 1745）揪出门户之中的害群之马“告密者”（Tell-tale）痛讽一番（Swift， Directions 15），中下阶层自发形成的功利主义“道德经济学”亦持续发酵出专以检举他人违法悖德行为以获取酬劳的“职业告密人”（Thompson 207-212）。当然，这一方面反映着彼时不列颠宗教伦理控制松弛，群治秩序紊乱的不争事实（Quinlan 203;傅克斯 209-255）。③但如笛福所论：“上等人将贫民对号入座并视为德行败坏之源头，是目下最不公不义之事……移风易俗社所拟定的条律不过是‘蛛网法则’——网住蚊蝇，‘大块头们’却穿梭而过”（Defoe 8-27）。由上层领导的“移风易俗运动”仅把罪恶渊藪归咎中下阶层，毫无作法自毙姿态，自然不能服众。不仅如此，其人倡议的“监视与检举”群治模式不仅衍生出以经济目的为指归的“道德警察”，还不免致发监控-疏离型社群关系及道德物化等诸般恶果（Dabhoiwala 305）。
而且，1714年英格兰政治地震后，辉格党随即着手追诉前托利内阁要人;身为前朝喉舌的斯威夫特虽被“贬逐”至爱尔兰都柏林，但仍不免于“清算”的波及。这表现在其信件屡遭密探拦截私拆一事上（Ball， Correspondence Vol. 2 283），不得不藏匿文件的斯威夫特愤懑地将职业告密者的劣行嗤为“生意”（Williams 137）。大约撰于彼时的两篇布道文《论作伪证》（“On False Witness”）与《论行善》（“Doing Good”）更将罔顾良心和事实出于肮脏私利（filthy Lucre）举报邻里之徒归出8类，进而渲染背叛与监视之下人人自危乃至“道路以目”的恐怖情境（Swift， Irish Tracts 181）。不难指出，斯威夫特对告密者的厌恶更直接影响了1720年代他对《游记》的构思——其在《游记》中遂将告密行径及社群监视的道德恶果表现得淋漓尽致（斯威夫特 48-49;160-160）。④
须指出，艾利斯顿以“告密者”翻身为“道德警察”后不久便又继续“监守自盗”的贼匪生涯，此事足以见得官府欲用“污点证人”等绥靖手段“招安”恶匪的政策是失败的。或出于此，斯威夫特在《演说》中特地借艾利森之口指出彼时死囚采用的一类逃生伎俩——在受绞刑后由同伙尽快取下“尸体”运往最近的酒馆，切开颈静脉放血并注酒，便偶有“复生”之奇效（Gilbert， History 271-273）。⑤死里逃生并“转换身份”的死囚大致都如艾利斯顿般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但盗贼们于自然人及法人之间两个身体（身份）⑥的巧妙转换不过是对政府群治政策的二度讽刺。毕竟，社群秩序方面以邻里监察、检举告发及其赏金制度“代理”道德律令与宗教虔敬的直接恶果正是德行的节节败退。
三、爱尔兰的“织工”与“布商”
因之须指出，又是在身份游戏与叙事策略上斯威夫特续接了“比克斯塔夫闹剧”的机巧结构。但事过境迁，无论就不列颠18世纪20年代大环境而言，还是彼时斯威夫特个人遭遇来论，其相较1708年都判然有别。时局的移换集中体现在案件的核心问题上：出身优渥的熟练织工艾利斯顿何以由小康之家堕向亡命贼匪呢？因据《告别》自述，艾利斯顿双亲皆是都柏林市颇有名号之人（so well-known），且留有丰厚家业，他本可衣食无忧地终老此生（Swift， Parodies 608）。另引《瓦莱通讯》1720年3月5日的审判报导，艾利斯顿甚至还带有学徒。艾利斯顿似也没想通自己位列中产阶层且身为师范却为何不愿“安居乐业”，还带领学徒落草为寇，于是在牧师使意之下便囫囵吞枣地归结为“缺乏上帝的眷顾”与“魔鬼的勾引”（608-609）。
关键词：斯威夫特;戏仿;《艾利森的临终演说》;爱尔兰转向;秩序;
Abstract： In 1722， after about ten-year’s reticence， Jonathan Swift published a tract called The Last Speech and Dying Words of Ebenezor Ellison. Academia has not paid due attentions to the abovementioned text which by its characteristic Swiftian parody and l’esprit du jeu， could be regarded as a noteworthy sequel of Bickerstaff hoax that happened a decade ago. Furthermore， The Last Speech， thanks to its profound evocation of afterwards works like The Drapier’s Letters and The Gulliver’s Travels， is historically meaningful to Swiftian study when we appreciate the Irish Turn of Swift’s writings. By close reading， and by seeing through the apparent narrative structures such as parodies， dual narrative and rebirth narrative， we shall detect Swift’s intricate ironies for the so-called moral-agented social order and his deep concerns over the bilateral sovereig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and and Ireland.
Key words： Jonathan Swift; parody; The Last Speech of Ebenezor Ellison; the Irish Turn; order
1722年4月25日，都柏林臭名昭著的匪首埃比尼澤·艾利斯顿（Ebenezor Elliston）在逃匿两年后，于克伦梅尔（Clonmell）被捕并被遣送回都柏林受审。此君两年前在一起团伙入室盗窃案中因转作“污点证人”，不仅免于刑罚，且接受褒奖表彰，此后却重操旧业，罪案累累。此事于彼时引起不小骚动，多家地方报纸争相报导（Mayhew 294-295）。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案件审理极为顺利，艾利斯顿被判处绞刑，定于7日后执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盗落网一事在社群舆论的渲染之下自然引起了蛰居都柏林的斯威夫特的注意。我们知道，死刑围观作为欧洲中世纪以来普遍的城市文化景观，一则涵括市政当局教化、规训民众的政治、宗教动机;二则可作为市民阶层狂欢意识和游戏精神的反叛出口与减压阀。这样，人数众多、阶层交错的死刑场或可视为便利各类权力话语操演的临时政治空间（列斐伏尔 47-52）。并且，死刑围观在现代早期的不列颠俨然发展出一套规整的仪式，有诸般程序及章则;而临终犯人在行刑牧师的“指导下”——这种指导多数情况下都衍化为牧师代笔——写作宗教忏悔意味极浓的“临终讲演”便是其中主要的一条。
一、二维叙事与死亡游戏
不言而喻，艾利斯顿5月2日的绞刑定然是都柏林全城瞩目之事。巧合的是，艾利斯顿临终讲演的出版商正是与斯威夫特过从甚密的约翰·哈丁（John Harding），不难想见正是在看过仍未刊发的艾利斯顿与监牢牧师“合著”之《埃比尼泽·艾利斯顿对此瞬息人世的告别》（The Last Farewell of Elliston to This Transitory World， 1722，后文简称《告别》）样稿后，颇有“愚人节情结”与“游戏精神”的斯威夫特于两日内挥笔写就《埃比尼泽·艾利森①的临终演说》（The Last Speech and Dying Words of Ebenezor Ellison， 1722，后文简称《演说》）。从标题的讽拟上，明眼人一望而知其同14年前“比克斯塔夫占星闹剧”（Bickerstaff hoax）的互文性质，死亡游戏和文类戏仿的闹剧之幕再次徐徐打开（历伟 22-32）。有趣的是，较“占星闹剧”更为复杂，且为了使其富于噱头，应是斯威夫特授意下，哈丁在其名下报刊《哈丁的公正报导》（Harding’s Impartial News-Letter）4月28日版特地刊登广告一则如下：
埃比尼泽·艾利斯顿那真实的且于公众颇有裨益之“临终演讲”将指定由本报印刷商承印，其余印商无权染指。给出此通告乃是为了让市民不被其他借机仿冒出版“埃比尼泽·艾利斯顿临终遗言”者有机可乘，尤须提防某来自蒙特拉斯街（Montrath Street）的菲茨杰拉德，此君专以盗印文章欺瞒公众为业。（转引自Mayhew 295-296） 如此一来，《告别》作为艾利斯顿自述的“蓝文本”（Hypotext），其真实性便被“承文本”（Hypertext）《演说》所分有（Genette 3-6），而通過对文本间性权力差异的解构，斯威夫特率先为戏仿文本的“可信度”取得“合法”身份。因而，在两文面世的4月28日和29日直至5月2日行刑前宣读《告别》这段时间内，聚焦此事的读者及市民将被悬置于真假莫辨的疑云之内。
如前所述，彼时出版的“临终演说”多充斥着犯人临刑前的恶行悔过与宗教劝诫，加诸不乏牧师代笔成分，故离借死囚之口布道实则相去不远。一般无二，署名“埃比尼泽·艾利斯顿口述与监狱牧师乔治·德里”的《告别》，开篇即涌现极为浓厚的审判氛围与救赎意味：“我是将死之人，不久便要去见我的造物主。届时，记录我一切罪孽（Sins）的‘记忆之书’（Book of Remembrance）将会在我面前展开;但是我信靠我主，他那纯洁的羔羊之血定将圣洁地刷洗我的罪孽”（Swift， Parodies 607）。宗教术语的绵密重复织造出浓郁的宗教奇喻效果，加诸精巧的“心理氛围”写法，文本显而易见地暴露了作者身份的可疑之处。相较之下，《演说》开篇第一句，斯威夫特的叙事者“我”反而巧妙地遣用“将要遭受”（to suffer）此一被动词态断然质疑个人罪行（Crimes）与上帝裁决之间的逻辑自洽。此举不仅将“罪孽”与“罪行”悄然替换，更把宗教审判的绝对权威降格至与世俗政治强力（Law of God and My Country）并置之次序（205）。不仅如此，“我”干脆还声明：“知道落此下场的死囚都会照老例被‘安排’个演说（made for them），他们上刑场时还得听在耳里。依我看，这些演说根本虚伪荒诞，就算干我们这行的多是不知廉耻的文盲，也知道这种狗屁不通的假冒演说要让那个走向绞刑架的人蒙羞哩”（205）。
似是为了“坐实”蓝文本的“仿冒”性质与虚假成分，针对《告别》虽有自夸成分却基本属实的“出身自述”（608），斯威夫特笔下的“艾利森”进一步“抱怨”：“那些演说不仅捏造了我们的出身与背景、伏法的罪状，还臆造我们真诚的悔过，宣告我们的信仰”（205）。须特别指出，艾利斯顿在《告别》中坦白乃是在运送赃物马匹返回都柏林时被捕（608-609）;且艾利斯顿受审时，都柏林地方报《瓦莱通讯》（Whalley’s News-Letter）已明确公布其罪名为“盗马罪”（转引自Mayhew 294）。事项如此，斯威夫特笔下的“艾利森”仍旧因两年前已被官府宽恕的盗窃罪受刑，多少难以自圆其说，且对好事者而言戏仿文本所倚重的“真实性”（bona fides）便大打折扣。但微妙之处便在于，斯威夫特此处“捏造”、“臆造”等倒打一耙的“抱怨”不仅再一次消解蓝文本的可靠性，而且令本以为掌握真相的好事者如坠云雾，更不乏指刺彼时官府腐败无能之意：还有什么比罪名相同而判决却大相径庭这类“二次审判”对所谓的司法公正更具讽刺意味呢？
这样，通过文类戏仿与意涵颠覆，斯威夫特的叙事者将《告别》那乏味俗套且不甚诚恳的说教者“转换”为更贴近公众想象的死不悔改的恶盗形象，进而拆离了代笔者德里与艾利斯顿杂糅的二重叙事。此举祛散了蓝文本虚设的宗教救赎意味，揶揄了监牢牧师德里例行公事般的越俎代庖，同时也将主旨挪移至法律审判，从而使公众对5月2日艾利斯顿刑场表现的心理期待拉高阈值。毕竟不知悔改的恶匪竟以多重身份、不同形象跻身数个文本，近乎同时跃入都柏林读者群中，着实令闹剧观者难辨真伪。死亡判决的笃定无疑与死者身份的重叠莫辨结构出悬念丛生的剧场效应，而观众的疑虑和好奇心理则被悬置在行刑前短短的3日之内持续发酵——这不禁又让人想起14年前斯威夫特假占星术士比克斯塔夫之口所做的骇人听闻之“死亡预测”，搅得伦敦甚嚣尘上，惹全城千万笨伯将信将疑，不辞辛劳前去稽核各条预言是否确证。因此，从“文类戏仿”和“游戏精神”两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妨将《演说》视为“比克斯塔夫系列文章”的延续。
二、双重身份与道德代理
但要指出，该案之所以于彼时都柏林搅动风潮，与匪首艾利斯顿两年前出任“污点证人”协助治安官端掉自家团伙不无关联。原来，艾利斯顿于1719年圣米迦勒节便曾因入室盗窃罪被收监但因证据不足无罪开释;其后他便于1720年3月赴值季法庭（Quarter-Sessions）坦诚认罪并指认其余团伙。此举不仅使其免受刑罚、赢得奖金，还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犯罪克星”。吉尔伯特教授所编撰的《都柏林古代纪事志》（Calendar of Ancient Records of Dublin）录有艾利斯顿“洗白”一事，并描摹其“邀功”嘴脸：“兹有埃比尼泽·艾利斯顿，因侦获（detecting）多起盗窃行为并起诉违犯者，使受害者宽于忧患而对维护公共安全颇有犬马之劳。今提请（ordered）司库应遵照市长令书，拨款10英镑，作为检举并致使恶名昭彰犯人服罪正法之奖赏”（Gilbert， Calendar 130）。不知该段是否为文书逐字听写，但从其择用“侦获”与“提请”两词之语气来看，不难想见揭发同党后的艾利斯顿不仅没有因作“污点证人”而收敛，反而表现出一副“赏金猎手”的正义情态。
此外，艾利斯顿将“盗匪”与“证人”双重身份戏剧化翻转之手腕亦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坦诚罪行时，艾利斯顿供认自己曾经参与超过24起抢劫案，并愿意揭发其他4个帮派;更指出不乏本市缙绅要人子弟共谋其间，但又对个中细节讳莫如深。如此“操作”不可不谓老谋深算，不论出于对团伙其余成员报复的反制，抑或出于对官府的制衡或勒索，艾利斯顿指涉的那份或是虚构的“秘密名单”对仍旧逍遥法外的盗匪以及家中恰巧有不肖子孙的达官贵人都形成了真切的心理震慑。颇为戏剧性的是，虚构不存在的“死亡”名单恰巧又是斯威夫特“文学游戏”的拿手好戏：斯威夫特“曝光”于《闲话报》（Tatler）1709年第68期的一篇虚构名单，便曾“警示”过伦敦名望之士的违法犯罪行为（Steele & Addison 148）。《演说》同样不惜笔墨地传达“警示”信息： 我有一份名单，上头写着我所有邪恶同伙的姓名以及他们藏身的贼穴，更简述了每人所犯的罪行，那些罪行我要么是共犯要么就曾听他们自己说过。我还把那些替我們“钓鱼”（Setters）的同谋也记在上头，更把我们经常办案的地点以及收赃人也都统统记下。我已经把这份名录托予一位诚实人士——实际上他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称得上正直的，我嘱咐此事于他，他亦郑重承诺我：一旦他听闻任何抢劫案件，就立即查对名单，如果犯案者名列其上就将整份名单交与官府。（Swift， Parodies 207）
我们难以推断虚构名单及其“连坐制度”的实际效力。毕竟与《演说》形成对照，艾利斯顿在牧师德里参与较少的《告别》中段部分颇有“义气”地表示：“无意公布同伙的姓名，只愿将他们交与仁慈的上帝，希望上帝某天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与愚行，而在一切太迟之前能回头是岸”（Swift， Parodies 608），因此不乏替同伙开脱罪名的嫌隙（609）。这样一来，彼时读者——包括逍遥法外的罪犯在面对两个文本时又是疑窦丛生：是否真的有名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怀案在身的盗匪和为非作歹的纨绔子弟在5月2日真正的临刑演说宣读之前，必将不得安宁。其人忧虑情形离斯威夫特所述不差：整日有“无名之物”悬于颈上，夜里须与妓女和同伙醉生梦死，白昼行于街市又因带着一副显而易见的“惊惶多疑而痉挛扭曲的面孔，时常突然掉头潜行到小巷里去”（208）。梅修教授据此指出《演说》的文本结构动机和“犯罪心理分析笔触”针对的是艾利斯顿的身份翻转手段和心理震慑策略（Mayhew 294）。梅文论断不无道理，但笔者以为《演说》机锋的关键指向更在于斯威夫特对政府“污点证人”和告密行为等绥靖政策之效用与后果的反思上。
要知道，饱经宦海沉浮的斯威夫特平生最痛恨的一件事便是告密。而彼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面和云谲波诡的党争形态使密探和告密营生不仅极为兴盛，还以“渗透至权力的毛细血管”之态下行迁移至日常生活（Harrington 175）。②不仅上层生活中仆从偷窥、窃听主人，为一己私利告发、泄密，临庭指控、作伪证之事时有发生（Stone， Divorce 223-228; Stone， Unions 384-403）——斯威夫特为此还特地写了本《仆从指南》（Direction to Servants， 1745）揪出门户之中的害群之马“告密者”（Tell-tale）痛讽一番（Swift， Directions 15），中下阶层自发形成的功利主义“道德经济学”亦持续发酵出专以检举他人违法悖德行为以获取酬劳的“职业告密人”（Thompson 207-212）。当然，这一方面反映着彼时不列颠宗教伦理控制松弛，群治秩序紊乱的不争事实（Quinlan 203;傅克斯 209-255）。③但如笛福所论：“上等人将贫民对号入座并视为德行败坏之源头，是目下最不公不义之事……移风易俗社所拟定的条律不过是‘蛛网法则’——网住蚊蝇，‘大块头们’却穿梭而过”（Defoe 8-27）。由上层领导的“移风易俗运动”仅把罪恶渊藪归咎中下阶层，毫无作法自毙姿态，自然不能服众。不仅如此，其人倡议的“监视与检举”群治模式不仅衍生出以经济目的为指归的“道德警察”，还不免致发监控-疏离型社群关系及道德物化等诸般恶果（Dabhoiwala 305）。
而且，1714年英格兰政治地震后，辉格党随即着手追诉前托利内阁要人;身为前朝喉舌的斯威夫特虽被“贬逐”至爱尔兰都柏林，但仍不免于“清算”的波及。这表现在其信件屡遭密探拦截私拆一事上（Ball， Correspondence Vol. 2 283），不得不藏匿文件的斯威夫特愤懑地将职业告密者的劣行嗤为“生意”（Williams 137）。大约撰于彼时的两篇布道文《论作伪证》（“On False Witness”）与《论行善》（“Doing Good”）更将罔顾良心和事实出于肮脏私利（filthy Lucre）举报邻里之徒归出8类，进而渲染背叛与监视之下人人自危乃至“道路以目”的恐怖情境（Swift， Irish Tracts 181）。不难指出，斯威夫特对告密者的厌恶更直接影响了1720年代他对《游记》的构思——其在《游记》中遂将告密行径及社群监视的道德恶果表现得淋漓尽致（斯威夫特 48-49;160-160）。④
须指出，艾利斯顿以“告密者”翻身为“道德警察”后不久便又继续“监守自盗”的贼匪生涯，此事足以见得官府欲用“污点证人”等绥靖手段“招安”恶匪的政策是失败的。或出于此，斯威夫特在《演说》中特地借艾利森之口指出彼时死囚采用的一类逃生伎俩——在受绞刑后由同伙尽快取下“尸体”运往最近的酒馆，切开颈静脉放血并注酒，便偶有“复生”之奇效（Gilbert， History 271-273）。⑤死里逃生并“转换身份”的死囚大致都如艾利斯顿般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但盗贼们于自然人及法人之间两个身体（身份）⑥的巧妙转换不过是对政府群治政策的二度讽刺。毕竟，社群秩序方面以邻里监察、检举告发及其赏金制度“代理”道德律令与宗教虔敬的直接恶果正是德行的节节败退。
三、爱尔兰的“织工”与“布商”
因之须指出，又是在身份游戏与叙事策略上斯威夫特续接了“比克斯塔夫闹剧”的机巧结构。但事过境迁，无论就不列颠18世纪20年代大环境而言，还是彼时斯威夫特个人遭遇来论，其相较1708年都判然有别。时局的移换集中体现在案件的核心问题上：出身优渥的熟练织工艾利斯顿何以由小康之家堕向亡命贼匪呢？因据《告别》自述，艾利斯顿双亲皆是都柏林市颇有名号之人（so well-known），且留有丰厚家业，他本可衣食无忧地终老此生（Swift， Parodies 608）。另引《瓦莱通讯》1720年3月5日的审判报导，艾利斯顿甚至还带有学徒。艾利斯顿似也没想通自己位列中产阶层且身为师范却为何不愿“安居乐业”，还带领学徒落草为寇，于是在牧师使意之下便囫囵吞枣地归结为“缺乏上帝的眷顾”与“魔鬼的勾引”（608-609）。